盤點那些“無法翻譯的怪病”
2020年07月12日10:01

  來源:果殼

  席捲新加坡的“縮陽”病

  “不要害怕Koro!”1967年11月7日,新加坡的《海峽時報》在頭條大聲疾呼。在那之前幾天,一種奇特的現象席捲了整個新加坡。有數千名男子認為自己患了“縮陽”病,他們極端焦慮,認為自己的陰莖正在萎縮,並相信自己最終會因此死去。

1967年新加坡報紙相關報導。圖片來源:mothership.sg
1967年新加坡報紙相關報導。圖片來源:mothership.sg

  群體性癔症很快蔓延開來。男人們拚命想保住自己的生殖器,用手上的一切東西把它給紮起來——橡皮筋、晾衣夾和繩子都用上了。當地的無恥庸醫也趁機發財,開始推薦各種注射劑和傳統療法。

  街頭謠傳,男性陰莖突然萎縮是因為他們吃了某些東西。當地人的懷疑集中到了豬肉上,在這之前新加坡政府曾強製農場給豬接種豬瘟疫苗。民間傳言,吃了打過豬瘟疫苗的豬肉,就會染上Koro病。流言之下,豬肉銷量一落千丈。

  公共衛生官員努力闢謠以遏止癔症的爆發,解釋說癔症的原因只是“心理恐懼”,但他們的努力並不奏效,後來仍有超過500人到公立醫院去求診。

一個害怕Koro病而用夾子將自己生殖器夾住的男性。圖片來源: Koro Study Team。 (1969)。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Singapore Med J, 10, 234-42。
一個害怕Koro病而用夾子將自己生殖器夾住的男性。圖片來源: Koro Study Team。 (1969)。 The koro “epidemic” in Singapore。 Singapore Med J, 10, 234-42。

  你可能想像不到,對失去陰莖的恐懼有多普遍。它在東南亞就相當常見,甚至有了一個名字叫“koro”——其源頭可能是爪哇語中代表“烏龜”的詞,表示烏龜把頭縮進龜殼的樣子。

  Koro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最近的一次爆發時間比你想像的更近——2015年的印度東部,當時癔症感染了57人,甚至包括8名婦女,她們的癔症表現是害怕自己的乳頭往身體里退縮。

  Koro被認為是一種“文化依存綜合徵”(culture-bound syndrome),也就是只在某些社會出現的精神疾病。過去幾十年中,像這樣“無法翻譯”的失調只被當成一種奇觀來研究,它們似乎只存在於世界上的某些角落,那裡的民眾愚昧無知,才會臆想出種種怪病。

  而另一方面,源自西方的精神疾病卻被視為普遍現象——每一種疾病都是“貨真價實”的,都可以在美國精神病學的聖經《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簡稱DSM)的神聖書頁中找到。

  但到了今天,科學家們越來越意識到,真相併非如此。

  韓國已婚婦女,會得“憤恨親族病”

  在海地中部的高原地區,人們常常會生“reflechi twòp”病,意思是“想得太多病”,患者沉湎於自己的心事,最後連家門都出不了。

  在韓國,有一種叫“Hwa-byung”的心病,大致可以翻譯成“憤恨親族病”,它的病因是看見不公道的事情之後壓抑自己的不忿情緒,最後身體上產生“體內感到灼熱”等症狀。和惱人的家庭成員交往是一個主要的致病因素,離婚以及和姻親產生衝突時,正是這種疾病的高發期。

  在不瞭解情況的人看來,這些精神疾病或許顯得古怪,甚至像是胡編亂造,但其實它們卻是嚴肅正經的精神健康問題,影響著數量相當龐大的人群。

  據估計,韓國每年約有1萬人受到Hwa-byung的困擾,病人大部分是年長的已婚婦女。有研究顯示,這種疾病會在大腦中留下明顯的痕跡。2009年,腦部掃瞄顯示患者的一個腦區的活動減少,該腦區的功能包括控制情緒和衝動。這個發現很說得通,因為Hwa-byung本身就是一種與憤怒有關的心理障礙。

韓國有調查顯示,41~65歲的韓國婦女中5%患有“Hwa-byung”病。圖片來源:  圖蟲創意
韓國有調查顯示,41~65歲的韓國婦女中5%患有“Hwa-byung”病。圖片來源: 圖蟲創意

  文化依存綜合徵可以造成極大的傷害。Koro發作的情景對患者來說非常真切,那些男性會竭力阻止生殖器縮小,並在這個過程中把生殖器弄傷。“想得太多病”患者自殺的念頭比常人高出八倍,“憤恨親族病”也關聯著情緒苦惱、社會孤立、精神低落和抑鬱、身體疼痛、自尊低下以及不幸福感。

  值得思考的是,一些無法翻譯的疾病在近年來消失了,另一些卻傳播到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這些病是從哪裡來的?是什麼決定了它們在哪裡出現?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經困擾了人類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幾十年,關於它們的最新發現,則能幫助我們理解精神疾病的源頭。

  “神經衰弱”,其實是西方舶來病

  在各種文化依存疾病中,有一種病的發展歷史最叫人意外,它就是所謂的“神經衰弱”。這種疾病如今主要出現在中國和東南亞,但它的源頭卻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殖民時期。

  神經衰弱當年的名字叫“neurasthenia”。美國神經病學家喬治·米勒·比爾德(George Miller Beard)推廣了這個概念,將其描述為一種“神經系統耗竭”的狀態。彼爾德認為,神經系統有一定的“健康能量”,如果這種能量被耗盡或者過度使用,人就會陷入神經衰弱的狀態。在那個時代,工業革命造成了日常生活的劇變,而比爾德相信,這種包含了頭痛、疲倦、焦慮等症狀的綜合徵,正是這種劇變的結果。

19世紀對“神經衰弱”的治療建議是,女性臥床休息6~8周,男性則應該遠離城市,去曠野中“重新發現自己” 。圖片來源:  www.thecut.com
19世紀對“神經衰弱”的治療建議是,女性臥床休息6~8周,男性則應該遠離城市,去曠野中“重新發現自己” 。圖片來源: www.thecut.com

  哲學家凱文·阿霍(Kevin Aho)曾研究過神經衰弱的歷史。他說:“當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作者)這樣的名小說家被確診之後,神經衰弱就變得大受歡迎了。那幾乎是當年的時尚病,象徵著敏感和智力上的創造性——它成為了一個人文化修養的標誌。”

  神經衰弱於是在全世界的歐洲殖民地上蔓延開來,那些蓄小鬍子的外派軍官和他們的妻子熱衷於患病,彷彿這是給他們的思鄉之情加上了一個標籤。根據1913年的一份調查,神經衰弱成為了駐印度、斯里蘭卡(那時還叫錫蘭)、中國和日本的白人殖民者中最常見的疾病。

  但隨著時間流逝,神經衰弱漸漸在西方失去了魅力,因為它開始和更為嚴重的精神問題聯繫在了一起。到了今天,西方人已經完全把它忘記了。但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因為不會使人聯想起精神病態的恥辱,“神經衰弱”的診斷到今天仍在使用。

  在亞洲的某些地方,人們比起抑鬱症更容易說自己患有神經衰弱。80年代,“神經衰弱”的診斷在中國極其常見。和“神經衰弱”相關的症狀包括,情緒不好、睡眠不好、長期疲倦、慢性疼痛。2018年,在對中國廣州的一組隨機抽樣的成年人開展的一項研究中,有15.4%自認為有神經衰弱,而自稱患抑鬱症的只有5.3%。

  而近些年來,神經衰弱在亞洲也在慢慢消失。

比起“抑鬱症”,“神經衰弱”的百度指數相對在走低。2011年抑鬱症的搜索指數是神經衰弱的2倍,如今已經是6倍左右。  圖片來源: 百度搜索指數
比起“抑鬱症”,“神經衰弱”的百度指數相對在走低。2011年抑鬱症的搜索指數是神經衰弱的2倍,如今已經是6倍左右。 圖片來源: 百度搜索指數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巴克內爾大學的心理人類學家艾倫·特蘭(Alan Tran)說:“當我2008年第一次訪問越南胡誌明市的一家精神病院時,幾乎每個病人都說自己有神經衰弱。但是當我10年之後再去回訪,樣本里只有一個人還在這麼說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文化不同,給疾病貼的標籤也不同

  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人類的所有成員都會患上範圍有限、內容近似的精神疾病。比如我們都會感到焦慮和抑鬱,只是我們談論和理解這些感受的方式,會隨著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場所而變化。

  這種猜想的一個重要證據在於,那些文化依存疾病可以在同一個人群中流行和消退,且其進退是如此迅速。這說明這些疾病不是由比如遺傳這樣的因素驅動的,因為遺傳變化往往會跨越幾百上千年,不會在短短幾十年內發生。

  “神經衰弱”這個病十年間在越南快速消退,更可能是因為“焦慮”這個概念的風行,而焦慮同樣是從海外輸入的一個概念。也許在現實中出現的精神疾病始終是同一種,只是描述這種疾病的概念被新的概念所取代了。

  順著這條思路,醫學歷史學家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er)提出,每個社會都有自身的“症狀儲備”(symptom repertoire),當我們感到精神出現問題時,就會在無意識中從“症狀儲備”里找出一堆症狀對號入座。

  比如在Victoria時代,一個哀傷的婦女可能會說她感覺頭暈,而一個當代英國人可能會說她感到焦慮或抑鬱,相同處境的一個中國人則可能說自己胃疼(或者“斷腸”)。這個例子中的三人可能有著完全相同的體驗——也許她們都覺得暈眩、焦慮、或是身體疼痛,但是她們各自注意到的症狀卻並不相同,具體是什麼症狀,取決於在她們各自的社會中什麼被認為是“正常”的。

在有些文化中,苦惱和悲傷可以表現為身體上的症狀。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在有些文化中,苦惱和悲傷可以表現為身體上的症狀。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在英國有一種過時的疾病叫“歇斯底裡”(hysteria),從前大家認為發病的主要是婦女,症狀包含昏厥、情緒爆發和精神緊張。這種疾病在20世紀初退出了主流話語。但是肖特認為,它並沒有真的消失,只是我們對症狀的關注發生了演變。如今,同樣的精神現象藏到在了其他診斷的後面,比如抑鬱症。

  有一個越來越被廣泛接受的概念:表達痛苦的慣用語(idioms of distress),意思是每個文化、每個時代都有一套公認現成的表達情緒痛苦的方式。在某個社會里,你可能通過酗酒來表達痛苦;而在另一個社會里,你或許會說自己中了巫術,抑或是診斷自己得了Koro或抑鬱症。

  比如在伊斯蘭世界,大眾普遍相信人可能被“精靈”附身。精靈有好有壞,還有的不好不壞,人們常常將出格的行為怪到它們頭上。英國精神科會診醫師沙紮達·納瓦茲(Shahzada Nawaz)表示:“我的許多病人都堅信這個說法。”

  納瓦茲解釋說,搬出精靈來闡明疾病在伊斯蘭文化中特別有用,因為西方式的精神疾病往往使人感到恥辱。有人在倫敦東部某區的一家精神衛生機構調查了30名孟加拉裔患者,結果發現他們雖然被診斷出了各種問題、包括精神分裂症和雙相情感障礙,但他們的家人往往覺得他們的病因是精靈附體。

在伊斯蘭世界,精神疾病往往被當作是邪惡的“精靈”作祟。圖片來源:Alamy
在伊斯蘭世界,精神疾病往往被當作是邪惡的“精靈”作祟。圖片來源:Alamy

  可是,文化依存疾病真的僅僅是“給同樣的病貼不同的標籤”嗎?

  還有一種猜測認為,我們生活的社會真的能夠塑造我們的疾病。

  痛在腦中,還是痛在身上?

  研究發現,世界各地的人們感受內心痛苦的方式有一道隱性的分界線。在如今的歐美,它往往發生在人的大腦中,悲傷、憤怒或者焦慮是主要的症狀。但在其他許多地方,比如在中國、埃塞俄比亞和智利等國,內心痛苦主要表現在身體上。中國有許多“提心吊膽”、“膽破心驚”、“心膽俱裂”、“肝腸寸斷”、“感人肺腑”之類的詞語,都與內臟的感覺有關。

  這就影響到了對痛苦的感受與描述。例如,DSM的最新版本上把驚恐發作描述成“一種突然升起的強烈恐懼或強烈不適”。然而在柬埔寨難民中間,驚恐發作的症狀卻往往集中在頸部。許多西方之外的精神疾病,比如koro和Hwa-byung,也都有對身體症狀的感知。相比之下,包含疼痛症狀的精神疾病在西方社會不但相當罕見,而且往往伴隨著觀點分歧。有的科學家認為,慢性疲勞綜合徵和纖維肌痛症(fibromyalgia)應該歸入這個類別,但對此現在仍有爭議。

  實際上,我們在很早之前就知道人的信念會影響其感受、甚至生理活動。一個例子就是“巫毒死亡”(Voodoo death),即由恐懼導致的突然死亡。1845年出版的《新西蘭及其土著居民》記錄了一個著名案例:一名毛利女子吃了些水果,然後才知道水果來自禁忌的地區。她對別人說自己會因為這個褻瀆之舉被酋長的靈魂殺死,第二天,她真的死了。

巫毒詛咒里使用的一種“骨指術”,將人骨/袋鼠骨/鴯鶓骨一端磨尖,另一端黏上頭髮,一番儀式後,用這根骨頭指向被詛咒的人並吟唱咒語,被詛咒者隨後就會死亡 。圖片來源:Wagner, J。 N。 Death by voodoo: truth or tale?。
巫毒詛咒里使用的一種“骨指術”,將人骨/袋鼠骨/鴯鶓骨一端磨尖,另一端黏上頭髮,一番儀式後,用這根骨頭指向被詛咒的人並吟唱咒語,被詛咒者隨後就會死亡 。圖片來源:Wagner, J。 N。 Death by voodoo: truth or tale?。

  我們還不確定一個人是否真能把自己“嚇死”。但有力證據已經表明,我們的想法和感受確能對身體產生實實在在的衝擊,例如,當一個病人認為某種藥物肯定會產生副作用時,它就真的會產生副作用,這叫做“反安慰劑效應”(nocebo effect)。

  心理人類學專家邦尼·凱澤(Bonnie Kaiser)說,“我認為有這樣的情況:給體驗賦予的意義,反過來改變了這種體驗的生理狀況。”她舉了一種疾病“kyol goeu”作為例子,它的字面意思是“風太多了”,這是一種神秘的昏厥病,在美國的柬埔寨難民中間相當常見。

  在柬埔寨,人們普遍相信人的體內滿是管道,裡面流動著一種風一樣的物質,如果這些管道堵塞、導致“風”過量淤積,就會使人永久失去一條肢體的功能、甚至死亡。有一項研究發現,美國一家精神病機構的100名高棉病人里,36%曾發作過“風淤積”病。

  “風淤積”的病程往往較為緩慢,起先是一種渾身不適的感覺。接下來的某一天,病人會在起身時感覺暈眩,然後出現類似恐慌的症狀(心悸、呼吸困難、視力模糊等),最後跌倒在地上,無法移動或是說話,直到家屬採取了恰當的急救措施(比如按摩病人的四肢或是咬其腳踝)才能緩解。

  凱澤指出,大多數人在頭暈之後都會自行恢復。可如果有人把頭暈看作是kyol goeu發作的前奏,他們就會極度恐慌,心想:“天呐,要出大事了!”

  患者賦予暈眩感的意義改變了一切。“基本上,他們身體的真實感覺會變得非常不同。”凱澤說道,“在我看來,這不是同一種病在不同的地方有了不同的名稱——這種病在有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這種體驗的生物學機製是受到文化影響的。”

  凱澤認為,現實中的許多精神疾病可能同時存在兩種情況,一是不同的人對於同樣的生理體驗會做不同的解釋,二是存在一條正反饋回路,使文化觀唸得以塑造疾病的表現。

  不能只關注“西方式疾病”

  隨著我們對文化依存疾病瞭解的加深,有些心理學家開始懷疑,某些西方式的精神健康問題是否也能歸入這個類別。雖然有些精神障礙似乎是普遍的——精神分裂症就在每個國家都有,發病率也相對穩定——但是還有些疾病卻並非如此。

  比如和西方相比,暴食症在東方文化中的發病率只有一半,而經前綜合徵(PMS)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印度也少見得多。甚至有人提出了一個不乏爭議的主張,說抑鬱症是英語世界發明出來的一種病,它衍生於“人要時刻快樂才是正常狀態”的預設觀念,而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在現在這個時代,我們的生活方式顯然影響了折磨我們的精神疾病。研究醫學史的阿霍表示:“我們把這些西方的精神疾病說成是普世疾病,忽視了它們只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下出現,這實在是一種巨大的傲慢。”作為證據,他指出注意缺陷障礙(ADD)是直到1980年才被加進DSM的,“現在的孩子顯然比以前更難集中注意力,因為他們時刻都接收到各種感官刺激,他們的生活中也出現了許多塊屏幕。與其說我們剛剛發現了某種獨立存在的實際疾病,不如說技術正在塑造兒童的智力、情緒和行為生活。”

  無論發病原因是什麼,在一個遷徙越來越頻繁的世界里,有的專家擔心,精神健康從業者沒有識別出那些與特定文化有關的疾病。麥吉爾大學的心理學家羅素明(Sumin Na)表示:“在東亞文化中,用來表達苦惱和症狀的詞彙和語言是相當不同的。”因此當東亞人移居到歐美等地時,醫生往往並不清楚怎麼去幫助他們。

  “比如在許多西方社會里,我們把抑鬱和焦慮看作化學物質的一種失衡。因此我們會到醫生那裡尋求幫助,用藥物來治這些病。可是在東亞,這更多地被看作一種社會的、心靈的、或家庭的問題。患者可能會尋求開解心靈,或設法解決掉家庭矛盾。”羅素明說。

  羅素明認為,要幫助一名患者,瞭解其背景經曆相當重要——要瞭解他們故鄉的那些文化範式,還有他們在移居過程中可能體驗到的力量和特權的喪失,因為這些往往會導致精神健康問題。“我認為還必須放棄那些關於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的所謂‘正確’知識,不能死抱著它們不放,也不能把DSM-5看作是理解和識別精神疾病的唯一手段。”她說。

  同樣,指望同一套療法能對每個人起作用也是不切實際的。羅素明主張,雖然藥物能幫上許多人,但是那些懷有特定文化信念的人們,或許更能接受心理治療之類的方法。

  當今這個時代,幾乎所有事物的多樣性都遭到了巨大損失,從物種到語言莫不如此,我們可能還隨時會喪失精神疾病的多樣性。在《像我們美國人一樣瘋》(Crazy like Us)這本書里,作者伊森·沃特斯(Ethan Watters)描述了過去幾十年中精神疾病慢慢“美國化”處理的過程——我們硬是把五花八門的情緒體驗和心理體驗塞進幾隻固定的盒子裡,給它們貼上“焦慮”和“抑鬱”的標籤,由此“把世人發瘋的方式都說成是一樣的”。

  在這個過程里,我們不僅有可能弄錯正確的診斷、放棄合適的療法,還可能失去理解精神疾病最初如何產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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