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在10年前談論中國獨立劇情片的未來
2020年07月10日14:02

原標題:他們曾在10年前談論中國獨立劇情片的未來

疫情瀰漫的2020年,中國電影走在未曾有過的艱難道路上,電影院被封鎖數月,大量影視公司消失,不計其數的從業者也在逐漸離開,中國電影的出路會在何處?在十年前的2010年1月,現象網曾經發佈一篇名為《困境與出路,12位電影人關於中國獨立劇情片現狀與未來的看法》。十年過去,其中的一些導演還在堅持創作,也有部分人已經淡出了大眾視線,而他們各自的觀點與過去十年之中的個人創作有產生了怎樣的呼應和對照,也十分值得回味。

前言

這幾年獨立劇情片的數量是有所上升的,但是,很多的看法認為近幾年,尤其是近兩年來,獨立劇情片的創作處在低潮,在中國獨立紀錄片屢獲認可的時候,劇情片卻似乎日益無力,面臨一種模糊曖昧的困境,在09年重慶民間獨立映畫展的一場討論會中,談到獨立劇情片的未來,應亮說:“沒有多少前途,未來真的特別暗淡。”,楊瑾則說““我們的未來發展是什麼,我確實是不知道。”現象網專訪了9位獨立劇情片導演和1位專業製片人,並節選了2位導演在CIFVF討論會上的談話內容;從他們的個案訪談中,或許我們可以管窺一貌,並展開對中國獨立劇情片的現狀和未來的思考與探討。

現象網2010年的一份大陸獨立劇情片/紀錄片的數量統計表

現象網2010年的一份關於“中國獨立劇情片創作困境原因”的現象調查投票

以下為2010年這12位當時的獨立電影人的訪談節選(排名按首字母拚音)

01 崔紅

困境:“懂這個行業規則的製片人,又會關注獨立導演的太少了”“我認為整個獨立電影界還不夠開放”

出路:“需要我們開放心態,要跟給多人看和接受,不要排斥不同聲音,需要提高導演的專業素質和領導者的視野。”

採訪原文節選

記者:您作為專業的獨立劇情片的製片人你怎麼看它現在的狀態?

崔紅:中國獨立劇情片現狀是怎樣我並不太瞭解,我只是選擇了幾個新導演的項目投資和合作。我的操作大概只會影響一到兩個導演和他們的創作,對於中國獨立劇情片的狀態不至於產生什麼影響吧。南京和宋莊每年的活動影響好像越做越大,我以為這個狀態是令大家滿意的。

記者:您在製片方面的所做的是系統、專業和可持續性的,您要是能說說這方面就最好了。

崔紅 :是的,可惜有些人不太懂這個系統和規則,我不願意我的操作傷害到中國獨立劇情片的狀態,更不願意別人誤解我的方式。所以......。

記者 :我們主要是要認清它現在的狀態,才能確定種狀態的屬性,之後才能確定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方式能夠去讓它能朝著更良性的方向去發展。

崔紅 :對,這是一個行業規則,我覺得可惜的是還有很多的人不懂裝懂。可惜的是懂這個行業規則的製片人,又會關注獨立導演的太少了,我很孤獨,我的操作還沒有太多人明白和瞭解。慢慢來吧。現在獨立電影的狀態不是很清楚嗎?

記者:也許還有很多人迷糊著吧。

崔紅:太多其他人迷糊的話,我也不想說什麼。我的工作不是讓他們不迷糊,而是他們需要自己明白過來。那個時候,我才開始對話。請你理解。

中國的獨立劇情片的影響現在還太不夠了 ,這個很可惜,獨立不是自娛自樂,而是要讓更多人看到中國獨立劇情片。保持獨立精神,堅持獨立精神,特別是在和主流和市場這個惡劣環境打交道的同時保持獨立更顯緊要。現在的狀況是很多人把獨立與自我混為一談、把獨立和自戀混為一談,這樣的觀念是很狹隘的。我們只能慢慢來,不急。所以我說我的行為現在不會有太大影響 。雖然每年的片子好像越來越多,但質量卻沒有成正比上升。

特別是現在,我認為整個獨立電影界還不夠開放。這需要我們開放心態,要給更多人看和接受,不要排斥不同聲音,需要提高導演的專業素質和領導者的視野。最後我想說:憤怒是脆弱的解決不了問題 ,需要休養和技巧把它轉化成一種思考。

02 耿軍

困境:“獨立導演通常第一部、第二部都是用非常慳錢的方式,但之後他們有的就想貪大,反而就更難進行。”

出路:“要應用自己能控制的方式,包括錢,做一個適合自己的,這個是最重要的。”

採訪原文節選

耿軍:劇情片嘛,他需要調動的社會資源大,像我這種獨立導演通常第一部、第二部都是用非常慳錢的方式,但之後他們有的就想貪大,反而就更難進行。我自己反省下,應該還是不會很大,比如我上一個做個五萬的,下一個我可能就做一個兩萬的。這樣會輕鬆好辦一點。

現在無論做商業片還是獨立的都是這樣一個局面,越做越大,沒有人說要越做小的。我說的話,是要應用自己能控制的方式,包括錢,做一個適合自己的,這個是最重要的。為什麼不能用兩三萬塊錢把片子拍的特別好?當然可以啦。你上億都能拍的那麼爛,那跟多少錢沒什麼關係啊。而且現在數碼也很便宜,主要還是看個人的創作能力。

記者:除此之外呢?

耿軍:有可能他第一個片子做得好,第二個片子做的還可以的時候,有的就會想去做商業片,這個是自然而然的事。有的就是喜歡做商業片,完了,把獨立劇情片當成了過去時,這種也挺多的。像我的話,第一個做完,第二個做完,就會思考是否應該有個改變。這與個人的創作環境是有關係的,個體有個體的原因。

造成現在這樣的狀態,除了他們個體的原因之外,當然更多的是來自於大環境的影響。大環境是那麼的不可預測,況且人都有盲從的部分。如果是足夠堅定那就一點問題都沒有。雖然很多東西都和生活息息相關,而且創作工作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咱也不能把自己拍的電影搞得像小時候寫的日記一樣,完了就把它鎖進小抽屜里,你爸媽要看一眼還得撬鎖。然後自己多年以後,當自己不敢再面對時,就把這個像垃圾一樣扔了,然後有一個人有窺視的慾望,才會看上一眼。那就沒有意義了,電影本身就是要傳播要有更多人看嘛。既然你有能力做,那麼你也要有能力推廣,就像你生孩子似的,這是一致的,很重要的。

至於龍標不龍標其實與電影本身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龍標也有好電影,非龍標也有差的。我覺得就是看你怎麼在有限的條件里怎麼發揮,不是混。像我這樣,下個劇情片還是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沒有什麼能束縛你,只有你自己去怎麼控制。到目前來說,這都是自然而然的。

記者:您有看到中國獨立劇情片也像您上面說的那樣的動向麼?

耿軍:倒沒覺得有什麼樣的趨勢動向,無非只在製作和技術上會更完善,會更精緻。其他倒沒什麼方向性可言,百花齊放更好,我操。荒誕就荒誕、寫實就寫實,甚至童話啊、飛啊都可以。

像李紅旗的那種個人的感覺上的就模仿不來的就挺好挺獨特的,我這樣的創作,就和自己的經曆會有很大關係,就像應亮有應亮的味道,還有徐若濤的東西也足夠夠創新。就看你能把個體燃燒到什麼樣的程度,你要是比較懶散,那你所發的光也許會微弱一點,要是你能把自己燃燒的通透些也許你的片子很更過癮一些。

記者:國內的獨立紀錄片好像更過癮?

耿軍:這肯定啦,因為紀錄片它直接且有力量,而且國家這個麼大,話題這麼多,可拍的東西太多了。其實劇情片可拍的東西也一樣很多,還是由於個人能力吧。我的第三部肯定就是紀錄片,我得歇一下。經曆的東西是創作的源泉,就像畫畫一樣,我還處於寫實階段,還不會玩飛的。電影我是從寫實開始的。但之後第四個可能就是劇情片了。紀錄片已經在拍了,是家鄉的一個民間藝人。而且紀錄片的經費無非就是解決個人的生活問題,再就是人際交往上的一些成本。況且紀錄片我也是特別喜歡的,也很希望自己有時間和精力來做。我是近幾年看了些特別好的紀錄片之後受了很大的刺激,我覺得我身邊也有那麼多好的題材,不拍,瞎了。

像上面我說的徐若濤他在當代藝術做了那麼多年,他的東西肯定是在一定常規之外,在創新這一塊還做的挺有突破性的,是去年比較有突破性的一個片子。我不相信網上那些人寫的那些東西,我操,我覺得那個不友善,而且是有敵意的。一個作品出來理解、誤解、費解這都沒關係,但是敵意來對待,那麼這些人就太不地道了。

03 柯楓

困境:“如果獨立電影不能在市場上有所為、找不到一個良性的機製來扶著他們的話,那他們能把這樣的事情做多久?他們會自己萎縮。”

出路:“我覺得獨立電影人整體來說做的還是不夠多,像東歐的電影、韓國的電影他們都很團結來改變一些自己整體的環境。這應該成為一個群體發力來改變”

採訪原文節選

記者:整個國內獨立劇情片的狀態還不是這樣的?

柯楓:有人在大唱讚歌說這個市場怎麼怎麼變好了。也許市場的確有好轉,但所謂的精品,耐看的片子還是比較少。國內的獨立劇情片方面,你說張元的《達達》是不是獨立電影?我覺得他應該是獨立電影,我就覺得它也是相當好的一部電影。還有劉傑拍的《透析》大半部都是很不錯的。他講的是一個刀下留人的故事,是一部力作,但是我覺得劉傑還有在某些地方有些妥協的。當時我和侯孝賢一塊看的,去了威尼斯嘛。

別人也問我今年有哪些好片子,我就說除了《上訪》之外還有值得一看的片子。但是要是說一般的小眾電影,像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啊他們這些年都做了些不錯的電影啊,他們真的能讓中國電影人學到不少東西。

根本來說,獨立劇情片的劇作能力原創能力都在減弱。有點文化、思想的片子在市場這麼好的情況下我覺得是能找到它相應的受眾的,但現在沒有。你看國外,在這方面就做的不錯,聖丹斯那些電影節它一樣能在主流當中找到它的觀眾,其實主流觀眾特別欣賞那些新銳的東西。需要從我們這邊能有一幫人能佔據主流的一個位置,來提升它對社會的關注程度和文化品質。也就是說我們絕對不要放棄了,永遠就只是自產自銷,在小眾內部流傳。

我覺得我們這些電影是可以找到觀眾的,像那些獲了獎的,其實觀眾是支援的。這麼多的影迷肯定不會只滿足於去看《三槍》這樣的電影的,像一部電影要是能夠讓人長時間的思考,對這個社會、民族有一些反思等一些深層次的東西的話,是可以找到相當一部分的觀眾的。只是說你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卡位。

但是我覺得獨立電影人整體來說做的還是不夠多,像東歐的電影、韓國的電影他們都很團結來改變一些自己整體的環境。這應該成為一個群體發力來改變,像過去那些從前幾步艱難的走過來的人對行業、體製的改變就沒有一個反饋。在這一點上中國大陸還真的做的不如台灣好,他們對扶持自己的人都很用心、很團結。他們都在為他們的年輕導演呼籲、奔走、喝彩。而我們這邊呢,像陳張之流什麼都沒做,相反還設了不少坎。像曾經給他們做過副手的這些人,也沒從他們那得到什麼借力。在其他行業所存在的傳幫帶在我們這個行業還比較少,倒是用了你,然後把你的骨頭吐出來。

最後說到電影人本身的職責,作為在文化上一個先鋒代表,一個電影人對當今社會沒有個或反思、或促進、或鞭撻,那這個社會必將是一個很死氣沉沉的社會。畢竟我們不要忘記自己的使命。至少對於我來說,我不會去唱讚歌的。

為什麼在國外那些針砭時弊的、鞭撻社會能夠拿政策、人文、社會現象哪怕是難民現象、貧富不均的現象、戰爭的道義等來作為主題,而這些題材沒人能做,只有獨立導演在做一些,但是如果獨立電影不能在市場上有所為、找不到一個良性的機製來扶著他們的話,那他們能把這樣的事情做多久?他們會自己萎縮。

04 李紅旗

困境:“做劇情片的人本身的能力問題,像他們的想像力和現實相比可能只相當於一隻鸚鵡的想像力。”

出路:“你作為一個表達者、創作者,你和現實同樣浮躁,甚至比現實更浮躁的話,那麼你就只可能是等而下之,註定事情不會有多麼精彩。”

採訪原文節選

記者:好像現在整個獨立劇情片類現狀和您一般,在走一步看一步?

李紅旗:對啊,我覺得就人的想像力和現實比是要遜色很多的。要是拍紀錄片,你只要有耐心盯,那麼任何一個題材都可以拍出讓別人目瞪口呆的片子的。像歐洲那樣很平靜的國家,他們製度很明確,什麼亂七八糟的是少些,但在中國來講,很多事情都沒有規矩,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所以現實比人的想像力要更讓人吃驚得多。

即使他們想去拍一個讓人在劇情上吃驚的片子,那麼在中國這樣的現實下,你想像的劇情很難超出現實本身。再就是做劇情片的人本身的能力問題,像他們的想像力和現實相比可能只相當於一隻鸚鵡的想像力。

還有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太浮躁了,在目前這種現狀下很難不浮躁。但是你作為一個表達者、創作者你和現實同樣浮躁,甚至比現實更浮躁的話,那麼你就只可能是等而下之,註定事情不會有多麼精彩。也許這些都需要時間吧,或者需要精神上做夠強大的哪一個兩個人能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堅持自己,能沉下來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再就是我們不能做電影就只盯著電影看,我自己平時也很少看電影方面的書。在技術上的問題你在拍的過程中肯定是會碰到的,只要你不是傻子。我們應該把自己的心放得更寬一些,不然只是越做越‘專業’。

05 萬瑪才旦

困境:“它的處境確實每況愈下、越來越難。”

出路:“我覺得最關鍵的是要開拓自己的電影作品本身吧,然後就是在製作上需要精良。”

採訪原文節選

記者:您怎麼看獨立劇情片的現狀?

萬瑪才旦:它的製作水平、內容的深入程度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的,整體都前進了很大一步的。但是它的處境卻是每況愈下、越來越難,這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大環境的不理想吧。國外對獨立電影製作的關注程度可能沒有上世紀九十年代或者兩千年初那麼高了。國內的製作趨勢也在發生著變化,無論是投資的方向還是關注的熱點都在發生變化,所以各個方面都比較艱難。像《尋找智美更登》我們是立項通過的,那麼我們在國內會在電影頻道等地方會有些發行。但是你要收回別人給的投資在目前的狀況下就不是很理想,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的市場來說。要是我們這個片子連立項都沒通過的話,那麼就更不可想像了。

改變這樣的處境,這個真的很難說能有多少起色。我覺得最關鍵的是要開拓自己的電影作品本身吧,然後就是在製作上需要精良,這個無論對國內還是國外的一個發行是起很重要的作用的。製作要是比較粗糙的話,對後面的發行是很有影響的。像我自己在這方面遇到的最大的問題也是發行吧,片子做出來,去了一些電影節,也有些反響,但是發行還是很艱難。

06 王笠人

困境:“現在的整個環境很不好”“很少能看到一些讓人驚訝的作品。”

出路:“要想突破的話需要在創作方式上、創作團隊的技術力量上有更大的進步”

採訪原文節選

記者:在您看來整個國內的獨立劇情片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態呢?

王笠人:我一直都不太喜歡拿劇情片和紀錄片作比較,他們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中國的紀錄片可以說是現在世界上最好的紀錄片,希望大家在關注紀錄片的同時更加關注劇情片的創作。現在的整個環境很不好,而且它也需要很多錢的投資,來讓導演來做這個東西。不然導演的製作方式會有種局限性,比如第三部片子還和之前的差不多。一個是在創作方面感覺模式化;以及資金方面的限製,都很難去突破。

不過,獨立劇情片方面它還是處於一個發展階段嘛,很少能看到一些讓人驚訝的作品。要想突破的話需要在創作方式上、創作團隊的技術力量上有更大的進步,需要尋找、嚐試一些新的拍攝方法等等。

07 徐若濤

困境:“整體上的現狀是邁不出腳”“做劇情片的困難的確很大,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

出路:“如果是從有無意義上來講,我願意去拍劇情片,就是說我願意去做無意義的事”

採訪原文節選

記者:您怎麼看獨立劇情片所處的現狀呢?

徐若濤:實際上我這個片子沒有代表性,對於這個總體它是屬於邊緣的個案。我犯的一些毛病就是並沒有把這種邊緣性表現的更徹底,我試圖把這個片子往回拽一拽。而那裡邊肯定有很多出色的導演掌握了那些技巧,做的很好。我經常有些方法論上的想法,怎麼拍電影。每個人要找自己的方式,不是說獨立點就是錢不夠拍出來的電影,條件有限拍出來的電影就叫獨立電影,肯定是找到一個自己看待世界、表達看法的一個工具。還是那句話,這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

對於整體的現狀,我真是沒法說。像上次的南京影展,我考慮很多,本來要寫一篇稿子,想想這篇稿沒法寫。像你經曆了一些事以後作為導演你會有些具體的意見,但這種事情不能說,主辦方的條件、它所承受的壓力,你負面的東西就沒必要去說了。這些東西不是我看見,是任何人都看見,為什麼有這麼多活動上的具體的問題呢?這是完全沒有辦法解決的事。

主要是不夠豐富,像上次北京這邊相對雷同的東西比較多。應該是這麼多人做這個事,應該是能更豐富的。我說的這個豐富不是一個形式感的,它還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再,技術上我也沒有發言權,像我這樣的多少帶有一點反技術的傾向。而且還不是我主觀上有意反的,而是我不懂。

整體上的現狀是邁不出腳,當然這不是像我這種插一腳的人能去評說的。就像我行為確實像在玩票,但是我對於此卻很不願承認,嗬嗬。很多東西主要是在導演,但是做劇情片的困難的確很大,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但你又要表達個人的東西。劇情片好像很難走出一個怪圈,而且它和紀錄片的差距大家都能看出來,當然他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東西。

如果是從有無意義上來講,我願意去拍劇情片。就是說我願意去做無意義的事,紀錄片是有意義的事。要是能真正做到無意義,那可能還真是一條不錯的路。

08 楊瑾

楊瑾:我們將來怎麼發展,我不知道。

本文節選自09年重慶民間獨立映畫展關於獨立劇情片討論會的錄音整理,整理人:陸夢婷

談論未來,首先我需要談一談過去,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論山西獨立電影的發展,題目就叫做《我不知道》。我們的未來發展是什麼,我確實是不知道。過去的第六代導演,他們是怎麼發展的,現在婁燁、王小帥還是會抨擊,不要搞商業啦,要以藝術為準,而現在年輕的導演要是有三部獨立的片子就已經是很不錯的了。因為現在有很多誘惑,你拍完一倆部片子之後你就會遇到一倆個製片人,比如寧浩遇到了劉德華的同學,他也和我還有應亮談過,你有沒有商業片的計劃啊,我們的回答都是:沒有。他和徐克的妻子去年成立了一個公司,他的老闆叫做江誌強,投資過《十面埋伏》《英雄》等等,他基本三個月見一次,問我:你有沒有商業片的計劃,我來投。

雖然這樣,他們的內心還是希望做藝術電影的。剛剛馬來西亞的導演叫做何野萍,說我們這個電影可是商業片,我看了看還是藝術電影,還是沒有前途。其實到了最後,就像一句話“學高為師,德高為範”,誰拍的好,大家看在心裡面。

我的下一部電影,雖然要“騎牆”,但是它是一個兒童題材的。製片人說,我們要不帶上龍標。賣到電影頻道,看這樣能不能收回一點成本。這是為製片人考慮的,我所要做的還是要以藝術為準,儘量拍攝得好一點。

北京之前舉行過一個“華語青年影像論壇”,台灣香港的導演都有來參與。大陸的導演一上台就是我們要打敗荷李活,我們要做商業電影,這個就是拍攝《非常完美》的導演,這個片子據說已經一個億了。

台灣的導演上台發言說我們還是要以藝術為準繩,拍攝一些更接近於生活的電影,做一個這樣的表達,不要考慮商業,那是製片人的事情。整個論壇就吵成一片,有一位台灣導演表示這樣的話沒有辦法和大陸進行合拍。香港和台灣的老導演會支援新生的,但是咱們的第六代卻沒有這樣的支援,都是學生從學校出來自己去拍攝的。我們將來怎麼發展,我不知道。

09 應亮篇

應亮:沒有多少前途,未來真的特別暗淡。

應亮:選擇講故事電影道路的同學要謹慎,沒有多少前途,未來真的特別暗淡。

本文節選自09年重慶民間獨立映畫展關於獨立劇情片討論會的錄音整理,整理人:陸夢婷

有幾個我認識的導演都說了,未來可能會去“騎騎牆”,可能會去帶一帶龍標,這一種狀況也部分得解釋了為什麼地下劇情片會越走越低。我的看法是地下劇情片受到最大的困擾是人才的流失,咱們政府越來越好了,廣電局越來越寬鬆,給了很多年輕人機會。

原來寧浩(這一次在重慶放映了一部《香火》)他需要用自己的積蓄去拍攝電影,然後才可以獲得拍攝電視電影的機會,這之後還是不可以進入體製,需要去等,需要去找,去碰運氣,等到了一個“新興導演計劃”。而這個計劃裡面十二部影片,也未必每部都可以變《瘋狂的石頭》,也是因為一些機緣在其中,他碰到了一些可以幫助他的人。(寧浩的成功)似乎看上去他是一個範例,但是在當時來講,寧浩只是一個個案。現在的狀況要比當年好很多,很多年輕人在畢業之後有更多的渠道可以拍到電視電影,低成本的喜劇片。然後一些很有錢的公司,也不知道他們錢從哪來的,很多錢莫名其妙地就投入到電影的拍攝當中。

有誌於拍攝劇情片的人一般都有學院背景,這是與紀錄片導演不同的:紀錄片導演更多的是有詩歌、新聞、繪畫背景的,或者是社會研究工作者背景等帶有社會學意味的作者。在紀錄片導演思維方式中生活的重要性是要遠遠高於影像的,但劇情片導演對於現實生活的淩駕性和破壞性要高的多,把拍攝當做一種攫取性和功利性的方式,這種心態是非常強烈的。尤其在工業化的生產當中,例如在電視劇拍攝中,每天需要拍攝十幾場戲,三班倒,沒日沒夜地拍攝,這隻是一種工作。

而拍獨立劇情片儘管可以把人手像劉伽茵那樣最大程度地壓縮,但是它還是可以改變現實和操控對象,是一個從虛到有的過程。所以有一個相對來說寬鬆的環境,因為劇情片導演“依賴性”比較強,需要依賴一些機構、特定的人才和資金,這就導致很多年輕導演開始去尋找一些比較合理的方式去拍攝一部比較符合自己意圖的劇情片。

我們是如果拿不到電影局的批準,不僅得不到一些相應的文化製作的支援,我們還會受到很大的干擾。還有就是我們的自我的生存壓力,因為中國大陸存在一個特別物質化,特別愛學香港的環境當中,認為香港什麼都好。搞影展要走紅地毯,要放房地產廣告牌什麼的,搞得很花哨,沒有學習到香港好的一面,給做影像的人很不好的影響。做影像的和做當代藝術的還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為當代藝術這一塊已經完全市場化了,這是與做電影的人的環境和渠道是不同的。獨立電影人如果本身沒有一個穩定工作的話,他們的生存狀況和那些沒有出唱片的地下樂隊特別像,就是沒有明天,團隊成員不斷流動。

所以選擇獨立電影道路,尤其是選擇講故事電影道路的同學要謹慎,沒有多少前途,未來真的特別暗淡。因為它已經過了一種很紛繁複雜,江湖草莽,像九五-兩千年,感覺是出現了一大批人在鋪路,再往前走這樣一個相互競爭,獲得新的機會點和新的資源這樣一個階段。其實那個階段也沒有多美好,因為那些人的初衷也不是會繼續做(獨立電影)這件事。提到過去本身就是黯淡,現狀和未來也是一樣。

10 趙曄

困境:“你要是持續做而持續沒有回報的話,那這個還能怎麼說呢。”“反正就是有點半死不活的狀態。”

出路:“我覺得不論是創作者、影評人、還是製片人都得嚐試更多元的去做這件事,就是說一定要把心胸打開,更加包容。”

採訪原文節選

記者:做院線?

趙曄:你的意思就是說我的第一部電影沒有走院線,而現在又去做?其實也沒什麼一個很強的目的,因為如果不通過審查的話,現在並不像剛開始投資個二三十萬就拍......;而且現在版權都在投資人手裡,遞不遞審查是製片方的事情。我只管列提綱,寫劇本。在創作上基本上我還是很自由的。

對於製片人這一塊,雖然只是一個工作方式。但是我覺得兩個人一起合作首先要趣味相投,不是說這個製片人只要能顧錢就好。因為以前也有很多比崔紅更有錢的人來找我,但是我都沒選擇和他們合作。因為他們要不就是在創作方向上有蠻多的限製,亦或是在某些概念上不能相互明白。所以說你要是有崔紅這樣的製片人,會省了導演不少功夫,你只用去專心的創作,因為有很多事情是導演沒那麼多精力去考慮的。比如說我剛剛回來的日本,那邊的獨立電影導演只用管自己想怎麼拍就好,其他的事情只是要報給製片人,交給他們來做。像我自己也在想,要是我沒有這樣一個製片人的話,那麼我將怎麼往下走?其他很多導演都面臨著像這樣的問題,那麼你就必須獲那些國際知名的獎項,以致有相關的發行來支援你。

假設一個導演拍了一個片子,那麼你要沒有審查通過的話,你就無法在國內發行了是吧。那麼就只能在國外,要是國外電影節也不認可,沒獲獎,沒獎金,不能發行的話。第一部你投資也許不是很高,也就算了。但是接下來第二三部你要是還不能,那也就很難再往下走了。其實這樣說一點都不功利,畢竟電影無論多少你都是要投入些資金的,你要是持續做而持續沒有回報的話,那這個還能怎麼說呢。像我也認識很多其他的獨立導演,其實說到這些也不是要迎合誰,這隻是一個正常的投入產出而已。

記者:對,那您認為其的現狀是怎樣?

趙曄:我感覺就國內來說也就剛剛開始,處於初步發展的階段,還離完善和成熟相當遠。獨立電影發展到現在也有二十年了吧,但一直還是處於起步階段,也許這和我們國家體製有關係吧。怎麼說呢?反正就是半死不活的感覺。

記者:具體的原因是?

趙曄:具體的原因就非常多,首先肯定是體製的原因啦,比如在美國做獨立和在中國做獨立概念就不一樣。在那邊你要做得好你可在院線發行,在國內你是完全不可能的。獨立影片基本都喪失本土這個最大的市場,在海外你不管怎麼獲獎也好,你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你在國內的這些觀眾要是沒辦法培養其他們的習慣,不去電影院去看的話,這反過來會對創作者有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每個創作者自身也有原因,我們的多元化還不能和美國比,他們種類更多更豐富。這當然也不是某個人的事情,而是這一代人的狀態上的問題。

記者:既然這樣的話,我們要怎麼樣才能突破這種半死不活的處境呢?

趙曄:我覺得不論是創作者、影評人、還是製片人都得嚐試更多元的去做這件事,就是說一定要把心胸打開,更加包容。更需要可以嚐試更多種的創作方式,而不是越來越趨於雷同。

11 鄭威

困境:“沒有看到在影像和表達上特別有特色,特別有想像力的影片。”

出路:“最重要的就是搞創作,潛心搞創作的作者太少了,多做,少講,更務實一些吧。我覺得你的自由也好,你的獨立也罷,都是在你的作品裡面體現的。”

採訪原文節選

記者 :就您在國外的影展上看到的國內的劇情片,您整體的感覺是什麼樣的?

鄭威:首先就是我所看到的獨立製作大多數是偏向於現實主義題材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針砭時弊,針對一些社會問題,關於集體和個人這樣一種語境裡面的創作方式要多一些。其他沒有看到在影像和表達上特別有特色,特別有想像力的影片。這可能還是受製於一個是題材,現實的東西受製於現實。能夠在敘事上特別平衡的電影非常少,但是好像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的聲譽大部分來自於他們對於本土深層的一種關注,關注那種內心的聲音。

記者:那麼總結一下,您認為在中國獨立電影里出現最多的倆個現象:一是題材比較單一,多是現實題材,第二個是在製作上沒有特別有新意的作品出現。

鄭威:對,不論是在技術上,還是內容上都沒有新的東西出現,就像是一波潮流來了,另一波潮流還沒有到來。我們需要去思考,到底現在的獨立製作,需要往哪個方向走。現實是有很多層面的,就像洋蔥撥開了一層一層的都會不一樣,還需要更多元化,更有意思的東西出現。

記者:我想獨立電影之所以出現題材單一的問題,還有一點是受製於資金,因為如果需要做大的話,需要更多的投入,而現實題材更適合於沒有錢的新導演製作。

鄭威:我認為這種想像力不是單指場面上的幻想力,而是敘事上的想像力,就像是金基德那樣的。金基德在人物設計,在空間上是很有想像力的。他的電影花錢也很少。關鍵是要一種平衡的感覺,就像是希區柯克的電影,其實也並不是說需要很多的錢,最主要你是要設置怎樣的一種機製,讓觀眾可以繼續下去。

創作者還是應該靜下心來搞創作,中國還是聲音太多,大家都想發出聲音來,然後一獲獎就是一大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搞創作,潛心搞創作的作者太少了,多做,少講,更務實一些吧。我覺得你的自由也好,你的獨立也罷,都是在你的作品裡面體現的。其實現在每一天我都面臨著自己跟自己的對話,我該怎麼辦。其實內心是很矛盾。

記者:那麼這個矛盾是什麼?是自我和觀眾,自我和體製,還是…..?

鄭威:這其實都有。如果只是個人的問題,那很好解決,我就去表達自己的理念,我就是自由的。那個時侯,你難道就會滿足於此麼?你所理解到的獨立和自由,難道就一直是這樣的麼?但可怕的就是,你在改變,就像導演自己一樣,你也永遠不知道自己下一部想要的是什麼。就像高安兄弟一樣,他們劇中人物永遠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什麼樣的。我的老師講得很好,不斷地去挑戰自己,不斷地去改變自己的狀態。在他看來,在韓國的一些作者導演,像洪尚秀,張律的作品就一直在重複自己,這就不太好。我想這種矛盾,在獨立電影這樣的製作環境下面來說,更加的尖銳。很多導演的內心不管是在經濟上,還是在藝術上,都會很矛盾。

記者:有的導演認為從事獨立劇情片的作者只要不想著發大財,不想著出大名,只要窮風流,才可以堅持做下去。有一些導演提出了個人電影這樣的一種概念,就是獨立電影越來越私人化,因為拍攝器材越來越便宜,拍攝的門檻也降低了很多。

鄭威:我不這樣認為。因為就像博客一樣,人人都可以寫,也是很私人的。但是電影是更加具有社會性的功能

記者:是不是電影更有一種大眾傳媒的屬性?

鄭威:對,有人會說美國有電影,日本有電影,但是不會說中國有電影,或者是瑞典有電影,因為我們沒有電影文化。電影是需要承載著文化的,就像在鬆竹新浪潮時期,日本在同一個製片廠里,出現可很多新的,風格迥異的電影。電影承載了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它應該是超越了個人表達需要。我還是比較喜歡小津,一種把技巧消融於無的一種狀態,就像在他的墓邊所寫的字一樣,“無”,這種無,肯定不是一種很私人,很個人化的東西。應該慢慢到最後,就是一種你和生存環境的融合,而不是只單純強調你個人的存在。就像是一棵樹,你就想要變成黃色的,讓大家一眼可以看到,在你身上留念。但其實不如所有的樹在一起,構成樹林這樣的一種氣場的存在,其實我們更應該強調一代創作人共同擁有的東西。就像一代日本導演,或者說一代美國導演共同的精神,就像是高安兄弟,昆汀都會存在,都會有各自的反類型,各自的反體製,但是他們都表現出了對荷李活的一種共通的精神氣質,就是怎樣去撫慰人的心靈。他們的製作精良是體現在你通過一代人不斷地努力,他們是有根的,這個根是類型電影,也可能是類型電影之間的融合。但是我們沒有根,有的話,那就是在現實主義電影。

就像賈樟柯的電影,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人物都很邊緣,都很辛苦,但是你想想一下他們做到電影院里去看這些電影,會是怎樣的一個感受,他們能得到解脫麼,還是能得到什麼實質性的幫助麼?所以我現在還是越來越喜歡荷李活,因為它其中好的電影傳達出來一種理念。其實好的電影就像進教堂是一樣的,它是為了給你一種撫慰。

記者:就您在國外電影節上看到的中國獨立劇情片來看,您覺得它的大致走向會是什麼樣的?

鄭威: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其實之前是一隻會思考這樣大的問題,但現在比較少。我可以肯定的話,以後肯定會走向一個多樣化的局面。那麼像獨立電影它的形式和操作模式,一定會一直存在下去的,因為民間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因為除了工業表達的需要以外,他們也是需要發聲的。因為大部分的導演還是代表體製再說話的,體製內的自己在說話。民間還是有民間自己的聲音,這就給了獨立電影繼續存在和繼續發展的可能性。獨立電影之中一定也會分流派,會慢慢變得和美國一樣,會和製作公司合作,那相應就會有這樣的製片公司出現的。以後運作和傳媒的方式會更加多樣化的,比如說通過網絡。比如說現在美國觀眾對某部中國獨立製作感興趣了,只要通過手機就可以看到這部電影。

記者:這也是和觀看方式的改變息息相關的。

鄭威:很多時候都是人類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影響著電影的發展走向,有的時候脫離了這些改變來談論電影的前途還是太空泛了。藝術畢竟是為生活服務的。

記者:那麼在韓國對於獨立電影有什麼樣的一些態度和經驗可以值得借鑒呢?

鄭威:韓國主要在政府層面上比我們要更加活躍一些,主要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韓國把電影就當作是一種工業,那麼工業就需要新鮮的血液的進入,所以扶植的力度會更大。其他的諸如民家和個人的和中國是差不多的。韓國電影的獨立製作其實和工業保持了一個比較良性的互動,互相提醒著彼此缺少些什麼。其實還是應該保持一種活力,這種活力是來自於彼此之間的刺激,不管你是獨立的還是工業的,都需要聽到來自不同領域的聲音。

12 周耀武

困境:“我感覺大家都在說拍不了片,都沒錢拍片。”

出路:“反正我現在十來萬資金沒法動,要有幾十萬的投資的話,也就是得戴龍標咯。好的電影不一定是通不過審查的,通過審查的也不代表壞的電影,看導演選擇吧”

採訪原文節選

記者:您怎麼看現在獨立劇情片的現狀?

周耀武:馮小剛、張藝謀我還知道點,我現在和獨立電影界這邊聯繫很少。我感覺大家都在說拍不了片,都沒錢拍片。每一次大家聚在一起,見面就是問在拍麼?我就覺得特別尷尬,因為很多人都沒拍片。你說你要採訪我幹嘛!我又沒東西。07年拍的片,兩年過去都沒有拍新片。就等於是在現象網掛著的‘失蹤’了的導演。

記者:您這兩年沒拍新片最大的原因是?

周耀武:沒錢啊。

記者:您要多少錢才會拍下一個片子?

周耀武:少說也得二三十萬吧,要不然沒法去動那個東西。就像之前,拉幾萬塊錢就拍的片子,很多地方都沒法讓人滿意,聲音不滿意、畫面不滿意、各個方面都不滿意。要拍的話,至少這幾個方面都要有些把握才能拍吧。挺有意思的是,我感覺拍獨立電影的設備條件越來越好了,而好的獨立電影卻越來越少了。

記者:沒有錢的原因是什麼?

周耀武:沒有忽悠的能力,沒有忽悠錢的能力唄。你的上一個作品有沒有拿大獎,也就沒有獎金用來拍下一部片子咯。

記者:您不是已經拿了一些大獎了麼?

周耀武:沒沒沒。我覺得像國內的獨立紀錄片就比獨立故事片好多了。至於原因嘛,就是導演本身的綜合能力不夠嘛。這是一個普遍的狀況,70年代的導演整體上都沒有一個特別特別優秀的,而思想、文化、意識、美學的都不夠,沒有進步。

題材很類似、手法很雷同、資金很不夠。而且獨立導演的生存環境太惡劣,所以就不能持續的拍片了嘛。不能持續的拍片,也就不會有充足的資金的介入,很多導演的思考和眼界也就沒法打開,就在題材、場面、演員等等方面的發揮也就會有很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不僅包括走院線時政府方面的,還有你導演自己的自我局限。於是你又會陷入資金的困境。之後你就只能往慳錢的、人少的、局部的方向去思考。

對於獨立電影也好,對於一個民族也好,優秀的電影人最終能夠存活下來本來就會很少,大浪淘沙嘛。現在好像紛紛擾擾,你方唱罷我登場,最後也就剩下那幾個人而已。這幾個人不光要有理想的堅持還有自己的積累,要堅持而且自己本身要有實力,很多一部分就必然成為過往雲煙,嗬嗬,我現在也是其中的一個咯。

記者:這樣的話,您現在的狀態是?

周耀武:反正我現在十來萬資金沒法動,要有幾十萬的投資的話,也就是得戴龍標咯。好的電影不一定是通不過審查的,通過審查的也不代表壞的電影,看導演選擇吧。包括我在內很多獨立導演已經形成了個思維慣性、思維定勢,想轉到那條道路上的話比較費勁。

原標題為:《困境與出路,12位電影人關於中國獨立劇情片現狀與未來的看法》

編輯:現象網 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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