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出台鼓勵生育政策背後:00後比90後少了4700萬
2020年07月04日01:10

原標題:多地出台鼓勵生育政策背後:00後比90後少了4700萬

“過去是想生卻不能生、不敢生,現在是催著生也不生,時代還真是變了!”在多次催女兒生娃無果後,現年52歲的黃女士只好無奈作罷。

她想不通:如今,大女兒結婚都好幾年了,萬般勸說卻還不肯要一胎。

“結婚不是真正婚姻生活的開始,生孩子才是。”黃女士的女兒陳玲(化名)坦言,目前在北京有一套小房子,也有車,雖說具備了生孩子的基礎,但一旦有孩子,生活就再也不是二人世界那麼簡單了,“還是再等等吧”。

晚婚晚育的陳玲們,也讓很多地方政府開始著急了。6月3日,人口大省河南修改計劃生育條例,提倡一對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兩個子女;6月9日,寧夏也在修改的計生條例中刪除了公職人員“超生即開除”的規定;6月28日,《蘇州市婦女權益保障條例》規定男職工也可申請育嬰假……意在逐步放開、鼓勵生育。

00後比90後少4700多萬

陳玲出生於1992年,小時候她總怕上不了學,開學第一天就拉著爸媽早早去報名。在上中學之前,她所在的班級人數少說也有五六十人。

但等到2003年出生的妹妹去上學,陳玲突然發現,家門口的小學竟然沒人報名了。因生源過少,她曾就讀的小學最終被合併。

教育部數據顯示,我國普通小學數量從1990年的76.6萬所,下降到2019年的16.01萬所,相當於30年間全國八成小學都消失了。同期,小學在校生人數也縮減了1680萬。

在校人數收縮背後,是變化的人口形勢。21世紀經濟報導梳理曆年來出生人口數據發現,我國80後、90後、00後、10後人數分別為2.22億、2.11億、1.63億(16330萬)、1.63億(16306萬)。

也就是說,從90後這一代開始,人口規模下降的現像已經持續了三個年代。Wind數據顯示,我國90後比80後少1172萬,00後又比90後少4700多萬,10後比00後也少了24萬。

為扭轉這一趨勢,人口政策開始不斷調整。繼2013年11月我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後,出生人口數量卻不及預期。

首批單獨二孩兒童於2017年進入幼兒園,據教育部統計,2017年的入園兒童的確扭轉了此前的下降趨勢,較2016年增加了15.87萬人。但到了2018年,全國入園兒童人數就比上年減少了74萬人,2019年入園兒童人數再次比上年減少175萬人。

全面二孩政策也不例外。施行首年,我國出生人口反彈到1786萬,但從2017年開始三連降,2019年出生人口已降至1465萬。這是我國出生人口自1962以來首次跌破1500萬大關。

人口學者、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黃文政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如果按照現有生育水平的話,這一趨勢難以扭轉,而且會下降得更明顯。

“20後這一代人,甚至會比10後少30%-40%的水平。”黃文政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按照母親一代與兒女一代之間25年左右的週期,在2020年以後陸續步入生育階段的女性,恰好是這波處於出生人口下降起點的90末女性。而10後看起來僅僅比00後少了24萬,是因為有處於第三波嬰兒潮期間出生的80末-90初女性作支撐。

社會經濟因素占主導

生還是不生,的確是個問題,並且在各代人身上考慮都有所不同。

85後上海白領王豔(化名)本想去年要個二胎豬寶寶,但一番合計養娃成本最後還是被家人勸退了,“上有四老,下有一小,外加每天睜眼就要還的房貸,哪有閑、有錢生二胎。”

最後真正讓王豔痛下決心的,是“生”與“升”的兩難。儘管作為職場熟女,王豔已經是公司的中流砥柱,但生完孩子只休整了3個月就返崗的她,已有種“趕不上90後”的焦慮感,“如果再生二胎,那相當於職場發展基本中斷了”。

“單身它不香嗎?為什麼要結婚生孩子。”面對父母的催婚,今年剛研究生畢業的90後尹昕(化名)不為所動。

在她看來,離婚冷靜期、單親撫養問題、職場就業性別歧視、喪偶式家庭教育……沒有結婚的人需要考慮的東西太多了,而且現在價值觀越來越多元化,“難道擁有後代才算成功嗎?”

對於影響生育率的因素,複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任遠研究發現,在上世紀80年代表現為受政策因素影響為主,在上世紀90年代表現為一半受政策因素影響、一半受社會經濟因素影響,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

“生得起、養不起。”近日恒大研究院發佈的報告如是總結,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養老負擔、機會成本高等因素,抑製了年輕人的生育意願。

“一是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有的家庭則要選擇費用較高的私立幼兒園,並且部分學校把‘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使得教育子女費心。二是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8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7倍,遠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漲幅。三是獨生子女夫婦‘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四是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恒大研究院報告稱。

目前,中國總和生育率(育齡期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現在的1.5左右。這一生育水平,不僅低於全球平均的2.47,也低於高收入經濟體的1.67。而要達到世代更替生育水平,需要達到每名婦女平均生育2.1個孩子的生育率。

與此同時,像王豔這樣的適齡生育女性規模也正在縮減。2016-2019年,我國15-49歲育齡婦女數量分別減少了491萬、398萬、715、502萬。

多地出台鼓勵生育政策

面對下降過快的出生人口形勢,多地執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在悄然轉變。

繼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刪除了“實行計劃生育”內容後,6月3日,《河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修改為:“提倡一對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兩個子女。”

6月9日,寧夏在修改的計生條例中刪除了公職人員“超生即開除”的規定。此前其還提出,鼓勵用人單位在子女0至3週歲期間,每年給予夫妻雙方各10天的共同育兒假。

此外,今年以來,多地還出台了系列鼓勵生育措施。比如,北京調整了生育醫療費用待遇、廣東要求全面落實產假、貴州提出不得因女職工懷孕生育等予以辭退等。

“這些政策,有些是對過往政策的糾偏,有些是對國家政策的響應,總體來說是朝著寬鬆的方向在發展。”但黃文政認為,相關政策對提高生育率的收效有待觀察。

目前各國通行的鼓勵生育政策,可以劃分為三類:即財政支援(即對有孩子的家庭發放現金、食品券,或減免稅收)、日托和教育支援(即教育補貼)、懷孕和生產期福利(比如有薪產假)。

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王輝等人發現,補貼的效果在經濟意義上不顯著。其在《新中國70年人口變遷與老齡化挑戰》一文中指出,平均消耗10%的GDP作為補貼,才能使每個家庭多生育一個孩子,成本很高。

“從根本上,需要從全國層面統籌生育政策。”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認為。

人口問題需提前謀劃

按照中國社科院2019年的預測,如果中國總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2027年出現。

“現在來看,如果生育政策不調整的話,人口負增長的拐點可能會早於2027年到來。”陸傑華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因為當時的測算是基於1.6的總和生育率,而現在的生育水平已經降到1.5左右了。

“無論是東亞各地的經驗還是各種分析來看,低生育率越晚應對將越難解決。”黃文政強調,一個人從出生算起,要20年才能完全進入經濟循環,所以生育狀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20年左右的滯後,人口問題必須提前謀劃。

陸傑華同樣持此觀點。在他看來,應該繼續調整生育政策。同時生育政策也並非一放了之。“生育配套政策效果會更明顯。”黃文政建議,政策製定需要首先解決0-3歲嬰幼兒照護、3-6歲託管教育成本高昂的問題,如此才能有效地鼓勵並提高生育率。

同時,性別不平等問題也要引起重視。陸傑華強調,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很多企業都對招聘女職工態度消極,需要從製度層面強化婦女權益保障。

(作者:李燚 編輯:耿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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