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經濟繁榮無法帶來自由?
2020年07月03日06:57

原標題:為什麼經濟繁榮無法帶來自由?

為什麼經濟繁榮無法帶來自由?

文 | 薛倩

本文首發於公眾號“雅理讀書”

曾有經濟學家評論《大轉型》是一部“拒絕退場”的書,這部寫於大半個世紀之前的經典著作,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正在於它所指出的問題,迄今沒有過時。讀者從這部作品中感受到的親和力,也正因為我們所深處的時代環境、社會經曆和階層地位,更容易理解波蘭尼所指出問題的真切性。

市場拜物教的思維定式及其造就的社會工作環境,已經危害到了個體的生存。而在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之爭在現實意義上已經被拋棄的當下,波蘭尼的思考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維度。通過價值坐標軸的變轉,我們才不會限於某種固化的思維死胡同中,也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出路。

《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英]卡爾·波蘭尼 著;馮鋼,劉陽 譯

活字文化 2020年1月

《大轉型》的構架

僅就文本而言,《大轉型》並非一本好讀的書,這一方面是跨專業的學術背景和過大的時間、空間跨度,另一方面也和作者寫作框架有關。從結構來說,《大轉型》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和第三部分別是作者對寫作時代的背景回顧和展望,而第二部分是展開論證的核心環節。但相信很多人在讀第一章“百年和平”時,就已經被歐洲十八九世紀一串歷史事件繞暈了。我初讀波蘭尼時也對這個太過不友好的寫作框架感到困惑,直接從第二部市場經濟在英國的發端開始寫的話,讀起來不是會容易得多?但波蘭尼也自有其時代背景之理由。

《大轉型》初版於1944年,此前歐洲近百年的和平和啟蒙進步的歸結,竟然是兩場世界大戰,就像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寫到的,對於在舊世界文明秩序中成長起來的人來說,這樣的“巨變”無疑於天崩地裂。波蘭尼和茨威格是同時代人,他又是在二戰最激烈的時代完成這部大作,法西斯的誕生以及戰爭的爆發,是他潛意識中最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大轉型》正是他從一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專業角度對其做出的解釋。而這些對於當時的西方讀者來說並不陌生的事例,今天的中國讀者並不熟悉,這當然不能怪作者。但是,如果將這些事件理解成素材,抽像出邏輯和論點,卻又會發現並不陌生,這也正是我們今天習焉不察的大環境。

進入第二部分之後,內容理解起來就順暢許多了。波蘭尼的主線是,首先介紹“自動調節”的市場經濟體系是如何形成,他先指出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中只是一個特殊階段的現象,而且其實現過程有賴於國家干預,絕非“自然”成就,而即使它建立之後也不斷需要外部強力來維持“真空”運轉條件的成立;其次,市場經濟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於它的成立有賴於勞動力(人)、土地、貨幣這三大要素的“虛擬商品化”,這威脅到了社會機體生存,因此也埋下了崩潰的隱患;第三,因為這種對人類生存的威脅,不同群體都自發產生了反向運動,這些反向運動一方面抵禦了市場對社會的侵蝕,另一方面也阻礙了市場機製發揮作用。

事實上,在現實世界中,市場經濟體系必須輔以對以上三要素的保護措施才能相對安全的引進,但這也註定了 “自動調節”是不可能完全生效。市場經濟的矛盾在於,如果它要實現,必須以傷害社會機體的極大代價完成,並且持續付出這種代價來維持其運轉,這種損失是社會難以承受的。這裏並不是“長痛”或者“短痛”二選一的問題,而是系統本身存在無法突破的“死結”:它需要以犧牲自然實存為代價來實現,也就是犧牲“社會”(人的生活)來實現“市場”,但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社會”被破壞後,“市場”最終也會失去了存在基礎。換而言之,從根源來說,對自然實存的“商品化假設”是“反人類”的,因此無法在“人”的社會成立的。這也正是波蘭尼提出需要重新設定價值坐標軸來構建社會的原因所在。

第三部分回歸時代背景,又表達了對未來的展望。波蘭尼認為,正是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的內部矛盾,導致納粹等極端的解決手段誕生。“要麼堅持對虛幻的自由理念的絕對忠誠從而拒絕社會的現實,要麼接受這個現實從而拒絕自由的理念。”第一個是經濟自由主義者的結論;後一個是法西斯主義者的。波蘭尼認為這個兩難問題的產生根源在於經濟自由主義者對“自由”定義方向的錯誤。他試圖找出超越這一困境的其他出路,也就是他所定義下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工業文明的內在傾向,這種傾向有意識地試圖使市場從屬於一個民主社會,從而超越自發調節的市場”。

在一個利潤至上的社會中,自由並不會作為目標來追求,而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擁有它的話,就必須有意識地在將來為它們而奮鬥。“維護個人自由應該不惜任何代價——哪怕是以生產效率、消費經濟和管理理性作為代價。工業社會能夠承受自由。”在這裏,自由被重新發現,古典自由和民事權利被添入新自由的基礎,不服從的權利必須被製度化地保護來。個體必須能夠自由地遵從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懼社會生活某些領域中那些受行政委託的權力。“這種新的自由是由工業社會向所有人提供的閑暇和保障所產生的。這樣一個社會能夠同時承擔起公正和自由。”

市場經濟體系的內在矛盾

人、土地、貨幣三者作為“虛擬化商品”進入市場,但就其本質而言,卻是不應該被“商品化”的東西。比如,人的商品化,也就是以“工資”形態出賣勞動力,並且隨行就市找到最合適的“售價”。這既是勞動的異化,也是人的異化。勞動的異化,表現在一切以金錢來衡量勞動產出,比如,金錢報酬與醫療的目標(健康)和建築的目標(安居)性質完全不同,但是在市場體系下它們一律化約為以貨幣數字來衡量,並以價格高低來決定貴賤。人的異化,則在於人被視為用來填充企業機器的燃料,標準化為可替換的零件,僅僅為產出利潤而存在。原本,從社會存在的角度出發,企業和利潤應該是服務於人的生存,但事實上卻本末倒置,人失去了作為“目的性”的存在而被當成而且僅僅被當成手段。

從供需關係來看,放任自由主義想像的勞動力供需雙方在平等地位下達成自願交易顯然是天方夜譚。如果沒有干預措施(工會以及立法對勞動者的保護)的出現,市場化的“自動調節”的平衡點必然會在極度不利於弱者(勞動者)的情況下實現。就像米塞斯所說,要不是工人“不願在勞動力市場中接受他們能夠且願意從事的某種工作的工資水平”,又怎麼會有失業呢?人總是能找到工作,如果你願意不拿工資白幹活的話,總有企業願意接收你。但是這顯然是荒誕的,過低的工資水平會讓勞動者無法生存。

當然,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讓企業無法承受。但這隻是在理論上成立。首先,二者的衡量標準是完全不同。因為現實中企業的“承受”往往不是以“生存”為標準,而是以“利潤”的高低來衡量,它首要是對投資者負責,而不是對員工負責,所以很多企業遇到危機時,如果沒有工會的阻力,總會將降薪和裁員作為第一考慮手段。相較之下,低工資以及失業卻是對勞動者的生存底線實實在在的威脅。

其次,當企業作為強有力的一方形成行業價格壟斷的條件下,勞動者作為弱者的一方根本沒有議價能力。而在企業內部,領導層也可以隨心所欲為自己製定遊戲規則,頂層與基層巨大的工資差距與個體貢獻大小不成比例,顯然也不是“市場”所決定的。放任自由主義卻絕不會對此進行譴責。相反,當勞動者以工會的形式聯合起來,提高市場議價能力,卻會遭到說“違背市場規律”的批判。(當然這種指責在邏輯上並沒有錯,只是同一邏輯涉及企業方時卻採取雙標,令人不解。)

波蘭尼指出,“只有在工資、工作條件、標準和規則能夠保護‘勞動力’這種所謂商品的人性特質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才能發揮其功能。”而這些條件的成立,必須依靠市場之外的要素:社會立法、工廠法、失業保險等。的確,它們的目標就是要“干預人類勞動力的供求法則,並使其脫離市場軌道”,保護人的實存。

波蘭尼特別提出了古典經濟學中所謂“工資鐵律”的謬論,這一理論宣稱實物工資在長期總是傾向於被壓低到維持工人最低生活所需的水平線上,因為“饑餓”被認為是驅動勞動者工作的最佳動力。波蘭尼通過縝密的分析,指出這一理論背景形成於十八九世紀英國勞動力市場尚未完全成形的特殊時期,古典經濟學家無法解釋巨大的繁榮和巨大的貧困並存的現實,因此接受了“自然法則”的解釋,承認儘管失業、低工資和饑餓是無可避免的缺陷,但為了社會整體繁榮,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但“工資鐵律”有一個外部前提,只有在窮人無力反抗富人的前提下,饑餓的力量才會讓窮人不得不接受遊戲規則,投身於低薪工作。而要使窮人失去反抗力,外部環境設置了兩個裝置,一是製止民間結社,讓大眾沒有集結起來共同改變遊戲規則的力量,另一是宣傳個體責任論,也保留少量的上升渠道,讓大眾相信通過個體努力可以改變個別人的命運(儘管不可能改變整體的命運),即使不能改變,錯也是在個體,因此人們會認命,不會怪罪於系統。這種認知越是鞏固,整個遊戲可以按照規則運作就順暢。這其實是一種人為造成的因果循環,但身居其中的人卻只能將其認知為“自然法則”,殊不知正是這一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起了體系的存在。

另外兩個被進行商品化虛擬假設的要素是土地和貨幣。這裏的土地,在廣義上代表自然環境,為人類生活提供穩定性,為人提供棲息之所;在狹義上,代表人的定居場所,是人生理安全的條件,因此它不應該被商品化。這並不是說土地不能進行買賣,用於購買個體居住空間的交易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土地不能完全放在市場決定的供需關係中交易,它應該作為人生存的基本保障來規劃使用。“炒房”就是將“土地”(人類的居住空間)商品化的典型操作,其結果就是一部分人坐擁大量房產,剝削和擠兌了他人的生存居住空間。這哪怕完全符合市場交易規範,它在社會意義上也是不合理的。

同樣,即使堅持認為通過市場自由調節最終能達成資源最佳調配的房地產自由市場的支援者,也不得不承認兩點:其一,這一調節過程很可能時間很長,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必然有極大的浪費,其結果是很多需要住處的人無法安居,這一震盪週期可能是幾十年,甚至耗盡人的一生,那麼長期的“優良配置”結果不足以為短期(可能是人的一輩子居無定所)的損失買單;其二,如果沒有外部干預,自由市場的結果必然是壟斷,在壟斷情況下,另一方毫無議價能力,很難相信可以讓大多數人以合理的價格獲取商品。因此結論是,生活必需品是必須有保障底線的,不應該全部交給市場調節。

貨幣與勞動力、土地相似,將其虛擬化為商品,都會使它們有效融入市場體系,但與此同時也會產生對社會的嚴重威脅。就貨幣而言,它所產生的危險指向生產組織,也就是企業。商品貨幣(貴金屬)的本質是一種恰巧發揮了貨幣職能的商品,所以商品貨幣的數量很難增加,所以需要代幣的輔助。代幣只是執行了商品貨幣支付手段的功能,更好調控(只是在外彙市場存在情況下,代幣也被商品化)。現代中央銀行本質上就是一種旨在提供保護的機構。央行的運行意味著對通貨的集中管理,即操控取代了信貸供給的自發調節系統。“如果沒有這種保護措施的存在,市場早就毀掉了它自己的孩子——所有類型的商業企業。”但最終,正是這種形式的保護最為直接地導致了金本位體系和國際金融的崩潰。

反向運動:滯後的力量

經濟的進步往往是以社會混亂為代價,如果混亂程度過大,整個共同體就會在這個過程中瓦解。換而言之,有時進步的速度本身具有毀滅性,其代價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一個震盪期就耗盡人的一生。用長遠收益來為眼下的破壞做辯解是無力的。為了保護共同體成員的福祉,社會上上下下都自發產生了反向運動。

反向運動最大的意義,在於延緩了變革的速度,留出了社會機體能夠產生出自我防禦力的空間。如果說社會轉型的方向不依賴於人們的意誌,但社會能承受的轉型速度卻是可以也應該由人來控制。它讓整個機體維持住基本的生命線,讓社會成長出能適應新環境的防禦力。不同的速度和路徑,即使最後到達的結果在經濟指標上是一樣的,但整個社會面貌可能截然不同。因此,延緩其破壞性的發展進程的努力不能說是失敗的。但人們往往遺忘了這一點。

在社會的近代轉型中,最大的變遷無過於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它造成的社會破壞性也是史無前例的。儘管每個社會最終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這個進程,但是彼此之間也存在巨大的差異。越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一過程越漫長,受到傳統性的抵禦更大,反過來也保存下前身更多的組織力。

以圈地運動為例,都鐸王朝和早期的斯圖亞特王朝一直用王權來延緩經濟發展過程,減輕轉型過程中個體受害者的痛苦,並試圖將這個過程引導到破壞性較小的方向上去。除此之外,行會、城鎮和地方省份也求助於習俗和傳統的力量延緩這個過程,直到發展的速度能被社會所承受。但是由於新興的資本家在這一過程中是這些反向運動的受害者,他們掌握社會主導之後,共同體曾經受到保護的成就被掩蓋,而後至的巨大的物質財富也加快了人們對歷史的遺忘——忘記了轉型時期的恐怖以及政府和社會自救在戰勝人口縮減上所做過的貢獻。

與此相對,新興工業國為了盡快趕上老大國,往往是在短時間內通過中央集權自上而下摧毀舊的社會體系,加速這個過程,改造更加徹底,對社會也造成巨大的傷害。傳統組織失去了對社會的保護力,也沒有機會在新社會中再生。個體更是直接承擔了最大的衝擊。而殘存的個體在新一輪變革到來時沒有經驗依託,對其危害性也缺少認識,導致於不斷重複這個慘痛的過程。一個新近的例子,面對新科技革命、生物技術等的衝擊,老牌發達國家都謹慎對待,豎起倫理的防線,而某些國家卻肆無忌憚地擁抱新技術,因為缺少“保護層”力量而勇當試驗場,殊不知過快變革會給社會帶來的傷害,讓旁觀者都要捏一把冷汗。

《斯品漢姆蘭法令》:社會救濟的功過

由於市場體系主宰社會造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保護社會為目的的反向運動自然也隨之產生。反向運動不能簡單理解為國家干預,儘管不可否認,國家干預和社會民間組織自發的抵製一樣,屬於反向運動的一環。但是波蘭尼也指出,國家干預必須謹慎操作,否則同樣會給社會造成巨大傷害。波蘭尼特別用很大篇幅將《斯品漢姆蘭法令》作為一個案例進行分析,說明對國家干預的評價絕不是非黑即白的一刀切。通過這一案例分析所揭示出的經濟問題以及對後世的影響之大,也體現了波蘭尼的眼光獨到之處。

《斯品漢姆蘭法令》是在1795年到1843年,也就是英國工業革命最活躍的時期頒布的帶有福利性質的一條濟貧法令。它規定以能夠維持生計的固定份量的麵包之市價折算,作為個體的最低收入標準,其與工資的差額由社會津貼來承當。當時,城鄉間已經出現了工資水平的差異,但由於製造業週期性的波動,失業工人會回流農村,而當局為了防止工資差造成農村勞動力的枯竭,試圖遏製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違反市場經濟學的悖論:赤貧者的增加和製造業的工資增長同時存在。但這在沒有勞動力競爭市場存在時是可能的。但是當失業工人回到農村,卻發現農業工資已經無法維持自身生存,卻又高於農場主的支付能力。當局考慮應在不使農場主負擔過重的情況下提高農業工資,於是出台了《斯品漢姆蘭法令》。從出發點而言,它是出於善意,試圖保證窮人的“生存權”,就結果而言,它也達到了在短期內保護鄉村免於陷入混亂的預期目標,但與此同時,卻在未曾料到的方面造成了更具災難性的後果。

可以說,《斯品漢姆蘭》最大的成就,也是其災難性根源,就是延緩了國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使鄉村和個體沒有那麼快被工業化體系摧毀,但對於一個正在形成的市場體系而言卻是致命的。然而受害最大的並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它本試圖保護的大眾,催生出大量“不成人形”的赤貧者,並導致整個社會失去活力乃至道德退化,也嚴重束縛了工業本身的能量。目標與結果如此戲劇性地背離,是當初設計者絕對無法想到的。

《斯品漢姆蘭》一個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區分窮人(the poor)和赤貧者(the pauper),前者指有家庭甚至少量生產資料的農民,也包括有勞動能力的失業貧民,後者指沒有家庭,好吃懶做、到處遊蕩的貧民(“流氓無產者”),或者說,無法區分一直有困難的人(needy people)和暫時有困難的人(people happened to be in need),這也是後來許多社會福利政策經常會碰到的一個問題。這一法令對二者不加區分地進行救濟,導致二者愈發接近,最後以大眾的赤貧化這一悲慘結局收尾。這似乎應證了自由放任主義者反對福利救濟的一個基本理由:如果一個人什麼工作都不做就可以謀生,那就沒有人再願意為了工資而工作了。但是波蘭尼指出,這一結論是建立在對人對自身尊嚴期許的無視基礎上。事實上,大多數的人更願意靠自己的勞動獲得有尊嚴的收入和地位,而不是坐享救濟,淪落為社會底層。只有在這種努力無法獲得回報,才會產生出墮落。

不分對象救濟的結果是讓僱傭者階層鑽了空子,他們盡可以用最低工資僱傭勞力,反正差額由政府津貼補足,這讓想要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無法以自己的勞動獲得有尊嚴的收入,不得不放下自尊接受救濟,而且無論努力工作還是不努力工作,收入都相差無幾,也打擊了勞動者的積極性,養出了惰性。“許多世紀的定居生活所造成的持重和自尊很快就會在濟貧所的混亂中消耗殆盡”,這無疑是悲劇性的。

波蘭尼同時指出,這種結局並不是必然的,“如果當時的勞動者可以為爭取自己的利益而自由結合在一起,這個津貼體系將會對標準工資產生完全相反的影響”。在獨立的僱傭者階級已經形成時,受到《反結社法》的阻礙,獨立的被僱傭階級卻無法形成。底層人只能依靠善心救濟而非自身的團結鬥爭獲取更高收入,他們一方面被強迫出賣勞力,另一方面卻又被剝奪了勞動的市場價值,連靠自己謀生都無法做到。

反過來,“只要一個人擁有一個他可以堅守的社會地位,一個由他的親屬或同伴所設定的行為模式,他就可以為之鬥爭,並由此重獲自己的靈魂”。《斯品漢姆蘭》最惡劣之處在於,“這一曖昧的博愛主義行動阻止了勞動者將自己構造成一個經濟階級,並由此剝奪了他們避開在經濟磨盤里那被註定的命運的唯一手段。”儘管《斯品漢姆蘭》的廢除帶來了巨大的陣痛,但是這一“手術”之所以能成功,也是依靠勞工階層在內的各階層堅定不移的信念支撐下來。波蘭尼甚至斷言,在《斯品漢姆蘭》廢除之時正是現代工人階級誕生之日。不僅如此,“對公共救濟的仇恨,對國家行為的不信任,對尊嚴和自立的堅持,一直都是許多代英國工人的特徵”。

但是,在廢除《斯品漢姆蘭》時,人們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讓自己沒有保護地直接暴露在市場競爭的風險之下。哪怕這一法令有如此之多弊端,但就它曾提供如此全面的庇護而言,在短時間內迅速將其廢除,無疑是讓很大一部分沒有自立能力的人自生自滅,而有產階級也從道德上被降格,不再認為他們對貧窮的鄰人的生存條件負有社會責任。而諷刺的是,社會財富卻確實在不斷增加。

前所未有的財富與前所未有的貧困如影隨形地出現,為瞭解釋這一悖論,當時的古典經濟學家以他們天才的想像力進行了各種嚐試,卻很難形成首尾一貫的理論。盲點就在於他們忽視了《斯品漢姆蘭》的影響,即,這一不符合常識的現象就來源於新生的市場經濟和勞動領域的家長式管製兩種相互矛盾的製度自發反應的結果。極為不幸的是,許多古典經濟學理論恰恰奠定在這個特殊時期反常現象的基礎上,並對未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自然主義”對古典經濟理論的滲透

約翰·穆法蘭在1782年寫道,最大多數的窮人不在荒涼的國家或者未開化的民族,而是存在於最富饒、最文明的國度。十八、九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們需要處理的一個棘手難題,為什麼貿易與生產的巨大增長為何無法緩解大眾的苦難。決定未來時代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成形於這一“反常”時代,令人唏噓。在這裏還可以觀察到一個分水嶺,一邊是延續到亞當·斯密的“屬人”的經濟觀,另一邊是從湯森、李嘉圖、馬爾薩斯、邊沁等將重視人的“動物性”的經濟觀,後者為即將正式到來的市場經濟社會提供了“自然主義”式的理解,也催生出影響深遠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在亞當·斯密及其之前的時代,社會被理解為政治式的存在,而政治基於人的活動,不可想像沒有法律和政府存在的共同體。亞里士多德教導的是,只有神或者獸才能在社會之外生存,而人既非神亦非獸,則應在共同體中實現最高的善。即使到了霍布斯那裡,所謂“人對人像狼對狼”的“自然狀態”,也僅僅指超出社會範圍的人表現出狼性,而不是因為人和狼在生物學上有共性。亞當·斯密也依然是在“人民所組成的巨大總體”的政治框架下闡述財富問題,認為對於公共生活的目的而言,財富只是從屬性的,並不能成提供一種善惡標準。

但是,在《國富論》發表十年之後的1786年,湯森發表了一篇論文,以太平洋小島上山羊和狗在自然調節下達到數量的動態平衡的案例(雖然根據波蘭尼考證真實性存疑)來為人類社會提供參考規範。在這裏,湯森堅持人就是野獸,就像山羊和狗的區分一樣,人可以分為勞動者和有產者,而饑餓會比治安法官更好地推動窮人去工作。並且恰恰是這個原因,只需要最小政府社會就會正常運作,當然他加了一句前提補充“如果可以保證財產的安全的話”。

湯森的這個動物寓言啟發了馬爾薩斯和達爾文等人,由此誕生了籠罩著“自然主義”陰影的古典經濟學。比如來自植物生理學的“勞動報酬遞減率”,以及至今依然深入人心的“叢林法則”,都是嚐試以用一種自然力來解釋人的現象,而讓人很容易忽視其實它們不過是一種“擬態”假設。它們之所以能逐漸深入我們的潛意識,在於它們以近乎數學式的明晰征服了人的理性,獲得了“自然力”的加持,而眾所周知,“自然科學”是近代以來最深得人心的信仰。上文提到的“工資鐵律”,也正是從“饑餓驅使人工作”這一“動物性”法則上獲得靈感。

許多理論在限定的條件下都能自洽運作,形成宛如“自然”一樣不可抗拒的力量,這也往往讓人們對於寓於其中的“死結”感到絕望。但如果我們注意到,作為“擬態”的社會理論能夠成立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所有人接受其理論假設,排除一切外在干擾要素,那麼重新思考前提的合理性,也許可以找到打破“死結”的內部突破口。

一些誤解與澄清:市場、干預及其他

這裏需要澄清一個誤解,波蘭尼所反對的“市場經濟體系”指的是讓整個社會服從於市場機製運作的社會構造,並不是反對市場的存在。不能讓市場經濟成為人類社會的根基,並不意味著拒絕市場機製發揮作用。如波蘭尼所說,“市場社會的終結,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意味著市場本身的消失。這些市場繼續以各種方式存在,以保證消費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變動,影響生產者的收入,並作為會計核算的工具。”只是,人、土地、貨幣三者應被移到市場的權限之外,不再為市場所左右,但這“並不會幹擾各種產品價格的成本計算功能一樣,對於無限多樣的產品而言,競爭性市場仍將繼續發揮它的功能,並同樣不會幹擾社會的基本結構。”用波蘭尼的話來說,這是一種“社會恢復”。

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地方,波蘭尼反對放任自由主義的經濟主張是毫無疑問的,有意與哈耶克唱反調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如果細讀文本,會發現二者之間的對立並沒有那麼絕對。哈耶克主張自由競爭的市場,反對幹預,無論來自政府還是市場參與者。但是,如果沒有政府和勞動組織的干預,自由競爭的市場必然會走向壟斷,壟斷組織會利用自身優勢干預市場,消滅自由競爭,這也是哈耶克明確反對的。但是這裏就可以看出,不管在哪種情況下,干預都是難以避免的:如果其他人放任不管,那麼就會由壟斷組織對市場進行干預;如果為了維持自由競爭的局面,則政府干預是不可避免,而要具備干預壟斷組織的強力,理想中儘量“無為”的“小政府”顯然是不能勝任的。因此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放任自由主義對幹預的排斥都很難自圓其說。

相較而言,波蘭尼的邏輯顯然更首尾一致,他直接指出市場體系與干預並非必然相互排斥,“因為只要這個體系尚未建立起來,經濟自由主義者必須也願意毫不猶豫地引入國家干預使之得以建立,而一旦建立起來,又會用同樣的手段使之得以維持。”(他還舉了一個很有趣的史實指出經濟自由主義者的自相矛盾: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各州試圖用自由放任的論調使得蓄奴正當化,而北方基於同樣的論調,籲求建立自由勞動力市場,甚至訴之於武力。這就意味著對同一套行動的褒貶是基於這種行動是否碰巧為他們所讚成。)他同樣也提到了壟斷的問題,不無尖刻地說,在某些人那裡,“自由的理念就墮落為對自由企業的鼓吹——今天,這種想法已被大量出現的巨型托拉斯和壯觀的壟斷組織化成了一種虛構。”

其實在《大轉型》中,我們可以看到存在著兩種性質的國家干預,一種是為了建立市場經濟體製的國家干預,另一種是作為反向運動、抵製市場對社會戕害的國家干預。波蘭尼指出,前者是有意識的行為,後者則是被動產生的反應。國家干預不一定會達成它的目標後果,甚至同一個措施,在不同外部條件下結果可能完全不同。

比如《斯品漢姆蘭法令》,波蘭尼指出,在允許自由結社與不允許自由結社的情況下,它對工資產生的影響截然不同,對勞動者階層的利弊影響也完全不同。僅僅拿《斯品漢姆蘭法令》作為反對福利國家案例的讀者,顯然是片面的斷章取義。國家干預本身是中性行為,它並不構成善惡,只有恰當和不恰當之分,就連放任自由主義也需要國家干預來保護自由市場和企業, 所以僅僅用讚同或者反對來一刀切,顯然沒有太大意義。

綜上所述,波蘭尼並非否定市場經濟模型的有效性,而是指出其實現所需要的限定前提(人為造就的無阻礙的外部環境)和理論結局(破壞社會機體,嚴重的貧富分化無法消除)。它的矛盾在於,由於市場經濟會破壞共同體自然生態,它必須在保護措施建立之後才能安全引進,而這些保護措施卻又阻礙了它發揮作用,最終也將導致其崩潰。經濟是為了人存在,而不是相反。將人、土地、貨幣三要素移出市場調節之外,我們依然可以將市場機製在其他資源配置上發揮作用,只是不將其作為整個社會基本規則來運作。在這個認識基礎上,我們可以將市場經濟相對化,視為人類設計社會的選項之一,而非自然法則下必然最佳的選擇。由此,後人得以不再被市場經濟的“自然鐵則”束縛住想像力,從而可以嚐試和開拓出未來社會新的可能性。

活字圖書

《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

[英]卡爾·波蘭尼 著;馮鋼,劉陽 譯

活字文化出品

當代世界出版社 2020年1月

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人類在歷史發展中常常要面臨來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戰,在這些重大挑戰交彙的關節點上,人類社會存在多種可能的走向。”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了眾多思想家的思考,他們試圖探尋這場全人類危機的最深層根源,並努力尋找逃離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卡爾·波蘭尼就是這眾多思想家之一,凝聚其深刻洞見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於1944年在美國首次出版,隨即被譽為20世紀該領域最重要、最具創造性的作品,並經受時間考驗,成為“20世紀的經典之作”,啟發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的學術議程。

《大轉型》一書描述了歐洲文明從前工業世界到工業化時代的大轉型,揭示了伴隨這個過程所發生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社會政策、經濟政策、國內與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大轉變。波蘭尼不僅精當指出了自我調適的自由市場的內在缺陷,還準確預言了這種“市場經濟”對人、自然、生產組織的嚴重破壞及其悲劇性的社會後果和國家干預的必要性,對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仍極具啟發與參考。

原標題:《為什麼經濟繁榮無法帶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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