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改革家的托克維爾,如何看待貧困問題?
2020年07月02日23:33

原標題:作為社會改革家的托克維爾,如何看待貧困問題?

托克維爾經常被描繪成一個社會和政治理論家,一個政治哲學家,對當時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一無所知,也很少有興趣。這種觀點是對托克維爾思想和寫作的嚴重誤讀。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探討了他對現代民主社會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看法。最近的兩項研究極力讚揚了其經濟思考的寬廣性和獨創性,以及他對社會問題的研究和見解的透徹性和開拓性。

《托克維爾之鑰》,[美]詹姆斯·T.施萊費爾 (James T. Schleifer) 著,盛仁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

以下內容摘編自《托克維爾之鑰》一書,由出版社授權轉載。

原作者| [美]詹姆斯·T·施萊費爾

摘編| 徐悅東

托克維爾的經濟思想

托克維爾甚至在其美國之旅以前,就開始閱讀和研究政治經濟學。讓-巴蒂斯特·薩伊

(1767—1832)

,可能是他那一代人中最重要的法國經濟理論家,他在1828年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講,後來以 《實踐政治經濟學完整課程》出版。薩伊的作品引起了托克維爾的興趣。他在第一次閱讀時做了詳細的筆記,然後帶著薩伊的書橫跨大西洋繼續學習。托克維爾通過薩伊探討了利己主義在政治經濟中的作用、日益增長的貧困的嚴重危險、經濟和政治自由之間的聯繫、支持廣泛持有小地產的社會和經濟論點,以及工業在現代社會中的主要經濟作用。托克維爾也記錄了薩伊對重農學派的批評,將近30年後,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他將重現一份可能更多關於政治而非經濟的評估。

托克維爾也從納索·威廉·西尼爾的作品中學到了很多,後者是19世紀上半葉最傑出的英國經濟學家。托克維爾第一次與西尼爾會面是在1833年,在其初次且短暫的英國之旅期間;兩人很快就建立了長久的友誼。然而,儘管有許多信件和談話,西尼爾對托克維爾經濟思想的影響仍然有限。他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過於狹隘和抽像,難以吸引托克維爾。西尼爾認為這一領域本質上是一門科學,並希望將經濟學從政治學中分離出來。他也支持大地產而非小地產。或許西尼爾對托克維爾思想的主要影響來自1834年英國 《濟貧法》,這部法律主要由他製定。托克維爾讚同薩伊的觀點,堅決反對西尼爾幫助窮人的方式。托克維爾認為,英國的立法創造了一種公共慈善體系,這種體系惡化了窮人的境況,迫使他們留在自己的教區,把他們變成了一個無所事事、依賴他人的階級。但是,該法律及其結果,無疑刺激了托克維爾對現代社會貧困問題的興趣。

托克維爾研究的第三位或許也是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經濟學家,是阿爾班·德·維爾紐夫-巴爾熱蒙,他是《基督教政治經濟學,或關於法國和歐洲之貧困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1834年)

的作者。托克維爾認識維爾紐夫-巴爾熱蒙並讀過他的書,他與這位同胞的寬泛路徑及其對經濟問題之道德層面的強調產生了共鳴。維爾紐夫-巴爾熱蒙對托克維爾思想的持久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貧困的原因和可能的解決辦法;把新工業貴族描繪成一種殘酷的新封建主義;個人和社會對日益增長的貧困負有道德義務的論點;以及一份解決貧困問題的建議清單。

這三人當然不是對托克維爾產生影響的所有政治經濟學家。然而,在這裏,我們的目的不是審查其資料來源,而是強調他對當時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興趣,並思考他經濟思想中的某些主流。

托克維爾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已經體現在他的美國之旅中。與某些評論家的觀點相反,在新世界,托克維爾掌握了當時的美利堅共和國正在發生的物質、技術和經濟變革。在他的旅行日記中,他記錄了諸如移民統計、城市和州的人口增長、建造和運營汽船的成本、經營甘蔗種植園以及支付公職人員薪水等細節。更廣泛地說,托克維爾在旅行筆記以及1835年《民主在美國》中描述了普遍的福利水平、普遍的財產所有權以及作為美國特徵的普遍運動。一切東西,甚至土地,似乎都在運動。

托克維爾

他目睹了一種追求改善和新機會的普遍動力,這種動力無情地把盎格魯—美利堅人從一個職業推到另一個職業,從一個地方推到另一個地方。即便他在旅行中沒有參觀任何一家工廠,但他確實認識到製造業的崛起,甚至注意到一種新型商業和工業協會——公司的興起。他感覺到整個大陸在地理上和經濟上都在發生變化。

美國人是如何實現這些奇蹟的?他們的做法促使托克維爾重新考慮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在他後來的著作中,他將反複討論這個問題。“我只知道一種提高人民富裕程度的方法, 這種方法的應用是絕對正確的,”他在一本旅行筆記中寫道, “這種方法正是提升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便利。在這一點上,我們在美國所看到的既新奇又有益……美國承擔並完成了一些大運河的建設。它已經擁有比法國更多的鐵路;無人不知蒸汽動力的發現極大地增強了聯邦的力量,促進了聯邦的繁榮……至於所用的方法……這就是我關於此事所注意到的。”

“歐洲普遍認為,美國政府的最大信條是自由放任……;那是一個錯誤。誠然,美國政府不像我們的政府那樣幹預一切。它沒有宣稱預見一切並執行一切;它不提供補貼,不鼓勵貿易,也不資助文學或藝術。但是,關於公共事業的大工程,它卻很少把它們留給私人照料;而是由國家親自執行這些任務……但有必要注意的是,沒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規定。公司、地方和個人的活動以上千種方式與國家的活動相競爭……所以沒有排他性製度;美國在任何方面都未體現出一種取悅我們這個時代膚淺和玄奧的頭腦的統一製度。”

正如我們所指出的,托克維爾也認識到,美國的民主製度是如何鼓勵人們追求物質福利,刺激社會和經濟活力,促進繁榮,培養商業態度和習慣的。在他的旅行中,他仔細觀察了奴隸製對經濟的有害影響,特別是對俄亥俄河兩岸的自由和奴隸製進行了對比。他也沒有錯過西進運動。盎格魯—美利堅人向太平洋迅速且幾乎天意使然的擴張讓他感到震驚,但他對美國人貪婪地攫取土地和資源表示遺憾,並預見了其他國家和民族在這種大陸命運中的可能性結果,對墨西哥是危險的,對美洲原住民可能是致命的。

監獄研究——新世界之旅的表面原因——所要求的調查, 也讓托克維爾意識到了美國的犯罪和貧困問題。儘管他最終把身份平等作為美國社會的典型特徵,但他知道種族和階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特別是貧困問題將成為他社會和經濟思想的主題之一。

我們記得,托克維爾從新大陸回來後,曾在1833年在英國進行了為期約五週的短暫遊曆。在那裡,他開始了對開放貴族製和封閉貴族製的長期比較,這一區別將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重新出現;在各個法庭見證了英國濟貧製度的運行;遇到了另一個像美國那樣以金錢力量為標誌的國家;深化了對社會和政治階級的思考;並第一次瞥見了英國工業的發展。

1835年,在《民主在美國》第一捲出版後,他重返英國,並遊曆了愛爾蘭,這對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理論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如前所述,英國的例子促使托克維爾更全面地分析民主與中央集權之間的聯繫。但經濟方面的經驗同樣重要。他對伯明翰和曼徹斯特的訪問證明了工業化的驚人規模和人力成本。他被迫研究進步的工業和日益增長的貧困之間的聯繫,並考慮新的工業工人階級可怕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在其旅行日記中,他描述了在曼徹斯特的所見所聞。

《論美國的民主》,[法] 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1月版,即文中的《民主在美國》。

“三四十個工廠建在山頂上……它們的六層塔樓屹立著;它們巨大的圍牆從遠處發出工業集中化的信號。窮人的破屋雜亂地散佈在它們周圍……一堆堆的糞便、建築物的瓦礫、腐爛的東西、死水潭,在房屋之間隨處可見……但是,誰能描述得出來,這些地方的內部是怎樣的呢?它們是罪惡和貧窮的家園, 包圍著工業的宏偉宮殿,將之緊緊地裹在它們可怕的交疊中…… 狹窄而曲折的道路兩旁是一棟棟平房,那雜亂的木板和破損的窗戶,讓它們即便從遠處看來,也如同人們在貧困與死亡之間所可能找到的最後避難所。在某些簡陋的房屋下面有一排地窖,一條下陷的走廊通向它們。12—15個人亂七八糟地擠在這些潮濕、令人厭惡的洞里。

(其中一條河)

臭氣熏天,泥濘不堪的河水,被流經的工廠染成上千種顏色,在這個貧困的避難所慢慢徘徊……它是這個新地獄的冥河。”托克維爾永遠不會完全忘記這個可怕的景象。

愛爾蘭表現出的不是新的工業貧困,而是根深蒂固的農業貧困。在托克維爾的愛爾蘭筆記中,他發現自己不僅重新考慮了經濟上的問題,而且還重新考慮了分佈廣泛的小地產所具有的社會和政治優勢。愛爾蘭的貴族階層為他提供了另一種

(令人不安的)

貴族模式。托克維爾又一次面臨著驚人的貧困,迫使他去尋找可能的原因和可行的解決方法。1835年7月9日,他參觀了都柏林的一家濟貧所。“內部景象:最可怕、最令人厭惡的悲慘景象。一間很長的屋子,裡面都是婦女和兒童,其年齡或虛弱的身體使他們無法工作。窮人亂七八糟地坐在地板上,如同坐在豬圈泥地上的豬。很難不踩到半裸之人。在左翼,一個小房間里坐滿了老人和殘疾人。他們坐在木凳上,擠得很近…… 他們根本不說話;他們一動不動;他們什麼也不看;他們似乎沒有在想事情。他們對生活既不期待,也不害怕,更不抱任何希望。”這種墮落的形象和人類精神的空虛,將繼續縈繞著托克維爾後來的思想和寫作。

除了從閱讀和旅行中習得的經驗,托克維爾在其主要作品《民主在美國》和《舊製度與大革命》中表達了什麼重要的經濟觀點?1835年《民主在美國》的手稿和文本包括了各種值得注意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討論。大部分討論關注美洲的物質和經濟特徵,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主。但它們都是某些主題的早期聲明,這些主題將繼續出現在托克維爾的後期作品中。在各種草稿中,托克維爾提到了某些事情,但他決定不將其納入1835年作品的最終版本中。譬如,他的手稿包含了某些額外討論,有稅收政策和稅收、製造業地區的危險以及

(哪怕在美國)

工業對平等造成的威脅。儘管托克維爾暫時把這些特殊觀點放在一邊,但在其《民主在美國》的第一部分中,他確實談到了其他幾個重要話題。例如,他研究了民主社會對公共支出的壓力,表達了他對越來越多的工業工人集中在大城市的擔憂,並解釋了現代勞動分工如何削弱了工人。或許同樣重要的是,他還探討了奴隸製的經濟學,譴責這種“特殊製度”不僅不道德,而且效率低下,對經濟發展具有破壞性。他在後來關於廢除死刑的著作中又談到了這個問題。

在關於美國社會狀況的一章中,他還討論了繼承法的重要性,因為它鼓勵了廣佈的財產所有權,並加速了任何傳統的土地準貴族在美國的消亡。他斷言,有關土地繼承的法律在身份平等的到來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很驚訝,”他寫道,“古代和現代的政治作家都沒有把對人類事務進程的更大影響歸因於土地繼承法……繼承法以某種方式構成,它重新統一、集中、聚集了財產,不久之後,它又將權力集中在某些人周圍……在其他原則的推動下,沿著另一條道路,它的行動更加迅速;它分割、 分享、散佈財產和權力。有時人們會被它行進的速度嚇到……凡是擋在面前的東西,它都能將之壓碎或摔成碎片;它不斷地在世界上起落,直到什麼也看不見,只留下一片移動的、無形的塵土,民主就紮根於其上。”托克維爾對繼承法的興趣以及他對小地產的偏好,將在 《舊製度與大革命》和其他文章中得以延續和再現。

19世紀40年代以前,托克維爾對現代民主社會中經濟和社會問題最廣泛的論述出現於《民主在美國》第二卷。在1840年的著作中,他談到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最為著名的一章是“工業為什麼可能產生貴族製度”,它反映了維爾紐夫-巴爾熱蒙的影響。在那裡,托克維爾提出了 “工業科學的兩個新公理”:規模經濟和勞動分工。他再次討論了工業化不僅導致了貧困加劇,還創造了威脅民主平等的新型貴族。他哀歎工業家和工人、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相互義務或紐帶的喪失。但他最關心的還是工人的獸化。他宣稱:“隨著工人技術的進步,他作為人的本質卻日益下降。”

在1840年《民主在美國》的別處,托克維爾提出了其他許多重要的經濟問題:繼承法的概念適用於防止家庭財富的永存,但仍允許財富的積累;支持流動的民主社會並鼓勵社會和經濟流動的必要性;民主與追求物質幸福的激情之間的聯繫;商業習慣和自由習慣之間的聯繫;民主對工作之理念和對所有職業之尊重的推動;民主對工資、租金和合同的影響;鼓勵在民主社會進行商業和工業活動,甚至把農業變成貿易;社會的普遍商業化、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的發展以及對計劃報廢的接受。我們已經談到了其中的幾個話題。

他還談到了與工業化有關的關鍵問題,包括承認“平等的進步和工業的發展是我們時代的兩大事實”;大型工業企業的發展;再次發生工業危機的危險;工業階級

(實業家)

受到 “管製、監督和約束”的需要,和工業協會

(公司)

受到社會權力一定程度的管控的需要;以及工業化和國家權力集中之間的危險關係。走向中央集權的動力不僅來自民主,也來自工業化。

1848年革命之後,尤其是經曆了六月起義的暴力事件之後,托克維爾經濟思想的重點發生了某種轉變。在其《回憶錄》中,他特別關注與財產有關的問題,把六月起義描述為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新衝突的標誌。他強烈譴責社會主義理論助長了階級對立,損害了財產權。他認為,持有財產可以在各種各樣的所有者之間建立社會紐帶,促進社會和諧。他還指出巴黎工業工人日益集中的危險,他們是受社會主義影響最大的階級。

所有這些話題都會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重新出現。但在1856年,托克維爾將會拋出一張大得多的思想之網。他相當詳細地介紹了舊製度的經濟政策和失敗,揭露了用來增加稅收的腐敗方法和稅製的嚴重不公。“在所有區分人與階級的方法中,”他寫道,“稅收不平等是最有害的。”重回在1835年 《民主在美國》中首次提及的話題,他還研究了土地繼承法的影響。托克維爾也討論了大量的農村小地產,和法國農民作為土地所有者所面臨的經濟壓力。他追溯了重農學派的經濟和政治設想,我們已經注意到,他對重農學派的觀點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尤其是對國家的無限權威地位。托克維爾承認18世紀中葉法國資產階級財富的增長,法國的普遍繁榮,但正如他所指出的,中央集權和錯誤的經濟政策扼殺了創新,抑製了工業發展。並非所有都是負面的。他還簡要介紹了法國大革命的經濟成就。

《舊製度與大革命》,[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版

總的來說,托克維爾在其1856年的書中對17世紀和18世紀法國的經濟層面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對經濟話題的處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說,《舊製度與大革命》或許能以另一種方式加以解讀,作為對舊製度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斷言,錯誤的經濟政策有助於解釋君主製的崩潰和大革命的到來。

托克維爾總是認為社會各領域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相互聯繫。不出所料,作為政治經濟學理論家,他的方法首先強調了經濟學更為廣泛的道德層面。他不認為政治經濟學只是一門脫離民情和社會製度的科學。在他看來,經濟的部署和發展不是由抽像的科學規律,而是由態度、行為、思想和信仰——簡而言之,是由心靈和思想的習慣深刻塑造的。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他還認識到並反複研究了促進身份平等、經濟和工業發展、貧窮問題以及國家的適當角色之間的相互作用。這四重奏—— 民主、工業化、貧困、政府干預——之間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經濟思考和寫作的展開模式。

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貧困問題成為托克維爾對經濟問題感興趣的核心。他在19世紀20年代及以後的閱讀,他在19世紀30年代早期對監獄改革的研究以及他的親身經曆,尤其是1835年的經曆,都證明了民主和工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工業化的發展意味著

(對某些人來說)

貧困的加劇。他所學到的東西給他出了一道複雜的難題。托克維爾發現自己面臨著關於貧困的原因及可能的解決辦法的難題。這位既有理論又有行動之人,扮演了溫和的社會改革家的角色。

托克維爾的社會改革

在經濟和社會問題上,我們需要抵製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托克維爾的《民主在美國》和《舊製度與大革命》上的誘惑。托克維爾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其他作品,完整地描繪了他作為政治經濟學家和溫和派改革者的形象。

1835年《民主在美國》出版後,托克維爾在起草1840年的著作時,寫了兩篇關於貧困問題的重要文章:第一篇是出版於1835年的《論貧困》,第二篇起草於1837年,未完成也未發表。除了關於美國監獄製度的報告

(1833年)

,這兩篇文章是托克維爾關於社會改革的最早作品。他關於減輕貧困的建議,可以理解為對現代民主社會所面臨的特殊危險提出的附加辦法。與托克維爾關於社會問題的其他著作不同,《論貧困》是一部非常嚴肅的文獻。它嚴格區分了兩種福利:私人、個人慈善和公共或法律慈善。托克維爾以英國各種各樣的濟貧法為例,展示了合法的慈善機構是如何“創造了一個懶散的階級”,他們陷入依賴,道德淪喪。因此,他寫道,必須避免公共慈善,或“窮人獲得社會幫助的權利”。

但是,他認識到,發展中的工業化給一些人帶來了更多的財富和繁榮,也使另一些人日益貧困。托克維爾承認,單靠個人的慈善,還不足以緩解日益嚴重的貧困問題。他在結束對窮人的嚴厲描述和對政府援助的強烈譴責時,提出了一系列一般性問題,這些問題只是暗示了他稍後將提出的解決方案。他也承認:“我不僅承認公共慈善適用於不可避免之弊端

(如嬰兒的無助、老人的衰落、疾病和精神錯亂)

的效用,也承認其必要性。我甚至承認它在公共災難中的暫時有效性……我甚至理解……為窮人的孩子開辦免費學校的公共慈善。但是,我深信,任何旨在滿足窮人需要的永久性、經常性的行政製度,都會造成比它所能醫治的更多的痛苦。”

托克維爾

在1837年的那篇文章中,托克維爾表達出殊為不同的風格。在那篇文章中,他超越了懸而未決的問題,提出了幾項減輕貧困的具體措施。他以描述農業和工業貧困開始寫作此文。他認為,至少在法國,擁有小地產的農村貧困人口在經濟衰退期間不那麼脆弱。工業工人階級的根本困難在於完全依靠自己的勞動;他們一無所有,在經濟危機和失業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完全沒有資源。

對托克維爾來說,解決之道是開發新方法,使工業工人成為某種獨立財產的擁有者,並在他們中間開發財產所有權所培養的精神和習慣。在其文章中,他探討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幾種可能方法,但最終決定由政府建立一些特殊儲蓄銀行,並與改革後的法國monts-de-piété

(即向窮人提供擔保貸款的典當行)

體系相結合。這樣一種新型的儲蓄和貸款機構將允許工業工人階級建立小型個人賬戶,把他們變成財產擁有者,並在需要的時候提供必要的資源。托克維爾並沒有建議那些極度貧困的工業工人如何找到多餘的錢來儲蓄,但他對貧困人口的處理遠沒有那麼苛刻,至少提出了一個針對經濟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 他將在19世紀40年代反複提出這個方案。

1839年另一項重要的改革提案,不是針對貧困,而是針對奴隸製。托克維爾將其《廢除奴隸製報告》作為他新當選眾議院議員的就職演講文稿。作為負責審查法國殖民地廢除奴隸製問題的委員會成員,他總結了研究小組的結論。在強調奴隸製的公認罪惡和終將覆滅之後,他突出了委員會商定的三項原則:立即

(而不是逐步)

解放的激進立場;向奴隸主支付賠償;對新解放的奴隸實行嚴格的學徒製度,包括自由習慣的教育和訓練。這種學徒製的想法與托克維爾本人的自由實踐理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只有自由的經曆,”他寫道,“才能促使人們形成適合自由國家公民的意見、美德和習慣。”法國政府將是被解放勞工的 “唯一監護人”,支付工資並監督其待遇。運用適當的政府主動性和權威性,將在托克維爾其他的社會改革建議中再次出現。最後,委員會的建議未獲採納,而作為另一個委員會的成員,托克維爾將在1843年12月撰寫一系列文章,宣傳和支持一組關於解放的修訂建議。這項努力也會失敗。直到1848年,法國帝國才廢除奴隸製。

1843年初,托克維爾授權《世紀報》刊登了幾封關於法國國內局勢的信。除了譴責自1830年以來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受到侵蝕,他還討論了作為七月王朝標誌的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展示了它們是如何導致政治冷漠和對任何現行混亂的本能恐懼。他認為,更深遠的威脅來自日益加劇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以及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不滿和壓力。

在一封信中,他特別提到了他在1840年《民主在美國》中談到的工業所有者和工業工人之間的鴻溝。“

(在工業社會)

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僱主的利潤與工人的工資不成比例;工人所處的地位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他與僱主之間有很大的社會差距,而且依賴僱主。在一個社會中,這種令人震驚的不平等不可能持續太久而不引發深層次的問題。”極端的不平等不可能長期持續。可能的結果是階級衝突和革命。他再次指出了這個問題,但還沒有提出許多具體的解決辦法。

1844年,托克維爾和幾個朋友買下了《商業報》,其目的是表達一種不同的政治觀點。他獲得了編輯控製權,並於1844年7月寫了一份聲明,闡述他希望推行的政治和經濟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也發表了幾篇文章。事實證明,這個風險投資項目在財務上並不成功,並於1845年6月歇業。究竟哪些文章真正出自托克維爾之手仍然存疑,但他參與寫作的文章似乎包括論行政集權、宗教和教義自由、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貧困以及階級對立的興起。為瞭解決這些經濟和社會問題,托克維爾提出了幾項具體的改革,包括對貧困兒童的免費公共教育、更廣泛的政治權利、信貸協會、互助社、儲蓄銀行

(在工人的控製下)

、政府支持的醫院以及對貧困人口的直接公共援助。

1847年保守派贏得大選勝利後,托克維爾試圖與幾個政治盟友組成一個新的反對派,名為“年輕左派”。他起草了部分宣言來宣告和宣傳這個新團體的綱領。基本目標包括慢慢擴展政治權利的圈子,使下層階級參與政治,將工人階級的精神和物質命運作為立法行動的主要關切,平衡公共費用並終結財政不平等,保證窮人的法律平等和物質福利。在這些措施的背後,托克維爾顯然想到了三個熟悉而普遍的目標:複興政治生活、減輕貧困和保護財產權。

為了達成宣言的目標,一份相關的“社會政策片語”列出了一些詳細的建議,這些建議集中在援助窮人的直接和間接方式方面。“財富的不平等不可能不體現在稅收上,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樣,”托克維爾注意到,“我們至少應該傾向於讓人們儘可能少地感覺到它。我們可以通過採用這些……規則來達到這個結果。(1)免除最貧窮之人的稅務,這是那些負擔最重之人。(2)不要對必需品徵稅,因為那時候人人都有義務納稅,窮人就有重擔。(3)當稅收施加在必需的或非常有用的東西上時,讓稅率變得對所有人都非常低,由此窮人和富人都不會關注稅務。(4)當稅收高的時候,試著讓它與納稅人的財富成比例……”

“能為下層階級做的事情可以分為幾個類別……讓我們看看援助窮人的直接方式是什麼。建立專門供窮人使用的機構,使窮人能夠利用它們來教育自己,充實自己,例如儲蓄銀行、信貸機構、免費學校、限製工作期限的法律、庇護所、講習班、互助社。最後,直接向他伸出援手,用稅收資源減輕其貧困: 醫院、慈善機構、貧困稅、商品分配、工作和金錢。最後,援助下層階級的三種手段: (1)免除他的部分公共負擔,或至少只讓他按比例承擔。 (2)把那些能幫助他渡過難關的機構建在他可企及的範圍內。(3)主動幫助他,直接幫助其所需……革命的真正涵義是平等,更平等地分配世界的利益。新成立的政府或新上台的階級,除非在這方面盡一切可能,否則無法維持自身。”

從這些相繼出現的信件、文章和草案中,我們看到了托克維爾為應對19世紀40年代他在法國看到的社會和經濟挑戰,而設想的一系列獨特的改革措施。在這10年中,他還對緩解省一級的某些社會問題表現出興趣,在那裡他集中注意窮人或被遺棄的兒童、孤兒和單身母親所面臨的貧困。1843—1846年,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並向省委員會提交了四份報告,確認地方層級的合法慈善機構有必要向面臨貧困的兒童和單親母親提供服裝、食品、教育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他還呼籲在國家層面進行類似的改革。

1848年9月,托克維爾發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講,反對所謂的“工作權”。儘管他早些時候曾表示支持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革,但他強烈反對國家對工作權利的任何認可,反對國家對政府作為最後僱主以保障就業的任何認可。他把這樣的政策視為社會主義的先驅,猛烈地抨擊社會主義思想,這些抨擊方式很快就會重現在《回憶錄》中,並為《舊製度與大革命》埋下伏筆。托克維爾斷言,政府必須動用一切手段來“拯救所有受苦受難之人,拯救所有那些——如果國家不伸出援手,在耗盡自己的所有資源之後——將陷入悲慘境地之人”.但就業保障最終將使國家變成唯一的實業家和所有者,並導致社會主義。對托克維爾來說,社會主義意味著沒有自由的平等和私有財產的末日。

《托克維爾回憶錄》,[法] 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2月版,即文中的《回憶錄》。

在我們剛剛仔細審視過的文字中,某些主題反復出現。在思考社會問題時,托克維爾不斷回到財產權和所有權的重要性上來;減少極端不平等和支持經濟和社會流動的目標;促進各階層之間的合作和更廣闊的社會視野

(更少的集體個人主義)

;激發政治生活;實現社會和政治穩定;政府的適當角色——必要但嚴格受限。這些原則對他的社會和政治理論仍然至關重要。

托克維爾在19世紀40年代提出的改革措施仍然相當溫和:他想激勵和調動那些不願面對不斷髮展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之人,但又不願使自己陷入激進的立場。他的方法通常是漸進的,經常使用這樣的詞,如趨向或緩慢實現一個特定的目標。1848年6月的暴力事件後,他也有些向右傾斜,變得更加謹慎。可以說,托克維爾追求溫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保守的目的。1848年5月,他對拉德諾勳爵說:“我們正處於開化民族的普遍革命之中……只有一個辦法可以避免和削弱這場革命,那就是盡一切可能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而不是被迫這樣做。”我們需要記住,他提出的許多社會改革建議從未獲得簽署或發表,只出現在草案和私人文件中。這種默默無聞嚴重削弱了世人對托克維爾作為一位溫和的社會改革家的認可。儘管如此,他提出的改革建議意義重大;它們相信政府在國家的經濟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原作者| [美]詹姆斯·T·施萊費爾

摘編| 徐悅東

編輯丨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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