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進入“德國模式” 解析德國為何成歐洲“抗疫優等生”
2020年07月01日06:56

原標題:歐盟進入“德國模式” 解析德國為何成歐洲“抗疫優等生”

“從7月1日開始,歐盟進入‘德國模式’!”德國《焦點》週刊的這句話,充滿了對德國擔任今年下半年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期待。許多歐洲輿論也關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現可圈可點的德國將如何團結歐盟各國,一起走出危機。儘管德國防疫也面臨許多變數,但德國政府的思路清晰:既要保國民公共健康,又要減少經濟損失,更要為歐盟承擔義務。從金融危機到難民危機,再到這次疫情,與其他歐美國家相比,德國應對危機的能力再次凸顯。政府效率、製度設計、國家總體實力、領導人的韌性以及民族心理甚至思維方式等,都影響著德國最終“化危為機”的努力。

歐洲多項紀錄保持者

德國在歐洲創造了新冠病毒感染人數比例最低、感染者死亡率最低、疫情封鎖措施時間最短、對經濟負面影響最小等多項紀錄。從這些紀錄背後,可以看出德國的“隨機應變”。3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在巴伐利亞州和北威州大面積暴發後,德國聯邦和地方政府通力合作,亡羊補牢,採取了相對溫和的半封控方案。根據德國羅伯特—科赫病毒研究所發佈的病毒人際傳播指數,由總理默克爾牽頭,定期召集各州州長舉行視頻會議,研究封鎖防控方案。各州政府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製定防疫措施,有的還會根據疫情變化每半個月調整一次。最近發生肉聯廠感染事件和哥廷根、奧爾登堡、柏林等地出現聚集性感染後,默克爾及時發出警告,讓各州在防疫上不能懈怠,謹防“第二波疫情”。德國哈勒大學的病毒學家凱庫勒認為,有些地方政府反應還不夠快,不夠果斷。

自歐洲疫情擴散以來,德國的防疫舉措引起國際關注,如很早就認清新冠病毒可能暴發,並開始加強核酸檢測等。“為什麼德國比歐洲其他國家更好地應對新冠病毒?”俄羅斯“論據”網的文章認為,確保德國低死亡率的最重要因素是大規模的檢測,其次是可靠、發達且全面的醫療保健體繫起到作用。德國新冠肺炎感染者死亡率是歐洲最低的國家之一,且還能幫助接收意大利的患者,這表明了德國應對危機的能力較強。

英國風險投資公司“深度認知集團”6月公佈了一份《新冠病毒區域安全評估》報告,對全球200個國家和地區在疫情中的安全水平進行排名。結果,瑞士以752分高居榜首,德國以749分居次,之後是以色列、新加坡、日本、奧地利、中國等國。該報告根據隔離有效性、政府效率、監控與檢測能力、醫療儲備、“地區韌性”與緊急情況準備等六大標準、130個定量參數,把各國和地區分成四個層級。結果顯示,德國在政府效率、醫療儲備、“地區韌性”3個項目上都列第一,在緊急情況準備方面名次稍微落後。

德國人始終在一邊努力防控疫情,一邊緊盯復工復產,力爭把經濟損失降到最低。德國政府首先向小型企業、個體經營者和自由職業者進行直接補貼,補貼時間3個月。其次為大型公司提供4000億歐元貸款擔保。最重要的是為防止失業而強製擴大“短時工作製”。德國政府規定,在企業遇到經濟危機時不得隨意裁員,工作量不足可以縮短工作時間,員工只拿部分工資,工資差額由政府按照一定比例給予補貼。這一措施在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時發揮過作用——它的好處是員工保住了工作且收入不會下降太多。企業避免了破產倒閉,保存了完整的產業競爭力,隨時可以復工復產。

德國政府則通過救助關口前移,把危機消滅在萌芽之中,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但實施短時工作製的前提是,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必須建立可靠的信任關係。三方為了長遠利益必須暫時犧牲部分眼前利益。

疫情期間,據《環球時報》記者觀察,除大眾、戴姆勒等大型企業曾關閉工廠幾個星期外,許多小型企業都維持運轉。家住漢諾威的水電工奧勒爾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小公司並沒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影響,而且還從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那裡得到數萬歐元的疫情補貼。德國一些大型企業也抓住疫情,“化危為機”。許多企業現在開始轉向5G、AI等技術應用。德國政府還開展“德國——創意之國”倡議計劃,把疫情視為德國發展新點子和新經營模式的機遇。

從“德式憂慮”到“德式韌性”

《法蘭克福彙報》曾評論說,二戰後德國面對的是一片廢墟,惡劣的生存環境和屈辱的歷史使德國人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意識,即使德國經濟進入“黃金時代”,德國人仍保持著這種“德式憂慮”。從應對疫情的角度看,德國式的防患於未然體現得淋漓盡致。德國此前在各地建有7個國家級的“嚴重傳染疾病能力與治療中心”,對面積不到36萬平方公里的德國來說,從全國任何一個地方開車,只要幾小時就可以到達最近的中心。

德國人在儲蓄方面和中國人傳統的做法有些相似。德國《經濟週刊》近日刊文說,“在危機中,一些弱國最缺的就是錢,但德國從來不缺,因為德國人最愛的投資方式就是儲蓄,甚至還有一些人會將現金藏在枕頭下或罐中。”據報導,最近20年,德國出現過四次儲蓄潮,都與應對危機有關,具體為:2001年至2005年互聯網泡沫危機、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2012年和2013年歐債危機、2014年至2019年低利率危機。去年,德國儲蓄額達到創紀錄的2680億歐元,新冠肺炎疫情將再次加劇這一趨勢。

德國在“深度認知集團”報告中所列的“地區韌性”中排名第一,這一韌性在應對歐債危機中就有所體現。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這樣評價德國總理默克爾:“強硬、勇敢、堅韌。”當一些歐盟國家要求歐盟和歐元區給予巨額援助且不願削減民眾福利,甚至以“退歐”威脅歐盟時,德國堅決不退讓。

在《環球時報》記者看來,德國的韌性還體現在國內政治上,主要就是製定長遠規劃。如2003年時任總理施羅德推出“2010議程”,就為德國經濟發展帶來過紅利。許多德國官員曾對記者說,他們很讚賞中國的長期規劃,這方面值得德國學習。

駐柏林的丹麥記者阿克塞爾森還和《環球時報》記者聊起過德國的自我修復能力。他提到,為應對難民危機,默克爾政府調整難民政策,如加強與土耳其等國的合作等。對入境的難民,德國政府會給他們提供培訓和教育的機會。在阿克塞爾森看來,在德國的難民已能“安居樂業”,這對德國及歐洲都是好消息。

生活在德國的外國人有時感受到德國人特有的凝聚力。家住柏林的美國人蘇珊娜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相比美國在疫情期間的各種亂象,德國人表現出了“大局觀”,有時冷靜得甚至讓人覺得“太不食人間煙火”,對政府的規則,德國人看上去總是能默默遵守。有調查顯示,95%的德國公民認為“隔離是必要的”。這對其他歐洲國家來說,是一個不可想像的比例。

德學者:德中有相似點

中國歐洲學會德國研究分會副會長孫恪勤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德國應對危機的能力強,在這次控制疫情方面也是歐洲做得最好的國家之一,首要原因就是德國政府應對危機的管理能力強,它的高效率和責任感都是世人公認的,其根源可追溯到普魯士王國時期建立的高效官僚機構。此外,德國是聯邦製,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這次配合得也很到位。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常賬戶盈餘國,德國政府拿出大筆錢支援抗疫、減稅、補貼,減緩了一些社會問題,穩定了人心。他還談到一些細節,如:德國政府利用APP和媒體向民眾宣傳各種防疫知識;領導人出面宣講防疫要求;重視科研院所和專家的意見等。

孫恪勤表示,德國是“萊茵模式國家”,強調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強調公民和社會、效率和公平、自由和責任之間的平衡,這與美國等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大的國家不一樣,民眾社會責任感較強。德國的政治黨派也不是那麼極化,例如現在聯邦政府就是中左和中右兩大政黨聯合執政,社會各階層相對比較容易合作。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默克爾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她是一位強勢的領導人,2005年至今已執政15年,經驗非常豐富。儘管之前因為難民危機的處理和德國民眾的“審美疲勞”,她的支援率有所降低,但此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讓她的能力再次凸顯出來。默克爾對德國社會的管控能力、和外部的溝通能力,與其他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形成鮮明對比,她的支援率也再次走高。

“二戰以來,德國總能安然度過各大危機,而且變得更強大。”柏林政治學者奧利弗·福克斯這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認為,歷史和現實等綜合因素讓德國變得很務實。奧利弗·福克斯還表示,這點與中國類似,中國近幾十年來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遭遇了各種挑戰,如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災害、“非典”疫情等,還有現在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但中國全方位應對危機的能力很強,反而常常在危機過後加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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