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中的全球高等教育的“特修斯之船”
2020年06月23日13:23

原標題:迷航中的全球高等教育的“特修斯之船”

2020年秋季開學在即,71萬留學生和家長重新思考海外求學的選擇。事實上,全球各所大學都在思考高等教育的未來模式。被疫情凸顯出來的全球高等教育危機可以是中國大學的契機。但抓住契機需要理解歷史,透視危機,更需要高瞻遠矚的社會文化視野。

危機中的全球高等教育

危機讓業已存在的深層問題更加清晰。疫情發生後,以美國和英國大學為代表的全球高等教育模式的深層問題更加凸顯:

1.昂貴的學費。2019年,僅美國的學生貸款和債務就達到1.6萬億美元,約占GDP的7.6%。

2.加強固化的社會階層結構。與入學考試成績相比,學習水平與社會經濟背景和家庭地址郵編顯現更強的相關性。

3.精英教育。教育和科研排名前列的大學每年僅從合格的申請人中錄取少於10%的學生。大量有潛力的學生被排斥在名牌高校的精英教育之外。

4.日益依賴國際學生的學費維持現有模式。英國大學中,外國留學生學費為60億英鎊,占大學年度預算的17%。

5.小作坊式的科研和金字塔型的知識生產結構。目前大學研究機構還是沿襲19世紀德國大學的製度設計,在半封閉的實驗室和研究圈內做越來越精細的課題研究。大學科研領域非常類似列維特和杜布納(Steven Levitt and Steven Dubner)寫的“怪誕經濟學”(Freakonomics):金字塔頂端的吃香喝辣,低端的家無存糧。

《大學被顛覆》(College Disrupted)作者克雷格(Ryan Craig),用4R形容美國前100名高校的商業模式:排名(Ranking),研究(Research),校園地產(Real estate),高校體育( Rah )。為爭奪和維護金字塔頂端地位,大學全力以赴地投資4R,以吸引更多的捐贈和生源。新冠疫情發生後,所有五星級的豪華校園(校園地產)突然空空蕩蕩。所有體育賽事停止。有遠見卓識的全球大學管理者不僅開始反思大學模式的深層問題,也同時前瞻性地思考大學的社會服務性質。

21世紀的大學應該走出精英教育的局限,排名前列的科研大學應該向至少1/4的高中畢業生開放,應該為全民終身教育服務。從培養社會精英向提供社會服務轉型,全球高等教育機構正處於不得不做的艱難選擇中。

高等教育的“特修斯之船”

有著千年歷史的高等教育正經曆“特修斯之船”的悖論。古希臘神話中,國王特修斯(Theseus)率領雅典戰士出征克里特島(Crete),打敗牛魔王,拯救了雅典。為紀念國王的英雄事蹟,雅典人刻意要保留特修斯戰艦。幾個世紀中,雅典人不斷調換一塊塊破損的船板,以求不朽。到後來,全部的船板均被調換過。它到底是新艇,還是舊船呢?全球高等教育正經曆同樣的悖論:現代大學的基本要素逐步被替換。不過,新冠疫情衝擊下,大學加速度奔向分化和重組。

從中世紀算起,大學教學製度已經迭變多次,但這次將是最劇烈的一回。1088年成立的博洛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和成立於1150年的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奠定了現代大學的結構雛形。中世紀的大學為教會培養人才,維持宗教製度傳承。那時,大學主要關注三個R:讀、寫,算術(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我們今天廣泛使用的教學大綱(Course curriculum),則是蘇格蘭人發明推廣的。1633年,“教學大綱”一詞第一次出現在英文中。蘇格蘭人信奉基督教長老會教派(新教的分支)。該教派主張人們通過自我學習經文來實踐信仰。因為強調自我學習經文,蘇格蘭建立愛丁堡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Glasgow)培養普通人的閱讀能力。為規範和約束普通人的學習過程,格拉斯哥大學推出教學大綱和階段性考試製度。教學大綱包括學習目標,內容選擇,對學習進展的考核。蘇格蘭的大學建立的教學製度成為後來本科教育的範本。

當代全球高等教育一般以美國大學體製為樣本。成立於1636年的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逐漸演變為哈佛大學。殖民地時期,美國建立了9所學院(College)。它們深受英格蘭的牛津和劍橋、蘇格蘭的愛丁堡和格拉斯哥的影響。美國建國後,通過莫里爾法案(Morrill Act,1862),各州獲得3萬英畝的土地,專門用於建設公立大學。後來的兩大變革,為美國的大學奠定在全球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一是霍普金斯大學(University of John Hopkins)向德國洪堡柏林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學習,建立教學和研究相結合的教育體製。它是美國排名前一百所研究型大學的原型。另一個重大變革是加利福利亞大學系統。上世紀50年代,在加州大學校長克爾(Clark Kerr)領導下,加州推廣三級大學教育模式。它包括強調研究的加州大學、重視教學的加州州立大學和廣覆蓋的加州社區學院。此後,垂直設立的三級加州大學系統成為全球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型。

中國的高等教育也有“特修斯之船”拆舊換新的經曆。為了培養與外國打交道的譯員和通事,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了京師同文館。1898年1月,即戊戌變法前夕,禦史王鵬運又奏請開辦京師大學堂。梁啟超參照日本學規, 為學校定下規則八十餘章。1904年,清政府頒布《癸卯學製》。它標誌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系統確立。到1911年,全國有公立大學堂3所:京師大學堂、山西大學堂和北洋大學堂。 自1917年初,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後, 對北大的體製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全校設有數學、物理、化學、地質、哲學、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史學、經濟、政治、法律等14個系, 成了舊中國大學的樣板。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對教育系統進行了全面的改造。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按照蘇聯模式構造了新中國成立之初高等教育的模式。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1985年5月,頒布了《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它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大膽借鑒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目標定位在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上。1998年,中國高等教育發生兩件大事:一是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由此產生了一個我們今天都熟悉的名詞,985大學。二是製定了大學擴招計劃。到2012年,錄取685萬人後,招生人數基本穩定下來。近年來,以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中國高等教育基本上對標西方一流大學的發展模式,力求趕超。

迄今,各國大學的“特修斯之船”拆拆補補,但核心仍然是精英教育。隨著技術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大學必須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服務。疫情不僅衝破大學的圍牆,也打破人們對精英教育的迷戀。

逆襲的ASU模式

美國有6000所大學,但能夠算的上研究型的只有100多所。它們代表創造知識的學校。在金字塔頂端的前25家大學,光研究經費都在10億美元之上(不包括醫學類)。坐落在麻省的幾座常青藤大學的教育基金總和超過歐洲一些小國的GDP。長期以來,全球的高等教育強調,既要有雄厚資本,又要有悠久歷史傳承。在這樣一個等級森嚴的體製中,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逆襲成功。人們發現,大學興盛可以不走換舊船板的老路,可以追求橫向發展的新模式。

疫情發生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校長克若(Michael Crow)一下子成為媒體明星,因為他鼓吹多年的美國大學危機和超級多元大學模式(Multi-versity),讓人們看到未來十年大學發展的新方向。自2002年上任後,克若採取全新的商業模式,讓ASU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2002-2019年,入學率116%增長,在校生從5萬人上升到12萬人,研究經費進階10億美金大學行列,連續5年被評為最具創新大學。

在他的《第五次浪潮》一書中(Fifth Wave: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克若總結新型大學模式的五大特徵:

1.大學教育是社會服務。大學要從掐尖錄取思維(Exclusion)轉變到合格就能錄取(Inclusion)。

2.教育課程設計應該依據“選擇”思維,不應該因循“控製”思維。當代的學生不應該被400年前發明的教學大綱約束,按教授認為合適的節奏和流程學習。他們應該可以根據需要,選擇組合課程和完成的進度。

3.讓網絡技術成為解放的力量,解放時間、地點、經濟成本的限製。現代社會生活和工作節奏往往與四年在校學習要求相衝突。學生需要更靈活的網上學習項目。

4.跨行業、跨界、跨國的研究是無窮無盡的知識創造視界。新秀大學不必與傳統精英大學在同一個路徑上競爭。新秀大學應該無羈絆地在橫向領域開拓屬於自己的卓越空間。

5.大學的社會服務也有“長尾定律”,即利用新技術製造各種教育服務組合,滿足各類教育需求。傳統大學按照平均值設計教學產品和服務,浪費了許多全民終身教育的機會。

疫情之前,ASU模式和克若的思維被視為另類。疫情發生後,他們的做法成為常識。幾乎每所大學都開始思考和嚐試下面的試驗:

1.怎樣為全社會公民的終身學習服務?

2.怎樣從“在課堂時間”的教學大綱設計向“核心能力分類與獲取”的設計轉型?

3.怎樣從教授控製學習過程向學生選擇學習過程轉型?

4.怎樣順應新生代認知習性,設計類似遊戲打怪晉級的階段性進步學習模式?

5.怎樣設計和執行節奏自主、非同步的學習模塊?

6.怎樣劃分”微學分”課程,適應不同程度、不同類比和不同學習偏好的學生,涵蓋學生的“長尾”需求?

7.重新想像知識圖譜,既要提供知識的系統效能,又要允許學生從各個入口選擇完成知識拚圖。

8.怎樣拆分和組合學習經曆,校園生活經曆,教學任務和研究任務?

9.在全球大學版圖重組過程中,選擇資源互補的學校,合眾連橫。相互承認學分,允許跨校選課,已經在歐盟大學和加拿大大學之間開始。

中國高等教育的機遇

歷史不能做試驗,但歷史上存活下來的規律自證其生命力。每一次符合時代潮流的高等教育改革,都給相應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社會活力。

17-18世紀的蘇格蘭,是一個人窮、地薄、人口稀少的地方。普及大學教育後,蘇格蘭為現代社會貢獻了瓦特蒸汽機、亞當·斯密市場學說和大衛·休謨的經驗科學思想。

19世紀,德國推廣科研與教學相結合的洪堡高等教育模式(Humboldtian Model)。它為德國科學技術大發展奠定人才基礎。

20世紀,美國加州大學三級教育模式讓高等教育走向低成本,廣覆蓋的道路,並為ASU代表的第五浪潮模式開闢了道路。

目前,ASU模式尚為特例。大多數全球高等教育機構還處於迷航中。這可能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新機遇。

從微觀上看,中國去發達國家(OECD)的留學生,2019年,71萬名,2020年,申請錄取人數大約90萬。綜合研究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留學生花費在國際教育和生活總金額超過3000億人民幣。它是中國大學預算排名前10位總和的2倍。疫情已經開始改變學生和家長的留學深造觀。留住10%的學生,經濟上等同於每年多出一個複旦和交大。

從宏觀上看,高等教育是最有長期回報的新基建。大學是具有共同體性質的基礎設施。它帶來廣泛的正向社會福利,有長久的溢出效果。大學消費投入和支出越高,跨代的社會流動性、公平性越高。ASU模式顯示,在新思維和新技術支援下,中國大學後來居上是可能的。

在高等教育歷史中,另一個有生命力的規律則是:大學的功能不能只囿於一個社會文化範圍。只有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其他成員都具有廣泛的吸引力的時候,大學才具備思想的力量。

(作者鮑勇劍為加拿大萊橋大學迪隆商學院終身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項目特聘教授)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