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者與一位編輯,全力以赴將前途押在文學事業上
2020年06月18日20:42

原標題:一位作者與一位編輯,全力以赴將前途押在文學事業上

編者按:《非虛構的藝術》記述了一位作家和一位編輯在近四十年的共事中所汲取的經驗教訓。它的目標受眾是讀者和作家,是那些關心寫作、關心如何寫作和提高寫作的人。我們基本的前提,就是你有能力學會如何寫得更好。本文為序言。

我們倆第一次見面是在波士頓《大西洋月刊》(下文簡稱為《大西洋》)的編輯部。確切是哪一天記不清了,不過肯定離1973年7月我們倆作為作家和編輯首次合作發表文章的日期不會太遠。

那時,《大西洋》已經誕生一百十七年。它的總部是一座赤褐色砂石牆的古老宅屋,位於阿靈頓和馬爾伯勒兩條大街的拐角處,面向波士頓公共花園。一步步朝這座老宅走去,你能感受到傳承。它固然是頂級的房產,但位於波士頓,而不是紐約或洛杉磯。這家雜誌社的總部彷彿在昭告世人: 我還沒染上銅臭氣。正如一則老掉牙的笑話裡富有的波士頓主婦說:“我們的帽子不是花錢買來的,而是家傳的。”鍋爐房的喧鬧聲在樓上的辦公室里微弱地鳴響著,辦公室顯示出“品位高雅的破落相”:牆上褪色的紀念品,華美的裝飾嵌線上一層又一層變色的油漆,露出底子織線的地毯。在賽拉斯·拉帕姆的時代,這座建築一度是一棟獨戶公館,當年的樓層佈局大都保留了下來——後面有很多小房間,以前肯定是仆人住的;前面是帶有壁爐的辦公室,當供暖設備不足以抵禦波士頓的嚴冬時,編輯們會時不時使用這些壁爐。

記憶里,這樣的時代看來比我們今天更接近《大西洋》的悠遠往昔,一個打字機和秘書的時代——秘書們大多是年輕女孩,說話冷嘲幽默,受過第一流的教育,力求在出版界開拓一番事業。也有少數幾位年紀大一點的女性,其中有兩位是編輯,一位在案頭時戴一頂帽子。這兩類女性的上班時間都很規律。男人們上午過了一半才來,不久就去吃午餐。“我去買個三明治就回來。”總編鮑勃·曼寧在前往清一色男性組成的酒館俱樂部享受全套午餐時,會這麼跟助理說。他走後不久,職位較低的男士們就會溜出門,最後往往去里茲酒吧,在阿靈頓大街上,走過一個街區就到了。編輯如果帶著一位作家,那麼可以把午餐的費用記在雜誌社的賬上。幾塊火腿蛋鬆餅,兩小瓶白葡萄酒,然後回到工作崗位,一般不會晚於兩點半。很多下午都是這麼興高采烈。

《大西洋》當時幾近破產,好不容易才能勉強應付各項開銷,對於東主而言,是文化赤字開支的一種操演。編輯們薪水微薄,一年掙不到2萬美元(那時2萬塊能買到的東西比現在多,當然,部分是因為那時沒有現在這麼多東西可以買)。青年作家按件計酬,一篇花費四個月心血寫出來的長文章,最多也不過兩三千美元。

《大西洋》的檔案室里有一個寶庫,收藏了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早期幾乎每一位美國主要作家的報刊文章、小說和詩歌。這份雜誌依然是美國赫赫有名的文化權威之一,可是要發揮這種作用變得越來越難。政治上,《大西洋》長期以來一直代表著自由派思想。如今,它的編輯們張大眼睛朝窗外望去,在外面的世界里,自由主義被左右夾擊——一邊是“氣象員”,一邊是尼克遜的白宮。每個月編輯部都要為雜誌的封面爭來論去,最後敲定的版本往往色彩鮮豔、誇張,徒勞地希望來點聳人聽聞以提高報攤銷量。可是這樣的封面威脅到這本雜誌的文化傳承,對於鐵杆讀者和許多在那兒的工作人員來說,這才是雜誌真正的魅力所在。

四十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長到足以讓昔日的“我們倆”現在回想起來好像是“他們倆”。我們倆當時很年輕——基德爾二十七,托德三十二——兩人全力以赴將前途押在文學事業上。對於托德來說,擔任《大西洋》的編輯是個體面活,就像擁有一件精美的古董。要是他能說了算,雜誌會恢復全盛時期的單色封面。

至於基德爾,不管發表在哪兒,只要作品能夠登出來,他就感恩不盡了,而在《大西洋》上發表文章的想法更讓他激動不已。當時打電話很貴,研究補助金又少得可憐。對一位囊中羞澀的青年作家來說,在雜誌社的大樓里,去很多空著沒人的辦公室打打地鋪,給提供消息的人打打長途,還是蠻便利的。在大樓里基德爾度過了不少個日夜,耗費很多時間跟托德合作——托德的辦公室有一個壁爐,還看得到外面的風景。至於下班後的食品供應,你可以走過大廳,在曼寧辦公室的吧檯上找到。

我們倆彼此以姓氏相稱,在陸軍基本訓練中我們的中士也是這麼叫對方的。在基德爾看來,托德簡直就沒有童年,肯定一生下來就老成持重,另外,很可能他天生擅長反諷。在托德以及差不多所有其他人看來,基德爾老大不小,卻還是一副年少輕狂的做派。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勃勃雄心,可是他的自信往往在卑躬屈膝和自吹自擂間搖擺不定。有一次,在一個拖得太長的聖誕節交際宴會上,他和鮑勃·曼寧正面交鋒,宣稱“我他媽的是西半球最棒的新聞記者”。第二天早上,他帶著宿醉表示後悔,托德安慰他說:“最起碼你還沒自稱是全世界最棒的。”兩個人都覺得,是自己在耐著性子容忍對方。

基德爾發表在《大西洋》上的第一篇文章,寫的是加利福尼亞州的一起連環殺人案。他寫完第一稿後,又改寫了好幾遍。他把這篇作品視為《冷血》的續篇。有一次,鮑勃·曼寧把基德爾的手稿退還給托德,在上面草草批註道:“我們得承認事實,這小子不會寫東西。”托德對這句評語守口如瓶,只是告訴基德爾稿子仍需要修改,於是改寫繼續進行。

自此開啟了一段漫長的交往。托德唯一拿得準的,就是手上有一位精力無窮的作家。對於基德爾來說,獲許改寫稿子而且沒完沒了地改寫稿子是一種特殊待遇,不管怎麼說都比退稿強多了。至於托德,能預見到一位樂意改寫的作家可能終究會出人頭地。托德曾經對一群學生說過一句話,沒想到事後被傳了出去:“基德爾有一大優點,就是不怕寫得爛。”實際上,基德爾很怕在公眾面前寫得爛,可是在托德面前,他不怕。基德爾會把多篇還沒寫完的手稿交給托德,甚至會在電話裡自說自話地向托德朗讀未完手稿的段落。很快托德就明白,基德爾需要從自己身上獲得的並不是批評意見,而是撫慰,以幫助他樹立信心,於是他會說:“不錯。接著寫下去。”當一篇稿件完成後,托德會指出“一些問題”,由此開啟另一輪改寫。

這套流程在初期就被確立下來,貫穿了基德爾的多篇文章和頭兩本書。終於有一天,在基德爾創作《學童中》(Among Schoolchildren)的中途(這本書寫一位小學五年級的教師),托德還沒來得及審閱稿子,基德爾就開始自行修改了。這是一種不斷拖延批評意見的手段。即使心裡不承認,基德爾的目的無疑是,只要不停地改寫稿子,就可以快活地欺騙自己。這種局面持續了一段時間,終於托德用最嚴肅的口氣說:“基德爾,你老在我沒來得及看書稿前就改稿子,你要再這麼幹,我再也不看了。”基德爾收斂了,之前的工作慣例被重新確立。

《大西洋》最終易手。圖書出版部門被廉價出讓,總部被遷移,古老的大樓被翻建成一棟商務辦公樓。我們倆流連了一段時間,在新任總編威廉·惠特沃思手下工作。對於我們倆威廉就是典範,他曾經告訴基德爾:“每一位作家都需要另外一組眼光來檢視自己的作品。”當托德轉行創作和編書之後,基德爾跟隨了他。

本書的一部分記述了經驗教訓,是一位作家和一位編輯在近四十年的共事中所汲取的經驗教訓。《非虛構的藝術》的目標受眾是讀者和作家,是那些關心寫作、關心如何寫作和提高寫作的人。我們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你有能力學會如何寫得更好。只要是聰明人,就不會否認天資的神秘莫測,或是靈感的神秘莫測。可是,如果說否認這些神秘力量是虛榮心作祟,那麼一味依賴它們卻只會一事無成。沒有任何其他的藝術形式具備如此無窮的可變性。寫作就是修改。寫文章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我們應該承認一些其他的稟性。在堅持事實方面,我們毫不含糊。非虛構遠不止於事實確鑿,可是它的出發點,就是不要憑空捏造。如果事件發生在星期二,那麼星期二就是它發生的時間,哪怕星期四會構成一個更有條理的故事,也不能因此改動時間(至少根據我們的經驗,到頭來,星期二通常會構成一個更有趣的故事)。當然,這並不等於把事實和真相混為一談,下文會探討這個議題。

我們同樣相信故事和人物的力量。我們認為,小說的各種技巧從來都不是虛構作品的專利;除了企圖以虛構冒充事實之外,對於非虛構作家而言,沒有哪種講故事的技巧是禁區。我們認為,對嚴肅的非虛構作家來說,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或是環境可以成為合適的寫作對象。我們還認為,無論是故事、論證還是沉思,圖書、隨筆還是家書,每一樣都要做到新穎而準確,能夠表達出一種獨特的人的存在。

過去三十年里,美國文化變得更加喧囂、快速、碎片化。就直接效果而言,作家趕不上流行音樂或是動作電影、有線電視網新聞或是即時通信。我們認為,作家不應該也沒必要試圖趕上這些。我們知道,寫作仍然是通往明晰思想和情感的最佳路線。

《非虛構的藝術》是一本源於實踐的書,是多年來嚐試寫作三類散文的產物: 寫世界、寫觀念、寫自己。換句話說,本書是我們倆嚐試寫作和編輯各種敘事文、隨筆和回憶錄的產物。我們給出建議,甚至偶爾會設定規則,同時謹記自己的表態不過是經驗之談,我們倆並非無所不知,只是通過嚐試解決散文中的各種問題,學到了這些心得體會。對於我們而言,學到的心得體會本身,就是一段合作和友誼的故事。

作者: (美) 特雷西·基德爾 (Tracy Kidder) / (美) 理查德·托德 (Richard T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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