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本質是治理危機,我們正進入新全球危機時代?
2020年06月18日15:14

原標題:金融危機的本質是治理危機,我們正進入新全球危機時代?

原作者丨沈聯濤

譯者丨伊文

2019年底爆發的疫情在全球的迅速傳播,顯示我們已經進入了新全球危機時代。在過去的兩個十年里,我們經曆過兩次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機,而這些不過是曆史重要轉折的前奏。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在恐懼通脹的同時害怕通縮;在不平等加劇的同時迎來始料未及的繁榮;在資源枯竭的同時科技突飛猛進。

近日,《十年輪迴》典藏版第四次再版,作者沈聯濤

(Andrew Sheng)

始終在關注新全球危機的成因與演變。沈聯濤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兼職教授、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顧問,曾任前馬來西亞中央銀行首席經濟師、助理行長,世界銀行高級經理等。他的這本書從曆史、宏觀、微觀三個層面,剖析了導致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種種原因,以有別於西方經濟學家傳統的看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全球經濟走勢的亞洲視角,深刻揭示了危機背後的一些結構性、長期性和製度性成因。

說到底,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是治理危機。而百年未見的疫情危機表明,大曆史還在演變。

下文為《十年輪迴(典藏版)》自序,寫於2020年3月,由上海三聯書店授權轉載。

《十年輪迴:從亞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機》(典藏版),[馬來西亞] 沈聯濤 著,楊宇光、劉敬國 譯,上海三聯書店。

這本叫《十年輪迴》的書是我2009年寫的。十多年過去了,我曾想過要續寫一本,但世界變化得如此之快,我很難跟上它的步伐,理解曆史正在展開的方式。在2013年本書第二版時,我問,2009年以來發生了哪些變化?我的結論是一切都變了。尤其是2019年底爆發的疫情在全球的迅速傳播,顯示我們已經進入了新全球危機時代。

在這些變化背後,反映出哪些迥然不同的大趨勢呢?2007~2008年的危機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0年後爆發的,但在2007~2008年後,因為中央銀行發明了量化寬鬆,並沒有再發生金融危機。取而代之爆發的是政治危機,以2016年6月英國脫歐和2016年11月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為起點。2019/20的疫情則是氣候變暖、人口密集製造出來的病毒演變,全面影響了生命、生產、消費、收入、市場/政府間複雜且相互糾纏的關係。這次疫情危機的速度之快,影響之深、之複雜,規模與範圍之大,完全出乎任何人的預料,可以說是百年未見的大危機。

在中國的大曆史中,遭遇過數不清的疫情、天災、人禍。但地大物博的美國,曆史只有短短的244年。除了1861~1865年的內戰,美國幾乎沒感受過大的天災,也沒有外敵入侵,所以它的範式忽略了疫情的危機。在歐洲曆史上,15世紀的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

(Machiavelli)

已提到疫情和領導智慧的問題:“某種一開始容易治癒但難於診斷的疾病,隨著時間的流逝,會因為起初沒有被認真對待,而變得容易診斷但難於治癒。一國的事情也是如此。在疾病開始傳播之初就有清醒的認識

(這是謹慎的統治者的天賦)

,這能很快地治癒疾病。但如果沒有認識到疾病的危害,任其擴散到人盡皆知,那就不再有治癒的可能了。”美國領導人對疫情危險性的輕視帶來了更大的經濟損失。2020年3月10日,儘管美聯儲非常規減息150點,也沒有止住美國股市的持續暴跌——不到幾週的時間,股指連跌32%,比2008年和1929年還快。3月27日,美國通過兩萬億美元的救市方案,較2008年超出了兩倍多。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大蕭條又將來臨。

2010年,我有幸受邀擔任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的創會理事,學術顧問委員會主席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

(Michael Spence)

。在我做負責人的三年中,我的經曆延伸擴展到了全球供應鏈、商業模式、氣候變化、科學技術和地緣政治等領域。這讓我認識到我原來局限於金融和中央銀行的視角是多麼狹窄。

2012年,我參加了由新經濟思維研究所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組織的柏林會議,主題為“消失的範式”。與會的300多位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系統分析師和生態學家都在反思不平等、失業、氣候變化和全球性金融混亂帶來的對經濟和政治理論的挑戰。幾乎所有人都同意新古典思維的舊範式已經被打破,但對什麼能取代它,大家並沒有達成一致。

沈聯濤(Andrew Sheng),現任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顧問,中國證監會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開發銀行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投資公司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領導小組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院傑出研究員,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兼職教授,布里斯託大學榮譽副校監。

曾任,國際證監會組織技術委員會主席。1998年10月—2005年9月連續三屆擔任香港證監會主席,1993—1998年間擔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自2003年以來擔任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和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召集人。2013年3月,被美國《時代》週刊選為年度“全球百名最具影響力人物”。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

將歐洲危機歸因於四大問題——政治、經濟、社會和人才。2007年始於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危機深化為歐洲的債務危機,已暴露出現有分析框架的缺點。學科領域越分越細越分越專,而世界變得如此複雜,任何簡單的理論綜合都無法解釋科技發展、人口遷徙、環境變化和社會轉型的複雜範式。說白了,我們不可以用19世紀的眼睛去看21世紀的演變。

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的崛起挑戰了西方演繹和歸納的邏輯傳統。東方思維是溯因推理,從實用主義出發,去“推測”即將發生什麼。如果知道原則

(規則)

和原因,演繹法能讓我們預測出結果,如果知道原因和結果,歸納法能讓我們推斷出原則。而溯因推理是務實的,只看結果,推測出規則,找出原因。

從18世紀起,自由市場思維是由遷居新大陸並建立了殖民地的盎格魯-撒克遜人

(英美帝國)

逐步發展起來的,這些幸運的個體於是假設消費沒有限製。歐洲大陸的思維受人口集聚、需要社會秩序之困,強調政治經濟的製度分析。19世紀的新古典經濟學很大程度上受了牛頓和笛卡爾物理學的影響,從定性分析走向了對人類行為的“定量”,前提假設是人的行為是理性的,不存在不確定性。這些預定的“均衡”思維認為市場會自我修正,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的政策癱瘓,直到凱恩斯提出用政府干預來處置失業和產出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代替了英帝國,美元變成了全球主要貨幣,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推廣至全球並稱霸世界。

20世紀70年代,新古典一般均衡學派抓住凱恩斯學派的實體部門模型的漏洞——因為假設“金融是一層面紗”忽視了金融的不穩定作用。明斯基試圖糾正,但幾乎被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首的貨幣學派忽略了,向市場自由化和政府干預最小化的運動如火如荼。

在21世紀的頭十年,科技發展、人口遷徙和全球化帶來了大量新挑戰。不僅發達市場通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在過度消費,70億人口中也有40億開始步入中產,對全球資源提出了巨大的需求,並產生了氣候變暖和生態可持續性的問題。蘇聯的崩潰,中國、印度、中東的崛起給美國的霸主地位帶來新威脅。

應對這些重大的系統性變化,面對中國、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融入現代世界,我們需要新的思考範式。不僅西方的觀念要改,東方亦然。

1987年,曆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曆史》一書中這樣寫道:

“當世界步入現代社會,大多數國家在內外壓力下需要對自己進行重建,用一套基於商業規則的新治理模式取代根植於農業經驗的治理模式……這說說容易,做起來很難。這個過程會影響頂層和底層,不可避免要修復其間的製度聯接。其間常常會發生徹底的破壞,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

(黃仁宇,China: A Macro History, ME Sharpe, New York, 1987, 1997 Preface to the 1997 Turn of the Century Edition, p.xiii. 中文繁體版:《中國大曆史》,台灣:聯經出版,1993年。)

用這個大曆史的框架來看,今天日本的通縮問題、歐洲的債務問題甚至阿拉伯之春的問題,都是製度變革的不同階段,是在新的多極化全球體系彼此相互作用形成複雜系統的過程中出現的。

我們正在同時見證全球融合

(國家間財富和收入差距的縮小)

和國家內收入、財富和知識的差距顯著擴大。當20世紀哲學家伯特蘭·羅素

(Bertrand Russell)

預見性地指出:“社會安全和公平需要集權的政府控製,這會必然延伸到創建世界政府。相反,社會進步需要的是個人積極性的最大發揮,這是與社會製度相容的。”

(Russell (1949), p.81.)

即便中央銀行竭力通過給市場注入充足的流動性來維持穩定,即便給實體部門的信貸在縮水,熊彼特的創新性破壞正在發生。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在恐懼通脹的同時害怕通縮;在不平等加劇的同時迎來始料未及的繁榮;在資源枯竭的同時科技突飛猛進。

範式的真正失敗在於,現有的政治體系承諾了良好的就業、可靠的治理、可持續的環境與社會的和諧,卻絲毫不提代價。於是,自私的免費搭車者們

(個人、國家和全球的各層面)

戲仿出這樣的天堂,只能靠犧牲自然和社會環境來買單。我們不能通過創造貨幣永遠推遲結構性調整的痛苦。系統只有在“有者”願意為“無者”犧牲時才能達到穩定。

2015年,在參加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無界研究院組織的會議後,我開始研究複雜性理論。對歐洲人來說,無界研究院的誕生類似於聖菲研究所

(Santa Fe Institute)

,聖菲是世界上第一個多學科的研究所,將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研究原子彈的科學家集合在一起。無界會議將我的學術視野擴展到了物理、哲學、國際關係甚至國家安全等多個領域,讓我的閱讀日益寬泛,並與不同的智庫和領域里的頂級專家不斷交流。這些新思維的探索在我給《財經》《財新》和報業辛迪加

(Project Syndicate)

的文章中已有所體現。這段生命旅程讓我認識到,我們需要用21世紀的透鏡來觀察21 世紀的問題。

聖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是世界上第一個多學科的研究所。

在無界組織的第一場東西對話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西方和中國的思維方式存在根本差異。在過去的兩年中,當我作為一個門外漢越來越多地瞭解了量子思維時,我才漸漸認識到,從《易經》

(約公元前1046年)

到量子技術的興起到21世紀的科技,中國思維已經繞了一個圈。

因此,我的下一部書將講述系統性變化是如何在系統性變化中發生的。我們生活於系統世界中的某個系統,在微觀層面是原子和亞原子的互動和變化,在宏觀層面則是人與自然的互動。該書將簡要回顧中國和西方哲學的大曆史,看看它們是如何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並相互影響的。這就是亨廷頓著名的“文明的衝突”,但真正的大曆史是——只有一種人類的文明,不過有很多的分支。人類因為觀點不同而衝突,其間可能產生新的思維和合作方法,也可能對抗。

我的工作生涯大多在與金融、中央銀行和經濟政策

(包括治理)

打交道。當我年紀漸長時才意識到,金融顯然是個太狹窄的領域。西方解決一個複雜問題的辦法通常是把它拆解,並深入研究這些被拆解的部分。於是出現了許多專業學科,每個學科都是一口深井,對整體缺乏認知。有太多的學科領域變成了盲人摸象,沒人看到整頭大象。沒人能夠學到足夠多的知識,把握整體的複雜性。

人類是靠易於理解的簡單故事或寓言來解決複雜問題的。簡單真理事實上從不簡單,但較之很複雜和狹窄的視角,它至少可以連貫地講述曆史發展的模式,也更有說服力。

生命像一根根織成布的絲線,也像從冰粒到蒸汽間任何狀態的水。當下的多數現代史從地球的起源開始講起,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我只想將人類的競爭故事織進不同文明對於自然、人際關係、治理、貨幣、知識和技術的思考中。不管政治家告訴你什麼,民主、自由和公平的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改變。這就是為什麼文化和文明既有衝突,又有合作與融合,從而形成新的思考和行為方式。

就我而言,我是一個金融專家,到後來才猛然驚醒——我們要更廣泛、更深入也更長期

(用曆史)

地去看生命的“道”,看它是如何通過不同力量的互動形成的。這裏所說的“道”並不是那個永恒的“道”。大曆史需要依據才有說服力。科學的功能是解釋、預測和監控人們生活其中的自然與社會環境。21世紀的大曆史應該用新的科學技術範式來把故事講好。這就是新時代的大挑戰。

我希望以上介紹能讓讀者感到,我們迫切需要為大變革時代做好準備,我們每個人都在其間,如果不能有所貢獻,也不得不承受變革的痛苦。過去兩個十年的金融危機不過是曆史重要轉折的前奏。百年未見的疫情危機顯示大曆史還在演變。應對未來,我們需要新的思維地圖。是拋棄老地圖的時候了。

原作者丨沈聯濤 譯者丨伊文

摘編丨董牧孜 校對丨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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