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的一筆“敗家投資”,讓大宋賺足全世界的錢
2020年06月16日10:53

原標題:宋太宗的一筆“敗家投資”,讓大宋賺足全世界的錢

原創 團隊特邀作者 朝文社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楊基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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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尤其是北宋,在中國曆朝曆代中,是出了名的有錢。

但凡說起宋朝,大家都愛叫它“富宋”。但事實上啊,最起碼在宋太宗年間時,大宋還真沒什麼錢。

當時的大宋,外面跟遼國年年交戰,內部還鬧著王小波李順的起義,整個一個內憂外患。特別是對遼的戰爭,對大宋經濟影響非常大,一方面導致了草原絲綢之路的徹底斷絕,另一方面,當時兩國主要為了幽雲十六州開戰,直接導致大宋的主要產糧區河北變成了戰場。

照大宋宰相呂蒙正的話說:“臣嚐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汴京周邊都是這個慘狀,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說了。

就連號稱最為優渥的宋朝文官俸祿,其實在宋初也不算高,起碼和盛唐時候相比要低得多。

一個最明顯的證據是,宋真宗初年,就有大臣上奏拿本朝的俸祿和唐朝比:“餬口之不及”……希望皇帝給漲工資!

好在此時,宋真宗接到這樣的奏摺,底氣很足:俸祿不高,福利不好,朕給你們漲就是了。

宋真宗為什麼如此豪氣,最重要的是他有個能力強的爹,宋太宗趙光義在位期間,掙了不少錢,給他留下一大筆遺產。

國內經濟困難,宋太宗卻派人去海外掃貨?

宋太宗,怎麼就讓大宋朝從一窮二白窮的叮噹響,突然間成為暴發戶呢?

原來他想了一個法子,去海外花錢。

雍熙四年,宋太宗幹了個事,“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用大白話來解釋就是他派人去海外各國,對當時的奢侈品瘋狂掃貨。

這個事情,說起來和常理不符啊,國家如今這麼困難,你不顧民間疾苦,派人高價去採買一些供你個人高消費的東西。

宋太宗這麼做,當真是只顧個人享受?當然不是。

他這麼做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把“市場信息”放出去,吸引海外諸國的商賈們來大宋。

自從安史之亂後,陸上絲綢之路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而海上絲綢之路,卻得到蓬勃發展。經曆“玄、肅、代、德、順、憲”的6朝元老,唐朝地理學家賈耽在其著作《廣州通海夷道》中就已經記錄了一條從廣州通往東非的航線。可以說,從唐朝中期開始,以“通海夷道”為代表的中國海上貿易航線,已經十分繁榮。

就連五代時期,割據嶺南的“太監王朝”南漢王朝,海外貿易也做的有聲有色,宋朝滅南漢時,南漢的軍官士兵們,就從皇宮里“拐”了十幾船財寶逃往國外。即使這樣,宋軍依然在南漢繳獲了大筆財富,哪怕南漢王宮被毀,宋軍都從廢墟里清理出46甕名貴珍珠。這巨額財富,把趙匡胤都嚇了一跳,連稱南漢以“奢靡亡國”。

所以,北宋剛滅南漢後,就在廣州著手建立市舶司,力圖發展海外貿易。但問題是,多年戰亂讓海上貿易也十分蕭條。

為了恢復昔日盛況,宋太宗只好自己砸錢,去海外大賣特賣,為得就是傳達一個信息:大宋現在穩定了,歡迎來大宋經商啊!

“海上絲綢之路”,宋代應改稱為“瓷器之路”

那麼,這對大宋有什麼好處呢?直接好處,自然是增加國庫收入。

別看是喊人家來賣貨,但宋代的市舶司管理製度,已經是空前成熟,各項外貿、稅收和專營製度高度完備嚴格,可以說,只要來的人多,光靠“禁榷”和“博買”製度 ,大宋朝就能躺著收錢。

當然,趙光義也知道,再好的政策也需要靠譜的人執行才有效。所以他市舶司官員的選拔異常重視。但凡要派任廣州市舶司使,首先必須先推薦三個預選人來,每個預選人要有三個官員聯名推舉,然後報請樞密院擇選,等到正式上任後,“如在任終滿三年,委實廉慎,別無公私過犯,仍令本路轉運使、副保奏,當與酬獎”,你瞧瞧,選一個市舶司使,比挑一個宰相還費事。

廣州市舶司建立後,北宋又陸陸續續,在杭州泉州鎮江等地,陸續設置了七個市舶司,把“廣州模式”推廣東南沿海,敞開國門賺錢。

泉州市舶司圖

而另一點則更加說明重視程度,起初市舶司使是由廣州地方官兼任,後來則變成專職,市舶司也脫離地方機構而獨立設製。可以說,只要有利於市舶司管理建設的,絕對不遺餘力。

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營造一個讓海外商賈放心的環境,大宋王朝也是夠拚的!

當然,有努力自然有效果,而且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首先貿易範圍遠遠超過唐代,當時有記錄和大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超過了六十個,簡直就是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生意不斷做大,一個數字足以說明問題。在北宋,進出口總額和財政總收入之比竟然可以達到一比五。而這個數字對自然經濟為主體的古代中國來說,簡直是一個奇蹟了。

可以說,單是這些進出口貿易的關稅,就已經給大宋王朝帶來巨額收入。

更重要的是,那些紛至遝來的海外商人們,還會把中國的貨物源源不斷地販運出去。

最典型的,就是瓷器貿易,其實人們所說的“海上絲綢之路”,到宋代應該改稱為“瓷器之路”。因為宋朝海船的所到之處,以及與宋朝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大量瓷器出口,遠銷日本、東南亞、印度一直到波斯灣西亞諸國以及非洲的埃及等地,而當時的阿拉伯帝國的王公貴族們,都以收藏中國瓷器為榮。

單以今天的考古發現看,從日本的福岡到馬來西亞的沙撈越,乃至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國,都出土過大量的宋瓷殘片。甚至今天還有外國學者認為“中世紀的東非史是用中國瓷器寫成的”。而以當代許多學者的估算,僅是宋代的廣州路一地,每年的瓷器總產量就高達一億件以上,其中絕大多數都用於出口。

可以想像,單瓷器出口這一樣,不知道能給大宋帶來了多少財富?

蘇東坡竟也成了“出海”的一員

和此前曆代區別極大的是,大宋不光吸引外國人來。更重要的是,同樣也鼓勵宋人出國去。

宋朝不但允許,而且也有完備的管理製度。首先出海貿易的主力軍是沿海船戶,為了便於控製和徵稅,大宋便將這些船戶另編戶籍。其次,出海貿易的海上必須在政府登記,禁止走私。第三,海商貿易歸來,必須到市舶司接受抽買,否則將處以重罰。

雖然條令是嚴格了點,但畢竟給了沿海商民出海賺錢的權力。

於是,自從宋太宗年間起,大宋的沿海商民,各行各業,都掀起了出國賺錢的熱潮。

當時,由於造船業的進步,宋朝人“出國”,比之前的任何朝代都更容易。當時的中國海船造的非常巨大,結構堅固,重量可以達到幾百噸。這樣一艘海船可載幾百人,船里能儲存一年的糧食,甚至還能在船上養豬和釀酒。

既然有了這麼牛的船,出海不再困難,而海外貿易豐厚的利潤撩撥著社會的各個階層,紛紛遠赴海外聚財殖貨。

當時改行當海商的,各行各業都有,甚至就連和尚道士,有的也動了凡心,好好的經不念,撒腿往海外跑。以《續資治通鑒長編》《夷堅誌》等史料記載,宋代杭州僧人淨源,後來就成了知名海商。溫州道士王居常和處州“張道人”,也都曾是宋代“國際貿易”圈子裡的知名人物。

而大名鼎鼎的大才子蘇東坡,竟然也是“出國賣貨”的一員。誰說蘇軾到了海南,只能過“日啖荔枝三百顆”的苦日子,大才子的腦筋其實也挺活,他就曾把東南亞的蘇木從海外倒騰到了四川。

當然,東坡先生到底賺了多少錢在其次,關鍵是,連他都要去下海經商了,可見宋代的下海潮有多熱。

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把經商叫下海了吧,因為真的只有下了海,才能賺到大錢。

當然拋開賺錢不談,這些出國經商的中國海商,或窮或富,但都成了中世紀海洋上,無比重要的力量。可以說,在那個年代,海商就是大宋的“標牌”,不但為大宋實實在在賺取了巨額財富,更撐起了大宋的臉面,代表著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輸出。因此,宋朝海商所到之處,常常受到各國的熱烈歡迎。

在當時,每當宋朝的海商船隊來到國外,都常常引來轟動效應。不但當地的國王高官專門以隆重儀式迎接,甚至是“傾國聳觀”。有時“其王與眷屬率大人到船問勞”。這些在大宋國內看上去“普通”的中國海商們,來到國外卻往往是受人尊敬的“上賓”。甚至當地的富商大賈們也趕快帶足財貨,搭乘中國船舶來大宋經商。“給力”場面背後,就是大宋強大產業與航海能力,撐起的“國際貿易話語權”。

如此強大的話語權,也給宋朝帶來了滾滾財富。單是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這一年,宋朝的歲入就達到了“一億兩千六百二十五萬貫”,其中作為“硬通貨”的白銀,收入就達八十萬兩以上。而且這其中七成以上的收入,都來自商業稅。海外貿易更是貢獻極多。正是這火熱的貿易,讓國土狹小且積貧積弱的兩宋,經濟上依然能保持興旺和繁華。

而這,也再次證明了“唯有開放才可以富國”的真諦。

參考資料:高瑩《宋代海外貿易發展的原因初探》、曹中原《宋代海外貿易的興盛及其原因》、黃純豔《宋代海外貿易》、丁怡《論宋代海外交通的三個問題》、何忠禮《宋代官吏的俸祿》、高綿《略論宋代海外貿易政策》,桑希臣《藍色誘惑:中國海洋開拓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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