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疫“濫訴”中國,為何是徹頭徹尾的“三無產品”?
2020年05月25日12:50

原標題:借疫“濫訴”中國,為何是徹頭徹尾的“三無產品”?

(兩會·戰疫)借疫“濫訴”中國,為何是徹頭徹尾的“三無產品”?

中新社北京5月25日電 題:借疫“濫訴”中國,為何是徹頭徹尾的“三無產品”?

中新社記者 楊程晨 郭超凱 馬秀秀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之勢仍在持續。人類尚未找到徹底阻擊病毒的萬全之策,某些西方政客卻開啟了推諉卸責的挑釁模式,新冠病毒首先大面積傳播的中國因而成為靶心。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24日指,針對中國的“濫訴”,沒有事實基礎、沒有法律依據、沒有國際先例,是徹頭徹尾的“三無產品”。

  這是進入“兩會時間”,中國官方第二次公開就國際“濫訴”發出最強音。在21日晚舉行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佈會上,大會發言人張業遂表示,通過轉嫁責任來掩蓋自身問題,既不負責任,也不道德;中方絕不接受任何“濫訴”和索賠要求。

——何謂“濫訴”?

  一段時間以來,以美國一些政客為首的國際人士,要求就疫情源頭對中國開展調查,編造病毒源頭陰謀論,甚至借疫情對中國發起所謂“追債”“索賠”。

  根據國際法主權平等原則,中國各級政府就疫情防控所採取的主權行為不受他國法院管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4月即表示,此類“濫訴”不利於美國國內疫情防控,也與當前國際抗疫合作背道而馳。

——“濫訴”基於何種事實?

  病毒溯源是嚴肅的科學問題。不論是世界衛生組織專家,還是國際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自然》等均認定,新冠病毒源頭還未找到且不可能是“人工製造”。這一判斷與“濫訴”發起者們的有罪推定邏輯大相逕庭。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醫院管理局、香港智經研究中心原主席胡定旭認為,病毒究竟從哪裡來應交由科學家去認證。就目前國際主流共識,說病毒源自中國沒有依據。在美國大選臨近、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的大背景下,“濫訴”明顯是高舉政治旗幟、是甩鍋行為。

——“濫訴”是否有法可循?

  國家主權平等原則載明於《聯合國憲章》,“濫訴”者囿於此,打起了“另尋渠道”向中國“問責”念頭。這些訴求一方面是訴諸美國政府、國會及國內法院,另一方面則是一些團體及個人企圖通過國際法律機構向中方發難。

  5月上旬,美國14名共和黨籍州總檢察長聯名致函總統特朗普,要求聯邦政府與各州合作就疫情蔓延造成的損失追究中國責任;更早前,一些議員請求國會修改相關法條剝奪中國的主權豁免,從而為法院判令掃清障礙。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者霍政欣對此認為,可以確定地說,在美國法院起訴中國在性質上就是“濫訴”。作為主權國家,中國免受外國國內法院的司法管轄,這是中國享有的國際法權利,而不是外國給予中國的“恩賜”或“特權”。此外,訴諸國際法律機構更是既沒有國際法上的依據,亦無實際可行性。

——“濫訴”中國有無先例?

  在人類法律和文明史上,從未製定過因傳染病國際流行而要求某國承擔賠償責任的國際條約,也從未發生過因此類事件而進行國際追償的案例。

  但曆史中,這不是中國首次面對西方的“濫訴”。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杜煥芳介紹,過去的經驗是,根據美國的司法製度,很多案件未有效送達、缺乏司法管轄,也根本談不上所謂的“訴訟程序正式啟動”。“濫訴”所能達到的效果很可能並非發起者真實目的,他們實則是在轉嫁矛盾、汙名化中國,炮製“中國索賠論”“中國責任論”。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肖永平也談到,就疫情向中國提起高額索賠絕不可能成功,因為此類行為沒有先例。如果任由美國“濫訴”,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將是深遠的,必將破壞國際法的生成邏輯和運行環境。

——因應“濫訴”策略幾何?

  疫情陰霾下,中國同其他國家一樣亦是受害者。如王毅所言,中國的抗疫行動對全世界公開,時間經緯清清楚楚,事實數據一目瞭然,經得起時間與曆史的檢驗。

  即使其他國家沒有資格向中國發起“濫訴”,在杜煥芳看來,面對挑釁,中國在外交場合理直氣壯地做正面交鋒的同時,更應透過各種官方和民間渠道向外介紹中國的抗疫實情,凸顯中國在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賈慶國則強調“做好對的事情就是對攻擊最好的回應”。他具體指,在做好國內常態化防控前提下,繼續幫助其他國家抗疫、堅定支持世衛組織發揮領導作用、推動公共衛生領域國際合作,對待偏見和惡意攻擊,事實勝於雄辯。

  胡定旭還提到,近期歐洲一些權威遺傳學家均對“研究發現在中國出現前更早的典型病例”表示不吃驚。他說,即便中國被一些政客“濫訴”,好在科學家們“並不相信這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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