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情結 羅素訪華的思想餘波
2020年05月16日00:01

原標題:中國情結 羅素訪華的思想餘波

  2020年是羅素訪華100週年。作為世界聞名的大哲,羅素有著很深的中國情結。訪華時,羅素多次在公開場合稱頌中國文化;離華不久,他寫作《中國問題》系統論述了當時中國的問題,同時還敦促英國政府退還“庚子賠款”,並將其應用於中國教育。日本侵華時,羅素公開譴責日本的暴行,極力為中國辯護。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羅素主動居間調停、化解爭端。中國人民也十分敬重這位國際友人。一百年來,羅素的著作不斷被翻譯到中國,他的思想被中國學者乃至普通大眾所接受。在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史上,羅素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羅素的訪華曆程

  1920年6月30日,羅素訪問蘇聯結束後返回英國,在他的巴特西公寓,從一大堆信件中發現了一封來自中國講座協會(主要發起人是梁啟超和蔡元培)的講學邀請信,希望他到北京大學擔任訪問講師,為期一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羅素對西方文明感到失望,而曆經一個多月的蘇聯之行,也使他對新興社會主義的幻想破滅。正是在這樣心境下,羅素希望到中國去尋找新的希望。1920年10月12日,羅素應尚誌學會、北京大學、新學會、中國公學等機構邀請,攜他的情人勃拉克(Dora Black)乘“波多”號輪船抵達上海,開始了近十個月的中國之行。

  在羅素抵滬那天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當時並無人來接船,致使羅素懷疑邀請他來華講學是不是一個玩笑,後來證實原來是接待員把輪船到達的時間弄錯了。次日,江蘇教育總會等七個團體在上海舉行了歡迎羅素的晚宴,羅素在宴會上發表了簡短的英文演講。演講的內容被翻譯刊登在《申報》上,這篇被翻譯的演講內容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論。

  不過羅素本人似乎沒有為爭論而分心,幾天后他應邀到杭州遊玩。在遊覽西湖過程中,轎伕們抬著羅素在崎嶇的山路中穿行,雖然辛苦,但轎伕們卻有說有笑似乎沒有憂愁。羅素對中國人的這種性格和人生態度大為讚賞,他在《中國問題》和《羅素自傳》中都提及了這件事情。但魯迅對此不以為然:“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伕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有別的意思罷。”在魯迅看來,中國人的這種性格是要不得的,它造成了中國自古以來無數的人吃人的“人肉盛宴”,這種性格和人生態度必須由青年們去打破。

  羅素從杭州回到上海,再從上海經南京逆流而上到達長沙。他在長沙連續作了四次關於“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的演講。在訪華前,羅素曾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做過調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希望借鑒蘇聯模式,他們滿懷期待羅素為他們指點迷津。然而羅素在演講中卻批評了布爾什維克,這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如毛澤東、陳獨秀、陳望道等等)大失所望。湖南省長譚延闓親自出面宴請羅素、杜威和蔡元培等人,再三挽留羅素,希望他在長沙停留一週,但被羅素拒絕,他希望早點趕赴訪華的終點——北京。

  羅素抵京後,於11月7日在北京大學作了第一次“哲學問題”的講座。此後,羅素陸續發表了系列演講,包括“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數理邏輯”“社會結構學”等,通常稱之為羅素在華“五大演講”。可能因為演講內容太專業化和技術化,羅素的“五大演講”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大反響。以致許多學者認為,羅素的思想並未被中國新知識分子所接受,也未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

  羅素感受到了中國學生的冷淡,他到中國的熱情也逐漸消退了,一切就像例行公事那樣按部就班。這種熱情在羅素一次生病後被徹底澆滅了。羅素赴河北保定的育德中學進行演講。在這次演講會上,羅素為了保持一貫的紳士風度,拒絕穿外套,他因此受了風寒,之後感染急性肺炎,病情危重。這個病折磨了羅素三個月,他深感疲憊,歸心似箭。養病期間又得知勃拉克已有身孕,羅素毅然決定返回英國。

  1921年7月6日,羅素在教育部會場作了題為“中國的到自由之路”的臨別贈言。羅素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為中國未來提出了建議,他認為就當時的中國而言,有兩件事實必須提出:第一,將西方文化全盤照搬到中國並不合適;第二,中國以往的文化也不適合於當時的需要,應當進行徹底改造。羅素希望中國人既不要盲從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動地沿襲中國固有傳統。他相信將來中國一定能像過去一樣,對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貢獻。

  五天之後,羅素正式與中國告別,結束了他這段頗為曲折的中國之行。

  羅素演講的兩次風波

  關於“保存國粹”的辯論

  羅素在中國的第一次演講,就引起了中國知識界的辯論。1920年10月13日,羅素在歡迎晚宴上作了簡短的演講,次日《申報》便刊登了羅素演講內容,新聞的副標題是《羅博士言中國宜保存固有國粹》。報導後不久,此文便招致一些知識分子的詰難。周作人在《晨報》上發表了《羅素與國粹》一文,直接點名批評羅素的觀點,他認為羅素勸中國人要保存國粹,這是很要不得的,因為中國傳統的壞處遠比好處多,中國人又特別容易自大。

  對羅素的質疑傳播開來後,張申府立即致信給《時事新報》,認為《申報》斷章取義,報導的內容與羅素原意相去甚遠。羅素的意思是要國人有創造的精神,應警惕西方近代資本主義造成的不良後果,像中國傳統藝術一類的好東西應當保留,而以“保存國粹”歸納羅素的演講,極容易誤導大眾。張申府的辯解,暫時平息了羅素關於中國問題的看法所引起的爭論,但羅素對中國問題態度在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尤其是主張激烈革新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

  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

  羅素在上海的第一次演講,已經引起了一些知識分子的不滿,而他在長沙關於“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的演講傳播開來後,直接引發了那場著名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

  此次論戰的導火索是張東蓀發表的《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張東蓀陪羅素在湖南演講後返回上海,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此文,他認為發現“中國的唯一病症就是貧乏,中國真窮到極點了”,根本“沒有談論什麼主義的資格,沒有採取什麼主義的餘地”。張東蓀援引羅素的觀點,認為只有在中國發展實業、增加“富力”才是解決落後局面的根本之道。

  對張東蓀所說的“教訓”,陳望道、江春、邵力子等在《覺悟》上發文給予回擊。幾番論戰後,陳獨秀終於忍不住了,分別緻信羅素和張東蓀,讓他們直陳在中國施行社會主義的態度。在給羅素的信中,陳獨秀想讓羅素聲明在中國“不必提倡社會主義”是否是羅素本人的觀點。從現存文獻中,未找到羅素的答覆。雖然支援社會主義者的矛頭直指張東蓀,但他們實質上是對羅素不滿。袁振英連續發表《批評羅素論蘇維埃俄羅斯》與《羅素——一個失望的遊客》,表達對羅素的失望之感。

  在此次論戰後,許多中國社會主義者與羅素分道揚鑣,他們不再相信羅素,反而更加堅定了走“以俄為師”的道路。

  羅素與中國思想家

  在訪華前後,羅素與當時中國的許多思想家產生了交集。

  在中國宣傳推廣羅素思想的學者,當首推張申府。張申府最初瞭解羅素,是在北大藏書樓閱讀了《我們的外界知識》一書。張申府對此書愛不釋手,並對羅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據說“羅素”這個中譯名,便是由張申府翻譯而來。在羅素來華之前,張申府就各處蒐集羅素的文章和著作,並譯成中文發表在報刊雜誌上。他依靠自己掌握的材料編了“羅素著作目錄”,收羅了當時所知的羅素的全部著作。連羅素都感慨:“他對我的所有著作知道的比我還清楚的多。”在哲學上,張申府企圖把孔子、列寧和羅素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綜合的哲學體系,但他終究沒有實現。

  張東蓀對羅素的態度,經曆了從“十二分”崇拜到比較失望的轉變。張東蓀服膺於羅素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社會改良思想,為此他與陳望道、李達、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發生過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羅素從上海到長沙的演講活動,張東蓀基本都參與其中,他對羅素是讚成的。但在羅素發表了那篇離華演說“中國的到自由之路”後,張東蓀對羅素的態度開始轉變了。羅素離華半個月後,張東蓀在《時事新報》評論欄發文稱羅素的“臨別贈言”與其以往的主張多有矛盾之處,並毫不客氣地說:“羅素自己之思想尚未確定,何能指導吾人?”

  胡適對羅素訪華的態度較為消極,甚至還有點牴觸。胡適當時在接待他的美國導師杜威訪華,當得知梁啟超等人邀請羅素來華時,他很可能心存芥蒂,因為這會極大影響杜威的關注度。此外,胡適熟知西方哲學,但他提倡的是實用主義,他對羅素抽像的邏輯分析方法持批判態度,這個邏輯分析方法無法像科學方法那樣應用到人生問題上。

  毛澤東與羅素有過直接接觸,羅素在長沙連續做了四次“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的演講,毛澤東受長沙《大公報》的委託擔任演講的記錄員之一。毛澤東對羅素的政治思想比較瞭解,他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說:“我於羅素講演後,曾和蔭柏、禮容等有極詳之辯論,我對於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毛澤東說他讚成羅素的共產主義主張,但對羅素所採用的漸進的、改良的、教育的方法,毛澤東認為在當時的中國行不通。

  在所有追捧羅素的人中,徐誌摩恐怕是最瘋狂的。徐誌摩原本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經濟學碩士,他讀了羅素的著作並被羅素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毅然放棄讀博深造的機會,決心到英國去從師羅素。可等他到達英國,羅素卻踏上了訪華旅程。徐誌摩只得進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但他此時的興趣轉向了文學,迷戀上新詩。徐誌摩雖然沒有成為羅素的入室弟子,但在思想上深受羅素的影響。後來,人們在緬懷他時,還對徐誌摩沒能師從羅素感到遺憾——不然他肯定會成為羅素在中國的得意門生。

  在中國當代作家王小波那裡,羅素就是他所接受的“西方資源”之一。王小波多次引用羅素的“不計成敗利鈍地追求客觀真理”,來表達“崇智”立場。他吸收了羅素的哲學、數學、邏輯、社會評論等觀點,以自由思想貫徹文學創作,抨擊非理性和思想束縛。

  羅素的《中國問題》

  羅素訪華回國一年之後,出版了《中國問題》(1922年)一書。在開篇,羅素指出了當時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他將這些問題主要歸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方面,其中文化問題最為重要。如果文化問題能解決,那麼經濟或政治上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

  在羅素看來,要理解中國問題,首先應當瞭解中國歷史。羅素對19世紀以前中國的主要朝代以及主流文化進行了梳理。如果沒有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按照以往的歷史延續下去可能並不會出現大問題。然而,當西方資本主義迫切需要打開市場以獲取大量金錢時,中國被迫打開了國門。因此,分析中國問題時要考察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的關係。

  當時,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特殊,一方面地域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另一方面又極端貧窮、實力孱弱。因此,分析中國的內部問題也相當重要。羅素認為,雖然中國在政治上無能、經濟上落後,但是文化上卻值得重視。羅素對中國文化不吝溢美之詞,他認為中國的文化已延續數千年,如果能被全世界所採納,那世界肯定會比當時更加和平幸福。

  羅素對於中國的未來保持著充足的信心,主要是因為“少年中國”(Young China)的崛起——這些在國內或國外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新青年,是中國最有希望的未來。除了中國本身之外,與中國關係最重要的國家不是西方列強,而是日本。羅素在書中用了較多篇幅介紹日本歷史以及中日關係的發展曆程。他認為當時中國最需要警惕的是野心勃勃的日本,而歷史也如羅素所料。

  分析完中國與諸列強的關係,羅素回到了文化問題上,他詳細對比了中西文明:“我們的文明的顯著長處在於科學的方法;中國文明的長處則在於對人生歸宿的合理解釋。”羅素認為應將二者融合起來,以促進世界文明進步。羅素進一步從中國人的性格、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及中國的工業等三個內部條件分析了中國問題。最後,羅素為中國的未來提出了三點建議:一、建立有序的政府;二、獨立發展工業;三、發展教育。羅素看到了當時古老中國面臨的問題和困境,但他也相信中國人能夠立足於自身的文化,同時融合西方的長處,以實現獨立和富強。

  近百年後,當我們重讀羅素這本著作,並將其與中國這一百年來的發展曆程進行對比,我們會驚歎於這位西方大哲對中國問題的把握之準、分析之精與鑽研之深。雖然書中種種問題已成歷史,但羅素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分析、對中西文明的比較、對中國未來道路的建議,仍然值得我們一讀。

  羅素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寫《中國問題》,他一再強調中國文化有其長處,當時只在政治和經濟上落後於西方。他說:“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當其他民族只顧及數十年的近憂之時,中國則已想到幾個世紀之後的遠慮”,“他們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篤信智慧比紅寶石更寶貴的民族”。羅素不僅指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文化的優勢。

  羅素留給中國的獨特印記

  有學者認為,雖然當時羅素訪華舉世矚目,但他終究沒有成為現代中國思想舞台上的主角,沒有成為影響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關鍵思想家。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羅素在中國的演講主要是以數理邏輯為基礎的哲學,當時的中國確實鮮有人能理解。然而,他對中國現代哲學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主要體現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流行的“清華學派”身上,其代表人物有金嶽霖、馮友蘭、張申府、張蔭麟、張岱年、沈有鼎等。“清華學派”以提倡新實在論著稱,而新實在論正是摩爾、羅素在西方引領的一種哲學思潮。在金嶽霖、馮友蘭、張申府、張岱年等哲學家的著作中,都明確提到了他們同羅素哲學之間的理論淵源。由此而言,中國現代哲學的興起,與羅素哲學密切相關。

  不只是哲學上,羅素有關教育、婚姻道德的論述在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陸續被翻譯到中國,並在北京、上海等地引起過不少討論,這為中國的新式教育、新式婚姻提供了參考和借鑒。羅素思想在近現代中國,留下了獨特的歷史印記。

  □黃兆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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