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市場水平一度高於歐洲,為什麼沒有出現大增長?
2020年05月13日11:37

原標題:傳統中國市場水平一度高於歐洲,為什麼沒有出現大增長?

撰文|羅東

思考近代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大分工、大增長,向來是一個令人著迷的經濟史選題。在過去,人們普遍問的是,中國何以在近代落後。後來,改為中國在近代何以沒有像歐洲那樣成功。意外的不是落後,而是沒有成功。兩者有著微妙的差別,而這差別是這一領域的研究者曆經百年形成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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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書目

《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均衡和資本主義停滯》,作者:[英]鄧鋼,譯者:茹玉驄 徐雪英,版本: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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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何以在近代落後”這一問題的提問方法,在20年前的世紀之交出現了一場變化。此前,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提問基礎一般是假設歐洲為經濟增長和曆史進程的標準,而後將中國與之比較,多了什麼,少了什麼,據此歸納出落後之因。而此後,便有經濟史論著試圖突破歐洲中心論,主張重新提問。比如美國加州學派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的《大分流》就認為,中國和歐洲在十六七世紀前沒有那麼大的差異。“例外的”只是歐洲成功,而不是中國落後。該書在中國引起不少關注。2004年,大陸和台灣同時出版了中譯本

(兩岸譯者的研究領域都包括經濟史,簡體版是史建雲,繁體版是邱澎生)

。前些年,同屬加州學派的曆史學者王國斌與經濟學者讓-勞倫·羅森薩爾一起跨學科合著《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將大分流的時間,還從十六七世紀繼續往前追溯到十一世紀。該書在面世後不久同樣也被引進國內

(譯者: 周琳;版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而“大分流”在過去十幾年也一直是經濟史學領域的高頻詞,是走出歐洲中心論的典範之說。

不過,在“大分流”之前,不是就沒有突破。英國經濟史學家鄧鋼

(Kent Gang Deng)

在1999年出版《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均衡和資本主義停滯》便是其中一例。

自20世紀以來,包括馬克斯·韋伯、費正清、道格拉斯·諾斯等眾多學者癡迷於中國與歐洲的經濟增長差異。他們指出文化、宗教、產權、官僚製度或家庭結構等因素的經濟影響。或者可以說,曆史進程之複雜,絕不是一種學說就能回答。任何關於近代中國與歐洲比較的學說都無一不在受到追捧後遭遇反思、批判,除非從未引起注意。鄧鋼的分析同樣在這一條思想脈絡之中。他對以往的單因素一一進行了反思和反駁。比如,他發現中國比歐洲、日本都更早且更持久地存在自由土地交易市場。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商品化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徵。如果說產權是導致經濟差異的因素,為什麼更發達的中國偏偏在近代沒有成功走向工業化?鄧鋼以這樣的反問,展現了一個不同的傳統中國。曾經,傳統中國被普遍描述為“落後”“僵硬”,而在鄧鋼的梳理之下,這裏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土地產權和交易活躍、商業發達、技術先進、社會階層流動程度比較高,而且還不乏企業家的冒險精神。漢宋等朝代尤為突出。按照他的說法,當時的中國在不少領域看起來更像是多個世紀後的歐洲。

那麼,中國之所以在近代“失落”也並非單一因素能理解。當鄧鋼放棄這些單一因素或多因素之時,同樣也面臨理解的難題。他的做法是繼續他老師埃里克·瓊斯

(Eric Jones)

的“全景式分析”。他在書中指的便是一種“結構主義模型”。簡言之,這一方法將大多數因素納入研究框架,並對其的影響作不同的探討,在經濟發展進程中,有的是地基,有的是催化劑或緩衝區,有的是阻斷劑或抑製劑。它們不必然是經濟因素。而當它們組合在一起,不同的組合方式就可能產生完全不一樣的經濟結果。用鄧鋼自己的比喻來說,“它就像自然世界中的異構體:分子相同但結構不同,因此屬性不同”。從這個角度看過去,一方面,包括土地產權交易在內的多個市場因素能存續,中國比歐洲更可能通往工業化、市場化;但另一方面,卻也因此形成了比這個世界上任何一種文明更穩定的體系。關鍵一步的動力和條件遲遲未出現。資本主義在此停滯。

用“結構主義模型”研究比較經濟史,缺少單因素研究的層次震撼,將眾多因素“一概收下”,實際上可以用來解釋任何一種經濟增長或發展類型的停滯、前進或退步,難以被證偽。這一全景式方法的特點,當然並不只在於提供面面俱到的因素,而在於處理所列不同因素的角色及其相互影響的方式。也因此,從鄧鋼的全景圖中至少可以看到傳統中國更多“面”,在那裡,經濟並不總是“落後”。

作者|羅東

編輯|張婷

校對|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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