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史、性別史、環境史,曆史研究為何越來越有個性?
2020年05月12日14:20

原標題:身體史、性別史、環境史,曆史研究為何越來越有個性?

自有文字以來,便有對曆史的記錄。儘管有人說,“人類從曆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訓,便是從不汲取曆史教訓。”這句稍有負氣意味的牢騷話,常被史家用來調侃與自嘲。但縱觀曆史長河,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端賴於對曆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和總結,如此才有了經濟的繁榮、暴力的遞減和文明的演進。

前赴後繼的史家們,從不同視角、不同地域、運用不同的理論工具,對曆史進行挖掘和闡釋,試圖從考古現場和故紙堆中尋獲人類社會發展的真諦。與曆史研究同步向前的,是史學理論

(或曆史哲學)

的不斷演化,人類對曆史的認識越深刻全面,越會創造出新的分析工具和思維方法。

作為強勢的文化輸出方,西方史學曾長期主導著世界曆史學的發展進程,但最近數十年來,隨著全球化的加速推進和曆史學科的繁榮,越來越多更具個性化的曆史研究和寫作範式湧現出來,並創作出大量經典著作,西方史學的核心地位也因此受到挑戰。

曆史學者王晴佳長期從事國際史學史研究,他在近期推出《當代曆史哲學和史學理論:人物、派別、焦點》與《人寫的曆史必須是人的曆史嗎?》兩部史學史著作,對當代世界流行的史學理論做了細緻梳理。而在本文中,他重點談論了曆史研究與史學理論的分離趨勢,以及全球史、環境史、情感史、性別史、身體史的興起,他試圖揭示史學發展與時代變遷的深層關係,以及當代史學所面臨的諸種挑戰,深入思考和應對這些挑戰,將有助我們共同面對人類的未來。

撰文|王晴佳

(北京大學曆史系長江講座教授、美國羅文大學曆史系教授)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範圍的曆史研究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由於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西方史學已經不像以前那樣能充分代表整個世界史學的走向,相反,西方史學的發展變化,更多地呈現出與非西方地區史學之間的密切互動,形成交互影響的趨勢。概括而言,最近幾十年的西方史學及全球範圍的史學,出現了一系列縱橫變動的趨向。

曆史研究和史學理論的結合與分離

首先,是曆史研究與史學理論

(抑或曆史哲學)

之間的分叉化趨向。這一趨向,與20世紀下半葉形成了比較明顯的不同。二戰之後,西方殖民時代走向終結,冷戰時代開始,這對世界曆史的走向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曆史研究的變化與曆史本身的發展變化切切相關。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雖然冷戰造成了共產主義陣營與西方所謂“自由世界”之間的嚴重對立,但美國主導的越南戰爭進展不順,並且陷入泥潭,也使得西方思想界、學術界出現了質疑西方主流思潮的趨向。後現代主義對西方現代化、現代性的批評,即是其中一個顯例。

《當代曆史哲學和史學理論:人物、派別、焦點》,王晴佳、張旭鵬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4月。

同時,西方殖民主義時代的終結,也促成了後殖民主義的興起,其目的是從思想和文化上批判性地檢討殖民主義的遺產。而這一檢討,又與西方的現代性的討論和反思無可分割。因此,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在質疑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和現代性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1973年海登·懷特的《元史學》和1978年愛德華·賽義德的《東方學》的出版,是這一時代思想界變化的產物,同時又是其代表和先聲。這兩本著作的出版,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其觀點並沒有立刻被接受。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圍繞它們的爭議激起了人們更大的興趣,使得有關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問題,成為曆史工作者所注意的熱點,並且漸漸在其研究的論著中表現出來。上世紀80年代之後,這一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趨向,在史學界表現得尤為明顯。當時史學界出現的所謂“語言學的轉向”,為史家們所耳熟能詳,即是一個反映。

《東方學》,[美]愛德華·W·薩義德著,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9月。

但進入21世紀以來,理論與實踐出現了一種分叉化的趨勢。一方面,曆史思想家、理論家仍然繼續對其關注的課題深入研究,並從側重史學與語言的關係,轉移到其他重要的層面。另一方面,曆史理論家熱衷從事研究的課題,似乎不再激起大部分史家的興趣,因此理論與實踐之間,出現了某種脫節。

荷蘭史家法蘭克·安可施密特也許可以作為一例來說明。1989年,安可施密特在美國的史學理論雜誌《曆史與理論》上撰文,題為“後現代主義與曆史學”,從實踐的層面指出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不但值得史家的關注,而且,已經在一些史學論著上有所表現。這篇文章的發表,讓海登·懷特提倡的後現代主義史學觀念,為史學界人士所熟知。安可施密特本人也被人稱為“歐洲的懷特”,但其實安可施密特本人研究史學理論多年,其關注並不與懷特完全重疊。

近年以來,安可施密特及其追隨者

(如萊頓大學的赫爾曼·保羅和芬蘭的瓊尼-馬蒂·科坎能)

試圖走出“語言學轉向”、曆史敘述的範圍,從經驗/體驗和學品/人格等方面來考察史學研究的特點和性質。簡而言之,這些歐洲學者沒有對懷特的理論亦步亦趨,而是希圖有所突破,探討曆史研究中“後敘述主義”

(post-narrativism)

的可能。不過他們的研究,尚沒有對史家的工作,產生明顯的影響。就世界範圍的史學而言,敘述體裁顯然仍是主要的表述形式,而且在近期也不會出現特別重大的變化。

跳出國別史的藩籬,全球史與區域史火熱

就曆史研究的範圍變化而言,全球史的發展仍然十分強勁,並且與環境史等其他新興的曆史學派相互攜手、互動,形成了對近代史學的有力衝擊。自17世紀以來,西方首先出現了民族國家,其後逐漸影響到整個世界,促成民族國家史成為曆史研究的主流。德國的利奧波德·馮·蘭克被人尊為“近代史學之父”,與其說是因為他對史料批判的提倡和實踐,毋寧說是他所關注和倡導的民族史、國別史的書寫。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寫作曆史,在西方等地的圖書編目上也有明顯的反映。

《世界史:從最古老的種族到前現代過渡時期的西方曆史》,[德]利奧波德·馮·蘭克著,陳笑天譯,吉林圖書出版公司, 2017年4月。

現有的曆史著作,除了通論性的之外,其他都根據國別編目,毋庸置疑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但這一曆史寫作的主流趨向,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受到全球史、區域史的有力挑戰。而這些挑戰本身,又與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氛圍及其對西方中心論的反思,均有淵源關係。換而言之,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在戰後的崛起,使得西方不再像19世紀的時代那樣,其發展代表了世界曆史的整體走向。史家開始走出民族國家的藩籬,從區域抑或全球的視角進行曆史研究,幾成理所當然之勢。

走出民族國家的視角,讓史家得以從更宏觀的方面,探討不少曆史問題,環境的變遷便是其中之一。如同美國環境史家約翰·麥克尼爾所言,“許多曆史現象、特別是環境史所關注的對象,顯然無法在民族國家的框架里進行研究”。這一道理顯而易見,因為環境的變化,雖然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和政府政策時有關係,但其影響卻常常超出其國家的疆界,對整個區域乃至世界都會產生長遠的作用。

《麥克尼爾全球史: 從史前到21世紀的人類網絡》,[美]約翰·R.麥克尼爾 、威廉·H.麥克尼爾著,王晉新、宋保軍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3月。

從2007年開始,一些環境史家提出了“人類世

(anthropocene)

”這一概念,其中心意涵是在19世紀以前,地球的變化主要由自然界的力量所主導,但工業化時代以來,人類的活動逐漸主宰了地球環境的變化,譬如全球變暖、森林消失、氣候異常、雨水、風暴增多等等。如此種種變化的結果,就是地球不複是以往的地球,而是成了一個“陌生的大地”

(terra incognita)

,人類在地球上的居住和生活便正在和將要面臨巨大的挑戰。

傳統政治史衰落,環境史異軍突起

環境史的興起和發展,不但讓人看到突破國別史的必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標誌了政治史的衰落。傳統的民族國家曆史研究,政治製度、人物和思想的出現和變化,自然是史家關注的重點。蘭克及其追隨者的曆史論著,幾乎清一色都是政治外交史,並以政府檔案的使用為特點。這種史學模式,已經不再主導曆史研究,儘管政治力量和權力如何影響曆史,仍然為史家所重視。

2015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的《劍橋世界史》,其中第六、七卷所概括處理的時代是1400年至當代的曆史。這一時期,正是民族國家首先在西方興起,民族主義思潮逐漸走向其他地區的重要階段。但是在這部新編的世界史卷中,民族國家在西方的興起沒有佔據什麼重要位置,反而比較注意的是世界範圍在政治層面的多重變化。第七卷中有專章討論民族主義,但其側重點也是描述其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而非專注於民族主義在西方的緣起。同樣,2011年出版的多卷本《牛津史學史》在描述近代史學變遷的時候,政治史同樣受到相當程度的冷落。

《瘟疫與人》,[美]威廉·麥克尼爾著,餘新忠、畢會成譯,見識城邦|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5月。

不過,政治史的衰落並不代表史家不再重視政治權力對曆史進程的影響,而是反映了研究角度的變化。與蘭克史學注重政治精英的作用相反,當代的史家更重視檢查政治權力對於社會和文化的滲透。近年興起的記憶研究熱,便讓許多從業者看到政治對公眾記憶的塑造產生的重大影響。諸如紀念碑的樹立、紀念館的落成、紀念儀式的策劃和舉辦,都或多或少體現了一種政府的行為。

傳統政治史的式微及其轉型,反映了當代史家在史學方法上的革新。專注政治人物的傳統政治史,檔案的批判和使用至關重要。但如果史家的研究興趣是政治權力與社會力量之間的互動,那麼政府檔案便只能反映其中的一個側面。記憶研究之所以能改造傳統政治史,正是因為其所採用的方法,已經與以往大相逕庭了。因為政府檔案往往沒有記錄社會和大眾層面的曆史活動,史家必須通過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和手段來獲取信息和資料。而如果想深入分析、調查大眾的行為,那麼社會學、統計學、人口學等方法的採用,就變得勢在必行。因此這些史學方法層面的變化,與20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自下而上”、從精英轉向大眾的曆史研究趨勢,相輔相成。

但除了向社會科學靠攏,當代史學方法的最新趨勢是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全球環境史的研究,讓史家開始注意使用生物學、生態學、森林學、氣候學乃至孢粉學等新興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因為這些學科能幫助史家深入瞭解人與環境之間的交互影響。這些史學方法革新的新氣象,也為資深史家所認可。法國史和新文化史的專家琳·亨特,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時代的曆史學》一書中指出,20世紀以來的曆史研究,主要受到四大思潮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年鑒學派、現代化理論、族群和認同的觀念。但她在書的結尾、展望曆史學未來的時候也指出,曆史研究一向關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而若要深入瞭解個體、個人,那就不但需要借用心理學,也要借助生物學的方法。

《人寫的曆史必須是人的曆史嗎?》,王晴佳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在史學中把人作為生物並與其他生物種類一起研究,本身就是一個新的角度。近年已經有不少史家開始從事人與動物、生物關係的“跨種類”

(interspecies)

研究。如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細菌和鋼鐵》在美國出版之後,迅速成為了一本暢銷書,間接幫助了動物史研究的興起。戴蒙德指出人類馴養動物,使其成為家畜,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人類的演化。但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牲畜的致命禮物”,也即各種瘟疫,比如天花、流感、瘧疾、肺癆、麻疹等等。

近年的動物史研究者強調,研究動物與人類的關係,必須突破人類中心的主導思維,嚐試如何從動物的立場來考察人類活動對它們的影響,由此來突出和強調人類與動物共存、互助的觀點。這一嶄新的研究取徑,與大曆史、環境史等其他新興學派一起,參與和推動了“後人類主義”的思考,批判了笛卡爾以來的二元論哲學傳統,由此而代表了一種具有前瞻性的史學思潮

(順便一提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病疫的暴發,將會有助於這一思潮的進一步發展)

情感史與性別史,開始被國際史學界重視

以總體而言,人類及其活動仍然是當今曆史書寫的主要內容,但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的社會和政治屬性,比較忽視人的心理、情感的層面。這一傾向在近年開展的情感史研究中,得到了一些糾正。2015年,國際曆史科學大會在濟南召開,這是國際曆史學會成立以來首次在非西方地區召開該會議。而在那次大會上,情感史成為會議的四大主題之一,可見對其重要性的認可度。

對於人類情感進行科學的研究和剖析,一般採用的是人類學和精神分析等方法。但在近年的情感史研究中,自然科學、特別是腦神經醫學的最新成果被史家所吸收和採納,由此而激發出新的研究課題和熱點。當然,科學家與史學家對人類情感的研究似乎還有著根本的區別。前者注重的是發現

(比如通過對腦神經、細胞活動的變化)

人類行為的共性,諸如罹患憂鬱症的病人,其腦部神經的相同點,從而對症下藥。史家自然也希望揭示人類情感的共性,但更注意在一定的時間段中考察這些共性的形成,並探究其與社會氛圍及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

舉例而言,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之形成和特點,不但是情感史研究的重點,也足以反映曆史研究注重時間的特性。因為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只是近代的產物,雖然受人推崇和讚美,但其穩固和長久性則往往不如前近代的傳統婚姻模式。因此對婚姻和家庭組成的研究,能比較充分地展現情感變化的曆史性。

《心靈革命: 現代中國的愛情譜系》,[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

研究婚姻的形式及其變化的曆史,讓我們自然轉入當代史學的又一個活躍的領域,那就是婦女史和性別史的研究。婦女史的研究與戰後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其目的是在獲得了政治投票權之後,如何在其他領域與男性享有同樣的權利。婦女史家希圖發掘曆史上的女性,以改變原來男性為中心的“男史”

(His-story)

,轉為“女史

”(Her-story)

1986年美國史家瓊·瓦拉克·斯科特發表了著名的“性別:曆史分析的一個有用範疇”一文,改變了以“女史”為宗旨的婦女史研究,提倡檢討兩性關係,並分析這一關係與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錯綜聯繫。性別史的研究開創了婦女史研究的新局面。顯而易見,性別觀念的形成是後天的——男女性的差別雖然有與生俱來的因素,但同時又牽涉一個人成長過程中諸如心理、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因此性別的差異並非一成不變,更非方柄圓鑿、截然相對。因此在性別史研究中,對男性及其性別之構建塑造抑或男性史的研究,占有的比重日益增加。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譯,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2019年7月。

如果希圖從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層面研究性別,那麼它們之間的差異就無可忽視。顯然,西方社會所關心的兩性問題,雖然有其共性,但又與其他地區有明顯的不同。近年的性別史、婦女史研究,特別注意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以西方社會為準繩的傾向,而是強調如何突出各地區文化傳統的差異及其對婦女地位、兩性關係的影響。簡而言之,當今的婦女史研究者,不想用西方中產階級婦女所關注、推動的論題,原封不動地搬到其他地區,而是努力發現世界各地區婦女和兩性關係的特殊性和曆史性。

舉例而言,中東的婦女出門一般需要佩戴頭巾,毛髮不露。這一習俗通常會被西方人視為落後、保守的象徵,但從中東社會的傳統和現狀而言,婦女佩戴了“希賈布”

(頭巾)

,能讓她們進入公共空間,無異是一種伸權的行為。而且,穆斯林婦女往往享有比其他地區婦女更多的經濟權利,因此對婦女地位的研究,並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杆,更不應東施效顰、削足適履。

以上的縱論,涉及當代史學在觀念、方法、範圍和領域等方面的新氣象,值得中國史家參考借鑒。但上面的討論也指出,曆史研究雖然有全球化的趨向,但這一趨向並沒有取代乃至抹殺各種文化傳統之間的個性。全球史的進程,反而強調和突出了曆史的個性,值得當代史家重視和探究。

作者|王晴佳

編輯|徐偉 羅東

校對|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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