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下降、隊伍渙散…疾控專家曾光:改革緊迫,再不重視就晚了!
2020年05月09日21:23

  原標題:收入下降、隊伍渙散…疾控專家曾光:改革緊迫,再不重視就晚了!

  來源:瞭望智庫

  ◆ “社會對公共衛生不像對臨床醫療那樣有敬畏心,都覺得公共衛生很簡單、誰都懂、誰都能改。”

  ◆ “出台一項政策跟下棋一樣,一定要多看兩步,要考慮政策出台後會不會有副作用。但現在的問題是,操盤公共衛生改革的人不太瞭解公共衛生,對改革的結果也不承擔責任”

  ◆ “傳染病暴露出來後,發現傳染病的人應該被表揚,但如果現實是很可能遭批評,那這是不是無異於鼓勵掩蓋?”

  ◆ “現實是哪怕你提出的公共衛生對策建議非常有效也不行,沒有論文就無法晉陞、評獎。”

  文 | 張冉燃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曾光,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

  2003年SARS期間,曾光最先提議關閉當時疫情嚴重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又是他首先建議設立小湯山醫院。憑藉在公共衛生對策研究上的深厚學養,當年4月28日,曾光受邀到中南海講解SARS防治。

  1946年出生的曾光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再度出山。他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的身份,在1月20日即公開呼籲“現在能不到武漢去就不去,武漢人能不出來就不出來”,為疫情防控留下真知灼見。

  儘管建言獻策屢被採納,搞了一輩子公共衛生的曾光仍不免失落:“社會對公共衛生其實不是特別瞭解。”

  他甚至還會著急:“公共衛生以往多次改革,效果並不好。”

  5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完善常態化疫情防控體製機製,並提出改革疾病預防控製體系。

  我國的疾病預防控製體系(下稱疾控體系)主要由國家級、省級、設區的市級和縣級四級疾控機構組成,承擔著公共衛生中一部分核心專業職能。

  疾控體系究竟應該怎麼改?疾控體系改革又會不會牽動更全面深刻的公共衛生改革?《瞭望》新聞週刊就此採訪曾光。

  1

  對疾控的貢獻認識“不充分” 期望值卻“非常高”

  《瞭望》: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能聽到很多臨床醫生的聲音,但作為“主角”的疾控人,似乎發聲並不太多。

  曾光:疾控人發出的聲音太少了。

  《瞭望》:你如何評價疾控人在疫情中的表現?

  曾光:我覺得表現相當出色,立下很多功勞。可惜媒體報導不夠充分,社會對疾控的貢獻認識不足。

  比如,到現場調查的是誰?是疾控人。又是誰揭示了疾病的自然史?也是疾控人。是誰發現這種病在潛伏期就有傳染性?還是疾控人。還有,是誰提出這種病的潛伏期是14天?仍然是疾控人。要知道,14天這個標準已經是一個世界性標準。此外,也是疾控人率先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相關情況,並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引起國際重視。這些都是疾控人做的工作。

  《瞭望》:你覺得媒體對疾控人的貢獻報導不充分的原因是什麼?

  曾光:這跟我們疾控系統的紀律有關,紀律不允許我們向媒體表達,有了委屈、受到冤枉,也不能透過媒體去向社會解釋。

  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公共衛生不受重視。這也是這次疫情一個很深刻的教訓。

  應該說,長久以來,搞公共衛生的人地位不高,甚至可以說比較弱勢,大家都習以為常了。

  與此同時,社會對疾控人的期待又很高,恨不得要求疾控人一到現場就能馬上弄明白原理,趕緊把疫情控製住。

  實際上,社會對疾控人的貢獻認識不充分也好,對疾控人的期望值非常高也罷,都反映出社會對公共衛生其實不是特別瞭解。

  也因為如此,我對疾控這支隊伍在待遇不高、社會理解不夠的情況下,只要國家需要、人民需要就挺身而出、忠於職守,感到非常驕傲。他們跟臨床醫生一樣,也是在冒著生命危險上戰場。

  《瞭望》:作為一位資深疾控人,你對自己是這支隊伍中的一份子非常驕傲對嗎?

  曾光:當然。我從來都認為,公共衛生不光是我們疾控人的職業,更是我們的事業。職業和事業是有區別的。如果你只是把工作當成一個飯碗、一個職業,我相信你做不到全身心投入。只有把它當成一個事業,你才會把自己平時的待遇有多低放在腦後,才會全身心投入。

  但是我說的這些,因為大家對疾控這份事業、對疾控人的工作瞭解太少太少,所以很多人並不理解。我覺得他們應該得到更多尊重。

  當然,我國這次抗擊疫情勝利主要還是勝在我們的體製優勢上,勝在正確的防控對策上。

  如果從2003年SARS算起,我們在17年里已經應對了3次大的傳染病流行,當然會形成一些經驗。但我們對SARS的經驗教訓還需要更好總結。

  2

  “把公共衛生改革作為醫改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不瞭解公共衛生的表現”

  《瞭望》:如何更好總結SARS等傳染病防治的經驗教訓?

  曾光:比如SARS是怎麼來的,又是怎麼走的,早期為什麼會混亂,採取了哪些策略結束了這種混亂等,我們都應更好總結,把這些經驗教訓當作課程傳播給各級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沒學過相關知識,自然不會繃緊公共衛生這根弦。這就導致湖北在疫情初期重複了當年SARS時走過的彎路。而且SARS那年,湖北只有6位患者,很容易控製,當地幹部從自己經曆中難有足夠的經驗。

  更進一步,很多領導幹部不瞭解公共衛生的內容,不瞭解公共衛生改革。如果把公共衛生改革作為醫改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不瞭解公共衛生的表現。

  《瞭望》:去年6月,你在“中國醫改十年: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對公共衛生提出了公有、公益、公平、公開和公信的“五公”思考,這是為什麼?

  曾光:我在那次會上的發言是多年對公共衛生思考的總結,但很多人並未理解。那其實是一次提高公共衛生重視度的機會。後來有參會的領導幹部告訴我,對沒有及時重視公共衛生改革表示遺憾。

  《瞭望》:公共衛生跟醫療衛生體製改革既有聯繫也有不同,改革策略應該不同嗎?

  曾光:公共衛生改革和醫改的改革策略是不一樣的。什麼叫公共衛生?公共衛生是關係到一國或一個地區人民大眾健康的公共事業。可以說,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典型案例。公共衛生改革涉及更多的政府部門和社會群體,政府是公共衛生的第一責任人。

  雖然醫改離不開公共衛生,公共衛生改革也少不了醫學,但二者的改革內容差別很大。醫改的改革策略不足以決定、支撐公共衛生改革。公共衛生改革宜單獨策劃。道理很簡單,醫改改得再好,也沒辦法從根源上防範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

  所以我認為,公共衛生以往多次改革,效果並不好。

  3

  “公共衛生,首先要姓公”

  《瞭望》:在你看來,哪些關於公共衛生的改革措施是值得商榷的?

  曾光:公共衛生,首先要姓公。但以往的改革把很多地方的衛生防疫站都推到市場,不再姓公了。一邊要搞疾病防控,一邊還要想著掙錢,這樣的機構很難做好公共衛生。這樣的改革,大大影響公共衛生的效果,一定程度上造成隊伍人心渙散。公共衛生改革應該改回來了。

  《瞭望》:近年有關部門取消了一些疾控的收費項目,這是不是說明,國家不希望搞公共衛生的人考慮掙錢?

  曾光:這個方向是對的。但在實際中,把公共衛生相關收費項目取消後,並沒進行相應補償。

  這就跟醫院進行藥品零差率改革大不一樣。醫院藥品零差率後,為瞭解決醫院收入下降的問題,同時設立醫師服務費,並對一些檢查、護理費用等進行調整,有升有降,最終結果是醫院收入沒有降低,反而提高。

  公共衛生在取消相關收費項目後則造成實實在在的收入下降。從根子上說,就是沒考慮到這樣的調整會導致疾控隊伍不穩定。

  一些地方的改革把疾控中心給改沒了,或者讓醫院來管理疾控機構。這樣的改革是搞不好公共衛生的。因為疾控機構本來對醫院是有一定檢查督導作用的,把疾控機構劃歸醫院領導,檢查督導作用就沒了。

  出現這些問題,本質上還是對公共衛生不瞭解,遵循公共衛生的規律也就無從談起。

  我覺得,出台一項政策跟下棋一樣,一定要多看兩步,要考慮政策出台後會不會有副作用。但現在的問題是,操盤公共衛生改革的人不太瞭解公共衛生,對改革的結果也不承擔責任。

  社會對公共衛生不像對臨床醫療那樣有敬畏心,都覺得公共衛生很簡單、誰都懂、誰都能改,改革中考慮公共衛生人的意見也少。

  4

  “無異於鼓勵掩蓋”

  《瞭望》:你的意思是,由於政策製定者的知識結構、認知水平等原因,在製定政策時,可能就已經埋下了公共衛生諸多問題的伏筆?

  曾光:對。就拿傳染病防治法來說,它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傳染病病人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時,都應當報告。但這部法在執行時管不了政府部門。

  2004年就修改傳染病防治法徵求意見時,我就提出,這部法要有辦法讓政府部門守法。新冠肺炎疫情也告訴我們,如果傳染病防治法不能讓地方政府守法,如果有法不依、違法無罰的局面不打破,很多問題可能重演。

  《瞭望》:你的意見當時收到了什麼反饋?

  曾光:疾控中心讓我去當時的衛生部講我的意見,後來我還到國務院、全國人大的相關會議上講,該去的地方都去了,但是我的意見沒有被接受吸納。

  我還要強調法律對政府部門的約束力。如果政府部門不遵守法律不會受到懲罰,甚至可能帶來好處,公共衛生很難做好。

  舉個例子,現在很多城市都在爭創國家衛生城市,指標之一是無甲、乙類傳染病暴發疫情,無脊髓灰質炎病例發生,無院內感染引發的傳染病暴發疫情和死亡事故。在這樣的指標體系下,如果爭創國家衛生城市的重要關頭出現相關傳染病,會不會即便疾控機構想報告,但上級政府不讓,最終還是不報告?如果疾控機構一意孤行報告了,疾控機構的領導會不會反而被認為“沒有大局意識”、受到上級政府批評?

  正常情況下,傳染病暴露出來後,發現傳染病的人應該被表揚,但如果現實是很可能遭批評,那這是不是無異於鼓勵掩蓋?

  我曾在某個以皮毛、皮革加工為支柱產業的城市發現,由於工廠收購的皮毛、皮革本身帶有布魯氏菌,工人也就感染了布魯氏菌病,當地政府怕我們揭露這個情況導致皮包等加工品賣不出去,就想方設法不讓我們報告,但這顯然會危害更大人群的安全和健康。加強公共衛生,其實就是要從這些方面加強。

  5

  “對疾控人來說,論文不應該是最重要的東西”

  《瞭望》:在你看來,公共衛生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曾光:公共衛生的核心貢獻是要給政府提出科學合理的對策建議。

  SARS期間,我們首先提議關閉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首先建議設立小湯山醫院……這些被政府採納的對策建議,應該比論文有份量。

  但現實是,這些貢獻不像影響因子可以量化,也沒有辦法用論文來表達,更無法轉化為科技成果。

  《瞭望》:那該如何考核疾控機構的職能發揮得好不好?

  曾光:還是要看它做了哪些事,比如疾病的自然史調查清楚沒有,疾病的規律弄明白沒有,提出了哪些對策被政府採納。

  《瞭望》:所以你認為,疾控機構的核心職能還是疾病控製?

  曾光:對。

  《瞭望》: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疾控人為了晉陞等原因,不得不騰出精力去寫論文,這會不會影響疾控人專注於疾病控製這套看家本領?

  曾光:對疾控人來說,論文不應該是最重要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公共衛生中的現實問題。

  但現在就是用論文這些東西衡量我們的貢獻。比如現在宣傳群體免疫的論文多如牛毛,很多還發表在重要雜誌上,影響因子很高,引用量也很好,但這些論文有多少科學含量呢?

  現實是哪怕你提出的公共衛生對策建議非常有效也不行,沒有論文就無法晉陞、評獎。

  《瞭望》:這是不是說考核疾控人員的工作績效,需要有更科學的指標?

  曾光:所以公共衛生改革是一系列改革。

  包括公共衛生教育都需要改革。目前國內公共衛生學院講授的課程其實並不是公共衛生,而是預防醫學,兩者大不一樣。預防醫學偏向自然科學,公共衛生不僅是自然科學,還包括社會科學。可以說,公共衛生院校的教育,是掛著公共衛生學院的牌子,賣預防醫學的內容。這導致國家花了很多錢建立的公共衛生學院,其畢業生缺乏公共衛生實踐經驗,並不能很好培養出公共衛生人才。

  另外,當下的疾控系統人員大量流失,又沒有一流畢業生補充進來,隊伍很不穩定。現在國內一流公共衛生學院的畢業生超過95%都不選擇到疾控中心工作,因為收入待遇太低。如果招不到好的人才,提升疾控能力又從何談起呢?

  公共衛生對人的素質要求特別高,不但需要醫學知識,還需要社會學知識、法學知識、倫理學知識,還要有溝通能力、偵探能力,更要有擔當、有勇氣。如果薪酬待遇不好,是沒辦法留住高素質人才的。

  6

  “還是落後、還要趕追”

  《瞭望》:你談到的公共衛生的諸多問題,都是由來已久的老問題。

  曾光:我們現在都承認公共衛生安全非常重要,但在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管理手段卻不能與之匹配——我們對公共衛生實行的還是橫向管理,橫向管理就意味著地方政府說了算。

  《瞭望》:你怎麼看未來疾控改革的方向?

  曾光:我建議至少也要是垂直管理和橫向管理相結合,在監督體繫上應該是垂直管理。

  公共衛生還不光是管理手段上的困擾。我國公共衛生的一個尖銳矛盾,在於問題最大的貧困地區公共衛生經費最少。因為公共衛生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財力不發達,公共衛生的日子就不好過。這勢必造成人才流失的“孔雀東南飛”現象,長此以往,貧困地區的公共衛生事業肯定受到衝擊。

  《瞭望》:我國公共衛生的這些情況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嗎?

  曾光:差距非常明顯。現在我國的公共衛生改革還有一件大事,就是要走向世界。

  美國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有員工26000人,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才2100人。我們的經費可能不足美國的1%。再以流感疫苗接種為例,我國流感疫苗的接種率大致為2%,有些國家能達到80%。我認為,這些數據跟我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很不相稱。

  《瞭望》:在你看來,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公共衛生的差距呈現什麼趨勢?

  曾光:我1985年到美國CDC做訪問學者,從而有了一個近距離觀察美國公共衛生的窗口。那時,美國CDC已經實現計算機聯網報告疫情,我國還在靠打算盤的方式統計疫情數字,通過郵寄的方法報卡、報表,常常是疫情過去快一個月,統計數據才回來。

  現在的情況是,有些地方差距正在縮小,但全面來看,還是落後、還要趕追。

  公共衛生系統有一句老話,“財神跟著瘟神走”。SARS來了,可能領導重視一陣,SARS走了,一些地方領導慢慢也就不重視了。說到底,就是對公共衛生重視不夠、遠遠不夠。

  經由新冠肺炎疫情,公共衛生的改革已經提上議事日程,未來社會對公共衛生、對疾控系統也會有更為清晰的認識。畢竟,再不重視公共衛生,那可真就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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