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屆年輕人開始報復性存錢
2020年05月07日19:48

原標題:這屆年輕人開始報復性存錢

原創 崔一凡 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2020年5月,北京三里屯的年輕人

事實是,一個人需要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多。對於這波被人熱議的“後浪”來說,所有的“清醒”都源於眼前的認識。危機戳破了往日用金錢堆砌的泡沫。五一前後,“報復性消費”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驟然提高。但他們決定掉頭轉向,“你們報復性消費吧,我要報復性存錢”。

撰文丨崔一凡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1

人們普遍說不清楚,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疫情蔓延的幾個月裡,一些被戲稱為“後浪”的年輕人掉頭轉向,過上原先被他們不屑的、像爸媽一樣的日子。我接觸了其中的一些,他們把最近幾個月的支出截圖給我看,一條陡峭的下滑線,無一例外。

一位住在燕郊的女士註銷了信用卡,卸載了所有引誘她借錢的APP。有人為了慳錢,搬到月租400塊的十平米小屋。不少原先大手大腳的年輕人,賣掉積攢多年的奢侈品,回籠資金。疫情影響了一些人的生活,也即將影響另一些人。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應激反應,或者物理上的形變問題,就像一塊橡皮遇熱膨脹,遇冷收縮。疫情總會過去,北京的快遞小哥又可以上樓送貨了,但世界不一定恢復到原來的樣貌。

2020年五一,是自2008年取消五一黃金週之後最長的五一假期。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這不過是個拉長版的週末。沒有前浪們所以為的“去遙遠的地方旅行”,他們待在家裡,做飯、陪陪家人,最多散步,對任何需要花錢買來的快樂,敬而遠之。

這波後浪決定投奔另一種生活時,所表現出的決絕讓人驚訝。為了降低生活成本,一位在蘇州工作的攝影師吃了一個月泡麵,他以前可是過個生日能花四萬多塊的主兒;一位月入三萬的年輕編劇索性離開北京,回長沙老家生活。

於瀟鏡頭下的昔日香港,疫情改變了很多年輕人的消費觀

四月的一個下午,26歲的Ivan打開堆滿衣服和包包的衣櫃,她一邊自言自語回想究竟什麼時候買了這麼多東西,一邊把這些看起來很陌生的衣物一摞摞擺在地上,幾隻包撲簌簌掉出來。

她撐起一件Play的T恤,衣服有點皺了,但商標還沒剪掉。“在日本的時候,花一千多買的,”她有點想起來了,拍好照,上傳鹹魚,一百五出了。

一隻紅色的巴黎世家鉚釘機車包,買的時候一萬多,一次也沒背過。還有那雙Miu Miu的芭蕾單鞋,原價六千多塊,穿過兩次,不舒服,索性全都賣了。

“現在我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動物森友會》。”她笑說。

生活突然刹車之後,難免有些進退失據。如果不是疫情,Ivan可能會度過一個豐富多彩的2020年。首先和男朋友分手,然後是換工作,她覺得現在的工資配不上沒日沒夜的忙碌。或許還能趁著找工作的空檔去趟非洲,她一直想看肯尼亞的動物大遷徙。但疫情一到,分手的進程被打斷了。兩個人在一起,吃穿用度平攤,能降低生活成本。

幾週前,一位在互聯網大廠工作的朋友失業,她安慰了一下午,回過神來想想自己,好像也沒那麼安穩。五一放假前,她收到領導通知,今年的預算要大幅減少,“雖然可能性不大,但如果突然說讓我走人,我也不會太驚訝。”

Ivan和男朋友租著北京三環的一室一廳,共同生活的還有一隻七歲的美短貓。離開大學校園4年,Ivan沒能攢下錢,也從來沒想過攢錢。她在互聯網公司工作,工資不算低,每月掙多少花多少。以前,每當爸媽要她節製消費——至少別把錢全花在買衣服上,她不以為然,“要不然掙錢幹嘛呢?”人生是用來享受的。

疫情期間宅在家裡,25歲的安楊和女友的月開支從兩萬多下降到五千。他回想起從前,一個月最多花掉十幾萬。如今疫情逐漸退潮,他卻不想再燃起消費的慾望。他取消了今年所有的旅行計劃,換季了也極少買衣服。

近幾個月,安楊的月支出斷崖式下跌

安楊是編劇,聲音溫潤,聊起之前的消費經曆滔滔不絕。他們租住在望京,房租每月一萬二。選擇這裏,是因為多出一間空房,可以作為單獨的儲物間。幾年下來,裡面堆滿了東西,不少連快遞盒都沒拆開。他拿到鹹魚上賣掉,沒拆封的Bose耳機、音箱,直接砍掉一個零出手;從來沒吃過的網紅零食,一箱箱往朋友家裡搬。

三四月份,“報復性消費”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驟然提高。好像被悶在家裡的每個人都饑渴難耐,只待發令槍響,就會撒錢把店舖搬空。安楊表現得不以為然,“你們報復性消費去吧,我要報復性存錢。”

2

瘋狂消費的確曾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調味劑。他們不斷地買包、化妝品,或者是什麼能刺激神經的東西,“只有包在櫥櫃里,你又知道你能買得起的時候,才會感到快樂”。

年輕的人們總是擅長事後反省,常用的說法是:“當時太年輕了”、“太蠢了”或者“交了一些狐朋狗友”,但實在講不出事情發生時究竟在想什麼。“就跟你說話這會兒,我手邊桌子上擺了三台Apple電腦。”安楊在電話裡說,“我也不知道當初為什麼要買,好像一出新品自然就買了,但明明我一個人只能用一台。”

在北京、上海或者香港,大城市里霓虹燈照得到的地方,每一塊耀眼的廣告牌都藏著年輕人們遏製不住的消費慾望。現代的社會不止生產商品,事實上,它更擅長生產慾望和幻想。

遇到一個陌生人,不少人會先通過衣著評判對方。剛工作時,於瀟去見一位來自廣州的客戶。兩人還沒打招呼,客戶先走到面前三米處,把她從頭到腳打量一遍。她穿一身九百多塊的職業套裝,配一雙高跟鞋。客戶沒做過多表示,之後的合作也很順暢。這意味著在“第一印象”這一欄里,對方給她劃上了對勾。這件事對她影響很深,“穿什麼”這件事很重要。

於瀟供職的金融公司位於香港中環,香奈兒、卡地亞等一眾奢侈品店包圍著寫字樓。幾年時間,她從旅行時“捨不得吃當地特色螃蟹”的女孩,變成奢侈品店的常客。銷售員反複向她推銷,從“25歲是女人開始衰老的年齡”聊到“新款護膚品多買多送”。最近重溫《穿Prada的女王》,她發現裡面的每個品牌都認識了。

我問她,“為什麼這些東西的吸引力這麼大?”

“每個女人一生都要有一件香奈兒嘛!”她脫口而出的是一句廣告詞。

於瀟的櫃子

法國社會學家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論述過消費的邏輯:“人們消費的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徵意義。”

Ivan承認,自己之前的絕大多數消費,都是徹頭徹尾的智商稅。她在日本讀大學時,小姐妹們每天在一起聊的話題,基本上離不開當季新款。

“其實我買的已經不是一個包了,買的是社交貨幣。”她說。比如那件巴黎世家的機車包,她從來沒覺得好看,大紅色的皮面顯得人像個爆發戶,買來之後一次也沒背過。

年輕人迫切地需要證明自己。安楊剛剛25歲,是同齡人里最冒尖兒的那一批。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他跟過大導演、大編劇,職業生涯的開端十分順遂。2017年,影視行業正紅火,他接下一部網劇,一個月賺了24萬。這是他畢業後掙到的第一筆大錢,“覺得自己挺了不起的”,理所當然地要過上公眾號里說的精緻生活。

他去了一家著名酒店裡的健身房,雇了一位私教,一個月私教費三萬,直接買兩個月。他去高檔服裝店裡挑了幾套入眼的西裝,讓服務員包起來,每套一萬多,刷卡結賬,“當時都沒有心疼的”。

“那種意義就是我證明了我自己,我有點爽感。這有點像我們現在看的爽劇,男主角壁咚一下女主角,觀眾就爽了。”安楊說。

3

據一份調查報告顯示,90後負債率非常高,近三成人以貸還貸——安全感可能是唯一的解釋,他們都有為他們生活兜底的家人。但疫情之後,事情露出了本來面目。這通常會讓人感到恐懼,然後是巨大的自責,問問Sean就知道了。如果非要用什麼詞來形容以前的自己,Sean覺得,應該是“愚蠢”。

Sean 24歲,朋友們評價他,是個仗義且好面子的山東人——每次吃飯都搶著結賬那種。去年生日,他邀請了二十個朋友吃飯、唱歌、洗腳。大家一起鬨,他也有點上頭——“我這個人,人一多就挺愛慕虛榮的”。一晚上花去四萬多,到最後,“這個卡刷起來感覺不是自己的一樣”。

那時他正跟著台灣老闆做奶茶店,光景好的時候,月入兩萬,在蘇州算是不錯的收入。儘管如此,生日宴之後,他連吃飯的錢也沒了,不得不再次向父母伸手要了一萬塊。

Sean一直覺得,自己是個不喜歡受約束的人,討厭朝九晚五的生活。畢業之後,他做過網店,賣過奶茶,幹過服裝代理,跌跌撞撞好幾年,賠了十多萬。每次都是鬥志昂揚開始,灰頭土臉結束。當然,試錯的成本由家人支付。

“我當時那種心態,說實話,並沒有很大的賺錢慾望。”Sean說。更重要的是體驗人生,“現在年輕,得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他的都不重要。”

他想做服裝,立馬聯繫廠家進貨;想搞攝影,馬上下單攝影器材,“想都不想就直接干”。他不怎麼看銀行卡餘額,有錢就花,天塌了有爸媽撐著。

但過去幾個月,他們撐不住了。

Sean的父親從事裝修行業,去年不慎摔折了胳膊,做手術花了不少錢,媽媽做些小本餐飲生意維持家用。疫情開始後,父母的收入被截斷,他的攝影工作室也三個月沒接到一單。第一次,他因為沒錢而感到恐慌。有天晚上吃飯,一家三口圍坐在家裡的小桌上,母親突然開口,“得想想辦法了。”他抬頭看著母親,“再這樣下去,我們家連下個月房貸都還不上。”

那個月的房貸,最終是靠父親找親戚朋友借錢還上的。父親和他一樣,要面子,他覺得從那之後,父親就沒有一天開心過,每天抱著酒喝。一天晚上,他坐在父親面前懺悔,“我這幾年我太后悔了,我太自私了,只想著自己怎麼樣,根本想不到家裡人。”

像是酒醉中猛然清醒過來的人,他開始想盡一切辦法賺錢,主動找原先的客戶約拍,沒人回覆。他索性去當起兼職外賣騎手,一單七八塊錢。掙得不多,累得不行,但好歹賺了些生活費。

兼職送外賣的Sean和他18塊錢一碗的蓋飯

所有的“清醒”都源於眼前的危機。對那些高收入的年輕人來說,危機戳破了往日用金錢堆砌的泡沫。因為疫情影響,於瀟的收入銳減八成,日常的午餐從海底撈降格成普通港式茶餐廳,幾年來第一次買了只2000塊包,她已經很久沒看過一萬塊以下的包了。她和朋友約定,“按住彼此的手,拋棄奢侈品”。她甚至強迫自己在家做飯,意外地發現,自己做的飯竟然還挺好吃的。

安楊發現,這個世界正在變化。他做外貿的叔叔正在快速收縮止損,朋友的公司舉步維艱,而房產中介開始不斷催促他買房。作為影視從業者,在可預見的未來,影視項目會大量減少。影視公司會傾向聘用價格更低廉的編劇,甚至是在校學生。

他的同行們一改往日大手大腳的習慣,突然間“什麼也不買了”,連外賣也不點,天天在家做飯。他們搬到離市中心更遠的地方,住便宜房子。有位製片人朋友還給自己製定了攢錢計劃——每天要儲蓄當日花銷的十倍——花50塊錢點一頓外賣,就要存500塊錢進特定的儲蓄賬戶。

2020年春節,安楊的爸媽趕在疫情前來北京陪他一起過年。爸媽告訴他,高中同學在長沙當公務員,每天散著步去上班,還有時間去公園里跑步,“心裡樂滋滋的”。雖然賺的不多,但沒什麼開銷,已經攢下兩套房的首付。安楊看看自己的銀行卡餘額,在北京漂泊多年,多的時候月入六位數,但如今卡里只有三萬,這些年的辛苦換來一副脆弱的頸椎和腰椎,除了所謂的工作經驗,其他什麼也沒有。

“我賺這麼多,然後再全部花掉,那我等於沒有賺嘛。”幾天后,房東打來電話,催他交下個月房租。他當即決定離開北京,回長沙生活。

他決定逃脫“拚命工作—拚命消費”的循環。“我減少我的慾望,減少我的需求,然後儘可能給自己提供足夠強的自我保護的壁壘。我把我的護城河築得足夠寬,儘可能減少世界的變化給我帶來的影響,這件事情是我現在努力要去做的。”他說。

4

事實是,一個人需要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多。儘管衣櫃里堆滿了各種名牌衣服,但Ivan最喜歡穿的是一件沒牌子的T恤,大學時參加活動送的。T恤早已洗褪了色,袖口和領口破了幾個洞,線頭亂往外冒。她還是喜歡,就拿它當睡衣穿。

疫情開始後的幾個月,安楊的信用卡賬單斷崖式下跌。看著幹乾淨淨的賬單,他突然發現,原來兩個人每月只花五千塊錢,也能生活得蠻舒服。他把信用卡額度砍掉個零,又打了個對折,從十萬減到五千。等回到長沙之後,準備再降到三千五——考慮到長沙物價低,這是今後每月的消費上限。幾個月時間里,他從三萬存到十萬,這是個不大不小的驚喜。他帶著一種被欺騙感情之後的憤懣跟朋友保證,“以後這些資本主義市場的任何一個商家,休想從我兜里騙走一分錢。”

當然,變化的不止發生在銀行賬戶里。

他取關了不少號,“之前大把消費就是被它們給荼毒了,思想被它們玷汙了。”他甚至開始反感“精緻生活”這種說法,“難道每天買菜做飯就是粗糙嗎?生活不就應該是這樣嗎?”

安楊每天上午睡到自然醒,跟大爺大媽一起去買菜。清晨的陽光很好,路邊有陣陣槐花香味,如果起得夠早的話,他會跑跑步鍛鍊身體,活動一下頸椎。在菜市場,他感受到自己正在重新回歸生活,發現“豬肉好貴啊!”以前買東西,他從來不會看價格。但現在,豬肉“比上次來買貴了三塊錢”這種事,也要記在心裡的小賬本上。

早飯後,他會看會兒書或者美劇,打掃衛生。下午的工作時間視情況而定,最長不超過三小時,不然就沒人做晚飯了。他的廚藝不錯,至少自己覺得比之前每週都要去打卡的網紅餐廳好吃多了。

安楊回到長沙,自己做飯

他之前去庫頁島玩,那裡被日本人稱作“世界盡頭”。世界盡頭是一座小村莊,他們在那裡住了好多天,村民夏天放牧捕魚,冬天就互相串串門聊聊天。他覺得,這就是自己理想的生活,不需要名牌西裝,不需要網紅打卡,甚至不需要多少錢。

“如果我七十歲才能過上這樣的生活,那我真是太可憐了!”他說。

Sean現在每月收入不多,但製定了詳細的攢錢方略。他設計了一張“鑽石”表格,“鑽石”里是365個小方塊,代表一年365天;每個方塊里標註1到365不同的數字,代表每天要存的錢。之所以有零有整,是為了便於堅持,“實在沒錢的時候哪怕只存一塊錢呢?但是你培養了存錢的習慣。”這樣一年下來,至少能攢66795塊錢,之前他的銀行卡里從來沒出現過這麼大的數字。

他把這張表格發到朋友圈後,來找他要原圖的朋友有一百多個。“看來因為這次疫情,很多人也體會到痛苦了,開始反思這個問題了。”他說。

他曾經關注過一個號,有個固定欄目,叫“打卡一個網紅店”。他按圖索驥,真的每週末帶著朋友打卡一家。但憋在家裡這幾個月後,他覺得朋友們都突然間長大了,沒人像以前那樣,每天呼朋引伴胡吃海喝。如果碰巧大家有空,Sean會把朋友叫到家裡來,做幾道拿手菜,反倒比在飯店裡舒服得多。

誰不希望過上理想的生活呢?但在這之前,或許要先理解理想,再理解生活。現在,他把每月收入的一大半打到父親賬戶上,只留下基本生活所需。4月,他過了24歲生日,本命年。他一個朋友也沒叫,只給自己買了個小蛋糕,一個人吃下就睡了。他盼著這個年歲趕緊過去,新生活要開始了。

365天存錢計劃

*文中安楊、Ivan、於瀟為化名。本文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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