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管小紮的人來了!FB內容監督委員會選定首批成員
2020年05月07日08:11

  新浪科技訊 北京時間5月7日早間消息,Facebook週三宣佈,該公司新成立的內容監督委員會的20名初始成員將包含一名前總理、一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多位憲法專家以及維權人士。

  這個獨立委員會被外界戲稱為Facebook的“最高法院”,它可以針對某條具體內容是否應該顯示在Facebook及Instagram上這一問題,推翻由該公司及其CEO馬克·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製定的決策。

  Facebook在內容審核方面長期面臨批評。例如,該公司曾經短暫刪除了一張裸體女孩在越戰時期逃離凝固汽油炸彈襲擊的照片。此外,該公司也未能打擊緬甸針對羅興亞族和其他穆斯林族群發表的仇恨言論。

  這個監督委員會將重點關注一小部分頗具爭議的內容,包括仇恨言論、騷擾和人身安全等。

  Facebook表示,該委員會的成員共在27個國家/地區生活過,至少會說29種語言,但其中有四分之一來自美國,而4名聯席主席中也有2人來自美國。

  這些聯席主席將與Facebook共同遴選其他委員會成員,他們是前美國聯邦巡迴法院法官兼宗教自由專家邁克爾·麥康奈爾(McConnel)、憲法專家賈馬爾·格里尼(Jamal Greene)、哥倫比亞檢察官卡特里娜·博特羅-瑪麗諾(Catalina Botero-Marino)以及丹麥前總理赫勒·托寧-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

  其他初始成員還包括:前歐洲法院人權法官安德拉斯·薩喬(Andras Sajo)、互聯網無國界組織執行主任祖莉·奧沃諾(Julie Owono)、也門活動家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塔瓦庫·卡門(Tawakkol Karman)、前《衛報》主編阿蘭·魯斯布里奇(Alan Rusbridger)和巴基斯坦數字權利倡導者尼加特·戴德(Nighat Dad)。

  Facebook全球事務主管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表示,該委員會的構成非常重要,但需要通過時間來逐漸贏得可信度。

  “我不認為人們會說,‘哦,哈利路亞,這些都是優秀的人,他們會大獲成功。’他們會在未來幾個月和幾年逐漸開始聽取棘手案例,在此之前,任何人都沒有理由認為這會取得巨大成功。”他說。

  該委員會將立刻開始工作。克萊格表示,他們將從今年夏天開始聽取具體案例。

  這個委員會將擴容到大約40名成員,而Facebook承諾在至少6年時間內為其投入1.3億美元。他們的任務是在Facebook的常規申訴程式難以發揮作用時,針對一些爭議性話題製定約束性決策。

  Facebook還可以向董事會提交重大決策,包括廣告和群組等內容。該委員會還會根據案例決策向Facebook提出政策建議,而Facebook則需要作出公開回應。

  委員會最初將關注內容刪除案例,而Facebook預計其初始階段只能處理“幾十個”案例,僅占其預期處理量的很少一部分。

  “我們不是互聯網政策製定者,也不會把自己當成處理各種日新月異問題的某種快速行動小組。”Facebook內容監督委員會聯席主席麥康奈爾說。

  該委員會的決定必須在90天內做出並實施,但Facebook可以針對特殊案例要求30天的審查期。

  “我們不是為Facebook工作,我們是希望向Facebook施壓,改善其政策和程式,使之能夠更加尊重人權。”Facebook內容監督委員會成員、互聯網監督研究者尼古拉斯·蘇澤(Nicolas Suzor)說,“我們不會天真地以為這是一項簡單的任務。”

  他表示,委員會成員對言論自由以及合適可以合法地限製這種自由持有不同觀點。

  自由派組織Cato Institute副主席約翰·桑普思(John Samples)讚揚Facebook沒有刪除一段經過修改的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視頻。薩喬則警告稱,在圍繞網絡表達問題開展辯論時,不應該讓“冒犯者”獲得太大影響力。

  一些自由言論和互聯網治理專家表示,他們認為該委員會的首批成員構成非常多元,令人印象深刻,但一些人也擔心美國成員佔比過高。Facebook表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之一在於最近幾年的一些最棘手的決定都來自美國。

  “我覺得他們沒有做出任何大膽選擇。”電子前沿基金會互聯網自由言論總監吉利安·約克(Jillian C. York)說。

  緬甸科技民權社會組織Phandeeyar CEO傑斯·卡列比·彼得森(Jes Kaliebe Petersen)表示,他希望委員會能夠應用更加深入的思維來解決內容審核問題,而不是像Facebook那樣套用一套通用的社區標準。

  聯合國言論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大衛·卡耶(David Kaye)認為,當該委員會開始聽取具體案例時,其效果將得以顯現。

  “關鍵問題在於,當與Facebook的商業利益相衝突時,他們是否會像法院一樣直面一些可能影響決策或判斷的問題。”他說。(書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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