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擇在兩個世界之間:31名歐洲中國留學生看疫情
2020年05月06日11:56

  原標題:抉擇在兩個世界之間:31名歐洲中國留學生看疫情

  無論就物理空間還是社會意義而言,流動性通常意味著獲取經濟教育機會的可能性和社會環境的開放和包容性;而不流動則是消極被動、身處困境的代名詞。全球抗疫的特殊時期,各國政府紛紛採取不同程度的隔離和封鎖措施,從國家層面重新書寫了流動與不流動的意涵。空間意義上的流動意味著傳播病毒與風險;而居家防疫則成為遵紀守法好公民的責任。

  筆者從4月15日正式開展“疫情下的中國留學生、國家和流動性”的學術研究,至今一共傾聽了31名歐洲中國留學生關於留守和回國的故事,以及他們在全球疫情時期的特別體驗和深刻思考。這31名受訪者的留學目的地包括西班牙(7人)、英國(6人)、荷蘭(4人)、比利時(4人)、德國(3人)、法國(3人)、意大利(2人)、瑞士(1人)、瑞典(1人)。

  留守與回國:留學生的現實處境

  2020年3月底,根據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司長劉錦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新聞發佈會上公佈的數據,中國在海外約有160萬出國留學人員,仍然在國外的約有142萬人。

  在31名受訪者中,回國的是少數(4人),大部分至今仍留守在留學所在城市或歐洲其他城市。

  對於留學生個體而言,選擇留守不僅是政治化和道德化的考量,更是對複雜現實的妥協。

  尚未完成學業、機票難買費用高、回國路程艱險辛苦、路上和隔離時間成本高、旅行文件可能出現問題、擔心攜帶病毒傳染給家人、家中寵物無人照顧等等都是阻礙留學生回國的現實因素。

  “3月13日(英國首相)提出群體免疫後,開始有大量中國學生回國。”在英國倫敦讀商科碩士的柯昱告訴筆者,學生們把這個現象叫做“跑毒”。她說,“我們這一群二十多歲的人根本沒有見過這種事情……總有人特別害怕,一傳十十傳百,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人沒有動過回去的念頭。”她認為這是非常合理的行為,因為不能出門,又改上了網課,待在當地沒有任何意義,回國是很正常的選擇。但是,3月14日的直飛機票已漲到至少3萬人民幣。

  4月初開始,英國使館開始有包機接小留學生和特困留學生回國。經濟艙3-4萬人民幣的價格令多數留學生家庭倍感負擔。許多留學生在國內並沒有購買醫保,萬一路上感染,國內治療的支出也是一筆高額的費用。柯昱已經接受了暫時無法回國的事實,選擇相信當地政府“待在家裡,保護醫院,保護生命”的措施,她表示自己已經不害怕了。但她也堅定地說,“如果這個國家(英國)真的社會失控的話,我覺得中國不會不管我的”。

  在意大利米蘭留學的王同學講述了自己與室友共同抗擊病毒並自愈的親身經曆。2月末,二人先後出現症狀,懷疑自己感染後曾二度打電話向當地的家庭醫生求助,醫生都只開了撲熱息痛,並讓他們居家休息。王同學挺了三天三夜後退燒自愈,可室友依舊低燒不退。為了幫助室友盡快恢復,他請求國內的朋友寄送藥品,卻意外得知浙江省已經向意大利派出了國際救援隊。最終,在米蘭華僑華人青年會的幫助下,王同學收到了中國救援隊提供的抗病毒和提高抵抗力的兩種中成藥,成功幫助發燒近十天的室友退了燒。

  關於是否考慮回國的問題,王同學說,儘管自己無症狀,但可能依然攜帶病毒,因而從道德上無法做出回國的決定,不想將病毒帶回祖國。當然,巨大的時間和金錢成本也是他決定不回國的因素。

  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讀本科的獅獅是受訪者中少數幾位成功回國的留學生之一。談到回國,她說,“我不想給政府添麻煩,但也不想在國外等死,回國真的不是留學生的錯”。獅獅從初二開始就在當地上學。國內疫情暴發後,當地中國使館招募接聽疫情熱線的誌願者,她滿腔熱情地報了名,但無奈因尚未獲得本科學曆被拒。她發現當地政府無視新冠肺炎嚴重性,當地人防護意識淡薄,預計疫情很快會在意大利暴發,於是她在3月初踏上了回國的旅程。從那不勒斯轉機杜拜,再經過國內兩次轉機後終於到達家鄉,三天三夜未闔眼。

  乘坐4月中旬的使館包機順利從英國倫敦抵達上海,正在接受隔離的小羊覺得自己很幸運。英國全國停課後,由於個人原因和居住環境因素,小羊的精神狀態持續不好,還出現進食困難的症狀。於是她如實填報申請了國家包機,當時真的沒想到能獲得寶貴的乘機機會。談到祖國的意義時,小羊說,“一直覺得祖國不會放棄我們,真有什麼情況一定會接我們回去的。”

  抉擇在兩個世界之間

  “困在兩個世界之間”(caught between two worlds)被移民研究學者用於形容一個移民群體陷入的兩難處境。

  一方面,由於語言文化的差異難以融入當地生活,同時遭遇來自其他群體的偏見和歧視;另一方面,他們也難以回到自己的祖國,即使回國,也面臨身份和重新適應上的困境。

  當筆者詢問受訪者全球疫情是否給他們帶來了“困在兩者之間”的感覺時,發現了有趣的結果。

  一部分受訪者表示,國際航空管控的確令他們有想回國而不得回的身陷囹圄之感,有同學用“很絕望”來形容得知自己預定的航班被取消時的心情。不僅如此,與當地人在防疫措施和疾病認識上的觀念差異,也給留學生帶來話語權缺失、不被接納和受排斥的感覺。尤其是當他們感受到來自其他少數族裔群體和當地青少年在言語、眼神和動作上差別對待的時候。坐標德國的林麥央稱,本來很多留學生就是“肉體在歐洲,心在中國”,在疫情這個放大鏡的作用下,會更加感到不知所終。

  “疫情讓我覺得不屬於這裏。”在西班牙馬德里留學4年的小漂亮說。她以前覺得自己融入得挺好,經曆疫情才發現自己與當地人存在很大的差異。她不想聽見有偏見的聲音,也開始不能理解西班牙式的幽默。在中西斷航,包機昂貴的情況下,回國之旅充滿了未知數。

  更多的受訪者並不同意用“困在兩者之間”來描述他們的處境。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讀博的小A告訴筆者,她現在想“趕緊畢業回國”。疫情令她充分認識到中國製度的優越性,堅定了她回國的信心和理由。因為回國讓她覺得有“主人的地位”,而在當地就是“寄人籬下”。

  在西班牙阿維拉的小新即將本科畢業。雖然她一直覺得中國很強大,但從個人發展的角度而言,她仍打算按原計劃在西班牙讀研深造,並在研究生畢業後在西班牙短期就業。但是,當地飆升的失業率令她有所擔憂。小新說,“一切都要視情況而定,但我不被動,也不悲觀。”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胡持已經與一家公司簽訂了工作合同,準備在當地工作幾年。談及融入的問題,他反問說,“為什麼要融入呢?我覺得diversity(多樣性)就很好。”他在讀碩士之前一直在中國接受教育,並認為是“祖國定義了我”,也希望祖國越來越好。選擇在荷蘭工作是考慮到個人事業的發展機會,與他對中國的認同感並不矛盾。

  還在讀本科的王剛告訴筆者,國內疫情暴發後,他曾協助兩個校友會救援群往回國輸送了大量物資。當歐洲留學生需要幫助的時候,卻因為航班減少難以回國。網民針對留學生回國的負面言論尤其令他感到自己是不受國民歡迎的人,因而開始考慮留在海外生活。他之前還在同時考慮兩邊的發展機會,但現在他堅定地說,“我已經到了決策的時候了,必須要take side(選邊站)”。

  2020年4月30日,廈門大學教授、世界華人研究學會主席李明歡老師在“法國華商抗疫”網絡會議中提到,海外華人華僑反歧視、抗疫情,他們生活在祖籍國和當地國兩個世界之間,渴望得到兩個世界的雙重認可。相似的是,中國留學生也是一個生活在兩個世界之間、渴望得到雙重認可的群體。但不同的是,絕大多數留學生並不是留學所在國的移民,而是暫居者;他們並沒有紮根於當地國,仍面臨歸國發展的可能性。

  對於中國留學生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兩個世界之間做出抉擇。如剛從荷蘭畢業回國的小D所言,“無論有沒有發生疫情,所有留學生都需要選擇傾向一邊,而不可能永遠遊離在兩者之間。疫情會加速大家的思考,讓每個人去更快做出判斷和選擇。”

  汙名化、臉譜化和流動性的治理

  關於互聯網上流傳的關於留學生回國“千里投毒”的言論,許多受訪者表示儘管可以理解國人擔心境外輸入病例有害中國疫情控製的心情,但將留學生回國與病毒傳播劃上等號是非常令人不解和心寒的。絕大多數回國的留學生都是健康的,且都非常注意旅途防護,積極配合隔離。

  汙名是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概念。他指出,汙名不是一種本質屬性,而是一種“關係的語言”,是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話語表達和主觀闡釋的產物;同時,被汙名化的個體有能力通過進行某些活動或改變人們理解某事的方式,打破“不體面的區分”。

  估計戈夫曼未曾想到的是,在互聯網時代,汙名的製造和傳播更加迅速、成本更低廉、結果更不可控。一句“千里投毒你最行”幾乎令被汙名化的群體無力發聲、無從抵抗。正如荷蘭萊頓大學的中國研究學者施耐德(Florian Schneider)博士在近期出版的“China’s Digital Nationalism”一書中所言,看似簡單、微觀且受一定限製的行為,通過互聯網的傳播,也可能造成不可預料、難以限製的宏觀行為結果,而這些結果的能量可能遠超當初那些微觀行為的總和。

  個別回國後被隔離的留學生要求喝礦泉水的事件成為網絡新聞熱搜。對此,曾在留學期間攻讀新聞專業的王同學認為此類將留學生塑造成“巨嬰”的“臉譜化”言論非常具有偏見,不能將某些個體的行為盲目放大成為整體的形象。事實上,從受訪留學生的背景、經曆以及態度可以看出這一群體的多樣性。在英國利茲讀博士的易傑認為,網民誤以為留學生都是富二代且崇洋媚外,也沒有考慮到留學生也是中國公民的一員,他們“對留學生群體有偏見,同時對公民身份理解片面,導致他們不能共情”。

  英國牛津大學人類學家項飆教授在“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一書中指出,對於歸國人員的管理是亞洲各國現存普遍的一種治理流動性的方式。筆者認為,疫情時期國家採取治理流動性方式是,通過暫時限製回國人員的類型和規模,以保證國內人民儘早實現流動的自由。

  部分網民對留學生的惡意和偏見也正說明了在特殊時期國家管理流動性的問題上引發了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和心理對立。

  國家要從共享與包容的角度彌合這樣的心理差距,維護社會的團結,進而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關於如何維護疫情和後疫情時期海外中國留學生利益的問題,駐各國的中國使領館應加強建構當地的社會支持網絡,提供及時的幫助,與此同時,應深入瞭解中國留學生的回國需求,適當增加包機的數量;政府要繼續完善遠程醫療諮詢、社會支持和心理輔導,同時保證防護物資的及時全面發放;有關部門應該著手思考對因疫情中斷留學的學生提供國內轉學的政策。從社會輿論來看,主流媒體應該多全面宣傳普通留學生面對疫情的學習和生活挑戰,不能因個別人的出格言行而汙名化,也不能因少數人的閑適生活而浪漫化。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作者馬蕭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院博士後。本研究為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院何雪鬆教授發起的“感受”項目的子項目之一。從1月底至今“感受”項目共蒐集了兒童、學者、留學生、社工等20多個群體,共70名普通人的“戰疫”故事,發表於“社會工作智庫”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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