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與國會選舉:共和黨6年前的套路還管用嗎
2020年05月01日09:56

  原標題:聯邦明察局㉚丨疫情與國會選舉:共和黨6年前的套路還管用嗎

  日前,阿肯色州美國國會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電視節目採訪時曾揚言,“中國學生要來的話,應該學莎士比亞和《聯邦黨人文集》,這次是他們需要從美國這兒學習的,而不是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

  這位共和黨政客的反華言論旋即引發了美國國內的批評之聲,不但是科技界的某些聲音反對這種損害兩國科技合作的危險想法,甚至有美國網友直接發問“他(科頓)知道莎士比亞不是美國人吧……”。更為戲虐的說法是,科頓如果現在就留起鬍鬚的話,完全可以徹底取代博爾頓在保守派陣營中的“地位”了。

  不過,這不是這個哈佛大學法律博士唯一的“歪理邪說”。事實上,從2013年以反恐戰爭老兵背景當選國會眾議員、走上國會山之後,科頓就成為了共和黨鷹派的少壯力量。從眾議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到參議院的軍事委員會和情報委員會,科頓多年來頻繁介入“中國事務”,在涉華行為上可謂是“五毒俱全”,充當著當前國會山或共和黨陣營的“反華急先鋒”。過去數月來,科頓更是擺出一副反科學、反常識,反生命的架勢利用新冠肺炎疫情繼續打“中國牌”。從所謂“調查”到同樣荒唐的“追責”,科頓在“陰謀論”的道路上正越走越遠。

  資深“病毒”政客

  2020年是大選年,也是科頓首次謀求國會參議員連任之年。但與特朗普面對較大壓力不同,民主黨在阿肯色州最終並未協調出一位願意迎戰的挑戰者,所以僅僅有兩位自由黨對手的科頓的確可以“躺贏”,進入下一個六年任期。

  可能也正因為他早早拿到了幹到2026年的“入場券”,才會更迫不及待地嚐試對“後特朗普時代”的2024年佈局。特別是在過去三年中攻擊中國已越來越成為共和黨的“時尚”動作之時,“急先鋒”科頓自然希望從中漁利,這種動機大概與此前曾討論過的尼克遜當年在國會眾議院“非美行動委員會”里的所作所為存在一定相似度。而如今最大的危險性在於,科頓竟然以如今在美國仍舊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為抓手,幫助白宮和共和黨“甩鍋”,但這種做法只是在推卸責任,絲毫無法讓美國的疫情防控好起來,於是華盛頓某些的算計再次超過了華盛頓之外公眾的切身訴求。

  其實,操作“病毒”這招對科頓而言,並不陌生,甚至他也算是深諳此道的資深政客。早在2014年,只做了一任國會眾議員的科頓在決定挑戰在任國會參議員的那場競選中,阿肯色州不存在的“病毒”卻成了一個關鍵議題。

  這裏的“病毒”就是當時已在非洲暴發的伊波拉病毒。雖然伊波拉在美國本土實際上只確診了11例、死亡2例,但作為當年重大的外部公共衛生事件的確在美國國內的某些選舉中構成了一個爭議焦點。

  按照目前能夠找到的記載,當年的科頓就多次以伊波拉的威脅為由,攻擊奧巴馬政府並沒有做好保護國家和美國公眾的準備,甚至將伊波拉、恐怖主義、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聯繫起來,抨擊奧巴馬政府對南方邊境管控不力,可能導致這些威脅從邊境進入美國。

  令人玩味的是,面對科頓的挑戰,在任兩屆阿肯色州參議員、民主黨人馬克·普賴爾(Mark Pryor)卻選擇了跟隨科頓的“病毒”敘事。在當年八九月份,普賴爾公開投放的電視廣告開始批評科頓在國會眾議院中曾投票反對為防控傳染病撥款,並指責科頓投票支持了對於美國疾病防控與緊急態勢應對項目經費的削減。如此競選議題的設置雖然對科頓有一定傷害,但也預設了“科頓們”希望渲染出的伊波拉的巨大威脅,從而也強化了科頓通過操作“病毒”、製造“威脅”、攻擊奧巴馬,進而攻擊與奧巴馬同為民主黨人的普賴爾的競選目標。

  最終,科頓以56.5%比39.4%的得票率大勝,並以37歲的年紀成為隨後第114屆國會最年輕的參議員。

  14萬張選民票的壓倒性勝出到底意味著什麼呢?當然可以解釋為反建製派終結阿肯色州家族政治的成功——普賴爾的父親曾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擔任該州國會參議員;也能理解為是南方各州持續“共和黨化”的必然。科頓當選之後,阿肯色州全部國會兩院議員在1869年以來首次清一色都是共和黨人;當然,伊波拉議題的炒作雖然並非製勝一擊,但卻也不可小覷。

  或者說,一個以“陰謀論”起家的政客,未來必然會在自覺合適的時候反複複製自認為有效的“陰謀論”,這大概可以解釋今天科頓的狂熱。

  從伊波拉到新冠

  由於選舉政治某種程度上的戲劇性,關於所謂“十月驚變”(編註:自從1980年以來,美國大選年的10月份總會發生影響選情的突發事件)的期待總是如同觀眾追劇時希望高能情節此起彼伏的心理。

  在臨近2014年中期選舉投票日,伊波拉的確提供了類似的情節。當年9月30日,45歲利比里亞籍男子托馬斯·鄧肯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確診,這是美國本土首例伊波拉病例,10月8日,鄧肯不治身亡;隨後兩位負責護理鄧肯的護士確診;10月底在紐約市又出現了從非洲回來的醫生確診。

  突如其來的國內病例加速了兩黨候選人借題發揮的節奏,被當時美國媒體稱為是遲來的“十月驚變”。當然,也是在科頓等共和黨人壓力之下,不主張禁飛的奧巴馬政府還是在選舉之前的10月底宣佈了針對來自利比里亞、塞拉利昂以及幾內亞等西非國家入境旅客的限製與健康檢查。

  但伊波拉所製造的“十月驚變”到底有多大威力呢?最近,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副教授菲利佩·坎潘特(Filipe Campante)及其合作者完成的論文《病毒的恐懼:伊波拉在美國的政治影響》(Filipe R。 Campante, Emilio Depetris-Chauvin, and Ruben Durante, “The Virus of Fear: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Ebola in the U.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897, March 2020)給出了最新的解釋:伊波拉在2014年選舉中的確在不同程度上減少了在國會議員以及州長層次民主黨的得票數以及投票率,特別是在較為關注伊波拉的地區,當然這種關注可能是因為存在確診病例,也可能是像科頓的阿肯色州那樣完全是被人為強化的結果。相比於民主黨人,共和黨更為有效地利用伊波拉設置了競選議程:他們將病毒與自身更為擅長的移民政策與反恐政策緊密聯繫起來,渲染所謂“恐懼”,實現了選票上的一定進展。

  該研究的發現證明了一個判斷,病毒或疫情其實是為選舉增加了新的操作面,其影響要看兩黨在這個新操作面上的做法與攻防。當然,不同議題本身存在著不同的屬性,進而也決定著不同政黨操作起來的難易程度。

  比如,2014年的伊波拉對美國而言完全是一個來自外部的因素,進而的確更適合共和黨當時強調強硬的移民政策與邊境措施的路數。而對民主黨而言,除非順應共和黨的建議,否則只強調自身的醫療改革成就,即強調“有病可以治”的論調,不太容易快速回應那種所謂的“恐懼”;甚至,如果像普賴爾那樣反過來批評共和黨削減醫療和緊急狀態開支的話,卻反而潛移默化地強化了所謂“危機”。當然,更為顯而易見的是,當時佔據白宮的畢竟是民主黨總統,共和黨發起批評總是更加容易,更容易被買賬。

  從伊波拉到新冠,又是選舉年,只是這次不但有“科頓們”的連任,還有總統的大選,“指責遊戲”只會不可避免地再升級,但在選舉議程設置的邏輯上卻存在著很大不同。

  一方面,2014年時,伊波拉是被渲染出的“恐懼”,

  而今“恐懼”已活生生地走進了美國選民當中。這就意味著,“指責”不會讓選民感覺好起來,或者相信了“指責”的選民不會遠離真正的威脅與“恐懼”。

  另一方面,

  從2014年渲染“恐懼”中獲益的共和黨人如今佔據白宮、處於首當其衝需對疫情防控負責的狀態,再作出任何“指責”對手的做法也都只是推卸責任。

  於是,科頓等共和黨人們需要一個更大的、更具曆史感的敘事,即從外部塑造出一個對美國全體而言更嚴峻的、甚至超越疫情本身的所謂“威脅”,給美國民眾帶來一個從曆史中走來的、似曾相識且又無法否認的“恐懼”。這應該就是美國國會參議院共和黨競選委員會給本黨參選人發送的那份備忘錄所要建構起來的圖式。

  令人遺憾的是,面對著正在挖更大坑的共和黨人,民主黨陣營雖然在批評白宮應對不力,卻也同步地助長著共和黨的“恐懼”敘事,從而形成了一個更大的、裹挾兩黨的“示強競賽”般的惡性循環。

  2008年大選無疑是關於“變革”的,2016年大選則是關於“憤怒”——因現實而起的“憤怒”抑或是因為“變革”遲遲無法兌現的“憤怒”。那麼,疫情之下的2020年大選將是關於什麼的呢?是關於怒火難平之下的“指責”?關於變革幾近無望之後的“恐懼”?還是關於痛定思痛而必需妥協合力推進可能變革的“同情心”?

  求仁得仁,求怨得怨。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刁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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