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瞭解自己的"死亡本能"嗎?與生存意願相反的衝動
2020年04月26日08:58
弗洛伊德在1920年提出的“死亡驅力”(death drive,又稱死亡本能)理論
弗洛伊德在1920年提出的“死亡驅力”(death drive,又稱死亡本能)理論

  新浪科技訊 4月26日消息,根據科學的統計數字,讀到這篇文章的讀者中,至少有10人會在未來16個月內死去。別緊張,這隻是開個玩笑,但如果你對這一說法感到某種莫名的興奮,那可能就剛好驗證了弗洛伊德在1920年提出的“死亡驅力”(death drive,又稱死亡本能)理論。

  死亡本能理論指出,每個意識主體都同時背負著生存意願和與之相反的死亡本能,最能體現後者的便是戰爭、吸煙等自我毀滅的舉動。當然,正如弗洛伊德的大多數理論一樣,我們沒有辦法從經驗上證實這種衝動的存在。學者們花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來證實和質疑“死亡本能”。為了對其研究現狀有一個明確的瞭解,gizmodo網站聯繫了一些專家,對死亡驅力是否真的存在進行了討論。

  托德·迪弗雷納(Todd Dufresne),加拿大湖首大學哲學教授,對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學說的歷史頗有研究

  簡單的回答是:不,這不是真的!這可能並不令人滿意,所以我就來詳細說一說。

  死亡驅力理論是由弗洛伊德在1920年提出的,用以解決與戰爭創傷或“炮彈休克症”(shell shock)相關的理論和臨床問題。當時的情況是,患上我們今天所謂“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士兵會在夢中重複創傷經曆,或者做類似的噩夢。這給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治療士兵的精神分析醫師提出了一個問題。你要知道,弗洛伊德聲稱所有的夢都遵循“快樂原則”,即夢境反映了性愉悅的一種無意識的衝動。然而,士兵們的這些揮之不去的創傷噩夢——稱為“創傷性神經症”——顯然與性愉悅無關。因此,弗洛伊德這一時期的關鍵著作《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0)的意義就在於,它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問題:除了性慾之外,或者說,除了精神分析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東西驅動著人類行為?

  弗洛伊德的確承認存在一種獨立於性慾和愛慾之外的驅動力。因此,他在已有的精神分析理論基礎上又增添了一個新的“超心理學”(meta-psychology),其核心是他的晚期二元論。根據該理論,性慾或生的慾念與死亡或破壞性的慾念有著永恒的衝突。批評者經常指出,這隻是一個理論,一個瘋狂的猜測。這麼說是對的。但弗洛伊德很快就相信了這種理論,並最終斷言,這兩種慾念解釋了“生活中的所有謎題”。當然,這句話說得太滿了。

  事實上,包括精神分析師在內的大多數人都簡單地忽視了死亡驅力理論。他們將其視為一段古怪的旁白,或者是一種尚未解決的病態和厭世觀點,甚至是年老時的語無倫次。然而,這是一種可疑(且無禮)的手法。因為死亡驅力理論被小心翼翼地、合乎邏輯地、甚至是深情地整合到弗洛伊德其他理論的矩陣中,其中許多理論和死亡驅力理論本身一樣,都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因此顯得“古怪”)。這包括他明確依賴拉馬克的遺傳和重演的舊理論,這些理論共同支撐了弗洛伊德在中後期對當代心理學的系統發生、史前和生物學起源的興趣。簡而言之,新的超心理學包涵了弗洛伊德在最後階段所寫的一切。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所有我們稱之為“文化弗洛伊德”的東西,我們所瞭解的弗洛伊德都來自於其經典作品,比如《幻象之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1927)和《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30);二是我們所說的“自我心理學”,自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以來,他關於心理防衛和外部現實的觀點就一直影響著心理醫生。

  所以論據是站不住腳的。如今,幾乎沒有人相信“文化弗洛伊德”提及的睡前故事,有時其中還帶有令人擔憂的種族主義色彩。這包括《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1912)中提到的文明起源於父親與其兒子們之間的謀殺(弑父),以及《摩西與一神論》(Moses and Monotheism,1939)中提到的,猶太心理學起源於史前對摩西的謀殺。與此同時,許多人仍然相信,不僅相信心理防衛機製、自我心理學和反向形成,而且相信弗洛伊德對“潛意識”的闡述。這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潛意識恰恰是那個讓死亡驅力完全沉默的理論,除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信徒外,其他人對此一無所知。

  要消化的東西太多了!恐怕大多數人,包括精神分析學家在內,都無法理解死亡驅力是如何作為一個連貫的系統運作的。但弗洛伊德完全理解這一點,直到最後。他堅持死亡驅力理論,宣稱心理拉馬克主義(psycho-Lamarckianism)是一個有著“致命必然性”的理論,並且教條地進行“古心理學”研究,他對史前故事、儀式、神話、寓言、夢和噩夢的分析儘管受到約束,但還是一代又一代地流傳至今。

  現在,在這段長篇大論的最後,我只能這樣說:在我看來,死亡驅力理論是精神分析的一個巨大迷思或寓言,根本不是真的,但即便在今天仍有很多人深信不疑。與許多其他思想一樣,弗洛伊德也相信並依賴這一理論,並把它作為後期作品的中心部分。這個部分的基礎其實已經體現在弗洛伊德發展的“中間時期”。這段時期,反過來,又是由他與榮格的關係定義的。順著這個方向,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更長的答案,但就現在而言,也許這就足夠了。

  特蕾莎·赫弗南(Teresa J。 Heffernan),美國聖瑪麗大學的英語教授,曾以後末世小說為背景對死亡驅力進行了論述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晚年提出,一種死亡驅力普遍作用於動物體,表現為一個有機體試圖返回到無生命狀態源頭的渴望。個體會遠離愛慾或生之慾力,包括快樂、繁殖、生存和創造力等,轉而走向自我毀滅和死亡。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研究死亡驅力的理論,這場“可怕的戰爭”突然中止了人們對文明進步的信仰,並使工業化的殺戮成為可能。弗洛伊德觀察到士兵從戰壕中返回的情況,發現與他早期關於生命本能的理論相衝突。這些人似乎患有一種神經症,迫使他們重複自己的悲慘經曆,不是在他們的意識生活中,而是在夢裡。壓抑的創傷干擾了願望滿足和快樂原則,暴露了士兵內心深處存在一個受虐的自我。由於他們無法消化自己的痛苦經曆,因此會不由自主地回憶並重放創傷事件——也許是在一種遲到、焦慮而且不可能的準備。弗洛伊德後來認為,死亡驅力也可以轉移到外部世界的物體上,以保護欲力(libido),即他所說的破壞性本能、掌控欲和權力意誌。

  讓我們思考一下現在這個時代,以及從21世紀的文化想像中爆發出來的後末世圖景和小說。這種對世界毀滅場景的強迫性回歸是一種創傷文化的症狀嗎?為什麼我們在重複二十世紀的錯誤,諸如民族主義的崛起、對“外國人”的攻擊、選舉出獨裁者、軍方邪惡聯盟、企業資本主義,以及催生了化學毒氣彈、原子彈、致命機器人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科學,正是這些錯誤引發了災難性的世界大戰?

  愛因斯坦曾說:“任何認為科學是為了使人類生活更容易或更愉快的人都是完全錯誤的。”儘管上個世紀的科學家們表達過,他們後悔為工業戰爭機器工作,但是在大戰結束一百多年後,在市場和政府支援下,“實用”的高科技成為解決世界問題的答案,就好像二十世紀的恐怖事物,如焚燒爐、炸彈、死亡集中營等,都是由工程師和科學家設計,由“有信譽”的公司建造,我們也可能會被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等軍事驅動行業的盲目自信所迷惑。由於無法從二十世紀的創傷中吸取教訓,也無法承擔歷史的責任,我們正重複著其破壞過程。當地球在不可逆轉的死亡漩渦邊緣搖搖欲墜時,我們可能會問,為什麼我們要摧毀自己的有機家園。死亡驅力轉向了外部,並表現為毀滅的衝動,即不惜一切代價控製自然的慾望,這就為生命本能為什麼會誤入歧途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哈囉德·塔庫錫安(Harold Takooshian),美國福特漢姆大學心理學和城市研究教授

  在我看來,“死亡驅力”是真實存在的,儘管很難通過實驗來驗證。

  多年來,弗洛伊德堅持認為,我們所有的行為都源自愛慾(Eros,生命本能),消極的行為是對愛慾的誤導。但在20世紀30年代黑暗的納粹時代,弗洛伊德不情願地承認了與之相反的“塔納托斯”(Thanatos,又稱為死亡本能,即“回歸無機的驅動力”)的存在。

  我們看到了許多可能表現死亡驅力的例子:冒險、吸煙、濫用藥物、危險和自毀行為。對我來說,塔納托斯最明顯的例子就發生在我們站在懸崖上,或高處陽台上俯瞰200英呎以下的地面的時候。即使是最健康的人,也會情不自禁地想像那種往下跳的感覺,甚至是把周圍的人拖下去的感覺。有些人就是為了避免這種不舒服的感覺而避免接近危險邊緣。

  露絲瑪麗·巴薩姆(Rosemary Balsam),耶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臨床教授;培訓和監督分析師,西部新英格蘭精神分析研究所

  這取決於你所說的“真實”是什麼意思。很顯然,這是無法測量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20年的《超越快樂原則》一書中,提出了一個理論,認為有兩種主要的本能力量在人類的潛意識層面上發揮作用。一種驅動著生命、性和世代延續,另一種則將人引向死亡、侵略和毀滅。很自然地,這兩種力量會在人的內心深處產生衝突,這取決於成長過程中影響一個人的環境因素,包括創傷,其中一種力量往往會主導人們的反應和行為。

  有人認為這種深刻的內在力量會影響群體和個人。例如,它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一個膽大妄為或自我失敗的人“與災難調情”,並從戰勝(或自認為戰勝)災難中獲得快感,直到他們失敗——滿足了他們內心惡魔的夙願。就人類群體而言,弗洛伊德從社會、個人的角度,以及作為一名參加一戰的醫生,他從我們現在所說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士兵做出的反應出發,形成了這一心理理論。他感到困惑的是,如果驅使人們的只是一種性愉悅的原則,那就無法解釋士兵會不由自主地不斷重複同樣悲慘的噩夢。如今,在最近的電影《1917》中,看到那些協約國的年輕士兵興奮地想要參戰,然後以勇敢和忠誠的名義,被命令進行衝鋒,衝向敵人的炮口,這或許就是某種對於死亡的潛意識群體動機。

  死亡本能在精神分析領域引起了複雜的爭論。如今,大多數人更強調更為具體的侵略理論(其中許多理論也可能是潛意識的),而不是假定一個朦朧的、盲目地驅使我們所有人走向墳墓的內在因素。這在一些人看來太神秘了。然而,也有理論研究者認為,我們可能不需要建立一個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的侵略行為可能與代際間的、深入共享的人類共性有關,這些共性微妙地將我們推向死亡,而死亡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避免的終點。

  羅紹拉·馬丁內斯·魯伊斯(Rosaura Martínez Ruiz),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哲學教授,主要研究精神分析和政治哲學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樂原則》一書中,將死亡驅力描述為一種不僅是精神上的,而且是所有生命形式——生命本身——所固有的一種等同傾向。儘管精神分析協會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反對這一觀點,他們更傾向於將其摒棄,但對其他知識分子來說,死亡驅力代表了一種合理的虛無主義和失敗,或者自相矛盾的是,可以將死亡驅力看作一種重複性的、創造性的生存模式。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死亡驅力的發現圍繞著暴力作為生命固有的、精神上不可克服的問題展開,對哲學和社會科學提出了政治上的挑戰。值得注意的是,在發現從創傷和痛苦中恢復的兩個極限——死亡驅力和重複強迫——之後,弗洛伊德並沒有放棄精神分析的實踐。在《超越快樂原則》之後,他既沒有放棄自己的診所,也沒有放棄寫作和理論研究。舉個例子來說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在他與愛因斯坦關於戰爭以及在和平中建立世界的可能性的交流結束時,他在信的結尾用了一個樂觀的提法:“任何促進文明發展的東西都能與戰爭同時起作用。”然而,仔細閱讀《超越快樂原則》,我們會發現,生和死——既代表物質也代表趨勢或驅動力——以一種複雜甚至矛盾的方式相互關聯。弗洛伊德寫道,死亡驅力並非單獨起作用,它總是與愛慾密切相關;它是沉默的,但並不孤獨。在得到這個神秘的精神經濟學的規則之後,重要的是要反思這兩者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政治上)的後果:死亡本能的沉默,以及愛慾的力量會如何觸及毀滅性的力量。如果我們同意弗洛伊德對於死亡的概念——不是生命的限製,而是作為一個殘酷的、對生命實體必不可少的破壞傾向——我們就不得不思考死亡驅力與非暴力共存的挑戰,思考是否有任何抵抗破壞的可能性。

  目前某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排外主義、種族主義,以及性別歧視傾向的回歸,殘害女性的可怕事件在世界許多地方發生;另一方面,人類也在不斷的剝削和消滅整個生態系統。地球的自身免疫正在反噬我們,我們必須利用所有的分析和思考工具來構建新的思想,幫助建設一個更美好、更宜居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每一種形式的變化體驗都被視為一種差異,不是為了毀滅,而是值得佔據當前和未來的時空。

  本·卡夫卡(Ben Kafka),紐約大學媒體、文化和傳播學助理教授。私人執業的精神分析師和精神治療師

  弗洛伊德關於死亡驅力存在的論證,其生物學和哲學基礎是迷人的,但也有缺陷,而且,至少在現在的語境中,可能與我們的關係並不大。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死亡驅力不是關於我們如何死亡,而是關於我們該如何生活。我們中有些人,有些時候,總會陷入了一種盲目的破壞中。弗洛伊德認為,這始於一種天生的自我毀滅性,之後會隨著我們與世界的接觸而轉向外部。我們折磨自己,也折磨彼此。薩特在《無處可逃》(No Exit)一書的結尾處寫道:“別人就是地獄。”

  這種情況每天都在公共場所上演。我們的政治和文化時刻被施虐狂、暴露狂和機會主義者的力量所支配。我們目之所及的每一個地方,都能看到殘忍的行為,驕傲地展示著,為了娛樂、利益,或者政治目的。互聯網沒有創造這些行為,而是將其鼓勵和放大,並使之貨幣化。我認為Twitter是最糟糕的。如果電子郵件激起了內疚感,Instagram激起了嫉妒,Twitter就激起了虐待狂。所有關於“擁有”他人的言論讓我們覺得,我們需要知道一切。我們使對方失去了人性,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自己也失去了人性。

  作為一名精神分析學家和心理治療師,我主要治療的是更私人的死亡驅力表現。通常為創傷,包括早期創傷。其他時候,病人會發現自己處於潛在的自我毀滅衝動中,並不斷惡化,比如處於一段新關係,一份新工作;或者剛剛失去的關係或工作。自我毀滅與性、金錢、家庭和我們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混淆在一起。圍繞這些經曆的羞恥感可能會很強烈,讓人很難尋求幫助,但讀者需要知道幫助就在那裡。死亡驅力是生命的真相,我們必須學會接受它。

  當然,問題在於如何去做。人們的衝動,自然為了尋求簡單的解決方案,而有許多專業人士聲稱擁有這些解決方案。我最近無意中聽到一個女人在電話裡說,治療師告訴她,無論何時她有“負面情緒”,她都應該“拋到腦後”。一位患者在從父母那裡得到類似的建議後對我說:“這就像告訴一個哮喘病發作的人‘試著呼吸’”。精神分析吸引我的地方——首先是作為一個病人,然後才是作為一個醫生——是它拒絕這些一般的答案。我們的病人並不愚蠢,他們在受苦,常常感到很羞愧,而且,至少在此刻,他們無能為力。一個好的分析師不害怕把這種破壞性帶到治療中,只有這麼做,我們才可以談論它,而不是無助地、沒完沒了地重複它。精神分析需要時間和信任,而這兩者都是世界上所缺乏的。但精神分析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人最後得到一些內心的平靜。(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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