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護士,每天都要付出靈魂 | 有書看
2020年04月23日11:26

原標題:做一名護士,每天都要付出靈魂 | 有書看

在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我們開始第11期「有書看·有話說」的徵集,書目為

《護士的故事》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媒體上,護士的身影出現得更加頻繁。他們把名字寫在背後,用膠帶把過於寬大的防護服紮緊,並在鏡頭前握緊拳頭。滿載霧氣的護目鏡下,微彎的眼角彷佛在說:“我會同病人戰鬥到勝利的那一刻”。

《護士的故事》的作者克里斯蒂·沃森比任何人都清楚“護士”這個詞背後的含義——需要你滿懷同情、憐憫、共情,並付出靈魂。

更多的時候,護士這份職業容易被人低估。幕布後的他們,並非總是工作在消毒水的味道里,和患者一同迎接生的希望。

“能用來關懷那些正處於最脆弱狀態里的患者的精神能量並不是無窮無盡的,直到現在,我也害怕推開急診室的門”

,克里斯蒂說。她懼怕醫院里的膿液和血腥味,以及無法預知的死亡。

抗擊新冠肺炎期間,在負壓病房內的護士豎起大拇指。 ©人民視覺

這是一本致敬所有醫護人員的書,瞭解他們的犧牲、恐懼、善良後,你或許會發笑,或許會流淚。

第11期書目:《護士的故事》

《護士的故事》,[英]克里斯蒂·沃森 著;王揚譯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品,2020年3月版

作者簡介

克里斯蒂·沃森

Christie Watson

克里斯蒂·沃森當過20年護士,曾任職於英國多家專業醫療機構,在精神科、兒科等深切治療室度過大部分職業時間,其後成為複蘇護士。

她目前通過教學與寫作推廣護理理念。她的第一部小說《遠方小小的太陽鳥》(Tiny Sunbirds Far Away)就獲得科斯塔獎長篇首作獎,第二部小說《女人當國王的地方》(Where Women Are Kings)也獲得廣泛的國際讚譽。她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超過20種語言。

譯者:王揚

王揚,遼寧大連人。譯者、書評人、自由撰稿人。主要譯作有《故園風雨後》《了不起的作家:懷特的故事》《看不見的客人》等。

書籍簡介

20年的護士生涯,我為此付出許多,但收穫更多。我想同你分享這樁非凡事業中的悲傷與喜樂。跟我一起走進病房,曆經出生到死亡;穿過兒童特護區,推開雙扇門來到內科病房;響應電鈴敲擊的嗶嗶聲,奔跑過走廊,路過藥房和職工餐廳,來到急診室。我們將探索醫院本身,以及護理工作的方方面面。

沿途我們會遇到不同的人,有患者、家屬和護理人員——你可能早已熟悉這些人,因為在人生的某些時刻,我們都受到過他人的照護。我們每個人,都是護士。

精彩試讀

在兒科重症監護室,艱難的一天是看著一個孩子由外到內身體變紫,然後變黑,然後失去手指、腳趾、胳膊或腿。

在兒科重症監護室,艱難的一天是看到血液檢查的數據,知道它們意味著一個生命即將終結;同時一位母親問你如果那是你的孩子,你會不會關掉生命維持機。

在兒科重症監護室,艱難的一天是護理一個大腦嚴重損傷的孩子,必須要在他的顱骨上鑽一個洞,讓多餘的液體流出,同時注意不要讓腫脹的大腦一起流出來。

在兒科重症監護室,艱難的一天是護理一個無法停止運動的運動障礙兒童,他一直在抽搐和持續緊張,伴有嚴重的肌肉痙攣;同時瞭解到這種障礙將伴隨他終生,且是由於麻疹感染造成的——他的父母說孩子沒有接種 女生R 疫苗,問你這是不是他們的錯。

在兒科重症監護室,艱難的一天是撤除護理;也就是說,主動拿掉讓嬰兒繼續存活的那些東西。移除生命。你明白那意味著什麼。

艱難的一天是得知那個在幼兒園被一塊肉噎到後心臟驟停的孩子現在已經穩定下來,但由於大腦缺氧,在接下來的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內,孩子的大腦將會腫脹起來。幾乎可以肯定,孩子將大腦永久性受損,無法再走路、說話或微笑。

艱難的一天是護理一個感染愛潑斯坦—巴爾病毒的孩子,孩子的皮膚會異常脆弱,即便在上面敷上一層保鮮膜,再貼上紙板溫度計,且無論你多麼小心,再觸碰到,皮膚依然會剝落。孩子的皮膚剝落了一層,護士的心也剝落了一層。

辦公室里的艱難一天,是懷裡抱著一個即將死去的孩子。他孤身一人,因為他的新領養人無法離開其他孩子,而他的生母又下落不明。三個小時前你才剛剛見到他,可現在你撫摸著他的頭髮,看著他在你懷裡嚥下最後一口氣。

這意味著要理解:

在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都沒有和兒科重症監護室一般悲慘的所在。

我們在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兒科重症監護室護理的孩子——所有孩子——也會在其他地方死去。

正在照料新生兒的護士 ©Unsplash

我做了二十年護士。但直到我自己的父親因肺癌猝然辭世,我才開始對善良的重要性以及更深層次的人性與哲學有了理解。當所有其他療法——化療、放療和藥物——都失敗了,希望就隨著腫瘤專家、放射科專家、技術人員和科學家一起離開房間,只有床邊的護士能夠給他提供一些東西——尊嚴、安寧,甚至是愛。瑪麗·居里的工作在她去世後也沒有停止。每年有大約四萬名終末期的癌症患者接受瑪麗·居里腫瘤研究所護士的幫助——他們已經無法接受積極療法的治療了。

我爸爸的護士謝麗爾正在做的是我非常熟悉的護理任務。她依據處方,準備好藥物。在徹底清洗過雙手後,她戴上手套,用酒精擦拭塑料托盤,確保托盤清潔,以防感染。然後,她輕輕撥開一個小小的玻璃針劑瓶的末端,插入針頭,將糖漿狀的液體吸進注射器。她把注射器垂直拿起,直到泡沫從底部消失,然後再把多餘的空氣擠出來。她很小心,會在注射前先檢查患者狀況,然後再次檢查劑量。我爸爸的腫瘤醫生在考慮到技術變量和患者本身的情況——藥物代謝與肝轉移、血漿濃度峰值、阿片類藥物受體結合譜的差異——後,決定採取眼下這種療法。

在我爸爸的痛苦到來之前,她會有預感,觀察到他的身體語言,傾聽他說話的聲調,注意到他說話的間隔:那些說不出口的東西。“我很好。”他說。他的聲音只是比平時稍微高了一點點。但她已經跟他談過話,聽他說過很多次話,所以完全覺察到了。她給完藥便靜靜地坐在他身邊,等了十五分鍾,直到止疼藥生效後才打開窗簾。

她知道如果在痛苦發作之前就給藥,藥物的效果可能不會太好。她知道需要在他能夠忍受光線後才能拉開窗簾,這樣他就能夠合上眼睛休息幾個小時。她知道他剩下的時間有多少,他有多需要睜開眼睛看看我的媽媽,以及我媽媽有多需要見到他,而見到他會讓我媽媽的情緒有多大的緩和。

然後我學到,護理不是完成任務,而事關每個護士如何在細節上給患者和患者家屬提供寬慰。能見證人們生命中最脆弱、最重要、最極致的時刻,並努力去愛這些陌生人,是身為護士的榮幸。護理就像詩歌,是跨越隱喻和實際含義邊界的所在。心上的殘缺就是心上的殘缺;護士站在其間,站在外科醫生修補實際殘缺的技能與患者焦慮且失落的隱喻性殘缺之間。護理是——或應該是——一種恣意的關懷、同情與移情行為。它應當提醒我們,我們有能力彼此相愛。如果我們對待最弱勢的人的方式是衡量我們社會的尺度,那麼護理本身就是衡量我們人性的標杆。然而它又是所有職業當中最被低估的。不過,所有和癌症搏鬥過的人都能夠理解並重視護理的價值,也許也能夠理解,到最後,

治癒——很多時候是不可能的——並不是最重要的事。

1989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被授予 J. 邁克爾·畢肖普(J. Michael Bishop)和哈囉德·E. 瓦爾默斯(Harold E. Varmus),“表彰他們發現了逆轉錄病毒癌基因的細胞起源”。瓦爾默斯是一位科學家,後來被巴拉克·奧巴馬提拔為美國癌症研究所所長。在諾貝爾獎獲獎感言中,他引用了《貝奧武甫》,而他援引的內容讓我想到了謝麗爾,想到了癌症患者護理是什麼,以及一個護士散發的光與熱有多麼重要:“一千多年以前,在漫長的艱苦生活中,貝奧武甫便教會了人們斯堪的納維亞式大殿的重要性——光、熱與生命力彙聚於此,讓這些建築在冬天無邊的黑暗、寒冷與死亡的迫近中給人們提供舒適。”

姑息性放射療法就像用勺子往棺材板里敲釘子。肉身正在分解,被困在黑暗的棺材里,但還沒到入土為安的時候。

但姑息性放射療法有時也被用於症狀控製。腫瘤可能壓迫氣管,導致患者窒息死亡,姑息性放射療法可以壓製腫瘤,使死亡以不同的方式發生。一種更容易接受的死法。比順其自然要好一些的死法。“自然死亡”這個詞在醫院里隨處可見,好像自然死亡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事實並非如此。癌症所導致的自然死亡就一點都不自然,可能會十分可怕。人體開始分解,散發出腐敗的氣味,慢慢腐爛,靜脈腫脹扭曲,身體不停流汗直到滲出液體,彷彿野餐後被陽光曬化的奶酪。自然死亡可能是最殘酷的折磨,姑息性放射療法雖然也很折磨人,但相對不那麼殘忍。

我爸爸已經來到生命的邊緣,但步履十分緩慢。儘管如此,他還是渴望能夠多擁有一小時、一秒鍾的時光。他服用了太多曲馬多,視力已經模糊,而且很難長時間保持清醒。但當他清醒時,他會和媽媽去海邊看浪花、陽光和鳥兒。在行將就木的最後幾個月裡,他看到的日出和日落比他在前六十三年生命中看到的加起來的都要多。日出日落變得很重要。

他接受了姑息性放射療法,而我憂心忡忡。我想讓他的眼睛里始終充滿落日的餘暉,讓他可以一直和我媽媽十指緊扣。我想聞他的氣味,想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鼻子埋進他的套衫,感受我們彼此的氣息——千萬段記憶和似水流年。坐在即將去世的爸爸身邊時,我已經三十多歲了。可我又回到了四歲的時候,靠在他的肩膀上,讓他指星星給我看,給我講它們的故事。然後是十四歲,我和男朋友分手,他在我埋頭哭泣的時候抱著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抱著自己的女兒給他看,他樂開了花,無論那之前還是之後,我從沒見他那麼開心過。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

©Unsplash

聖誕節那天,我們去了海邊。通常,在聖誕節午餐之後,我們會把原本要玩的棋盤推到一邊,在沙發上美美地睡一覺,放著杯盤狼藉不管。但這是爸爸的最後一個聖誕節了。我們知道,因為化療、姑息性放療和類固醇都已經不起作用。我們知道。

海邊很冷;爸爸的嘴唇接近藍色。他怕冷。有一次,他在撒哈拉沙漠里穿了件針織套衫,雖然那衣服“有點紮人”。而且現在是冬天,這裏是愛爾蘭海,來看它的人又是一把老骨頭。但我想再拍一些照片。我故作鎮定地擺弄著大相機,假裝尋找貝殼,偷偷拍下他的照片,捕捉他眼睛里的顏色。隨著光線的變化,他的眼睛也由灰變藍,再變綠。

我想捕捉他眼睛的顏色,捕捉更多的時光。姑息性放射療法可能會再多給我一天,一星期,或一個月。但我不想用勺子給他釘棺材,那太慢了,他的眼睛會失去光彩。他會失禁,會痛不欲生,會滲出體液。我見過太多,而我沒法避而不見。我們不需要戰爭或慘烈的交通事故來提醒我們生活有多可怕。癌症足矣。

“上來。”我爸爸拉開床簾,向謝麗爾示意。

她笑了,發自內心地開懷大笑,然後繼續低頭寫她的日誌。

“臭不要臉。”

他們相視而笑。

這是我爸爸在人世的最後一天,雖然我們都不知道,但謝麗爾知道。當他選擇回家時,她也跟了過來,在臥室附近守著,偶爾會下樓喝茶或打個電話,再或是當我進去探望時給我們空間;但當我哥哥或媽媽進去時,她也會一起進去。她沒有和我討論任何有關護理的事情。今天,我是她的患者的女兒。她經常摟著我的肩膀,在幫我爸爸使用便桶的時候讓我先出去。在走廊里,我可以聽到他們的竊竊私語和笑聲。

我坐在爸爸身邊,看著爸爸和謝麗爾,以及他們的互動,努力思索我做了一輩子的護理工作的意義。媽媽和哥哥都在樓下。我想像媽媽一定正在哥哥的懷裡哭泣。謝麗爾護理我爸爸的時間比以前更久。我看著她的眼睛,卻不忍看爸爸。他從來算不上高大,癌症讓他變得小了更多。他的皮膚鬆垮垮地搭在四肢上,整個人呈現出不同的顏色,並非黃色,而是蠟黃,凹陷的眼眶周圍一片灰濛蒙。他聽不見了,現在需要用助聽器,說什麼都大喊大叫。他嚐不出味道了,這是最糟糕的部分。“我可能已經死了,晚餐是什麼味兒我都不知道。”他很喜歡看美食雜誌,雖然從來不會照著上面的菜譜做菜:摩洛哥蒸羊肉、芝士舒芙蕾、骨髓濃湯康沃爾多寶魚配芹菜、法式洋蔥湯。“你知道,我這輩子從沒做過酒燜仔雞,一頓都沒做過。”他大聲說。

“但你做過法式鮮橙鴨,”謝麗爾回應說,“少放黑莓,所有菜都一樣。你跟我說過你的手藝。你做過好多了不起的菜。”

我跟謝麗爾講起我們的童年,回到我們在斯蒂夫尼奇的簡易住房,找到我爸爸打回來掛在門框上的野雞,或帶朋友回家玩,發現我爸爸正在煮羊心雜碎,再或是他每天晚上去配菜點挑選我們晚上吃的蔬菜。哥哥和我小時候很討厭擦洗胡蘿蔔上的泥,渴望有一天能夠在家裡看到更乾淨、農藥含量也更高的塑料袋裝胡蘿蔔。我說話時,爸爸一直昏昏沉沉,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但他有意思的睡覺姿勢還是一如往常:胳膊懸在半空,手放在額頭上,儘管手每次落下來他都會驚醒。他在喃喃自語,呼吸變得平穩。

我說完話,謝麗爾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我想我們該讓你媽媽上來了,到這邊來。”

我不想點頭。我不想知道謝麗爾暗示的是什麼。爸爸已經快要不行了。我能看到他的呼吸正在變慢,他變得躁動,然後一動不動。但我還沒準備好讓他走。我沒準備好。

“這裏真舒服,”她說,“天氣真好。”

窗簾拉開了一半——陽光會讓爸爸的眼睛不舒服。但我能看到太陽沐浴在金色的天空中,一群鳥兒在雲層里翩翩起舞。我能聽到海鷗在屋頂上的聲音。

爸爸在自己家裡的床上,他就要走了。媽媽抱著他,哥哥抱著他,我抱著媽媽。現在沒有痛苦了。只有尊嚴。只有慰藉。我想像不出更好的退場方式。我們有足夠的時間把話說完,也可以對說不出口的閉口不談。媽媽有時間看著他,他也有時間注視媽媽。我們哭了,然後笑了。直到最後一秒,他都把握著自己的生命。事實證明,在去世這件事上,爸爸幹得不賴。是媽媽教會我如何充實地度過一生:帶著喜悅、情感、寬容和真實。但爸爸教會我如何優雅地退場。他以幽默的、富有尊嚴的、完全沒有恐懼的方式離開了。儘管身體萎縮,但他的靈魂卻隨之慢慢擴散開來,直到充溢在世間的所有空氣中。

但儘管如此,我還是害怕。我看著爸爸的呼吸越來越慢,越來越徒勞。我想把媽媽和哥哥推開,按壓他的胸骨,想要讓他的心臟重新搏動,想要像我接受的訓練那樣去做,用盡全部力氣,讓他像我幫助過的很多人那樣甦醒過來。但我不能幫我的爸爸。

因為今天,我不是複蘇護士。我連護士都不是。我是個女兒。

這很痛苦。一切都很痛苦。

我看向窗外,盡我所能緊緊抱著媽媽,直到她站起來,哥哥抱著她。此刻,天空已由金色變成最深邃、最不可思議的藍。天上沒有月亮。我把頭靠在爸爸靜止的胸膛上,努力想聽到他的心跳。什麼都沒有了。

爸爸去世後不久的一個晚上,我正在寫第二部小說《女人為王的地方》的最後一段。合同已經簽完,我需要校閱草稿,而由於滿懷悲傷地照顧爸爸和媽媽,我已身心俱疲。我和孩子的父親十二年的關係已經不可逆轉地破裂,我沒法想像比現在更糟糕的時刻。但我想寫下我需要說的話,那些必須說的話。我不知道其他作家是怎樣工作的,但我無法把自己和作品或角色分開。我就像《E. T.》中的小埃利奧特,和主角之間有心靈感應,知道他們的感受。我的角色會變得很真實,以至於我可以夢到他們,和他們說話,而他們甚至會和我吵架。但今晚正好相反:我的角色需要體會我的悲慟。日後我會和編輯吵架,關於結局如何必須修改,以及沒人會買一本主角會死在結尾的書。但編輯會感覺到我有多需要這樣來書寫。我的第一部小說《遠方的小小太陽鳥》從根本上說是關於生存的:有的家庭能夠挺過各種難關。但這一部小說關於午夜。藍黑色的、猙獰的、無月的午夜。有的家庭就是無法挺過去。

沒過幾天,我就回去工作了。我麻木了。渾身發冷。“如果我現在不回來,那可能就永遠都回不來了。”我向主管解釋,她擔心我回來得有點早。但那天我接到的第一個緊急呼叫就是去腫瘤科。腫瘤科病房比醫院的其他地方都要安靜。護士們動作緩慢、周到,說話都壓低聲音。這裏的患者家屬更多,三五成群,眼睛腫著,外套一直穿在身上。走廊兩側有大約十間病房,然後是一個小小的護士站,各種專業醫護團隊的成員可以在裡面翻閱內容多得不可思議的病曆記錄。在這裏忙碌的有疼痛緩解小組、感染控製護士、組織活性護士、理療師、喪親護理專家、血液科醫生、腫瘤科醫生、放射科醫生……

醫院的牧師在病房進進出出,為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穆斯林、基督徒,為所有過著好日子和壞日子的人祈禱。

一位護士正在為病人清理腳部的傷口。VCG

護士站的左邊是另一條長長的走廊,通往主病房區,這裏的病床被床簾隔開,患者家屬坐在塑料椅子上,床上的患者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大多禿頂,身體隨著癌症的發展而萎縮,身上連著點滴架和輸送嗎啡的注射器驅動裝置。走廊盡頭有一個患者家屬房,醫生和護士會到這裏告知壞消息。他們在這裏儘可能表現得專業,他們明白,直截了當的語言是人們在麻木和渾身發冷時唯一能夠理解的語言。“你的丈夫昨天晚上去世了,我很抱歉”從來都不會被替換成“他在睡夢中走得很安詳”。

護士們打電話,催促患者家屬到醫院來,同時評估他們在路上出車禍的可能。“今天上午你能趕過來嗎?她現在情況穩定,但我想你應該過來了。”

無論觀察結果或臨床血液檢查的結果如何,他們能依據經驗判斷出時間到了。他們依據自己和成千上萬患者家屬談話的經驗,判斷自己該如何說話,以便讓家屬安全而迅速地到醫院來。如果發覺家屬辦不到,他們會請當地警方當面傳遞消息,並讓他們協助患者家屬到醫院來。一位資深護士曾告訴我,在腫瘤科的所有文件里,最重要的文件不是血壓記錄、診斷書或治療計劃,儘管這些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患者家屬的聯繫方式。“永遠別忘記把電話號碼寫清楚。

無法及時聯繫到某個人,恐怕是最讓人心碎的事情。

“我們需要做持續胸壓:兩分鍾以上。”羅納德說。他是主管護士,知道患者的家屬最少還要兩分鍾才能趕來,同時很瞭解患者的丈夫,知道患者去世的時候,一定要讓他到她的身邊,這件事無比重要。儘管高級醫生已經建議停止,但羅納德還是告訴初級醫生繼續按壓。“再來一輪吧,”他說,“她丈夫馬上就來了。”

羅納德知道,在那一刻,

“她快不行了”比“她去世了”更讓人感到寬慰

。他知道對於他的許多患者來說,儘管結果已經無法改變,但一個小小的善良之舉可能會讓活著的親人好過一點。疾病從來都不只是個人的事。丈夫不會記得醫生堅持不懈進行的胸部按壓。隨著幾週、幾個月、幾年時光的流逝,他會忘記複蘇治療的殘酷,忘記血液,忘記針頭,忘記對如此脆弱的身體進行按壓的暴力。但他會永遠記得在妻子彌留之際,自己一直握著她的手,輕聲對她說出自己需要講完的話。

我在病房裡忙前忙後,儘量不細看患者,但那是不可能的。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太像我爸爸了:同樣的病號服,同樣的乾咳,放在床頭的同樣無人觸碰的水果,還有妻子們勉強的微笑。我咬緊牙關,跟著醫療小組來到側室,一個男人正坐在床上,臉上戴著氧氣面罩。一個醫生走出來,脫下手套。“虛驚一場,”他說,“他們覺得是過敏反應,但他沒什麼問題。”小組成員一個接一個離開,但我站在原地,動彈不得。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在患者身邊。他拉下氧氣面罩,對我微笑。“你有空嗎?”他問。

“當然。”我坐在他身邊,把他要的報紙從旁邊的床位上拿給他。

“你能把戰況唸給我聽嗎?”他把報紙翻到賽馬版,我還有堆積如山的案頭工作要做,而且馬上有一節培訓課要上。“簡單念一下就好,我不想麻煩你,但不戴眼鏡我一個字都看不見。”

我把馬的名字和排名念了出來。

他邊聽邊在空氣里比畫。“那傢伙。”他說。

我沒有從報紙里抬起頭。我能夠聞到化療藥物在他皮膚上留下的金屬氣味,聽到他吊水的滴答聲。讓我難受的是拖鞋,它們整齊地擺在床下。和我爸爸的拖鞋一模一樣。

我抑製了幾天的淚水突然爆發了,淚水來得太兇猛,我一不小心打翻他床頭的一杯水。“對不起,”我說,“太對不起了。”

我起身準備離開,但他抓住我的胳膊。他把我拉到椅子上坐下,然後我哭了。他把我拉向他的臂膀,抱著我,讓我緊緊挨著他吱嘎作響的胸口。他的肋骨緊貼著我的顴骨,我的淚水迅速肆意地流下來。不過幾秒鍾時間,但我覺得更久:

他成了我的護士,而我是他的患者。

“哭出來吧,女生。”

“對不起,這一點都不職業。我是來幫助你的。”

“胡說,”他說,“我們大家應該互相幫助。”

我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同時,

我身體里的每一個細胞都在希望,這位抱著我的患者,這位因癌症而生命垂危的患者,是我的爸爸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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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編 / 胡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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