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北歐最“高冷”的國家,為什麼防控疫情最成功?
2020年04月21日07:30

  原標題:這個北歐最“高冷”的國家,為什麼防控疫情最成功?

  來源:中國慈善家雜誌

  此次疫情期間,芬蘭緊急供給局能夠為醫療機構提供足夠的防護用具,光憑這一點,就足以讓北歐的鄰居們羨慕好長一段時間了。

空曠的赫爾辛基參議院廣場。
空曠的赫爾辛基參議院廣場。

  在新冠病毒橫掃全球的時候,一個北方小國的疫情防控表現可謂可圈可點,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它就是偏居北歐一隅的芬蘭。

  截至4月19日,芬蘭全國累計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為3783例,累計死亡病例是94例。和北歐其他國家相比較(瑞典累計確診14385例,死亡1540例;丹麥累計確診7384例,死亡355例;挪威累計確診病例7078例,死亡165例),百萬人口的死亡率,瑞典是151,丹麥是61,挪威是31,芬蘭是17——芬蘭的新冠死亡率僅是瑞典的九分之一。

  作為居住在“北歐最不幸福的國家”瑞典的筆者(在2020世界幸福度排名里,瑞典排名第七,在北歐國家裡再次墊底,而芬蘭榮居首位),每每看到芬蘭出色的防疫報告,總是不禁歎息。

  和芬蘭相比,瑞典既沒有執行嚴格的隔離政策,也沒有關閉學校和餐廳之類的“聚眾”場所,似乎沒有什麼可比性。但即便是橫向與挪威、丹麥比較(它們所執行的措施和芬蘭大同小異),至少從目前的結果看,芬蘭也做得更好。

受疫情影響,芬蘭市民被要求待在家中,圖為冷清的車站。
受疫情影響,芬蘭市民被要求待在家中,圖為冷清的車站。

  誠然,僅從目前公佈的數據來做分析,就貿然比較各國防疫政策的得失,會是件有失偏頗的事情。因為各國數據的統計標準各有不一,公共防疫政策在執行層面也各有千秋。等數個月後,數據基本完整的情況下再來討論,才是更為合理的選擇。

  不過,拋開具體的政策比較,我們也可以從其他的角度分析芬蘭至今為止不錯的防疫表現。有些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芬蘭的地理位置。

  北歐諸國裡更“冷”的那個

  芬蘭地處歐洲最北部,陸路接壤的國家只有瑞典、挪威和俄羅斯。而且,和瑞典、挪威接壤的地方都是北部靠近北極圈的地廣人稀之地。除此之外,僅有東南部與俄羅斯接壤。相對於其他幾個北歐國家,芬蘭離此次疫情的重災區南歐諸國的距離更遠。

  也許,還有個理由會更充分些:社交距離。

  現在全世界的防疫手冊里,都在強調減少日常社交,避免親密接觸,最好是居家隔離。在這一問題上,北歐人似乎有著天然的優勢。

  這裏的民眾素以“高冷”著稱,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要比那些疫情嚴重的南歐諸國要遠得多。子女在成年後多會搬出父母的住處,成年後和父母同住的情況非常少見。

  而芬蘭人,則屬於北歐諸國民眾里更“冷”的那個。

  在瑞典人中流傳著很多關於芬蘭人的刻板印象(當然也有很多是關於丹麥人和挪威人的)。比如“刀子”,芬蘭人總愛帶著刀,因為他們喜歡在北歐的森林里工作,或者轉悠,這樣的時候,帶著一把刀總會派上用場。而愛待在森林里的人,多是沉默寡言和願意忍受孤獨的人。

  當然,刀子也意味著暴力。這也可以聯繫到另一個刻板印象“烈酒”,這裏多是指芬蘭底層民眾里嚴重的酗酒問題,酒喝多了就容易發生暴力事件,刀子也就有了其他的用途。芬蘭的人均酒精消耗是北歐國家裡最高的,而且90%的酒精被10%的人喝掉了,這是很可怕的社會問題。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個人酗酒的主因之一就是社交的缺乏和揮之不去的“孤獨感”。

  對了,地處北歐最南邊的丹麥,廣為流傳著這樣的都市傳說:哥本哈根的酒鬼都是瑞典來的。應了那句話,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在網絡發達的當下,一些北歐社會里流傳的各種小秘密(嚴格地說,是刻板印象)被好奇的人搬到了漢語世界里。於是,一個叫做“精芬”的漢語網絡詞彙誕生了,“精芬”的全稱是“精神上的芬蘭人”,泛指像芬蘭人一樣不愛社交、極度重視個人空間的一類人(解釋也來自網絡)。這確實是外界對於芬蘭人的刻板印象之一。

  不過,需要補充的是,現實生活中,包括芬蘭人在內的北歐人,其實並不是高冷或是冷漠,他們只是慢熱而已。

  如果說地理和社交距離的因素,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解釋芬蘭現在不錯的防疫表現。那麼,接下來要提到的這個機構——芬蘭“國家緊急供給局”(Huoltovarmuuskeskus),也許可以提供一些更充分的理由。

芬蘭街頭空駛的有軌電車。
芬蘭街頭空駛的有軌電車。

  和平時期的戰備

  在歐洲各國一個個陷入新冠疫情缺醫少藥的困境時,芬蘭國家緊急供給局為本國民眾打了一劑“強心針”。

  3月30日的《赫爾辛基時報》報導:“由於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芬蘭國家緊急供給局已開放了醫療設備資源儲備,這是醫療儲備在二戰後的首次使用。”首批的儲備物資,將用於芬蘭的五所大學醫院的衛生保健區域。

  芬蘭的國家緊急供給局,起源於1924年成立的全國戰時經濟委員會,那還是芬蘭獨立初期的動盪年代。此後,隨著時局的變化,組織的名稱多次變更,並在1993年成為經濟事務和就業部的下屬常設機構。

  據報導,緊急供給局的醫藥物資儲備種類齊全,除了口罩外,還包括各類醫療設備:注射針和注射器、導尿管、手術和其它防護手套、手術刀、手術縫合線等等。另外,還有1457種重要藥品也在儲備清單上。在此次疫情期間,緊急供給局能夠為醫療機構提供足夠的防護用具,光憑這一點,就足以讓北歐的鄰居們羨慕好長一段時間了。

芬蘭曲棍球競技場。
芬蘭曲棍球競技場。

  除此之外,芬蘭全國各地的緊急供給局的倉庫里還儲備著“足夠使用五個月的燃料和六個月的麵包粉,以及12個月的玉米”。

  《紐約時報》的報導稱:“芬蘭有著被認為是歐洲最好的儲備庫,並且已積累多年。它不僅包括醫療用品,還包括石油、穀物、農業工具和製造彈藥的原材料。”

  國家緊急供給局的負責人Jyrki Hakola表示:“全國有多少個倉庫,分佈的地點在哪裡,誰在管理以及到底包含哪些商品,這都是機密。但我可以說的是,這樣的倉庫有很多,遍及全國各地。”他還進一步補充說,“歐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類似的系統。在90年代,也只有瑞典有,但之後他們認為冷戰結束後就沒有用了。”

  芬蘭為何在冷戰結束近三十年後,仍然保留著大量的資源儲備,挪威國防研究所的馬格努斯·哈肯斯塔德(Magnus Hakenstad)是這樣解釋的:“芬蘭是北歐諸國裡的‘準備者’,隨時準備應對重大災難或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已經融入了芬蘭人的DNA。”

  而深究芬蘭的危機意識,就需要瞭解這個國家的曆史。可以說,芬蘭的近現代史,就是一部夾縫求生、被時代洪流裹挾的苦難史。

1940年芬蘭被迫割讓給蘇聯的領土(紅色區),漢科半島為租借。
1940年芬蘭被迫割讓給蘇聯的領土(紅色區),漢科半島為租借。

  夾縫中求生存

  很多人都不知道,芬蘭在1150年到1809年間一直是瑞典的一部分。直到1808年2月,俄國出兵占領芬蘭地區,1809年9月,芬蘭被正式割讓給了俄國,成為了隸屬於沙皇,擁有較大自治權的芬蘭大公國。

  時間來到一百多年後的1917年。這一年,歐洲還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水深火熱中,而在俄國則發生了改變人類近現代史進程的大事件——十月革命的爆發和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蘇維埃政權的誕生。借此機會,芬蘭在同年的12月6日宣佈獨立,並最終在12月31日得到了蘇維埃政權的承認。但是,真正的獨立並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蘇聯一直在明里暗裡支持芬蘭國內的共產黨勢力。

  更緊迫的情況發生了。1939年8月,納粹德國和蘇聯秘密簽訂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中,芬蘭被劃入了蘇聯的勢力範圍內。蘇聯在出兵波羅的海三國後,同年11月30日開始進攻芬蘭,史稱“冬季戰爭”。

  面對人數和軍事裝備都占絕對優勢的蘇聯軍隊,芬軍利用熟悉氣候和地勢的優勢與之周旋,並在戰爭初期重創蘇軍,成就了現代戰爭史里“以弱勝強”的經典案例。但在初期的戰鬥損失慘重後,蘇軍迅速做出調整,加上壓倒性的裝備和人員優勢,終於在次年2月初突破了芬軍主防線,芬蘭被迫主動求和。1940年3月,雙方在莫斯科簽署了和平協定,芬蘭被迫割讓出11%的領土以及約3億美元(市值)的戰爭賠償,結束了這場矮子和巨人間的戰爭。

  其後發生的事情眾所周知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成為了戰勝國,而芬蘭作為戰敗國的一方,接受到了比1940年戰敗時更加嚴厲的懲罰,包括大量的戰爭賠款和恢復1940年時期的邊境。

  但和那些與蘇聯比鄰的國家相比,二戰後芬蘭是幸運的,因為它能夠保持國家的獨立和自主。

  在冷戰期間,芬蘭一直小心地遊走於西方和蘇聯兩大集團間的灰色地帶,甚至在蘇聯解體之際,芬蘭官方仍然表現得十分謹慎。他們對於鄰國愛沙尼亞的獨立運動表現出被動和不明確的立場,受到了其他北歐國家的嚴厲批評。

  芬蘭一直秉持著中立國的立場,始終沒有加入北約——這個實際上以俄羅斯為主要假想敵的歐洲及北美國家的防衛合作組織。芬蘭人知道,冒犯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正如《芬蘭簡史》的英國曆史學家大衛·科爾比所說:“小國不可能得到曆史的青睞,面對強權政治的嚴酷現實,公然違抗將只會帶來災難。”小心翼翼,謹小慎微,才是小國寡民的現實生存之道。

  2016年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報告反映了芬蘭的這種危機意識和深層的不安全感。“儘管芬蘭公眾對於歐盟的支持從未達到很高水平,但芬蘭特別熱衷加強與歐盟和整個歐洲的聯繫:在安全保障領域”,“芬蘭堅持主張發展歐盟的國防領域,並強調歐盟互助條款的重要性”“歐盟成員國之間相互團結的想法最容易出現在芬蘭的安全保障和國防領域”。

  瑞典人還有一個對於芬蘭人的刻板印象,“sisu”。這個詞可譯為“不屈不撓,或是吃苦耐勞”,比起刀子和烈酒,這個印像要正面得多。芬蘭人愛把“sisu”昇華成一種民族精神的高度,和他們在嚴酷漫長的北歐冬季的生存之道,還有近現代史上數次無畏地抗爭強大的敵人所聯繫在一起。

  2001年的歐洲晴雨表的調查顯示,芬蘭人中將民族性放在第一位的比率遠遠高過歐盟的評價水平。芬蘭的年輕人對於本民族過去那些曆史插曲和身份有著強烈的依戀,比如芬蘭在戰爭期間為了生存而進行抗爭,而不是什麼抽像的價值觀,比如民主或北歐社會。

  新冠的疫情短則一年半載,長則二三年,終會結束,但東方鄰居所帶來的曆史陰影,始終籠罩在芬蘭人的心上。並且,他們也不知道這個陰影會何時消散。也正是這樣帶著危機意識生存,讓未雨綢繆的芬蘭人面對病毒顯得更有準備。

  (武玉江,日本立教大學政治學博士,2013年定居瑞典,現居烏普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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