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時視頻通話,也比不上你一個擁抱
2020年04月17日08:18

原標題:24小時視頻通話,也比不上你一個擁抱

人大 讀道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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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讓“雲端生活方式”加速來到我們面前,此書的到來真是恰到好處。

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如今我們不僅可以在雲辦公、雲交際、雲娛樂,甚至在不久的將來,戴上一副VR眼鏡,就可以肉體待在家裡,而精神巡遊到任何一個虛擬的世界之中。

與此同時,對雲端技術的批判也隨之而來。我們在反思技術時,已經發現它並沒有像運營商所宣傳的“溝通從心開始”那樣美好,相反卻時不時給我們帶來困擾:我們的人際關係真的在數字時代中漸行漸遠了嗎?數字媒體到底給我們的人際關繫帶來了什麼?

長期研究社會傳播、新媒體和粉絲文化的美國學者南希·K. 拜厄姆在其專著《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中,基於日常生活的視角,重點研究了人們如何將數字媒體融入日常社交實踐之中,以及會產生何種後果。

縱覽這些美國語境之下的案例,也能在時下中國找到諸多呼應。譬如支援網絡論戰的社區與“虎撲”,“熱狗腿”的共享性實踐與“反手摸肚臍”,“規範”與“百度貼吧”、“微博超話”,可被儲存和複製的“自我披露”與可被用來當做證據的“微信聊天記錄”……

這是一部數字時代人際交往的學術地圖。讀完它,你會發現,對社交媒體的認識絕不應該簡單地烏托邦或反烏托邦。

譯者序

社交媒體中的交往與想像(節選)

董晨宇 唐悅哲

我們先來講兩個故事。

1949年10月,33歲的美國作家海蓮·漢芙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售賣舊書的廣告,這家來自倫敦的書店宣稱自己收藏了不少舊書珍本。貧窮的漢芙猶豫再三,還是給書店老闆寄去一封信。她在信中寫道:“先生……我只不過是位對書籍有著‘古老’胃口的窮作家。在我住的地方,總買不到我想讀的書。隨信附上一份清單,上面列出我目前最想讀而又遍尋不著的作品。如果您那裡有這些書,而每本又不高於五美元的話,可否將此函視為訂購單,並將書寄給我呢?”

漢芙在落筆時絕不會想到,這封信會成為她與書店老闆弗蘭克·德爾長達20年友誼的開端。在最初幾封信中,漢芙還尊稱對方為先生,但從第五封信開始,她就直呼其名,如同與一位相知已久的老友談天,購書甚至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更有好事者發現,德爾曾悄悄將信頭“漢芙小姐”改稱為“親愛的海蓮”,信件落款的時間是1952年2月14日情人節。

然而,漢芙與德爾的通信並沒有換來哪怕一次的見面。直到德爾去世的消息傳來,在漢芙心中,這個男人仍舊是一封封短信中的隻言片語。之後的日子裡,德爾的後人無心經營這家賺不到錢的書店,漢芙也久久不願踏上英國的土地懷念舊人,她幹脆將二人來往的信件編成了一本薄薄的小書,名叫《查令十字街84號》。

我們把時間再向前追溯幾百年,來到中國宋朝,講第二個故事。

宋代傳奇小說《流紅記》中寫過這樣一件事。書生於祐在宮門外散步,拾落葉一片,上有四句情詩:“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慇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這首詩把宮女的生活寫得太幽怨了,於祐讀罷,便觸動了憐香惜玉的心弦,別取紅葉,回詩兩句:“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他將紅葉置於水上,看它漂入宮內。朋友聽聞後,莫不笑他癡情。

於祐數年趕考,都沒能取得什麼功名,於是便來到一位姓韓的人家做教書先生。韓家的老爺見於祐生性淳樸,又未娶妻,便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婚後,一日妻子整理房間時,發現於祐所藏紅葉,正是自己做宮女時所寫,於是潸然淚下,隨即取出自己當年撿到的紅葉,冥冥之中,“方知紅葉是良媒”。

試想一下,如果不是信件,漢芙與德爾恐怕永遠無法跨越遙遠的大西洋,在等待與書寫的交錯間傳遞著理想的溫情。如果不是紅葉,書生與宮女又怎能跨越幽閉的宮門,在冥冥中埋下這段緣分的伏筆?當然,在我們生活的21世紀,恐怕不會有太多人願意承受等待的煎熬或將緣分寄託給天意,選擇通過信件或紅葉與他人產生交集。不過,似乎我們在做的事情與漢芙等人的所為沒什麼本質上的區別。我們不如打個有點冒險的比喻:這一封封往複的信件,不就是漢芙與德爾那個時代的電子郵件嗎?這一片片紅葉,不就是書生與宮女那個時代的QQ漂流瓶嗎?

這當然不止是在感性層面上開個腦洞而已。我希望表達的是,《查令十字街84號》中溫情的書信,《流紅記》中寄託愛意的紅葉,和我們在互聯網中親昵的交談,也許並沒有太多本質的區別,至少,它們都屬於所謂的中介化交往(mediated communication)。這樣一來,我們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問,當我們將微信與臉書(Facebook)視作數字傳播的革命,稱它們為“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時,對書信和紅葉來講,是否有些不公呢?難道是因為書信和紅葉不夠社交嗎?

2015年出現了一本專門研究社交媒體的英文學術期刊,名叫《社交媒體+社會》(Social Media+Society)。這本期刊的主編齊齊·帕帕奇拉斯(Zizi Papacharissi)算得上是互聯網研究界的領軍人物。不過,她卻在創刊詞中給“社交媒體”這四個字潑了盆冷水。她說自己第一次接到邀請時,看了這個期刊的名字,就有點猶豫。她非常討厭“社交媒體”這個說法,既因為它體現出一種言過其實的暗示——社交媒體在社交性上是獨一無二的,也因為它本身存在著同義反複——當我們說起“社交媒體”時,難道在暗示,還有其他一些媒體不是用來“社交”的嗎(Papacharissi,2015)?如果從字面的意思來講,無論是《查令十字街84號》中的書信,還是《流紅記》中的紅葉,其實都是社交媒體。我們在讀中學時,給偷偷喜歡的人傳小紙條,現在想來,也是在使用社交媒體。只不過,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更多時候,我們似乎更願意在深夜打開微信,對自己暗戀的人說一句:“在嗎?”

曾獲奧斯卡、金球獎的電影《她》,就講述了一個中年宅男和二次元女友在雲端相愛的悲傷故事。

如果社交媒體僅僅突出媒體的社交本質,那麼,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還要走得更遠一些。在談論人類社交媒體的起源時,他直接指向了古羅馬。斯丹迪奇是《經濟學人》的記者,特別鍾情於通過古今傳播技術的對比,來理解當下的現實問題。他寫了許多傳播技術史方面的暢銷書,其中一本叫作《從莎草紙到互聯網》(Writing On the Wall)(Standage,2015)。這裏的“Wall”其實是一個雙關語,不僅指臉書上的留言板,同時也指古羅馬龐貝古城的殘垣斷壁。在那裡,考古學家發現了一萬多條塗鴉。塗鴉的內容可以說五花八門,有人在上面求愛,有人在上面發表政治觀點,還有人在上面“出櫃”。比如有一條塗鴉寫道:“賽昆杜斯想念普里瑪。”底下緊接著,普里瑪就回覆說,自己也向賽昆杜斯問好。想想看,這些牆上的塗鴉,與我們在臉書留言板上書寫的對話,又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呢?

龐貝古城的塗鴉

按照斯丹迪奇的描述,在古羅馬人的社交盛宴上,其實這些塗鴉還只是前菜,他們最經常使用的社交媒體,是蠟板和莎草紙。蠟板就是塗上蠟的木板,形狀和我們今天的平板電腦十分相似。蠟板比較沉,適合短途傳遞消息。如果是長途通信,古羅馬人更喜歡使用莎草紙,這是一種用尼羅河邊生長的草稈製作的紙張,價格相對貴了一些,但十分輕巧,便於攜帶。作者說,蠟板和莎草紙就是古羅馬時期的社交媒體,而幫助貴族傳遞這些信件的奴隸們,就是古羅馬時期的寬帶,他們將貴族們發送的信息連成網絡。

在古羅馬時期,著名的演說家馬庫斯·西塞羅就是個社交媒體迷。即便沒什麼事兒,他也要和朋友通個信,問候一下近況。朋友們接到西塞羅的蠟板,就直接在空白的地方回覆他,這不就是現代社交媒體的回帖功能嗎?如果通信的內容特別有價值,收信人還會讓奴隸抄寫下來,轉給其他朋友閱讀,激發進一步的討論,這簡直就是轉推功能。

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開始使用莎草紙。

從技術發展的高度上,莎草紙與微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一方面,微信潛在地消滅了社會交往的時間和空間障礙,實現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人類願景;另一方面,我們同樣可以發現,社交媒體在發展曆程中不斷地接近面對面的交流:信件可以還原語言,電話可以還原聲音,視頻通話可以還原樣貌。如今,虛擬現實技術則可以還原場景(Bolter & Grusin,2000)。不過,即便如此,技術的精進不會改變的是人類的社交本能。不管是古羅馬時期的蠟板和莎草紙,還是我們如今使用的微信、微博,都是人類社交需求的實現途徑。因此,在社交需求方面,不管是古羅馬人,還是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其實都是一樣的,並沒有貴賤之分。

《聖經》中說,太陽底下無新事。同樣,社交媒體中的中介化交往,也並不是什麼21世紀的新發明,甚至我們可以說,一切媒體其實都是廣義上的社交媒體。區別書信與微信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社交媒體的意義,便需要從人類的社交本能與慾望出發,理解書信與微信之間若隱若現的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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