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華傑 × 田鬆丨新冠病毒:一種生態學的解釋
2020年04月14日19:02

原標題:劉華傑 × 田鬆丨新冠病毒:一種生態學的解釋

對 / 談 / 人

劉華傑(北京大學哲學系)× 田鬆(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科學中心)

北京時間3月31日,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人數765 069人。4月2日,累計924 967人。4月3日,累計1 002 159人,即已經過百萬……

丨 2020.03.31 北京航天中心醫院

劉華傑:

現代性的危機早就存在、潛伏著,當你寫“讓我們停下來,唱一支歌兒吧”時,一切似乎正常,蓋婭[1]系統勉強維繫著。但顯然,現代性的車輪不會輕易自願刹車。到了2020年3月中旬,世界各國及部分地區因新冠肺炎疫情先後被迫採取緊急措施,整個地球村的人類社會運行進入減速狀態,民航、旅遊基本停滯,新冠病毒危機事態還在不斷惡化。主動減速與被動減速,有很大區別,如果有天理的話,按天理,此時人類讓出了越權佔據的一點點資源。

如果換一種思路,情況可能很不一樣。人類可以從生態學的角度考慮這次災難。

The Revenge of Gaia: Earth's Climate Crisis & The Fate of Humanity James E. Lovelock Basic Books, 2006-07

從演化論、生態學角度看,人只是一個物種、一個成員,不管內部如何折騰,還是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內部任憑如何相互甩鍋,只是種內鬥爭。不可爭辯的事實是,人這個整體在生態上犯了大錯,侵害了其他物種的利益,而導致自己的整體生存環境變得艱難、人與自然矛盾加劇,演化論上稱為“不適應”。這樣看,此次疫情的暴發,就不是無緣由的、偶然的,而是具有某種不可避免性,不是A病毒、B病毒就是C病毒,還有無數種病毒等著呢,並且除了病毒還有別的多種可能性。就算新冠病毒來源於自然界,人類同樣難逃被指責,病毒不會自動貼上來,還不是人類自己破壞自然、導致某種特異的相遇嗎!戰亂、旅行、吃蝙蝠、吃穿山甲、吃蛇、吃果子狸、開荒、修大壩、鑿隧道等等,都提供了某一種可能性。於是,無論怎樣,都是人類自己的錯,內部如何分割錯誤,那是另一回事。從生態學上看,人類應反思我們這個物種做了什麼缺德事,並想辦法集體應對。

丨 2020.04.03

田鬆:

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自然的經濟體系》(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的序言中說,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生態學的指導。我讚同你的看法,從生態學的立場去看這場疫情,會有不一樣的結論。

在疫情暴發之後,2011年的荷李活大片《傳染病》又一次在網絡上如病毒般傳播,有很多人覺得它像是一個預言,因為電影中病毒的源頭就是蝙蝠——由於棲息地被破壞,蝙蝠驚散,一隻蝙蝠跑到豬圈上空的樹枝上,拉下糞便,落到豬的食槽里;緊跟著,豬被人宰殺,殺豬的廚師與一位要求見面的美國食客握手,這位美國人乘機回國,然後,疫情在美國暴發。絲絲入扣的情節,也讓觀眾頗感信服。

不過,動物保護人士劉小龍從生態學的立場指出,電影的情節是不成立的。首先是蝙蝠的習性,蝙蝠不會像鳥一樣隨地大便;其次是豬的習性,豬對氣味敏感,不會輕易吃下糞便;然後是病毒,蝙蝠攜帶的病毒即使能感染豬,如果要感染人,也必然要在豬的體內繁殖,並經過很多代的變異才有可能。

劉小龍還寫過另一篇文章——《人之過,莫遷怒於動物》,發表在微信公眾號“科學的曆程”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相信你會有共鳴:“以野生動物作為實驗動物的各類科研,都應儘量避免採用試驗地以外分佈的物種。比如,武漢病毒所實驗用蝙蝠應採用自然分佈於武漢(或湖北)本地的,不應該採用雲南的菊頭蝠。因為,雲南自然生態系統中有約束雲南菊頭蝠及其所攜帶的病毒發生異變的機製,單獨拿來雲南菊頭蝠失去了一整套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約束機製,一旦異變,後果或許是無法控製的。這就類似‘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的道理。”

我又想到科幻作家王晉康寫過的一部小說,其中有這樣的觀點:天花病毒消滅了,對人類未必是一件好事兒。因為大自然中的各種生命形態是相互依存的,天花病毒消失了,它的位置就會被另一種陌生的病毒所佔據。這體現了生態學的思維方式——大自然有其自身的秩序,人類的行為導致了蓋婭(或者說地球生物圈)的系統紊亂,它會表現為各種異常現象。在我看來,霧霾就是這樣的現象,這次的新冠病毒,也是這樣的現象。

丨 2020.04.04 北京西三旗

劉華傑:

昨天下午終於回到家中,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超過百萬。今天10時,全國默哀3分鍾,汽車、火車、艦船鳴笛,防空警報鳴響。

這場全球性重大災難事先有哪些徵兆?是否有人預感、預言到了?文學家、科學家、歷史學家、博物學家、哲學家、神學家對此事先說了什麼相關的話?2003年非典(SARS)過後,我引用過一句歌詞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意在說明總體而言,我們無法精確預測未來。2003年我還寫過:

“SARS病毒也是一種生命,它也要傳播自己的基因,這與我們繁衍後代是一樣的。嚴格說並不是SARS主動找上門,非與人類或者中國人過不去,而是因為我們人類無視其他生命的存在,任意破壞環境,過著‘非分’的生活方式,導致SARS與人類密切接觸。這也許就是恩格斯講的‘報復’。沒事把腳伸到鱷魚嘴中耍,挨咬還有什麼奇怪嗎?”

“在SARS肆虐之際,我們是靠高技術(挺過來的)嗎?是有媒體這樣宣傳過,但那是騙人的(滲透著各方的利益和無知),對抗SARS最有效的辦法是一項用了幾千年的傳統技術,甚至在現代(已)不好意思稱它為技術,因為它就是‘隔離’。隔離對傳染病顯然有效,只是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里不敢果斷地採用它,因為還要考慮政治、經濟和倫理等其他因素。我們生活在高技術的時代,高技術被鼓吹得無所不能。但是一年前,高技術可曾預測到了今年春天北京竟然沒有一場沙塵暴,卻來了一場SARS?沒有。”

17年過去了,把其中的SARS換成新冠病毒,句子依然成立。

不過,《世事難料》的歌詞並不否定人們對未來的某種預感。正是基於若干預感,文學家,特別是科幻作家,創作了許多有啟發性的作品,其中一部分還被搬上了銀屏;神學家也描述了他們的預感,不過很籠統;歷史學家,特別是你提到的以沃斯特為代表的環境史學家,其作品也給出了重要暗示,雖然歷史研究並不是直接為了感受未來;而博物學家中的一部分人(如梭羅、利奧波德、勞倫茨)早就發現了現代性的癥結,他們知行合一,倡導順應大自然的新的生活、生存方式。非常遺憾的是,哲學家似乎並沒有貢獻什麼,這是我們行業的恥辱!

大自然的權利:環境倫理學史 [美]羅德里克·弗雷澤·納什/著 楊通進/譯 青島出版社,1999-09

生態哲學本來是這個時代特別需要的,但在哲學界卻沒有足夠的地位。哲學家本應當從瑪雅文明的衰落、復活節島文明的消失中受到啟發,針對現代性的瘋狂,構造出新時代的《道德經》。

關於瑪雅文明、復活節島文明的滅亡,有許多種解釋,其中“傳染病說”最具有說服力。在那樣的時代,病菌橫行的範圍還十分有限,只限於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島嶼,而此次的新冠病毒隨人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病毒的行走根本不需要護照、簽證。可以這樣說,新冠病毒成了今日的王者,它不像外交官們、“特朗普”們整天說個不停,它什麼也沒說,但在這幾個月內不停地行動,看不見摸不著,處處卻都彰顯著它的存在。

如果SARS、新冠與生態問題有關,那麼全人類就要徹底反思現在的生產、生活方式,通過理性協商而建立新的全球規則,明確人類整體、集體、個體在此生態系統中的角色、行為規範。我不完全是悲觀派,相信人類(特別是年輕一代及其後代)有足夠的理性、智慧延遲蓋婭系統的崩潰。沒有什麼比新冠病毒給人的直觀衝擊更大了,如果它都不能令我們反思現代的教育、科技、貿易、軍工之弊端,還有什麼能夠做到?

2003年5月22日在新華社的一份專電末尾,我寫道:“明天,明年,或者100年以後,還可能有比SARS更厲害的東西,人類做好準備了嗎?”現在看來,根本沒有做好準備,災難持續三個月了,許多國家還在爭論要不要戴口罩,人真是有個性!

丨 2020.04.08 深圳塘朗山下

田鬆:

今天零點,武漢結束封城。武漢人,或者現在住在武漢的人,可以自由地離開武漢了。只是能去哪裡,還不是很清楚。無論如何,中國的新冠抗疫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此時,新冠正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蔓延。昨天,英國首相鮑里斯住進了ICU,沒有上呼吸機,就算是好消息了。如果新冠病毒真的像流感一樣,不可消滅,那麼群體免疫,恐怕就如某些人所說,不是一種行政策略,而是一個演化事實。

幾天前我在線上講座時說,2020年應該被定義為“科羅娜(Corona)元年”——人類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即“科羅娜時代”。這個說法也不完全是我個人發明的。我最近常看到有人提出類似的說法。我非常喜歡的網絡寫手六神磊磊4月4日在微信公眾號上發佈了一篇文章——《歷史的斷龍石已經放下來了》。我剛剛檢索了一下發現,3月17日《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悍然是: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 — 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我現在有點兒恍惚,我應該是先看到了他的文章。所以“科羅娜元年”,應該是弗里德曼的發明。中國學者對此人並不陌生,因為他有一部著作的名字是《世界是平的》。

托馬斯·弗里德曼3月17日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 — 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的文章。(網頁截圖)

我也介紹了孫立平的兩個假設,面對新冠,是該把它看作SARS,還是把它看作流感?經曆過SARS的中國,很自然地把它視為新的SARS,所以採取了SARS時的策略——隔離。其實,這是應對傳染病的最有效的辦法,也是最古老的辦法。如你所說,根本不是什麼高科技。一個威力更大的SARS,我們就用威力更大的隔離來應對。這一次隔離,我們用上了大數據、手機定位、人臉識別,高效、精準,威力無比。

然而,時代變了。2003年,當中國結束了對SARS的“戰疫”之後,全世界的SARS“戰疫”也結束了。那一茬SARS病毒滅絕了,我們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繼續生活。甚至很快人們就忘記了SARS時的禁忌,果子狸等野生動物又重新吃了起來。

而這一次新冠疫情則不然。武漢解封了,中國的“戰疫”似乎進入了尾聲,但是全球的新冠“戰疫”,還在白熱化的狀態,此起彼伏。

更加值得擔憂的,其實不是歐美,而是南亞、中東和非洲。美國、日本和歐洲有著良好的社會治理,國民也有著充分的自組織能力。新冠很快就能得到控製,即使控製不住,至少信息是透明的,人們能知道有還是沒有,可以據此作出應對。而在像伊朗、印度、印尼和非洲的很多國家,社會治理本身就弱,信息也很難透明,會成為一塊灰色地帶。在殘酷的自然選擇之後,剩下的將會是終身攜帶新冠病毒的新人類。

上圖中藍色線為中國境內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橙色線為境外感染人數。(數據來源:世界衛生組織,圖表來自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five powerful charts,Nature,2020-03-18)

全球化時代,地球結結實實地就是一個小村子。任何一個地方的疫情都是全球疫情的一部分。只要地球上有一個角落還存在疫情,全球疫情就沒有結束。這樣一來,隔離就不是一個臨時措施而是常態了,除非實現了全球性的群體免疫。

而無論是哪一種,世界都變了。以前我經常說,我們再也回不到沒有滴滴涕[2]的自然環境了,我們將永遠生活在有滴滴涕的世界中。新冠也是這樣的,把兩個時代切開。

人類需要超出自身的物種界限去看世界、去看蓋婭,再看自己。中國知識分子需要超越中國的視角,不僅要從全人類的視角去看問題,還要從蓋婭的視角、從整個地球生物圈的視角去看問題。海嘯襲來,船上的人如果步調一致一起劃向岸邊,或許還有一線生機;如果還在忙於內鬥,爭奪領導權,計較工作量的算法,用不了多久船就翻了。

前幾天,朋友圈里傳了一張圖片,一隻熊趴在落地窗上向室內張望,圖片說明是:“加拿大的朋友發的:最近人們都宅在家裡不出門,動物們很擔心,來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兒。人們不會出什麼事了吧。”

前天,微信公眾號“風景圖片庫”推送了一篇文章——《地球在自我拯救?科學家統計發現:新冠正在阻止全球變暖!》,文章中引用了《每日郵報》(

Daily Mail

)4月3日的報導,說今年將是二戰以來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最大的一年。文章還說,威尼斯河道變清,天鵝回歸。在很多國家的很多城市,人類禁閉在家,都發現野生動物來到城里的街道上。

我在轉發的時候說:如此說來,新冠是蓋婭派來的。

在電影《阿凡達》里,人類攜工業文明的力量向潘多拉發起了進攻,最後伊娃(潘多拉的蓋婭)啟動了自我保護機製,發動全體動物向人類軍隊發起攻擊。

新冠給整個工業文明按下了暫停鍵,蓋婭獲得了自我修復的寶貴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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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蓋婭(Gaya)是古希臘神話中大地女神的名字。20世紀60年代,英國大氣物理學家拉夫洛克(James E.Lovelock)根據地球表面遠離平衡態的大氣結構及其超強的穩定性,提出了一個假說,認為地球本身是一個活的生物體,並把它命名為蓋婭。蓋婭假說經過了美國生物學家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補充,在科學的意義上更加完善,成為蓋婭學說。——編者注

[2] 有機氯類殺蟲劑,化學名為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英文簡稱DDT。——編者注

(題圖為1972年阿波羅17號宇航員前往月球途中拍攝到的地球,來自Unsplash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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