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巴黎實習醫生的抗疫日記:死亡嘲弄了醫生的診斷
2020年04月10日14:51

原標題:一名巴黎實習醫生的抗疫日記:死亡嘲弄了醫生的診斷 來源:參考消息網

參考消息網4月10日報導 隨著歐洲新冠疫情的蔓延,醫護人員們艱難的抗疫之路受到關注。26歲的意大利裔住院實習醫生蘿塞拉(化名)從3月23日開始,在巴黎一家負責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醫院工作。本網已於3月30日登載她寫下的6篇“抗疫日記”,記錄了她在這場“戰爭”中的真實感受。現繼續刊發她最新兩篇“抗疫日記”,內容如下:

日記七:“今天將會很難”(法國《快報》週刊網站4月4日文章)

2020年4月3日

有些日子諸事順利,而另外一些時日則事事不順。

在這個隔離期的第18天里,我赤裸裸地醒來。我不知道為什麼,從我睜開雙眼時起,我就感到極度疲乏,不同於其他日子的疲乏,猶如一個警報在提示我,“放過你自己吧,今天將會很難”。

當每天早上有人要在死亡走廊里工作時,你怎麼能放過自己呢?

中午的時候開始下雨了,並且一直持續,越下越大。不過,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至少和其他日子相比,沒什麼特別的。原本身體很好的L夫人在上衛生間時出現了不適;J夫人的家人在電話裡大喊大叫;醫療小組缺乏團結並且在面對困難時解體。

醫護人員現在如同病人和其家庭之間的橋樑。在這個橋上有一輛載著疾病和死亡重量的貨車經過。有時,車輛過於沉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譴責打擊,我極其重要的力量好像被一股旋風吸走了,我倒了下來。留給我的只有淚水,無聲的淚水。

當不是我死亡,不是我失去親人的時候,會產生痛苦的罪惡感,還有羞恥。

我工作的團隊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家庭,只是它在我來之前就已經組建起來了,而且它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從容且仁慈地歡迎新成員。在這些陰暗的日子裡,我沒有真正地感受到被接納、被保護和融入。我感到孤獨。

自開始以來,我就知道這種考驗將是沉重的、不可預測的、令人疲憊不堪的。我知道我不可能提前想像出命運留給我以及留給病人們的是什麼。現在,我知道,我始終都一無所知而且沒有人知道。

日記八:“她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法國《快報》週刊網站4月6日文章)

4月4日和5日

這個週末我沒有休息。我週六和週日上午都要值班。然後,購物、打掃房間、做飯、洗衣服,但是我感到精力充沛。

週六上午的班一直上到15時。很多工作,也受到很多觸動:我一個人要照看11個病人,除非是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下才能去諮詢主治醫生。幸好沒人催我,沒人給我出難題,我按部就班地幹活,周圍是我的病人和一個優秀的護士、護工團隊。

我來到辦公室做準備工作。我開始整理所有有用的信息,每個病人有一頁紙:夜班交接注意事項、早上的臨床指標、可能要使用的抗菌素和其他藥品,血常規,正在進行的輸液,首次出現新冠症狀的日期……

然後,我去挨個看望病人,給他們做檢查,和他們聊幾句。沒什麼急事兒,我耐心地傾聽他們的抱怨。他們飽受病痛折磨,但是也有被隔離和孤立的痛苦。這種極度孤獨影響了他們的精神狀態。和他們聊聊是很有益處的。

像每天一樣,我被自己見證的一些事深深觸動了。然而,我不能深陷其中。我得保持冷靜去面對他們。我突然就失去了一位很喜歡的病人。根本難以預料她會在今天離去,但是死亡卻嘲弄了醫生的診斷。我們在這邊忙著阻止,但她執著地走上了另一條路。這位女士曾渡過了感染難關,重要指標也都不錯,但是她的心臟在11時47分停止了跳動,她離開了這個世界,在安詳中沒有痛苦地離開了。還好,此時此刻她並不孤單。當時我剛剛離開房間,但護士薩比娜一直和她待在一起。

3月27日,在法國北部城市里爾的羅歇·薩朗格羅醫院,醫護人員從一輛救護車上轉移患者。(新華社)

【延伸閱讀】一名巴黎實習醫生的抗疫日記:感染病房的暖心片刻

參考消息網4月6日報導 隨著歐洲新冠疫情的蔓延,醫護人員們艱難的抗疫之路受到關注。26歲的意大利裔住院實習醫生蘿塞拉(化名)從3月23日開始,在巴黎一家負責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醫院工作。本網已於3月30日登載她寫下的5篇“抗疫日記”,記錄了她在這場“戰爭”中的真實感受。現繼續刊發她最新一篇“抗疫日記”,內容如下:

日記六:一曲華爾茲,感染病房的暖心片刻(法國《快報》週刊網站3月28日文章)

2020年4月1日 星期三

10天,11張病床,12人死亡。

這些數字就是我所工作科室的概要。我親愛的病人們就像蒼蠅一樣悄無聲息地墜亡了。

在這場戰爭中,醫護人員的使命是崇高的。醫生不僅僅是大夫:他們要當護士、助理醫師、社會扶助人員、心理師……他們重新發現了自己職業的全部含義,他們不再是“專職者”。這種現象不僅局限於醫生:每個人都在比平常做得更多、更好一些,去完成本不屬於他們職責範疇的事情,大家都在互相幫助,沒人惜力。

對待病人,我嚐試著建立“三線”關係:醫療、身體和精神。首先我要掌握他們的臨床病症,然後是他們的身體狀況,最後是他們的精神狀態。有時,當醫生的就得脫掉大褂,坐在病人旁邊,做一個陪伴者。

今天上午接近9點半時,我去看望G女士。我發現她在掉眼淚。這是一位基本上與世隔絕的女士,精神沮喪,當然也是一位新冠病人。她還能與人正常交流。她蜷縮在病床上,姿勢像極了胎兒。嘴唇抖動,頭有節奏地搖擺著,看起來很傷心。她的口水流到了衣服上,嘴邊沾滿了唾沫粘液。鼻涕也在往外流,氧氣罩上都是鼻涕痂。

在進入病房前,我查看了她的體徵指標,我很確定她呼吸穩定、血液循環正常。一進病房,我沒有像以前無數次做過的那樣去查看吊瓶,而是先在精神上安撫她。我一邊幫她調整躺的姿勢一邊跟她說話。我拿了一塊毛巾沾濕後給她擦臉,隨後在她的臉上塗了一些保濕乳。

G女士一直不停地哭,還斷續地說:“謝謝,你真好,多謝。”慢慢地,醫患關係確定了下來。我發現她的靜脈滴注停了。我對她說:“女士,打吊瓶是給你的胳膊補充水分。應該換一隻胳膊,要紮你的手部靜脈而不是肘部。”仍在垂淚的G女士認可了。不幸的是,幾乎沒法紮針。很難找到她的靜脈。

我得去找羅歇,這位60歲的老夥伴很有經驗。他高大、帥氣且很嚴肅。他來到病房時,G女士有點猶豫。她沒有想到這樣的天使會來到她跟前。羅歇一下子就紮到了靜脈,然後就走了。我愣了一會兒,然後笑著對G女士說:“知道你有多幸運嗎?給你紮針的是全院最火的護士。下次,我寧願替你被紮!”G女士打從心底裡笑了。這一刻,她含淚體味著幸福。

處於恐懼和信任煎熬中的G女士終於同意下床了。我輕輕地扶著她站了起來,她有點痙攣,僵硬得像塊石頭,移動困難。這時我提議:“要不我們倆來段華爾茲?來吧,把你的手放在我肩膀上。”

G女士有點猶豫,然後順從了。她靠近我,靠著我,然後緊緊地抱住了我。逐漸地,恐懼從她的眼中消失了,她的身體也變得很柔軟。當我在她耳邊哼起樂曲時,她完全由著我來帶動她。

一曲華爾茲,深處戰爭中心的一所醫院中的插曲。

4月1日,在法國巴黎17區,工作人員為一名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的醫護人員取樣。新華社發

(2020-04-06 15:11:19)

【延伸閱讀】一位巴黎醫護人員的抗疫日記:“是我殺了他!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

參考消息網4月2日報導 隨著歐洲新冠疫情的蔓延,醫護人員們艱難的抗疫之路受到關注。26歲的意大利裔住院實習醫生蘿塞拉(化名)從3月23日開始,在巴黎一家負責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醫院工作。本網已於3月30日登載她寫下的3篇“抗疫日記”,記錄了她在這場“戰爭”中的真實感受。現繼續刊發她最新寫的兩篇“抗疫日記”,內容如下:

日記四:“這種侮辱,我無法承受”(法國《快報》週刊網站3月28日文章)

2020年3月27日,週五

週五,我上班遲到了一刻鍾。我的科室主任朱爾當時正準備去查看病房。他並沒有和我談昨晚的死亡病例,已經沒有這個時間了,我應該準時上班。這並不是他苛責,而是“戰爭中”的醫院就是這樣。

我打開電腦,發現G先生昨晚去世了。12小時前我和他的妹妹還交談過。她後來再也沒有打電話給我。我再也沒聽到她那憂傷的詢問:“我哥哥,他會怎麼樣呢?”

中午,我已經完成了當天的巡查。我查詢了兩個今天新歸我管的病人的資料,因為有一名住院實習醫生同事感染了新冠病毒;我們兩個診室只有三個住院實習醫生,病人要重新分配。

到了下午就忙亂套了。我儘可能快地來回跑,這都不夠。患者們病情惡化了,我得在他們心臟停跳前介入,否則他們就可能失去生命。早晨病情還不錯的T先生呼吸困難,他不斷嘔吐,需要靜脈注射、抽血和上氧氣。兩名晚期患者開始出現疼痛,需要給他們注射藥物來止疼。每次出入病房、穿過走廊以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都要洗手、換衣服,但是沒有足夠的防護服,總之就是一片混亂。

在這種忙亂中,我還要寫週末交接班醫囑,並且照顧兩個新接手的病人:其中一個身體極度虛弱但意識清醒且很害怕;另一個是位年長的女性,伴有雙極性症狀並且很難回答醫生的詢問。要立即監控他們的血液循環和呼吸機能,以便在夜裡儘可能早地採取必要措施。

我把在走廊里的女病人背進了病房。我檢查其體徵並完成了臨床檢查。她的情況顯然不太好,但是病情還算穩定。我在檢查記錄上寫下結果,並且嚐試著在數據庫中尋找其信息。我找到的信息不全,但是我聯繫上了她以前的主治醫生。後者向我簡述了她的病情:這位女士是從一家精神病醫院出來的。我還有一個今天的情況報告沒找到:它不是用電腦打的,而是寫在紙上的。我準備去找一下補齊今天的材料,正好碰到了朱爾。

朱爾對我大發脾氣,根本不讓我解釋,而且是當著眾人的面。他只看到了資料有所欠缺,顯然認為我是個粗心的人。“18時還拿不到一個病人的全面資料,這是無法接受的!”這種侮辱,在這種情景和心情下,我無法承受。那位女病人是17時45分到醫院的,她的情況當時不太好。因此,在大致知道其情況後,首先需要確保她不受刺激、進行臨床檢查、查閱急診醫生的醫囑。我不可能同時把一切都做了。

另外,我當時已經精疲力竭了。我無助地抽噎,但沒人注意到,我得繼續我的工作。

缺失的情況報告最終在護士台找到了。朱爾給該病人以前的臨床醫生打了電話,最終拿到了全面資料。我開始寫交接班醫囑,要求第二天抽血,整理一堆事情,並且和他一起處理一天中最後的工作。

一小時後,我還在哭,當然在病房的時候除外。朱爾問我到底怎麼回事兒。我向他承認,因為沒做到的事感到傷心,還有無助感、不安全感、讓頭兒失望的窘迫……朱爾還算紳士。他並沒有真正地安撫我,只是不再生氣了。他向我解釋說,他的職責也包括在住院實習醫生工作不到位的情況下督導他們。

接近晚上八點半,我離開了醫院,感覺自己像一把髒兮兮、濕漉漉的拖布。我騎上自行車,一直哭。

明天,我可能會黑著眼圈、眼睛紅腫地去上班,但我會準時的。

日記五:“是我殺了他!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法國《快報》週刊網站3月31日文章)

2020年3月30日,週一

今天早上,我不想起床,睏意很濃。但是鬧鈴一直在響,一遍,兩遍,三遍。我深呼一口氣,擁抱了一下維克托,然後起床。

我疲乏得快要站不住了。在浴室里,我坐在浴凳上開始淋浴,這是在投入醫院髒亂且難以預料的一天之前最後的樂趣。

我還不知道週末診室里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又有多少病人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只是知道,將會來到一個和週五不一樣的科室。

一到醫院,我就得知那位85歲的老爺爺在前一天離世了。我預料到了,為自己沒能在現場感到遺憾。我想到了他的女兒,在10天時間里她不停地打電話,而她的父親一直在與死神搏鬥。

上午是視察病房時間。穿上防護服,脫掉防護服,洗手,安排氧氣,把老年人扶上輪椅,聽診肺部,撤下吊瓶,讀病曆。

下午,我要為迎來一名新入院的病人做準備,但是病人剛送入急診室就死了。另外一名病人已經替代了他的床位,不過要到晚上才能到。我明天才會見到他。

在我負責的病人中,有一名男子表現得很有攻擊性。只要有一點不對勁他就情緒不安,他也有認知上的問題。他沒法理解傳染病正在傳播而他已經感染了病毒,對別人來說他是很危險的。應該嚐試著和他解釋清楚。

“不,女生,別和我說這個。夠了!你和所有其他人一樣背叛了我!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一直都在繳納社保,我有權回家!”

我向他詳細解釋,回家是不可能的,我是在執行當局的命令……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他很生氣,大喊大叫:“出去!如果明天我還沒回家,我就自殺!”這是住院實習醫生經常碰到的場景,並非只是疫情期間。

P先生是一位89歲的病人,他可能很快就要離世。三天前,這一幕還難以想像。他身體一直不錯,在家裡和老伴獨立生活。但是他的妻子感染了新冠病毒,她有些小感冒但已經康複。不幸的是,她把病毒傳給了丈夫,後者的反應卻完全不一樣。老先生開始發燒並且脫水。幾個小時後,他的病情開始惡化並被送到醫院。

當老伴看到P先生被抬出救護車時,認為這一次老先生可能沒法活著離開醫院了。

今天那位老伴給醫院打電話,接電話的是科室負責人朱爾。老人的絕望讓他受到很大觸動,老太太認為他們55年的戀愛長跑可能就要終結了。她在電話裡對朱爾說:“上次看見我丈夫,我並不知道這是最後一面。然而,是我殺了他。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但是如果不能和他道別就更受不了了。”於是,朱爾允許老人下午可以來探視一次。

一個半小時後,老太太出現在了醫院。她的面龐緊繃。我們給她穿上防護服,並給她戴上口罩和防護帽,然後讓她去病房。她很慢地走過走廊,實際上她已經是以最快的速度在跑。她是最後一次擁抱自己的丈夫,後者的生命正在一點點逝去。她擁抱還活著的丈夫,淚流滿面。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了……

(2020-04-02 17:26:26)

【延伸閱讀】一位巴黎醫護人員的抗疫日記:“這真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參考消息網3月30日報導 隨著歐洲新冠疫情的爆發,醫護人員們艱難的抗疫之路受到關注。26歲的意大利裔住院實習醫生蘿塞拉(化名)從3月23日開始,在巴黎一家負責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醫院工作。她寫下的這三篇“抗疫日記”,記錄了她在這場“戰爭”中的真實感受。

日記一:“這真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法國《快報》週刊網站3月22日文章)

我今年26歲,是巴黎一名全科住院實習醫生。我被分配到一所專門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醫院,直到疫情結束我都將在那裡工作。

我男友是我要去的那家醫院的一個部門負責人,他從3月16日起開始清空病床準備收治眾多即將到來的新冠病人。我知道等著我的會是什麼。我是意大利人,20歲前一直生活在熱那亞。2018年7月我拿到了畢業證,並來到巴黎開始當住院實習醫生。

我在不到兩年前才開始說法語,說話還帶有意大利語腔調,用法語寫東西還有點費勁。我喜歡讀書,也喜歡寫點東西,四年前我開始寫書。在日記里,我將講述未來幾週里發生在醫院和家裡的事情。我知道:我們已經身處戰爭之中。

總統馬克龍16日所說的並不是聳人聽聞,而是真正的事實。我們要準備經曆一段特殊時期——“第三次世界大戰”。作為人類我們應當驕傲,因為我們在不斷進步。我們一直在相互爭鬥,但這次,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這還是歷史上首次戰爭把我們大家團結在了一起,不分膚色、語言和宗教信仰。

這次戰爭可能會教會我們為何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生命到底有多麼不可預知……而直到上個月之前,我們還十分篤定地認為自己是一個高等、強大而不可戰勝的物種。

在我們中間,有人原本計劃要結婚、渡假、生孩子、寫小說、去旅行……現在,這些都不太可能了,一切都暫停、推遲了。只有死亡沒有停下腳步,不過這不是安靜地死去,也沒有親友在身邊環繞。

這場戰爭迫使我們告別以往舒適安逸的生活。這可能很艱難、痛苦和沉重,也可能會顯得很漫長。有時人們可能會有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可能會經曆恐慌和無助,但是得學會適應。

日記二:“新冠病毒是白刃,它悄無聲息地置人於死地,留下一片血海 ”(法國《快報》週刊網站3月24日文章)

2020年3月23日,週一

[7:00]這是我上前線的第一天。

前天,法國目睹其首位醫生去世。我想維克托,他是我要去的科室的頭兒,而且我現在更加膽顫心驚。我明白自己不可能停止這樣,儘管疫情好像在無休止地持續。

[8:00]我騎著自行車,任憑早上的風無情地吹在我臉頰上如刀割一般。這種痛苦是一個警告。為了趕往醫院,我要用近半小時的時間,但挨凍要好過冒險在地鐵里與某個人交叉而過。

我正穿過一座裸露、空曠且束手無策的城市。巴黎沉默寂靜,好像被嚇癱了一樣。

我騎得飛快。我正一路向前,而腎上腺素開始升高。

[9:15]上午正在等待中過去。等待各個科室進行N次調整,等待醫生和住院實習醫生根據各種需要被重新調配;等待病人的周轉,他們前來就醫、被轉走、死亡;等待各種行政命令……然而,在本能暗示我們跑掉的時候,應該接受這一切,保持不動。

[10:00]我在等著被調往某個科室的期間,做了一些具體的事情。我取回登陸軟件的代碼、工作服。我看了一些文章,諮詢了集中病人各種問題的平台。

剛剛和我非常喜歡的同事薩拉打招呼,就有一名病人出現了呼吸困難。這個非常年輕的女子5天前剛剛生產。薩拉想要馬上將她轉去搶救,卻沒有床位了。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將她轉往另外一家醫院,可她的狀況十分危急,促使醫生們在考慮轉走前是否有必要插管。他們最終放棄了這一做法,沒有切開這個年輕母親的喉部。人們將她抬上救護車,隨後她朝著生或死的方向消失了。我們對此將永遠無法知道。

[12:00]中午,我什麼都沒做,卻覺得已經精疲力竭了。頭兒叫我去辦公室。危急時刻,他要我去專門隔離新冠肺炎確診病人的科室。我終於上戰場了,浸沒在痛苦之中,並將與死神作戰,因為我知道,這場戰爭將不會有戰勝者,只有戰敗者。

這裏照顧的是一些年齡最大的人。他們從一開始就有權簽署一份向他們表明“不搶救”的文件。他們將不會得到搶救,因為數據表明,在此次疫情範圍內,超過70歲的人不會靠插管活下來。

我加入了團隊,但沒有人因此停止工作。沒有時間。我騎上了一匹飛奔的馬。我開始查看病人的病曆。在去看他們之前,我要學習穿衣、脫衣、洗手,容不得絲毫錯誤的程式。然而,沒有足夠的物資用於遵守……

在我動身前往科室時,走廊里傳來難以安慰的呼喊聲,並且在不斷哀求。這是一個無法忍受臨終時刻遠離親人的病人。有太多相愛的人不知道他們剛剛度過了在一起的最後時刻。新冠病毒是白刃,它悄無聲息地置人於死地,留下一片血海。

[16:00]我沒帶午飯。醫院的食堂和就餐室都關閉了,只有遠處的咖啡店營業。幸運的是在住院實習醫生辦公室有巧克力。我邊吃邊工作,看一位病人的臨床病史。午後賸餘時間也都是在工作。

維克托週四接待的那位85歲的爺爺,據醫生們估計,有可能在當天夜裡去世,可他現在還活著。今天,他已經成了我的病人之一。他將不會留下來太久。這一次,他可能將在夜裡離開。多虧了治療,他感受不到身體疼痛。相反,他在精神方面極為痛苦,因為他在這世上只有一個女兒,死亡決定將他帶走,而他們卻無法再見。他可能想要反抗,想要搏鬥,並且想要對抗這令人厭惡的命運,可他沒有精力,依然束手無策。甚至哭泣於他都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用難以落下的一層淚水矇住雙眼。

[20:00]維克托來找我,對於今天來說,這就足夠了。他將我載回家。自行車今天晚上將留在醫院。沒有力氣蹬車了。我該休息了,因為我們此刻還在為戰鬥做準備,我們還沒有到它最嚴酷的時候,接下來的日子將會更糟。

日記三:“晚上,我嚐試忘記這場戰爭”(法國《快報》週刊網站3月26日文章)

2020年3月25日,週三

今晚,我把自行車放在了醫院。在回家的時候,對兩個人平靜在一起的渴望十分強烈。我沒有勇氣在巴黎的寒冷中騎車了。維克托是我的男朋友,也在醫院工作。我對他笑,然後問他:“如果我和你一起回家,麻煩你嗎?”維克託大笑。“顯然不,小可愛!”我們一起離開了這個白天是我們舞台的滿是病菌的世界。

晚上,就像維克托一樣,我嚐試重新成為一個正常人,忘記戰爭。我們需要恢復過來,做好準備去迎接第二天新的戰鬥。

有時候,我們甚至嘲笑我們的敵人。也許我們不應該這樣:我們知道可能有一天它會向我們襲來,侵略我們,給我們帶來大量痛苦。真糟糕。人類是脆弱的,有時候,空氣特別沉重的時候,需要放鬆。

今晚,離開醫院後,維克托衝我說:“來一個新冠病毒下的吻?”我們就在大街上,一邊笑著,一邊繼續走著,隔著不規整的口罩親吻。就是這樣,有時候我們用自吹自擂來替代恐懼。因為戰爭並不只有眼淚、流血和死亡。儘管有著悲傷和沉重,這可能也是愛情、人性的閃光在讓人們不至於沉淪。

維克托還說:“真是奇怪的一天。”新冠肺炎病房的醫生們經曆著一種奇怪的無力感。病人眾多。那些正在康複的病人需要護理,但這並不是非要在醫院進行不可。那些重症患者需要轉移到ICU病房,他們也知道並不一定有床位。實際上,新冠肺炎病房主要是在護理那些介於上述兩者之間的中間狀態病人。

我們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是留給年輕人的。年輕人的病症通常能得到控製。如果他們好轉了,我們就將他們送回各自家中。如果他們的狀態有波動,就會繼續留觀。如果他們出現嚴重呼吸困難,我們就會在可能的情況下盡快將其送往ICU病房。

第二個是留給年紀最大人士的。對他們而言,ICU不是選項,甚至只是夢想。老人們太脆弱了,無法承受或者難以承受,而且我們也找不到床位。因此需要在大廳里處理,嚐試恢復那些可以恢復的人。當不再有希望的時候,就開始臨終關懷護理從而讓他們在安詳中離開。很顯然,在他們不得不遠離親人孤獨死去的情況下,這是不可能的。也許他們沒承受什麼身體上的痛苦,但他們肯定在精神上十分難受。

第三個部分留給那些病情沒有真正改善,但呼吸狀況還沒有惡化到轉入ICU的人。我們更多是在呼吸科看護他們。

所有病人都入院很長時間了。因為病人的變化緩慢有時無法預測。而且,當病人80歲的父母就在家裡的時候,怎麼能把感染的病人送回家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尋找別的解決辦法,但並不總能找到。

正常情況下,當病人入院後,需要經常觀察,因為狀態會不斷變化。需要根據身體狀況和對治療的反應而調整護理,需要保持警惕。這些都是對的。但是顯然,目前的情況是不同的。我們將其餘事情暫緩。我們基本不做完全的醫療成像,不去監督患者驗血情況變化。以後可能會設立後續照料計劃,但現在真的不是做這些的時候。根據病人流量,我們在急診室或者在候診室。

很多醫生因為這種轉換已經暈頭轉向。今天的維克托就是這樣。但我還行。

維克托說:“事實上,我太緊張了。”他繼續說:“當沒什麼特別情況發生的時候,我感到自己毫無用處。很顯然我能鬆口氣,但我依然不動,我感到無力。我知道我們應該以協調和有組織的方式行動。根據病人數量改變工作地點可能是無法實現的,會導致混亂。我的腿休息過多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就更快。”

資料圖片/法新社

(2020-03-30 20: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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