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衝擊下的零工女性,與她們破碎的流動性
2020年04月10日15:34

  原標題:疫論·勞動|疫情衝擊下的零工女性,與她們破碎的流動性

  2020年初,瘟疫從武漢爆發至今,對它的知識需求早已經超越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範疇,轉而進入更深更廣的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向度。從“野味肺炎”喚起的對人與動物關係的重思,到曆史上各種大型瘟疫留給人類社會的經驗;從危機管理的全球合作機製,到被打斷的資本流動與勞動者的困境;從各主權國家防疫牽涉出的“生命政治”治理,到與瘟疫伴生的種族主義在全球各地的民間社會回潮……在這場瘟疫註定將在我們生命里留下的痛苦記憶之外,我們希望以系統的公共知識生產,搭建一個人文社會向度的討論空間,以對抗面對災難時的無力與絕望。《澎湃新聞 ·思想市場》欄目推出“疫論”系列,嚐試理解這場瘟疫暴露出的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既有問題,以及它將帶來的深遠的全球變局。

  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城市所依賴的流動性被中斷和改變。城市停擺,工廠停工,很多進城務工的打工者的流動軌跡發生變化,經曆了停工、復工、返鄉、甚至失業。這其中,從事零工經濟和非正規經濟的女性,遭遇到的衝擊很大,卻較少受到關注。在疫情中,她們中的一些人面臨失業的打擊,陷入了困境。更多的女性在家庭和工作的雙重負擔下掙紮,體驗到雙重負擔在缺乏學校等公共服務的支持下,變成了雙重困境。疫情讓零工女性的破碎的流動性暴露無遺。她們的經曆召喚對流動性的反思,也召喚對於公共性的思考。本文中涉及到的人物,均是筆者以往研究中的訪談對象。這篇文章的寫作,基於她們在疫情之中的經曆和分享。

  疫情來了,她們失業了

  王穎(文中的人名均為化名)是進城務工的婦女,今年43歲。2020年2月1日,王穎正式失業了。而在這之前,自2019年12月23日武漢封城之後,她的收入就已經大大降低了,比正常的時候減少了百分之五六十。

  在失業之前,王穎被很多人叫做“小蜜蜂”。小蜜蜂是重慶房地產業對於發小廣告的短期雇工的統稱。沒有人知道這個稱呼從哪裡來的,但是由於它精確的描述了王穎這樣的房地產業短期僱傭工的勞動狀態,它漸漸也就成了一個工種的代稱。“小蜜蜂們”的工作是“季節性的”,只有在樓盤銷售時期,她們才受僱。而在某個樓盤開發的早期和銷售完成之後,她們就會停工。

  搶客源是“小蜜蜂們”的主要任務。她們攜帶小廣告,分散等候在其他開發商的樓盤之外。每次有合適的客人出現,不同樓盤僱傭的“小蜜蜂們”經常不顧客人的驅趕,把客人團團圍住。她們有時候把廣告硬塞進客人的手裡,客人會生氣的說幾句狠話。有時候她們追著客人站到了售樓處前的廣場上,保安會毫不猶豫的過來,把她們趕走,直到她們的腳站到馬路上,離開了廣場,才罷休。

  重慶的“小蜜蜂”工種,高度依附於重慶近些年的產業發展。近些年,重慶引入了從東部轉移過來的製造業,包括2009年引進的富士康。不僅如此, 自2010年,重慶開始建設繼上海浦東和天津濱海之後中國第三個國家級新區:兩江新區,引進了大量的高新技術產業和世界五百強企業。而因為這些產業發展,城市化較為快速擴張,房地產行業也迅速發展。“小蜜蜂”作為職業,處於高科技發展策略主導下的城市產業鏈的“最底端”。

  王穎本指望著,2020年的春節會是個房地產銷售的小回潮,因為每年過年,都會有一些外出務工的人回鄉購房。然而,新冠疫情期間,重慶暫停了銷售樓盤的銷售和推廣,對小蜜蜂業務造成近乎毀滅性打擊。昔日熙熙攘攘的售樓處,人影全無。不僅是王穎的僱主,其它房地產商也一樣,迅速解僱了沒有簽訂合同的零工經濟從業者。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王穎失業整60天,還沒有找到新的工作。

  在高速城市化的當今中國,位於產業鏈底端的零工經濟不止 “小蜜蜂”一種,還有更多脆弱的零工形態。在深圳,日結工“三和大神”的故事已經廣為人知。在重慶,近些年的產業發展帶動了餐飲業和服務業,也出現了服務業和餐飲業的女性短期雇工。李星就是一位小茶館的幫工。和王穎一樣,她也是農村背景。經過親戚介紹,才進入了茶館“幫忙”。生意好的時候,李星在茶館忙前忙後,一天不得閑,每天能拿到100元。颳風下雨或是生意不好,老闆就會告知她在家待著。她也就沒有了收入。疫情爆發之後,聚會驟減,餐飲業受到重創,不僅李星沒了工作,連她的老闆,也被迫將茶館停業。

  病毒是有社會性的。其社會性首先意味著一種病毒的地理學。病毒的傳播和資本的流動以及資本所帶動的人口的流動,密切相關。越是全球化的重要節點,越是資本流動彙集的地方,越是病毒爆發的中心。流動人口聚集的城市,風險遠遠大於全球化的邊緣地區。其次,病毒社會性意味著病毒帶有階級性。也就是說,不同的階層、性別和年齡的群體,面對病毒的風險程度和導致的後果都是不同的。疫情影響了各個行業,對於打工者的影響尤甚。2020年的3月,我聯繫了從事服務業、零售業、建築業等不同行業的打工者,共36人。這些打工者回答了我的問題。她們當中,有百分之41.67%受疫情影響有失業經驗,47.22%的人的收入受到過疫情的影響。只有11%的人收入沒有受到影響。

  目前已經出現了很多針對參與國際分工的產業鏈工人的報導。然而,沒有簽訂合同的那些零工經濟從業者,其實是最先受到疫情衝擊的一群人。他們中間,女性打工者面對疫情的處境,比男性打工者更加脆弱。我的36位受訪者當中,有27位女性,9位男性。即使在女性比例遠超男性的情況下,收入維持不變的4個人全部是男性。這數字提醒我們,王穎所體驗到的失業之痛,在從事零工經濟的女性打工者之中,更加普遍。

  疫情讓零工女性的雙重負擔變成雙重困境

  零工經濟沒有保障,不簽訂合同,也朝不保夕,流動性極強。從事這種靈活勞動的人,必須在自由市場中肉搏。譬如王穎,拿著類似於“計件工資”的工資。每成功帶去一個客源,她能夠領到一份績效工資。王穎的基本工資只有1000元人民幣,加上計件的績效報酬,王穎的工資大致在每月1500到2000左右。李星在茶館拿的是日結工資的,每天100元,收入在每月2000左右。在她們受僱期間,沒有社保,沒有失業保險,有時候收入多些,有時候收入少些。

  然而,越是這樣流動性超強的零工經濟,越能吸納像王穎、李星這樣的進城婦女。從事“小蜜蜂”工作的人,都是“從農村出來的婦女”。而餐飲業、服務業和零售業的短期雇工中,農村背景的女性也是多數。

  女性更多的從事零工經濟,這件事情並非偶然。它是階級、性別以及城鄉結構同時起作用的結果。一方面,進城務工勞動者處於勞動力市場中的弱勢,沒有進入城市的社會保障,也缺乏城市的資源,因此職業選擇普遍受到限製。而另一方面,和大部分男性相比,女性往往不能只專注於工作,更不被鼓勵專注於事業。她們面臨承擔家務和工作的雙重負擔,多了一份照料責任。因此,在生育之後,或是為了準備未來的生育,她們往往主動或被動選擇一份更加靈活的工作。只有這樣,她們才能既能夠掙錢補貼家用,又能夠照顧家庭和孩子。在當今中國,農村外出務工的婦女數量少於男性。然而,像王穎這樣的從事零工經濟的女性數量,則遠遠超過男性。

  女性面臨的雙重負擔的老問題,在疫情之後,變得愈發嚴重,甚至變成一種絕對困境。很多零工婦女當初是為既能照顧家庭也能自食其力才做零工的,這是她們承擔雙重負擔的自覺。然而,疫情一來,女性無償承擔的那些繁雜的育兒和照顧責任,不僅沒有變成她們需要更穩定的工作保障和收入的理由,相反,反而經常變成她們被解僱和拒絕的理由。譬如,王穎和很多女性同事和同伴,在疫情中同時失業。一些老闆會告訴她們,市場不好,你們回家安心陪孩子吧,或者你們安心照顧好家庭吧。在王穎試圖尋找新的工作的時候,她也處處碰壁,人們同樣會以家庭責任為藉口拒絕她,告訴她:“你就先在家好好帶孩子吧。”

  王穎是單親母親。疫情爆發之後,她沒有了收入來源,失去了照料子女和家庭的物質保障,陷入困境。雖然失業之後,她確實在家照顧孩子一日三餐上網課。然而“好好帶帶孩子”這樣的說法,對她來說,不是對於她作為母親的肯定,而是她的生活陷入困境的記號。

  李星的情況貌似比王穎稍好一些,雖然她失業,但她的丈夫仍有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源。然而,李星也感覺也像是“到了世界末日”。失業之後,她感到經濟壓力,要努力壓縮家庭開銷。丈夫的脾氣在經濟壓力之下也變得急躁,時不時會責怪她“沒用”,甚至拳腳相加。失業之後,李星經常考慮是不是帶兒子回農村老家呆一陣子,但又擔心農村沒有穩定的wifi,孩子無法正常上網課,耽誤了學習。事實上,在疫情帶來的巨大的壓力下,全球“大隔離”中,婦女面臨家庭暴力的風險也增加。據報導,在法國,疫情之中家庭暴力增加了三成,法國政府已經採取措施,幫助婦女逃離家暴。各國的家庭暴力的數量都激增,中國也不例外。

  即使那些沒有失業的打工婦女,面對疫情,她們的日子也是變得前所未有的艱難。一方面,疫情之後學校停課,家長們(尤其是媽媽們)要承擔育兒和輔導的責任。那些家中有老人和病人的家庭,照料責任也往往驟增。這樣以來,賺錢和照料,這對雙重負擔,一下子成了一組難以克服的矛盾。對於很多女性來說,她們如果繼續肩負雙重負擔,就意味著在幾乎喪失社會支持(譬如學校)的情況下,一邊工作一邊育兒,承擔倍增的工作量。當然,很多人可能會為了家庭,辭去工作。這樣一來,她們就只能在零工經濟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反思流動性

  女性的進城和“流動”經常被看作她們的個人選擇。王穎困苦懊惱時,也會說一句“路是自己選的”。然而“流動”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中國的興起,絕不是一件個體層面的事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條件下,流動性是資本積累的重要配方。它和近30多年中國進入世界體系的分工、城鄉結構以及中國當代家庭結構的變遷,都密切相關。以至於在過去30年,“流動”成為了中國人生活中的關鍵詞,也是中國人當代“成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20世紀90年代,曾經出現下海潮。當時的很多中國城市人口,認為固定性是束縛,很多城市人口離開單位,離開牢固穩定的“鐵飯碗”,在流動性強的市場中試運氣,覺得流動性是一種解放。大量的農村婦女也是抱著類似的對於固定性的抗拒和對“好生活”對希望,擁抱流動性,進入城市的。她們希望自己能在城市和市場中的闖蕩,能讓自己“見世面”和“成功”。

  王穎曾經試過三條道路。第一條道路在城市工廠。19歲的時候,她離開了她的村莊,去了深圳的玩具廠。工廠勞動青睞年輕聽話的婦女,對於婦女身體嚴重剝削,讓人無法長期安頓。王穎在自己的年齡優勢逐漸喪失的情況下,戀愛結婚,進入了婚姻和家庭這第二條道路。她和丈夫一起回到了丈夫老家的縣城。然而很快,家庭矛盾激化,王穎提出離婚。雖然丈夫不同意,王穎終於在女兒七歲的時候,帶著孩子離開了婆家。王穎的第三條道路本是回農村老家。然而,在王穎結婚後,她就喪失了村里的村籍。作為女性,她無法獲得原生村莊的那些基於土地和村籍的福利。回農村老家也就變成一件“沒必要”的事情。因此,她才開始做零工,養活自己和女兒。

  一方面,外出打工女性的工作機會緊緊依附於市場。而另一方面,她們經常按照性別分工的期待,放棄工作。這樣一來,女性打工者很難像男性那樣去想像“安家立業”。對她們而言,安家和立業充滿矛盾。她們的流動線索,不僅從屬於市場,也要從屬於她們的丈夫和家庭。在巨大的矛盾中,她們收穫的流動性是支離破碎的。靈活勞動和零工經濟也就是這脆弱流動性的後果。很多人可能會想像,婦女離開農村,就自然逃離了父權社會壓迫。而零工經濟中的女性經曆告訴我們,進城之後的婦女,並沒有擺脫父權製的枷鎖,相反,資本在當代的靈活積累,恰恰高度依賴父權製。通過父權製和市場的雙重機製,城市勞動力市場才獲得大量廉價的從事零工經濟的女性。

  零工經濟中的女性遭遇,也讓我們看到90年代興起的“成功學”的虛偽性。如果說在階級還沒有完全固化的1990年代和2000年代,人們通過流動獲取成功的確是可以期待的,那些有關“萬元戶”、“發財致富”的想像,還有線索可依。那麼在今天,中國語境下和流動相關的“成功學”,已經不再那麼容易實現。對於在市場和婚姻中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在工作和婚姻中,她們帶著破碎的希望橫衝直撞,嚐試突圍而屢屢受挫。

  近些年來,中國人對於流動性的態度也在變化。經曆了下崗潮,體驗了996的勞動模式,人們也會嚮往固定性,嚮往牢靠的工作和牢靠的家。然而,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那種固定在一個地點,提供穩定收入和長期保障的工作越來越少。於是,城市中產把買房當成生活中的頭等大事。人們追求不動產,不僅為了財富積累,也為了那不動產帶來的安全感和確定性。而這些中國城市中產對於穩定感的追求,對於零工經濟中的女性來說,是徹底的奢侈。

  當疫情讓零工女性在流動中的脆弱性徹底暴露,她們也並沒有寄希望於社會保障提供穩定收入。相反,失業之後,她們往往寄希望於更大的靈活性來解救自己。從2月底開始,王穎開始詢問朋友,如何做微商或者淘寶。她寄希望於網絡電商平台,這樣她可以更靈活安排自己的工作時間。對於王穎來說,這是她的希望和救命稻草。李星也同樣考慮做微商,但是和王穎不同,她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文化”來處理網絡平台對她的要求,很快也就放棄了。網絡平台在疫情爆發之後,吸引了大量失業的人口。有一則2020年2月23日報導稱,疫情爆發之後,淘寶店的數量激增,每天增加3萬家。

  Lauren Berlant曾經把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產生的慾望和希望命名為“殘酷的樂觀主義”。人們越擁抱這種希望,越樂觀,就越陷入對自己不利的境地。Lauren Berlent舉了一個例子,她說殘酷的樂觀主義,就好像美國的貧困的人們對可樂的慾望。可樂讓人們肥胖,對身體不利,然而,它又是貧困之中唯一的歡愉。因此,人們很難克服對可樂的慾望,即使那就是Lauren Berlant認為的慢性自殺(slow death),這就是慾望的殘酷性。零工婦女就好似困在流動性所帶來的殘酷的希望之中,越尋找安穩,越滑向更大的流動性。

  超越現有的流動性

  針對新冠疫情,中國採取了積極的疫情防控,展開了各式的防疫措施。這些措施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改變甚至阻斷既有的流動性。譬如,城市小區嚴格控製人員的流動,房主們勸自己的外地房客不要回城。這些看似暫時的措施,都可能或已經對勞動者的流動性造成了改變。

  在我聯繫的36位重慶的打工者之中,有13位因為疫情,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開始在自己的縣城或者農村生活。他們本是因為過年返鄉,然而,在疫情爆發之後,已經有6位決定暫時不再返城。這個決定,不僅和城市工作機會喪失有關,也和他們對於未來的考量有關。疫情讓一些人把返鄉、安家或養老的計劃提前了。當然,復工也在有條不紊的開始。截止到3月28日,留在城市的23位打工者當中,有16位復工,剩下的7位還在繼續在城市中等待復工。而王穎和李星這樣的從事零工經濟的女性,她們目前還無工可複。

  目前針對復工的討論,也對未來的流動性做出了一些討論和判斷。2020年2月,有學者對流動性能否持續感到憂慮。指出疫情防控對流動性管理的太死,讓勞動力進入“封凍狀態”,導致了悖論:一邊東部地區的企業缺少勞動力,無法復工復產;一邊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想務工而不得。這樣會影響經濟社會複蘇。到了2020年3月之後,對於流動性的變化,則有了更加樂觀的聲音。有學者指出,疫情在全球範圍內擴散,各國都出現大面積停工。中國反倒可能成為了世界上生產能力最穩定的地區,不僅不太可能和世界脫鉤,反而可能贏得發展的時機。

  這些討論說明,流動性是全球化的最基礎性的表徵之一。它到底會如何變化,和全球市場分工、勞動力供給、產業鏈供給密切相關。而事實上,即使不出現疫情,中國農村戶籍人口的流動也已經開始了變化。自2017年左右,中國的農民工進城浪潮開始放緩。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流入人口開始出現接近4%的降幅。而流動的模式,也開始從跨省流動轉向省內流動。這些人口流動的模式變化主要有幾個原因,一是東部沿海城市推動產業升級,製造業等產業向西部遷移。二是東南亞等國家和區域的勞動力價格優勢顯現,很多外資企業離開中國。

  曆史並沒有終結,未來也未必是對過去秩序的恢復了。新冠病毒照亮了很多被忽視的角落,也提供了一次反思的機會。以零工女性為例,她們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難以突圍。疫情一來,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流動性不能解決流動性帶來的問題,她們需要托底的機製來克服突然出現的雙重困境。她們也需要新的勞動和生產組織模式。

  目前,在全球範圍內,當前的世界已經出現了至少兩種對於流動性的“反撥”。一種是在全球範圍內出現的反移民浪潮。這種思潮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流動性帶來的問題,歸咎於流動人群本身。這類思潮在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等一系列事件中已經非常明確。而新冠疫情當中,反移民反流動性的情緒,更是伴隨著人們對病毒的恐懼,持續高漲。這類極右主義情緒的問題毋庸多言。

  而另一種,則是對於“公共性”的重新思考。在疫情爆發之前,人類學學者Tania Li就曾經通過在東南亞的田野調查發現,在全球經濟高度依賴流動性和流動人口的今天,事實上已經有很多從農村流出的勞動力,無法找到工作,變成了“剩餘人口”(surplus population)。Tania Li用“讓其生存還是死亡”(make live or let die來描述他們處境是多麼脆弱,需要公共福利體系托底。在南非,人類學家James Ferguson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他提出有很多進城的人口,並不能在城市找到提供工資的穩定工作。他們更多的是依靠熟人、婚姻和非正規勞動來生存。因此,市場之外的分配製度(distributive justice)對於農村進城人口的生存,起到的是核心作用。

  目前,中國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度,對於很多進城打工者來說,是類似於“保險”的社會托底機製。在城市遭遇困難的時候,返鄉會是更加安全的選擇,這一點也被疫情之後一些打工者的返鄉軌跡所證實了。然而,疫情爆發之後,零工婦女們的遭遇也提醒我們,這個托底機製並不對所有人同等奏效。從事零工經濟的女性是流動人口中最易受衝擊的那部分人群,也是托底機製最邊緣的那群人。她們在召喚新的流動性。

  在今天,零工女性也絕不是唯一面臨流動過程的脆弱性的人。畢竟在流動性變得極為普遍的今天,並不是只有進城打工者才體驗到流動性所帶來的不安和恐懼。大部分人,都面臨流動性所帶來的不確定感。處於流動性中的勞動者,需要更加全面、有效、可行的保障機製,包括建立公共的醫療和公共的社會保障。如果說,疫情是一個應該帶來團結的時刻,那麼,對於“公共”的思考,可能是團結的第一步,也是修復破碎的流動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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