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正在變成什麼?還能回到此前狀態嗎?疫情中的人文思考
2020年04月10日07:39

原標題:人類正在變成什麼?還能回到此前狀態嗎?疫情中的人文思考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展示出人類面臨著共同的命運,衝擊著已有的全球化觀念,迫使人們對人類的未來深入思考。

4月7日,上海部分人文學科工作者圍繞“全球疫情中(後)人類的境況”這一主題在上海外國語大學進行了座談交流。

以下為與會者部分發言實錄。

童世駿(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對我們正在經曆的全球疫情,不同學科的學者有不同理解;作為人文學者,我們或許可以把它當做思考時代和世界的一個特別機會。

1957年,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觸發了漢娜·阿倫特寫《人的境況》一書。當前的疫情也可以說是一次重新思考人類境況的機會。當代世界的兩個密切相關的特徵,空間上的全球化,時間上的加速度,這幾個月在全球範圍內突然按下暫停鍵。儘管這件事完全違背我們的願望,但既然來了,我們在以緊急措施拯救生命和捍衛生命的同時,也應該用好這個機會來思考什麼樣式的人類生命,才是有意義的,才是可持續的。這幾天許多人都在問,我們是否還能回到疫情之前的狀況。

我覺得有三種可能。一種可能是疫情造成的狀況是可逆的,我們抗擊疫情是為了走出不正常狀態,回到正常狀態去。一種可能是疫情造成的狀況是不可逆的,我們最多隻能從極端的不正常狀態,走到逐漸被接受為正常的不正常狀態。除了這兩種可能以外,我覺得還有第三種可能,那就是疫情造成的狀況部分是可逆的,部分是不可逆的,但

即使對可逆的那部分,我們也可以對是否要回去做出選擇——按照我們在抗擊新冠疫情期間所得到的一些認識和靈感,對我們的生產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做出主動的選擇。

我們之所以要思考“全球疫情下(後)的人類境況”,就是為了探尋疫情之後做出主動選擇的內涵和空間。

孫向晨(複旦大學教授)

新冠疫情一方面對生活按下了暫停鍵,另一方面又將人們的生活與意識“極致化”。

就像加繆所說,疫情就是一場生活。但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將社會的各層面壓縮在狹窄的時空中,讓生命中一切弱點都暴露出來,涉及醫學的、倫理的、社會的、社交的、個人的等等方面。這同樣是審視自身生活的重要時刻,有弱點,有教訓,有經驗,也有欣慰,值得進行深入的反思,這是各自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

在這個紛亂的“極致化”時刻,應該守住實事求是的底線,保持住人類生活的常識、良知與理性,堅守中道的力量,承擔起對於人類的道義責任,守護好現代文明社會的支柱,這才是恢復健康社會的長久之計。疫情終將過去,只有努力做好自己,才能真正面對後疫情時代。

孫周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

新冠疫情不可能終止全球化。

從瘟疫或流行病史上看,20世紀之前的黑死病和梅毒的死亡人數是上億級別的,20世紀的兩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和愛滋病的死亡人類則在千萬級別,21世紀前面幾次流行病如“非典”(SARS)、豬流感、伊波拉等,死亡人數都未超過2萬人。這次新冠疫情還在蔓延中,到昨天全球死亡人數已接近8萬人,會擴大到什麼程度還難說。

最近大家都特別擔心印度和非洲國家的疫情了。現在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新冠疫情將深刻改變全球格局和人類生活。新冠疫情已經讓人們認識到了技術時代人類普遍交往帶來的普遍風險,於是各種逆全球化的聲音在世界各地響起,有人聲稱這次新冠疫情是經濟全球化的終點,有人說這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將徹底改變全球工業的生產方式和供應鏈,等等。

這次疫情會進一步加強近年來反全球化的保守主義和地方主義思潮。在疫情之中和後疫情時代,人類不得不面臨一種加劇的地方孤立隔離傾向與全球團結協作要求之間的緊張關係。但全球化是可逆轉的嗎?自歐洲殖民時代開始的全球化進程將因為這次新冠疫情終結嗎?

我們必須看到,全球化以及人類普遍交往是技術工業的後果。

我們在今天普遍隔離的狀態中還能聽到各種反全球化的聲音,這本身就已經表明:我們依然在全球一體化的體系之中,我們依然擺脫不了全球“技術統治”機製。疫情雖然導致各國各族物理上的隔離,國際人際交往的萎縮,但另一方面,信息全球化卻得到了加強。

通過疫情,雖然各種政治嘴炮不斷,各種猜疑、埋怨和指責不斷,但人們也終於認識到,各國各族如今都已經不可能獨善其身,誰也離不開誰了。再有,已經有相關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會攻擊男性生精細胞,從而抑製男性生殖功能。由於環境汙染的影響,人類自然生殖能力本來已經大幅度下降了。如果這次新冠病毒進一步大規模擴散,無疑將對自然人類造成致命的打擊。這就會刺激以基因工程為代表的生物技術的發展。因此我認為,

這次疫情可能推動兩大新技術,即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的發展。

如果說技術工業是全球化的本質,那麼我們不得不認為,新冠病毒不可能終止全球化,因為疫情並沒有改變全球化的基本邏輯。只不過,在後疫情時代,人類將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階段。那時候,恐怕還有更大的技術風險等著人類。

胡曉明(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有人說這次新冠病大流行將帶來人類曆史的革命性改變。但我認為言之過早。按照雅克·巴爾讚的說法,西方其實到了20世紀,已經是一個分裂化的世界。

21世紀,整個世界走向全球化,是由分而合,然而這個“合”,只不過是一種黑格爾所說的沒有實質內容的空洞形式的“合”,人類文明的精神沒有真正找到安頓它的家,世界依然“無家可歸”。

新冠大流行的到來,我們看各國的自保,病毒穿越國境線的肆虐,民主國家救助的無力,各種陰謀論,將這種“無家可歸”的狀況,充分暴露出來了。

現在是人類文化重建“天命”的時代,“天命”就是再也不能沒心沒肝地全球化了,而應在面對共同的敵人新冠病毒時,守護人道、人心、人性、理性、個人尊嚴等共同的價值。昨天看到令人鼓舞的消息: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國家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向好苗頭;馬雲和蔡崇信捐贈美國的一千台呼吸機和數百萬個口罩,在中國政府的幫助下,已經運達美國最需要的地方——疫情最急的紐約州。分久必合,這是一個可以重新寄予希望的時刻。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曆史系教授)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後的新冠疫情,將會終結什麼呢?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在特朗普上台以後,開始搖搖欲墜,經曆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到這次全球大疫情,一個大概率的結果是,將會為這一輪全球化劃上句號。但這並不意味著從此以後各國都完全是關門主義或貿易壁壘,而很有可能進入一個“後全球化時代”。

全球產業分工不再是像過去那樣,完全按照最大經濟效益原則,對於各國來說,意識形態、國家安全和民族主義將會是比經濟效益更高階的考量。

不要期待疫情結束之後,還會回到原初,即使全球化還在延續,也將是一個全新的2.0版,即“後全球化時代”。這一新時代的來臨,已經是不可逆轉之趨勢,其具體形態、交往方式和網絡結構如何,將有待於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國際關係專家們來提前預判。

預判能力越強,中國越會處於主動,不犯方向性的大錯誤。而堅持改革開放,爭取儘可能多的國際盟友,低調務實,謙虛謹慎,以專業主義的方式做好各項專業的事,是中國在“後全球化時代”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障。

胡範鑄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新冠疫情發展到現在,給人類提出了深刻的挑戰。有人認為,全球化將戛然而止,對此,我並不太認同。我認為

疫情的發生,儘管在經濟行為等方面會出現某些變化,但在根本上極大地激活了人類是一個共同體的意識,在這一意義上,全球化不會停止,反而會加速。

只是,這一加速對於我國的價值到底如何,需要具體分析。國外有人希望造就一個“去中國化”的“全球化”,我們對此需要加以警惕。

為此,我們必須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堅持對世界各國抗疫的同理心,鼓勵社會各界大力支持世界各國的抗疫,比如公眾向國外相關機構積極捐助抗疫物資,藝術工作者積極創作歌曲支持全球抗疫,努力理解世界,也讓世界理解中國,理解中國人民,構建面對病毒的全球命運共同體,實現新的全球化。

王多(上觀新聞欄目主編/高級記者)

這次疫情,深刻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人道和治理危機,這也是不少歐美思想家的看法。一些國家的群體免疫策略,是對人的基本生命安全的不負責任。

中國文化講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個有良心的社會應該照顧到社會所有人群,而群體免疫策略,即便披上所謂“科學”的外衣,就結果而言,是老人、移民中的難民、流浪漢等成為新冠的直接受害者,他們的死亡率較高。這使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呈現非常嚴峻的人道主義危機,與長期以來標榜的“人道”價值觀形成鮮明反差。在全球抗疫的當下,我們需要追問西方定義的人道主義為什麼會面臨危機,全球化的時代真正的人道主義應該是什麼?

吳冠軍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這次新冠疫情至今,許多當代思想家都紛紛發聲,提出各自的診斷,然而卻被認為是哲學的“至暗時刻”,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尤其受到圍攻。其實在我看來,

之所以會這樣,這就涉及到大流行病(pandemic)的一個獨特性——它把人們直接拉到一個平面上,在這上面漂浮的,就只有最簡單的對死亡的生物性恐懼。學術性的分析、哲學家的術語,在這個平面就會遭到很多反彈。

存活(survival),變成這個平面上唯一的邏輯。哪怕你說恐懼本身是最可怕的,這種聲音在這個平面上都過於精英化,沒人會聽。被普遍拉到這個平面後,我們已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直接地看到並承受了經濟的衝擊。但更深層的衝擊,我認為發生在政治的層面上。

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其實這句話的意思也是人是城市的動物。人的普遍隔離,直接瓦解了政治這個維度。在今天,為了存活意義上的“life”(生命),人願意放棄共同體意義上的“life”(生活)。對死亡的生物性恐懼,正在使得人不再是“政治的動物”。那問題是,我們還是什麼?

當為了生物性存活放棄政治性生活時,不用經驗性地驗證就可以推想而知:仇恨言論(hate speech)會比病毒更快地播散。

新冠病毒的致命性現在經驗數據越來越詳實,然而我們卻對政治聯結的瓦解的致命性,視而不見。當新冠疫情正在從例外狀態變成準常態時,我們必須要追問一句:我們正在變成什麼?

王有勇(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全球疫情對人類的生存狀況和發展曆程構成了嚴峻挑戰,迫使我們對此進行深層思考。世界各國對抗擊疫情所採取的不同方式、所反映的文化心態及其對華所持有的不同觀點,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人類實現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要充分借鑒不同文化中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優秀成果,遵循“生命共同體”理念,統籌公共衛生與生態治理關係,合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不斷加強世界各民族之間在古今思想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形成堅實的思想文化互信,為構建思想文化認同奠定基礎;要繼續推進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不斷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努力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

王獻華(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為了取得抗疫的最終勝利,也為了對疫情引發的變化有一個清晰的預期,我們需要有效的方法論來理性地分析現在和未來的世界。借用我們稱之為“共域史學”的方法我們有理由認為,儘管疫情會造成全球化具體方式的變化,全球化的趨勢卻會延續甚至以新的方式加速,讓世界更進一步成為人類共同的家園。根據“共域史學”的理解,

真正的全球化就是我們所說的“全球共域”,意味著在物資、人員和文化價值等不同層面上同時達到全球範圍內的一致性或者有機一體性。

但目前的全球化並不是這樣,反而在物資、人員流動和文化價值的構建方面都存在結構性的內在矛盾,特別是資本主義社團機製對民族國家的綁架,事實上已經讓目前的全球化趨勢難以為繼。

全球疫情的發展雖然讓整個世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客觀上在短時間內集中暴露了當前全球化存在的問題,以極為迫切的方式對更為健康、平衡和可持續的全球化提出了要求。相信在疫情之後,世界人民會痛定思痛,總結經驗教訓並逐步通過全球協商形成新的全球化格局,

一種可能的方式是區域整合或區域性“共域”的加速成型。

對我國來說,這可能意味著我國和東亞、東南亞等西太平洋地區國家和地區合作的深化。

薑鋒(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

總起來看,全球性是人類現代社會存在的狀態,當前的疫情不會終止全球化進程,但可能改變全球化的結構和麵貌,特別是

警示人們,全球化如果僅僅是物質的、經濟的和技術的,它會十分脆弱。

全球疫情危機實際上引發出一場史無前例的全球信任危機,人類可能在比較短的時間里從物質上戰勝疫情,但克服由此引發的信任危機將持久而艱難,

“人類”不再不言而喻地和“社會”構成關聯詞,“人類社會”或“世界社會”的觀念將再次被民族國家的原則所替代,世界可能重新回到19世紀歐洲推崇的與對抗和戰爭密不可分的“外交平衡”,甚至會倒退得更遠,進入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

疫情危難時刻,一些物質上發達的國家相互之間攔截生命攸關的防疫醫療物資,買斷和獨占救命的疫苗研發等舉動就是這一法則活生生的演示。生死關口把防疫技術作為霸權的工具濫用,無疑是把人類帶入道德和道義的低穀。這也表明,僅僅物資的全球化是難經風雨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人類有著共同的命運,全球化應該有人文的支撐,應該有共同的人性關懷,對此加以思考和表達,推動全球範圍內的思想對話,是人文學科工作者的責任。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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