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佈雷希特專欄:“我將自己疏離於世界”
2020年04月08日17:37

原標題:萊佈雷希特專欄:“我將自己疏離於世界”

1933年2月初,慕尼黑有個年輕人進入了某種形式的自我隔離。卡爾·阿瑪迪斯·哈特曼(Karl Amadeus Hartmann)——這個名字的中間部分說明了他的職業——把他寫下的樂譜鎖進了抽屜,他決定,只要希特勒還在掌權,他的這些作品中哪怕一個音符都不該在德國奏響。

卡爾·阿瑪迪斯·哈特曼

對於一個27歲的作曲家來說,這樣的行為堪稱勇敢。由此產生的代價可能遠不止可能毀滅他剛剛起步的職業生涯。當赫爾曼·舍爾興大膽地在布拉格指揮上演他的《苦難》(Miserae)時,德國大使遞交了正式抗議,針對這部作品所題獻的對象:“致我的那些不得不死去上百次的朋友們,那些沉睡於永恒的朋友們:我們沒有忘記你們(達豪 1933-1934年)。”

哈特曼受到納粹的旅行限製,但他的嶽父,一位富有的實業家保護了他,使他免受殘酷的報復,並為他在斯塔恩伯格湖旁邊的一座別墅中提供了住所。哈特曼可能也獲得了某種保證,只要他不亂說亂動,他的妻兒就不會有危險。曾經與我有過書信來往的伊麗莎白·哈特曼,將他形容為一位“被動的抵抗者”。我也從其他人那裡聽說,他會在晚上偷偷出門,協助流亡者翻過大山走向自由。哈特曼是德國唯一一個反對希特勒的作曲家,他以一種內在流放的方式實現了這一點,我們現在將其稱為“自我隔離”。

前幾天,在我得知另一位自我隔離者——克里斯托弗·潘德雷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的死訊時,我播放了一些哈特曼的音樂。潘德雷茨基在登比察長大,這是波蘭的一個小鎮,猶太人口占了70%。他小時候曾經學過一些意第緒語的詞彙和歌曲。然後他目睹了猶太人被成群趕入隔都,再被送上死亡列車。潘德雷茨基將他的意第緒曲調,以及其他許多音樂,一起壓抑起來。

克里斯托弗·潘德雷茨基

他的祖母是亞美尼亞人,從土耳其的種族大屠殺中逃生,她將潘德雷茨基帶去亞美尼亞教堂聽彌撒,而不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羅馬天主教會。他還有一位祖父是德國人,這是另一個會帶來不便的遺產。在音樂學院,他以波蘭民間音樂曲調創作的作品與斯大林主義風格保持一致。這位新人作曲家的真正自我被永遠地隔離起來。

他的創造性以抽像現代主義風格的形式得以解放,這是一種被人們以其認為的各種意義來解讀都可以的音樂。他為52把絃樂器寫過一部作品,並命名其為《8分37秒》——也是這首曲子的時長。他說:“它只在我的想像中,以某種抽像的方式存在。”應1961年的華沙秋季音樂節之邀,這首曲子需要一個更為吸引人的標題,他將其命名為《輓歌》,並將其獻給廣島核彈的受害者。在飛流直下的小提琴聲與敲擊大提琴琴馬那種像啄木鳥那樣的聲音中,我們能夠聽到對警笛聲的模仿,這是一個被困的人為他的生活而哀號。《輓歌》迅速成為國際前衛藝術界的熱潮,潘德雷茨基一夜成名,並能夠以訪問學者名義在西柏林和維也納居留。

他對此的回應是質樸的《聖路加受難曲》,儘管是無調性作品,但是基於巴赫的傳統,符合拉丁禮儀。這部作品過於宗教化,在當時的波蘭無法上演,但在西德大受好評。1970年代中潘德雷茨基有幾年在耶魯教學。他的婚姻雖然美滿,但他卻寫了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性犯罪歌劇《盧丹惡魔》。在1980年代,他擁護那位來自波蘭的教皇,並認可團結工會。他住在克拉科夫郊區的一所由他自己建造的房子裡,成為了國家的標誌性人物,但是門上的花環越多,他就把與自己的距離拉得越遠。他最喜歡的作曲場所是波蘭小村亞斯琴比亞古拉海灘上的一間小屋,當他望向波羅的海時,背對著波蘭。

在他為宣傳自己的作品而接受的採訪中,幾乎不會展示自我。單就個人而言,他很迷人、大方、不為難人。直到你離開房間後,才會意識到他幾乎什麼都沒說。像哈特曼一樣,他堅守著一條衛生警戒線,將自己鎖在裡面進行保護。在後來的一些作品中,我們聽到了一些被埋葬的回憶——在時長半小時的那部華麗的六重奏中爆發的猶太民間音樂曲調,在第七交響曲中展現的也許源自亞美尼亞的東方色彩。他曾經稱《聖路加受難曲》為他最重要的作品,但他可能並不是這麼認為。他的傳記作家伯納德·雅各布森寫道,現代主義是“有用的權宜之計,而不是創作的基礎”。與在俄國的肖斯塔科維奇以及在德國的哈特曼一樣,他掌握了在公眾關注中隱身的藝術。

在12年的沉寂之後,哈特曼創作了一部鋼琴奏鳴曲,其開場曲代表“達豪囚徒們無止境地湧過我們,奔流不息,苦難不止”。這首曲子的標題是《1945年4月27日》。

他組織了一套“音樂現場”系列演出作為他復出的標誌,向巴伐利亞人重新介紹了那些在“千年帝國”時期無法聽到的現代音樂。他的第二與第三號交響曲以馬勒式的奢華手法寫成,帶有明顯的猶太主題,那些著名的流亡者指揮大師如庫布里克和弗里喬伊為這些作品留下了包含激情與信念的錄音。

哈特曼在1963年因胃癌去世,享年58歲。各個樂團大部分時候都不再過問他的作品,他的孤獨使他對瘟疫時代德國音樂的控訴過於持久。如今,唯一能夠時常在音樂會演奏的哈特曼作品是創作於1940年的小提琴和絃樂隊協奏曲。那是我在潘德雷茨基逝世後找出的唱片。

在潘德雷茨基的遺產中,《輓歌》和《聖路加受難曲》將比我們所有人擁有更加長久的生命力。而這個世界的大部分人是從恐怖電影《驅魔人》和邪典電視劇《雙峰》中瞭解他的音樂。在強迫隔離中,我被他的第三交響曲的偉大的慢板樂章所吸引,這是他在1990年代為慕尼黑創作的作品,讓人想起了馬勒第五交響曲中的小柔板,其本身基於歌曲“Ich bin der Welt anhanden gekommen”——我將自己疏離於世界。音樂從未如此簡明扼要地概括了我們當前這種由於病毒而自我隔離的人為狀態。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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