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會醫院劫後
2020年04月01日05:02

原標題:紅會醫院劫後

紅會醫院劫後

王嘉興文並攝

  醫護人員護送一名危重症患者轉院。部分醫護將隨救護車前往接收患者的醫院,隨時監控患者情況。

  鄧磊的妻子手繪的圖片。圖片里,鄧磊身著“中國衛生”衝鋒衣與妻子相擁。

  3月17日晚,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呼吸內科二病區,一名醫生在巡床後休息。由於防護服不透氣,他坐下後,衣服被空氣撐滿,他笑稱自己是“大白”(電影《超能陸戰隊》角色)。

  一名上了ECMO(人工膜肺)的患者準備轉院,醫護人員緊急為其吸痰、調整呼吸和輸液管道,本在休息的部分醫護人員也從駐地前來幫忙。

  一名護士將手套吹成氣球,撐著氧氣管,避免對患者造成壓迫。該護士告訴記者,她每吹一個氣球,都會在上面寫下“早日康複”等字樣,表達對患者的美好願望。

  醫生和護士戴上了正壓頭套,準備為一名患者做氣管插管。

  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ICU病區,四川省援鄂醫療隊臨時搭建的簡易負壓病房。

  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門口的碧桃花開了。馬路對面的草坪偶有市民散步,保安和環衛工坐在長凳上曬太陽。

  這平靜來之不易。桃樹枝葉枯敗的日子,紅會醫院經曆了一段艱難的時光。

  1月26日,四川省第一批援鄂醫療隊踏進這家當時瀕臨崩潰的醫院,隊員被眼前的景象擊蒙:患者和陪護家屬擠滿門診,走道全是加床,還有病人躺在地上。300多張病床住滿病人,電話被求床位的人打爆。

  1月22日被徵用為武漢市發熱患者定點醫院前,紅會醫院已被新冠病毒侵襲。超過10%的醫護人員後來確診,此外還有20%的醫護人員累倒或病倒,無法工作。之後的50多天里,累計有400多名外地醫護人員進駐支援。

  四川隊醫生周凱是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急診科重症監護病房組組長,參與接管ICU病區。很多病人被送來時奄奄一息,有的血氧飽和度不足50%。周凱的工作,是從死神手裡搶人。決定生死的時間有時就30秒,慢了,病人就走了。

  支援武漢50多天,這支隊伍從未輪休。一名領隊計算,醫院的醫護人員和床位比不足2∶1,即使不考慮輪休,都有約200人的缺口。

  回憶50多天的見聞,周凱雙手顫抖。

  抵漢第53天,周凱第一次睡了個好覺。3月18日上午,他負責的紅會醫院ICU病區最後一名患者轉院。次日,醫院完全“清空”,進行全面消殺,暫時關閉7天,此後成為普通患者就醫醫院。

  103歲的紅會醫院重新成為紅會醫院。

清空

  10名醫護人員圍著病床向電梯一路小跑。防護服“唰唰”作響,心內監護儀不斷“嘀嘀”報警。

  “所有人都聽我的,我的命令必須無條件執行!”ICU病區負責人黃曉波向所有人大喊,“(病人)頭要朝前!保持這個速度!”

  3月17日,紅會醫院7樓ICU病房擠滿了醫生。按照計劃,ICU里的6名危重症患者都將在這天轉院,年齡最大的97歲,還有一人上著ECMO。前一天,這裏剛轉走一名100歲的危重症患者。

  他們要保證病人轉院過程中的絕對安全。病人身上插滿導管,轉運過程中,支撐生命儀器只能靠醫生抱在懷裡的氧氣鋼瓶供氧、跑了三個樓層才借到的鋰電池供電。疫情期間,這都是稀缺貨。

  氧氣瓶只能支撐90分鍾。

  這意味著,從這邊離開病房上救護車,那邊下救護車進入病房接好設備,必須在90分鍾內完成。

  早些時候,醫護人員推著空床演練了一次轉院過程。紅會醫院部分走道狹窄,他們試驗轉彎處車能不能推過去,電梯里擠得下病床和幾名醫護人員。有人專門負責發行動命令,有人監控尿管和外周靜脈,有人負責推藥……

  “我問任何病人指標,必須馬上回答出來。”送完一個病人後,黃曉波再次向隊友重申原則,“即使你覺得我錯了,也要照做。”隊伍的醫護人員來自四川不同的醫院,每一個醫院都有自己的轉院流程和“ECMO小隊”,但聚在這裏,他們必須按同一套標準工作。

  救護車在樓下等著了,一名患者的指氧夾突然讀不出數字,護士把他的手焐暖和才好——天氣冷,患者末梢循環不暢。上了ECMO的患者已經準備就緒,負責接收的醫院突然又打來電話,說沒有做好接收準備。

  類似的臨時變動時常發生。按照最初計劃,醫院的患者本應在3月15日“清空”,考慮到部分患者病情危重,計劃在3月14日取消。3月16日,醫院又接到通知,3月20日前“清空”醫院。

  黃曉波離開病房前,上了ECMO的患者的血壓突然從140掉到了70,醫護人員卻說不上原因。“現在靜下心來,你們三個人坐在這裏想。”黃曉波說,“不能明天把病人推出去就死了。必須確保今天晚上做針對性治療。我們不能保證他一定能活得過來,但要確保他活得儘可能長。”

最後的夜班

  這天夜裡,周凱上了最後離漢前的一個夜班。這是他第一次可以長時間坐在醫生辦公室休息,不需要在病房之間小跑著搶救患者。下班前,周凱特地走到已經搬空的病房看了看。

  幾名護士互相在防護服上畫像征四川的熊貓,還有人專門借來紅色的記號筆,畫櫻桃和小太陽。

  ICU的醫護每天都見到數不清的紅色。電腦里,每一個患者的血象和生命指征都大面積“爆紅”;ICU護士站前專門新建巨幅LED屏,實時顯示危重患者的生命體徵,屏幕上不斷彈出紅色窗口警告;心內監護儀等儀器不時閃紅燈“報警”,發出高頻的“嘀嘀”聲。

  第一個夜班時,一名醫生扛不住,哭了。值8小時的班到後半夜很累,她忙了一晚上的一個病人突然去世,“覺得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沒有結果”。同時,隔壁病房一名患者因為痛苦大聲呻吟,另一個患者又不斷鬧騰,非要說自己的氧氣管道沒氣,“沮喪,心力交瘁”。

  防護服不透氣。一個班值下來,醫護人員因吸入二氧化碳過多頭昏腦脹,裡面只穿短袖也濕了又干、幹了又濕。它讓醫護人員行動遲緩,身材高大的人不敢動作大,否則就有破裂暴露的風險。不過,一名本院醫生說,“防護服有一點好,我流淚的時候,誰也看不見。”

  四川醫療隊撐到了ICU只剩最後一名患者。前一班醫生建議大家輪班,但10多名醫護人員還是決定一起值班,“有個伴可以說說話,不無聊。”

  他們終於有時間、有心思討論自己的事情。有人說科研壓力大、醫院要求醫生發論文,一下子打開了話匣子,他們交流起不同醫院職稱評定和晉陞的規則。

  話題很快轉到家人、孩子,在場的醫護人員都沉默了。

  醫生鄧磊說,剛到武漢一週,他給8歲的兒子打電話,兒子聽說他還要很久才能回去,在電話那邊歡呼雀躍,“因為我監督他學習很嚴厲,平常他就盼著我去醫院值班。”但最近,兒子給他做了一張小報,還說學會了炒青菜,要做給他吃。

  窗外,半輪明月高懸。“這麼長一段時間,不想家是假的。我們不是英雄……”周凱說。

  突然閑下來,他接連兩三天感到不適應。平常即使下班了,他心裡也掛唸著病人。之前他一直想著要“徹底放鬆一下”,但病床真的空了,他又“莫名奇妙失落起來”。

  看著空蕩蕩的病房,黃曉波也感到失落,“很難表達……(上世紀)50年代將軍退伍,因為和平年代,不打仗了,心裡失落。現在醫生沒有戰場了,是一樣的。”

戰時狀態

  周凱1月23日接到“上戰場”的通知。那天,武漢市新增新冠肺炎70例。出於職業敏感性,周凱意識到,“要叫我們了,肯定是很嚴重了”。

  1月24日除夕夜,鄧磊本來要在醫院值班。因為次日就出發援漢,領導讓他回家吃團年飯、陪家人,“有點像最後的晚餐。感覺很悲壯。”

  抵達武漢的頭一週,鄧磊感到壓力很大,充滿“對未知的恐懼”。“能感覺到,整個武漢基本是崩潰的。有醫護人員感染,我也擔心自己被感染。”周凱說,“我們第一批隊員壓力是最大的。我們給後來的人講這裏的情況、經驗,他們心裡有數,就不會那麼慌亂。”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接觸新冠病毒,不清楚其傳染性。鄧磊想到了伊波拉病毒,“身體任何一寸皮膚的裸露都會導致感染,誰能保證身上沒有一塊皮膚突然就露在外邊?”

  1月18日,紅會醫院將體檢中心改造為呼吸內科二病區,一天就收滿了患者。再改造,又一天就收滿了。改造到第四個病區時,醫院被徵用為發熱患者定點醫院,門診量從平日的每天800人次,激增至最高2700人次。

  當時,醫院沒有防護服、護目鏡,有醫護人員戴著游泳眼鏡上班。醫護人心惶惶,經常發生醫護人員看過病人、做完手術,2天后病人確診,醫護再緊急隔離。

  等待四川醫療隊的,是擁擠程度堪比春運時火車站的醫院。有人在門診排著隊就突然倒下、去世,還有人剛被救護車拉到醫院就不行了。一名醫生總結,放在平常,住院不是什麼好事;但在當時,能進醫院就是幸運兒,能進ICU則是幸運中的幸運。

  電梯里,3名本院醫護人員看到四川醫療隊就哭了,說“援軍終於來了”。第一次見面開會時,紅會醫院的領導握著醫療隊隊員的手哭。紅會醫院一名副院長當時沒有症狀,一週後確診,幾名四川隊的專家和他一起開過會、吃過飯,趕緊隔離做檢查。

  鄧磊理解那種絕望感。他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隊員,參加過汶川地震、玉樹地震、尼泊爾地震等自然災害的救援工作。“自然災害,短時間會有大量死傷者,峰值在一開始。但傳染病的規律是,病人會越來越多,峰值可能永遠在明天,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

  一名醫生告訴記者,醫院早期有很多積壓的病人,送進ICU的時候已經很危險了,他們能做的就是按照標準搶救。

  紅會醫院的一名醫生回憶,武漢協和醫院曾轉運130名患者到紅會醫院,兩天后,近30人死亡。

  紅會醫院是一家二級醫院,病房條件、設備都達不到救治重症病人的要求。ICU是6張床位的大通間,可能造成嚴重的交叉感染;醫院沒有一間負壓病房,沒有一個正壓頭套,供氧能力也跟不上,“可能想去做很多事情,但你發現由於很多客觀因素,導致你沒辦法去完成,這是非常痛苦的。”鄧磊說。

  隊員還面臨感染風險。鄧磊回憶,當時進出汙染區共用一條通道,有人防護服沒穿好,就有醫生在一旁脫防護服。醫護人員摘了口罩,要經過一條長長的通道,才到戴口罩的地方,中間就有吸入病毒的危險。

  在黃曉波的建議下,紅會醫院停診3天,整個醫院重新理順診療流程、劃分“三區兩通道”。他們在病房內用鋼管、塑料膜搭了一間臨時負壓病房。早期唯一的正壓頭套是黃曉波從四川帶來的,實施插管時醫生戴,一旁的助手只能多穿一層隔離衣。

  醫院沒有ECMO,黃曉波靠自己的關係從陝西調來。製氧機、氧氣瓶和氧氣面罩、呼吸機、ECMO的接口不兼容,醫護人員像拚積木一樣去試,“就像拚一輛汽車,常常拚了半天,發現只有2個輪胎。”

  “這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周凱說,“我們都知道,烈性傳染病的感染者應該住負壓病房。但面對數以萬計的病人,沒有辦法,這是戰時狀態。你得上。”

  現在的ICU是在呼吸內科病房的基礎上改建的,4人間住2人,2人間住一人。標準的ICU有成套的設備,如纖支鏡、心電圖機、供養管、吸痰機等,還有床旁病曆系統。但在呼吸內科病房,所有的設備都堆在病人的床邊,如果遇到病人上ECMO,病房裡一地排插。

  幾天時間里,他們在一個瀕臨崩潰的二級醫院里,組建了接近三甲醫院規模的ICU。“我們只能把普通病房儘可能多地改成ICU。當時的情況,所有的醫院都是飽和的,那麼多危重症病人,不及時處理,病人面臨的結果就是死亡。”

  高峰時,有10多人排隊等著進ICU。前一個病人去世,到後一個病人住進來,間隔僅1小時,那是護士按照傳染病管理製度做緊急消殺處理的時間。

創傷

  2月5日,周凱值了最慌亂的一個夜班。那天晚上,所有的無創呼吸機都用完了,有創呼吸機只剩下一台,但ICU的很多病人情況都不穩定,“萬一有兩個人需要插管,我怎麼辦?我救誰?整個晚上都處在特別抓狂的狀態。”

  後來,他經手的一名患者去世了,他循例給緊急聯繫人打電話,怎麼打都打不通。周凱仔細一看名字,和負責的另一個病人名字一模一樣。他翻患者信息,發現電話也一模一樣。那天下夜班回酒店,他一夜無眠,翻來覆去想這一家兩口子的事情。

  抵達武漢兩週後,周凱和隊友陸續開始出現焦躁、煩悶的情緒。“生理、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極限。”

  “應急救災,國際通行的標準是14天一輪換,這個時間是有研究支撐的”。過去,周凱參加自然災害救援時都是14天一休息。這次,大家的心理預期也是這樣。

  那時,醫護私下交流時,都在盼著後續隊伍的支援。“既然叫我們第一批,那後面肯定有人來換我們。就是沒想到,後續隊伍不是來換我們,是加入我們。”鄧磊說。

  “完全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去、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最崩潰的是覺得日子沒盼頭了。”一直到第20天,周凱想,可能不會有人來了,只能告訴自己堅持,結果一不注意就堅持了50多天。

  在賓館休息時,周凱喜歡把窗簾拉上,看看手機和電視,學習新冠病毒最新的知識,他看常凱的遺言,流淚。

  “我覺得自己是分裂的。穿上這身防護服的時候,我是一個醫生,再危險再難我都上,我想得很簡單,就是想方設法治好病人,補貼、榮譽、獎勵我都不在乎;但離開醫院,我就是個很普通、甚至很頹廢的人。”

  直到ICU清空前,周凱才感到鬆口氣,第一次到賓館樓下曬太陽。

  那時,各醫療隊撤離武漢的新聞“滿天飛”,他所在的醫療隊卻遲遲沒有接到撤離的通知。他估計,因為他們隊以重症、呼吸、感染等科室為主,可能要支援其他醫院,防疫指揮部也在近期一次會議里給他所在的醫療隊打了“預防針”。

  恰好一輛載著醫療隊撤離武漢的大巴經過,望著一車歡聲笑語,周凱滿心羨慕。這些天他一直祈禱,疫情不要二次爆發,“不然肯定還是我們上啊,有經驗。”

  他身上出現了明顯的創傷後應激綜合徵的表現。沒事的時候,他忍不住刷新聞,停不下來。連日的倒班讓隊員作息完全混亂,周凱睡一小時就醒,調整好一會兒睡著了,還是一小時就醒。

  很多人都做噩夢,夢裡的場景很相似:多台心內監護儀接連報警,像打地鼠一樣管不過來;病人的供氧突然斷了,到處找不到氧氣瓶頂上;病房裡傳來叫喊,但醫院的走廊怎麼也跑不到盡頭……

  4名護士抵達武漢後,發現自己懷孕了。對早期300多人的隊伍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自然懷孕率。領隊趕緊聯繫後方將懷孕的護士送回四川。此後,四川省的醫護人員支援武漢前,都要先檢查是否懷孕。

  為了保障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四川隊的領隊每天都會給隊員發問卷表,請心理諮詢師為醫護做心理疏導,還請川籍明星和隊員連線加油。

  2月15日,很多隊員的心理狀況發生波動。一問,原來是1716名醫護人員確診新冠肺炎的新聞嚇到了隊員。他們趕緊向隊員們澄清,這些感染的都是本地醫護人員,目前沒有支援武漢醫療隊員感染。

  2月底,紅會醫院接受了一批新冠肺炎危重症老人。那一週,武漢市江漢區新增確診病例191例,114例被紅會醫院收治。一天,四川隊一名領隊接到任務後,告訴指揮部,醫院已經沒有收治能力了,指揮部提出請求,“能不能再多收10個?”

  這些老年人大都有多項基礎疾病,沒有生活自理能力,有些還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疫情發生後,醫院的護工全部都辭職了,1000元一天都請不到人。負責安保、清潔的60多名後勤人員也只剩下一半。

  接收那批患者後,醫護人員的工作量比剛來武漢時還要大。

生死之間

  這場戰鬥異常凶險。有患者早上還在說感謝護士,血氧飽和度看起來也很正常,下午突然離世。一名醫生搶救患者到淩晨2點,剛下班回到酒店,就接到護士的電話,說病人走了……患者變成了第二天通告里的一個數字。記者多方採訪瞭解到,武漢市多家定點醫院ICU病房的死亡率均大於50%。

  2月15日,紅會醫院的氧氣站建好。施工方援建雷神山醫院後,馬不停蹄前來作業。四川隊的一名領隊說,這是一個“分水嶺”,此後醫院的死亡人數明顯減少。

  新冠肺炎讓這群全國最優秀的重症醫學科醫護感到束手無策。鄧磊以前的經驗是,病人插管、上呼吸機,病情基本會穩定,但這套經驗對新冠肺炎患者並不完全適用,“我們對新冠病毒的認識不夠”。

  他遇到一名患者,白細胞指數飆升到了6萬,這是他從醫生涯罕見的情況。病人隨即膿毒性休克、經搶救無效死亡。

  病人普遍缺氧,管床護士往往要一直守在床邊,確保氧氣管插好了,沒有從口腔滑出,並不時給病人吸痰。護士還要負責病人的口腔和身體清潔,避免感染,棉簽和麵巾紙就在一根根插進身體的導管間穿行。

  “簡單講,我們就是在想法設法給人續命。”周凱說,“可能很多人不理解,ICU存在的目的,就是為病人贏得時間,擴大治療的窗口期。新冠肺炎患者很多呼吸衰竭、多臟器衰竭,我們就想方設法改善情況,等待機體自身修復。這些措施不一定有效,但是不做,他一定會死。”

  50多天時間里,7樓ICU病區總共有4名患者上了ECMO。有一例當天去世了,兩例轉院了,還有一例本在3月1日成功撤機,醫護都很高興。黃曉波形容,“那是支援武漢一個多月來最開心的日子”,走出病房還哼起了歌《春暖花開》。沒想到一週後,那名患者的病情急轉直下,還是去世了。

  在這裏,很多過去的經驗都失效了。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普遍出現凝血障礙、血液pH值異常等問題,很多人還伴有嚴重的感染,常用的應對手段有時起到反效果。

  “我們往往靠積累教訓來指導實踐。經驗不完全可靠,可靠的是發現問題,思考如何解決問題,拿證據和事實說話。”會診完一個患者後,周凱總結道。“不要去盲從任何人,包括自己。”

  他們長期在ICU工作,見慣了生死,這次仍有無力感。“明明用了全力搶救,病人還是走了。感覺一身本事毫無用處。”

  3月15日上早班前,鄧磊和黃曉波討論一名患者的治療方案如何調整,等他到護士站請護士準備藥物,卻被告知,病人在當日淩晨4點33分去世了。鄧磊站在護士站前沉默了好久。

  紅會醫院的ICU護士長楊莉把逝者的手機等物品都存放在一個專門的盒子裡。患者離世時,家屬往往見不到最後一面。她們計劃等疫情結束後,將遺物轉交家屬,“那些手機里一定還留存著他們一家人最珍貴的記憶。”

  護士站的冰箱里還存過30多瓶標註著“捐贈”字樣的免疫球蛋白,一瓶市價約500元,是一名陸姓老人留下的。老人在2月中旬去世,家屬選擇把藥捐給有需要的病友,值班護士握著電話,眼淚簌簌往下掉。

再見

  ICU醫護人員總是在和死神搶人,他們幾乎從未送患者痊癒出院,手頭的病人稍加好轉,就轉到其他病區,趕緊接下一個危重症患者。

  患者的床頭大多有一個“氣球”,是用一次性醫用手套吹成的,用於支撐氧氣管,避免造成壓瘡。每一個“氣球”上,都寫著“早日康複”“武漢加油”等字樣。

  由於ICU的患者大多處於昏迷狀態,這些字很少被患者看到,但護士每吹好一個手套,仍會在上面寫下祝福,“不管他知不知道,我都要給他打個氣,加個油。”

  多名支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告訴記者,在所有醫護人員中,ICU的醫護最需要心理干預。“方艙是歡樂的,甚至有廣場舞。普通重症病房裡,醫護和患者還常常能互動。唯有在ICU,非常無力。”

  周凱把在ICU工作視作一種使命。“能降低1個點的死亡率,都是我們的功勞。我覺得,時代選擇了我們,我們這代人必須站出來。我們經曆了歷史,也改變了歷史。武漢現在的情況是我們醫務工作者的功勞,也是武漢人民、全國人民的功勞。”

  3月17日,一個年輕人即將出院,病區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去送他。“小夥子送來時,血氧飽和度只有30%,非常危險,我們在他身上傾注了很多的心血。”主治醫生說。如果不是醫院要“清空”,醫護人員都想留他繼續住院,因為“那麼難都過來了,不希望他有任何閃失,包括出院後”。

  主治醫生找到紅會醫院的一名副院長,請她幫忙聯繫康複點,允許患者的妻子進去陪護。他還給患者留下聯繫方式,告知遇到吸氧、心臟和肝腎不適等問題,一定要立刻聯繫。

  3月19日上午,紅會醫院最後一名患者出院。

  16層高的住院樓一層層被“清空”,所有的床墊、棉絮都當做醫療廢棄物處理,“能扔的都扔了”。7天后,它將成為普通患者就醫醫院。

  一位快要退休的本院護士說,自己會永遠記得這家醫院“千瘡百孔”的樣子。醫院完成改造後,她第一次從5樓清潔區穿過一道道臨時裝上的木門進到汙染區,忍不住流淚了。後來,她在進入汙染區前的最後一道木門上寫“請輕點推門”。

  5樓原本是醫院婦產科,醫護人員清潔耳道和鼻腔的護士站連著新生兒聽力篩查室,牆上還掛著執業許可證。

  送別四川省第一批援鄂醫療隊的那天,很多醫護都哭了。紅會醫院的護士楊倩說,“是他們救了我們,沒有他們,我們不可能活著出來。”他們給每名援鄂醫療隊的隊員贈送了一支玫瑰,以表謝意。兩方醫護人員分別在兩件防護服上籤滿名字,互相交換作為紀念品。

  3月21日下午2點,四川省第一批援鄂醫療隊乘坐飛機返回成都。鄧磊在朋友圈給妻子寫道,“今天回來了,剛剛降落,我在想你或許正站在空港花田,仰望天空,看到川航3U3104飛過你頭頂的瞬間。”

  根據規定,醫生的家屬不能去機場迎接。要再經過14天,鄧磊才能擁抱妻子。

  疫情結束後,周凱最想做的事情是取下口罩,自由、痛快地呼吸。“只有經曆了這段時間,才知道自由地呼吸——這件我們平時完全沒有在意的事情,有多麼寶貴。”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嘉興文並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0年04月01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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