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以財稅政策降低疫情對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
2020年03月30日08:03

  原標題:以財稅政策降低疫情對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中國經濟1-2月數據大幅下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13%,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及出口分別下降24.5%、20.5%和15.9%。

  更值得關注的是,城鎮調查失業率高達6.2%,是該數據公佈以來的最高值,而且還不包括農村的隱性失業,就業形勢嚴峻。失業主要影響的是低收入群體,這些個人和家庭往往在經濟上比較脆弱,一旦失去工作很可能面臨致貧返貧風險。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也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目前,依然還有近200萬存在返貧風險、近300萬存在致貧風險的人口,鞏固脫貧攻堅成果任務依然艱巨。新冠疫情衝擊使得這一挑戰顯得尤為嚴峻,低收入群體面臨更高的失業風險和收入下降風險,收入分配可能因為新冠疫情惡化。近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以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通過擴張政府支出來穩定經濟增長和就業。從就業和收入分配的角度,目前的政策是否有效?通過什麼方式可以降低疫情對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

  一、疫情惡化收入分配

  新冠疫情衝擊對經濟的影響是非對稱的,低收入群體、小微企業受損更為嚴重。

  第一,直接受到疫情衝擊的家庭將面臨更大的收入和支出不確定性,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可能性上升。部分家庭可能因為健康等原因喪失勞動能力和收入來源,未來還將面臨更高的健康風險和醫療支出。

  第二,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營收下降造成低收入群體失業和收入下降。受疫情直接影響的服務業和自營工商業(如餐飲、住宿、交通等)基本都是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疫情期間往往不能開工,即使復工營收也會大幅下降,很多小微企業生存艱難,一旦出現破產倒閉將造成低收入群體失業。

  第三,海外疫情將影響出口訂單,製造業就業將面臨衝擊。海外疫情的發展必然波及中國出口,我國出口企業多是勞動密集型,訂單下降將造成這些企業營收萎縮,不得不減少產出甚至退出市場,製造業就業也將下降。勞動密集型小微企業(包括製造業和服務業)為社會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當小微企業面臨衝擊,低收入群體的就業和收入將面臨更大風險。

  目前,中國收入分配形勢並不樂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2017年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為0.452,高於國際收入不平等的警戒線,考慮到最高和最低收入階層往往難以納入統計,中國收入不平等問題可能比數據顯示的更為嚴峻。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中國基尼係數曾高達0.491,此後,得益於“精準扶貧”等一系列旨在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政策,中國收入分配有所改善。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末我國農村貧困人口9899萬人,2013-2019年我國農村減貧人數分別為1650萬人、1232萬人、1442萬人、1240萬人、1289萬人、1386萬人、1109萬人,連續七年減貧人數均保持在1000萬以上,2019年底,農村貧困人口已經降至551萬人。這一期間,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率超過了中等收入群體,貧困人口的大幅下降是中國收入分配改善的重要原因。然而,“輸血”扶貧只能緩解短期貧困,要在長期內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必須依賴於就業,使其具備自我“造血”能力。疫情衝擊可能造成低收入群體失業和收入下降,危及來之不易的收入分配改善成果。

  二、收入不平等抑製經濟增長

  過高的收入不平等對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都有明顯的負面影響。在短期內,高失業和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將抑製消費需求,造成產能過剩,這個機製在經濟衰退時期尤為明顯。如果失業率很高,居民收入將下降,邊際消費傾向更高的低收入群體往往收入下滑更快,造成居民消費大幅下降,企業將因此出現產能過剩、產品滯銷,投資和生產減少,經濟進一步衰退。面對經濟蕭條,凱恩斯設想過一種極端的情況,當產能嚴重過剩,即使工人的就業不帶來任何實際產出(比如把道路挖掉重新再修一遍),政府也應該為工人提供就業,以提高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進而擴張總需求。因此,在凱恩斯的政策思路中,就業是非常核心的指標,這也是當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關注的重點。

  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遠不限於短期總需求,它對一個經濟體的長期經濟發展有深遠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從低收入向高收入經濟體的收斂,分別是葡萄牙、西班牙、希臘、波蘭、斯洛伐克、愛沙尼亞、以色列、塞浦路斯、韓國、中國台灣、日本、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這些經濟體的共同特徵是,在其高速增長階段收入差距都比較小,而收入差距很大的發展中國家基本都陷入停滯。

  下表

  描述了這些經濟體的收入分配情況:

數據來源: All the Gini Dataset
數據來源: All the Gini Dataset

  從表中可以看出,經濟騰飛經濟體基尼係數普遍低於經濟停滯國家,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在騰飛經濟體中,除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外,基尼係數低於0.4,新加坡政府為所有低收入家庭提供廉價住房,其實際不平等程度遠低於數據。收入不平等阻礙經濟增長的渠道很多,最直接的是,不平等的社會更容易產生衝突,造成政治不穩定,影響經濟增長。在經濟邏輯上,不平等會造成低收入群體無法進行足夠的人力資本投資、無法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創新創業活動、難以選擇更適合自己的職業,造成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錯配,阻礙創新創業,抑製經濟增長。總而言之,過高的收入不平等不僅是在短期,還會在長期內阻礙經濟發展,改善收入分配是政府宏觀政策的重要目標。

  三、以財稅政策降低疫情對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

  面對疫情衝擊,擴張性財政政策是穩定就業的重要手段,常用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減稅,包括降低個人和企業稅費;二是擴大財政支出,包括增加政府購買、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等。

  目前,各國都在採取不同方式穩定就業和收入,美國政府已經批準了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部分國家已經開始直接對家庭進行現金補貼,預期未來還會有一系列對家庭和企業的減稅措施出台。

  中國政府強調要進一步加快基礎設施投資以穩定經濟,其中,“新基建”備受關注。在面臨負向經濟衝擊,基礎設施投資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在短期內直接增加就業,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基礎社會投資可以提高企業生產率,在長期內促進經濟增長。

  但是,一些研究發現,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回報率有下降趨勢,進一步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同時關注其投資回報率和就業帶動效應。目前,中國主要大都市圈的“民生工程”基礎設施依然存在明顯“短板”,中國城市化未來走向是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人口還將不斷向大城市群集聚,但大城市內部以及與周邊城市的交通基礎設施(如軌道交通等)依然滯後,大城市安居住房供給依然嚴重不足。加快大都市圈的“民生工程”建設,不僅可以在短期內帶動就業,還可以在長期內促進中國城市集聚和經濟發展。

  以基礎設施建設帶動的就業尚不足以完全化解失業風險,低收入群體的就業主要依賴於個人人力資本和中小微企業的發展,政府需要出台更加有針對性的政策穩定低收入群體就業,降低疫情對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第一,對直接受到疫情衝擊的特定家庭進行定向支持,包括現金轉移支付、政策性就業等。第二,進一步給予小微企業減稅降費,特別是直接影響小微企業用工成本的社保費用。近期,國務院已經出台了針對小微企業的減稅降費政策,包括降低增值稅,免徵2-6月養老、失業、工傷保險費等。這些政策對幫扶小微企業、穩定就業有重要作用,但當疫情影響超出預期,進一步減稅降費依然是最重要的手段。

  (作者陳斌開為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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