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第二波疫情來臨,我們有“預案”嗎
2020年03月30日20:32

  原標題:如果第二波疫情來臨,我們有“預案”嗎

  來源:中國經濟週刊

  文 | 楊再飛 (發自武漢)

  中國已經取得了這場抗擊新冠病毒的全民戰爭第一階段的勝利。但與此同時,當越來越多的好消息傳來的時候,很多人的心中又迴蕩著另外一種聲音:我們徹底勝利了嗎?病毒會不會捲土重來?如果再來,以何種方式?我們做何種準備,才能以較小的代價捍衛住來之不易的成果?

  當3月下旬各地白衣天使漸次收隊、載譽而歸之時,中央卻暫緩撤離援鄂的各省援鄂疾控工作隊,湖北省還與國家衛健委和各地專家合作,對全省範圍從城市到鄉村的醫務人員進行廣泛的針對新冠肺炎等傳染病流行病的培訓,力度大、範圍廣。這一舉措已經透露出決策層未雨綢繆、嚴陣以待的戰略意態。

  作為此次武漢戰“疫”一線工作的陣中一卒,筆者把對未來態勢發展和對策的一些個人思考寫下來,與大家分享交流。

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未來抗擊疫情的兩難抉擇

  儘管科學家和公共政策製定者還有很多分歧,但是關於新冠病毒,我們在以下方面的認知已經可以稱為“常識”:

  1。“無症狀感染者”雖然比例不詳,但這部分人群的存在、以及他們具有一定的傳染性,卻真實不虛。即便進行全民核酸檢測(這其實不可能做到),核酸“假陰性”的那一部分誤差,就足以為病毒保留星星之火的“宿主”。

  2。基於以上原因,只要有一定程度的人員交流,這種病毒的繼續繁衍就成為可能,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3。隨著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一個越來越快速流動的社會將加速這種病毒的複製繁衍。我們不清楚的只是它傳播的速度和烈度。

  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其實已經找到了對付傳染病的方案:隔離傳染源。在過去幾個月裡面,我們把這個方案推向了極致:封鎖城市和鄉村,停止社會運行,以最大程度的隔離和封鎖來阻斷病毒。但是這個方案也把我們推向了一個悖論和兩難:當我們隔離了新冠病毒的傳播路徑,也同樣隔離了社會的繁榮和正常運行。

  鑒於疫苗和特效藥的出現還有很大不確定性,某種意義上來說,全社會最擔心的可能並不只是新冠肺炎的捲土重來,還有這種最徹底最暴烈的應對方式給社會帶來的難以長期承受的後果。美股崩盤、全球陷入經濟危機就是一個最直觀的例證。當武漢等城市陷入醫療資源不足困境之時,全社會都在接受這種暴烈方式帶來的慘痛損失,但是當病毒再度來襲,封城、全面停工停產等極端方式如果被再度採用,只能被認為是公共衛生政策的失敗,也說明我們並沒有從武漢人民付出的慘痛代價中得到真正的教訓。

  被新冠病毒殺死,還是讓經濟危機餓死?這樣的一個二元悖論絕不是未來公共衛生政策的選項,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確保社會繁榮和公眾健康的雙贏選擇。兩個月以前,“封城”“停擺”這些簡單直接的“霹靂手段”背後是保證社會能夠盡快回覆正常的唯一有效方案,其實施起來可能更多依賴魄力和政府的強力執行,並不需要特別複雜精細的協同和溝通。而一旦我們開始面對病毒的重來,應對方案的選擇必然是一個精準的、跨部門跨學科的、從政府到公民各自承擔責任通力協作的複雜方案,“治大國若烹小鮮”,這是對現代社會治理的更綜合考驗。

  中國和韓國做對了什麼?

  儘管對未來疫情來襲的可能性以及應對方式人們還沒有完全的共識,但是對於過去一段時間的疫情應對,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和同處東亞的韓國都做出了非常好的應對。中韓都是人口稠密、城市居住環境相對緊湊的東亞社會,對這些應對方式中的共性進行總結,是設定未來方案(或者預案)的基礎。筆者總體地歸結為以下四點:

  1。果斷封鎖,聚“殲”於一隅。

  具體來說,中韓分別封住疫情嚴重的中國湖北和韓國大邱,這就使得新冠疫情被限製在一個區域和“戰場”,可以聚“殲”於一隅。

  2。醫療資源彈性配置、快速形成優勢兵力。

  1)快速配置方艙醫院和隔離點作為緩衝帶(武漢用了很多體育館和展覽館,韓國動用了很多大型企業的培訓中心和員工宿舍);2)重症醫療資源(四分之三的中國ICU醫生護士趕到武漢)快速跨區域聚集,以充足的資源集中防範醫療擠兌踩踏,為重症患者留出生命通道。

  3。社會力量快速動員和切換,向醫療全過程集中。

  在武漢和中國的絕大部分地區,一些政府幹部隊伍和社區工作人員被動員起來,承擔運輸、動員、宣傳等醫療的部分功能。在韓國,私營企業和社會組織也被動員起來,承擔與中國社區工作人員類似的工作。儘管之前的培訓和準備不足,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社會動員和執行力,要快速遏製疫情是“不可能的任務”。

  4。大數據、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引入戰“疫”。

  新冠病毒兼有西班牙大流感類似的殺傷力和H1N1“狡猾”的傳染性,傳統的以訪問、筆錄、人力摸排為主的流行病學調查和溯源方式根本跟不上病毒暴發的步伐。韓國和中國的一些城市不約而同採取了利用手機GPS信息、信用卡消費記錄等綜合來源數據進行大數據挖掘的方式來尋找“密切接觸者”,並取得了非常切實的成效。

  同樣,在核酸試劑缺乏的背景下開發出來的機器學習、AI診療等問診方式,已經在實踐中不斷成熟,有望成為未來快速診斷、快速隔離並有效防範醫護感染的利器。

  上述四步棋,也基本上是應對傳染病暴發的經驗總結和因地製宜的應用,未來應對可能的新暴發,我們的應對“藥方”應該基本還是這幾味藥,問題在於如何斟酌這些藥的君臣配伍和劑量分寸,從而使社會肌體在這個過程中不至於受到太大的干擾和損失。

  比如封鎖在何種信號下應該執行,如何保證封鎖的是最小範圍,集中醫療資源應該有幾級預案,何種情況下調動哪些地區的哪些醫生?社區幹部和政府機構的人員能否進行定人定崗的提前培訓和演練,保證問題發生時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新崗位上做到來之能戰?從流調到AI診斷,新科技能否抓緊完善並在某些地方進行深入的實操?把這些細節想好了落實了,我們面對新冠病毒心裡就越來越有底了。

  預案!預案!!預案!!!

  筆者曾經參加過一些企業和社會危機事件管理,也上手編製過很多危機管理的手冊和預案。做這些工作的人們往往知道,即便你做了100種預案,事到臨頭你可能會發現其實是第101種。但這絕不意味著預案的準備是刻舟求劍,有這100種墊底兒,你對第101種突發情況的應對就會從容許多。因此,在勝利的消息伴隨著春光不斷到來的時候,我們要大聲疾呼:預案!預案!!預案!!!

  治病救人的預案,衛生部門在短時間內迭代了很多版本,在病人進入醫院和隔離地點之後的方案,可以說已經完備而周詳,本文重點針對社會防控和公共政策提出一些建議:

  1。 建立跨學科專家組成的決策委員會,研究整理一套針對不同城市規模、不同經濟和自然態勢的信號預警體系和指標體系。

  在武漢保衛戰開打之後,中國依賴政府強大的執行力,事實上形成了以政府行政官員為主導的決策體系,這種體系非常適合大暴發的戰時狀態,發一令而全城從。但是當未來的防疫目標變成了一個治病救人和經濟社會活力兼顧的復合多重指標的時候,這種方式就容易“過猶不及”。

  武漢的形勢和鹹寧的形勢,北京的目標和貴州的目標,鄉村的狀況和交通樞紐的狀況是完全不同的,在未來的防疫戰中的作戰目標也不盡相同,要想達到“以較小代價控製疫情”的目標,就必須真正從傳染病學、公共衛生、城市運營、經濟發展等多角度來審視我們可以採取的措施,形成針對不同類型、不同場合、不同區域的不同方案。尤其重要的是,要形成一整套信號體系,來指引城市和社會既要及時行動,又不至於一下子用力過於猛烈,並在採取每一級行動的時候引入多元專家意見,儘量科學決策。

  當前是疫情被強力壓製的一個難得的“緩衝期”,上述各種預案能否在某些地區分別試點實施,可以在真實的社會實踐中去發現問題,掌握病毒的傳播規律和各種措施的真實效果,從而來得及在未來可能的真正的大戰之前進一步將其完善。

  2。 製定跨行政區域的公共衛生執行預案,實現醫療資源根據實際情況的最優配置。

  在中國,城市群的形成和中心城市的發展已經使得醫療等資源的分佈不再與傳統的行政區劃重合,而城市圈的交通發展也為更靈活配置這些資源提供了新的可能。在設計新的抗擊疫情預案時,我們或可順應這一發展,不必完全依從行政區划來進行設計和指揮。

  比如在武漢城市圈,越來越多的醫療資源集中在武漢,周邊城市相對出現了醫療資源空心化,以至於援助醫療隊到達黃岡時,發現當地建成的傳染病醫院無法使用。但是,其實武漢周邊孝感、黃岡、鄂州、黃石等地,均處於武漢的“一小時城市圈”。針對這種情況,打破行政區劃,實現武漢城市圈在未來的抗擊疫情戰鬥中的“共治”,或許是打破醫療瓶頸的一個值得探討的方案。在全國,這種城市圈的情況應該還有很多。

  3。 跨專業的疫情抗擊中的角色定位和流程重構。

  如前文所述,流行病調查和快速診斷是抗擊傳染病的傳統武器,前一階段人工智能技術在這兩個領域的應用已經嶄露頭角,能否由此出發,徹底重構相關的疫情研判和防治流程?社區工作者、機關幹部下沉一線是中國的寶貴經驗,能否將此擴大?使得醫護人員和誌願者的轉崗、培訓,社區工作者的危機分工等工作能夠形成明確教程和方案,進行大規模的培訓和多場景演練,讓城市的疫情抗擊者們做到心中有數,必要時放下工作就是一位專業的抗擊疫情的戰士。能否使我們的城市和社會能夠在疫情來襲的時候,彈性募集絕對優勢資源和兵力,快速、最低成本地解決戰鬥?

  4。 跨層級的社會溝通體系和信息傳播體系。

  信息透明是人類社會團結抗擊災難最好的武器,所有的公共衛生防疫預案應該得到全社會的充分探討,必要的地方(比如使用公民個人數據)還需要用立法的形式加以確定和限製。同樣,對於疫情信息的發佈和政府與民眾的互動,也應該有明確的規章製度,這方面溝通越充分、信息越透明,公民的自覺意識會越強烈,社會共識反而會更加容易形成。

  5。 跨觀念的政績考評體系。

  毋庸諱言,中國的強有力的政府體繫在過去的兩個月是勝利的核心要素,也是打贏未來之戰的核心力量。也就意味著,不管多少科學家參與、進行了多少跨學科的討論,最終還是政府的核心管理者下決心、負總責。這是優勢也是保障。但是,在過去的情況下,我們也發現一元化的政績觀念和壓力,也會使得決策者往往用力過猛、過猶不及,或者重大決策時因擔心出一些紕漏而畏首畏尾,坐失良機。

  抗擊疫情是目標更多元的一場科技之戰,有很多結果不在我們預案的範圍之內,也有很多情況並非人力可以控製,因此,有必要在未來的預案中給城市的決策者們鬆一鬆綁,使得我們的觀念和執行中有一定的自主和容錯機製,讓我們的未來抗擊疫情的戰爭指揮更加靈活而科學。

  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將新冠肺炎疫情比擬為西班牙大流感。該流感先後出現3次才銷聲匿跡,其中第二次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第一次。我們從心底裡期望這樣的情形不會在新冠病毒的流行中重演,然而西方人說過:克服恐懼的唯一辦法是面對它!這正如孫子所云:不恃敵之不來,恃我之有待!

  (作者:北京海致網聚信息技術有限公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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