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世存:人類要對自然的反噬抱有“羞恥感”
2020年03月29日17:20

原標題:餘世存:人類要對自然的反噬抱有“羞恥感”

學者餘世存認為,當人真正感覺自己處在自然之中,而非自然之上或之外時,才會和自然產生有機的聯繫。

大年初五晚,被疫情困於家中的餘世存,寫了《君子居易以俟命》一文。

這位當代學者常年關注人的真實生活狀態、人與萬物感應共鳴等議題。在文章中,他寫道:“突發的事件不僅是世界的臨時法庭,也是生靈們表演的舞台……”

接受《新週刊》採訪時,餘世存分享了自己對社會與人性的觀察、思考,並提供了讓人們之後參考、反思、沉澱的主要方向。

“當代人為社會、技術事物所裹挾,對生物世界、天時地利等失去了感覺,幾乎無知於道法自然的本質……”

毫無疑問,動物與人共生的問題,是此次疫情背後值得追溯和反思的重要問題之一。

“無論是吃野生動物的人還是研究動物的科學家,這次疫情已足夠提醒,我們的發展和慾望早已驚動了動物,驚動了自然界的平衡。”

在餘世存看來,地球對人類已經沒有秘密可言。“從個人生活到科學研究領域,人類已經將馴化自然當作一種虛榮,且缺乏能讓人警惕的監督矯正機製。”

人的足跡踏遍曾經遙不可及的喜馬拉雅山、南極、北極;各類野生物種出現在餐桌上、實驗室里;生活在海拔三四千米的藏獒被販賣至家中圈養,自然倫理被一再違背。

餘世存認為,在人與自然相處過程中,對邊界的敬畏之心不可遺漏。

對於許多看似不理解的事物,人們總是抱著攻克和征服的態度,這種觀念並不正確。正如物理學家研究宇宙暗物質,一旦發現其存在,就應立即停止,並上升到哲學層面考慮,即“面對更多的未知時,人應該如何與世界相處”。

思想家錢穆的一名學生在美國加入過一個生物研究所,主攻一個植物與動物基因嫁接項目。他告訴餘世存,項目的首席科學家後來主動解散了實驗小組,原因是在做實驗過程中,科學家接連夢到一個聲音:“你想做什麼?你是不是想做上帝?”

“但這樣的意識在我們社會中傳播得仍不夠多。人們常說要‘認識你自己,凡事勿過度’,但這兩方面我們做得都不夠。”

在餘世存書寫二十四節氣的作品《時間之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如果誠實地面對自己,我們應該承認,自己跟天地自然隔絕了,當代人為社會、技術事物所裹挾,對生物世界、天時地利等失去了感覺,幾乎無知於道法自然的本質……”

人類與土地是擁有血肉黏性的,人與天地間需互相印證。比如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是農耕文化,祖先們往往採用與時消息的方式,跟隨天地的節奏來生活。比如春、夏、秋、冬,人人都知道它們分別意味著生、長、收、藏。

春天要學習“生”,到戶外去,不斷吸收世界的營養;夏天要學習“長”,注意邊界、秩序,要有責任感;秋天學習“收”,不是吃相難看地收割,獨食不能食,農民收莊稼,不會撿拾掉在地上的糧食,會留給困難的人或者飛禽走獸;到了冬天,要學會“藏”,低調、喘息、返璞歸真。

再細化到節氣中,“雨水”提醒人們要做好一年的規劃;“驚蟄”是要告訴人們,別再裝睡了,要投入生活,去聽聽世界的聲音,繼續昏睡者就是不道者。

餘世存說,這些都是自然和季節給人帶來的啟示與能量,當人真正感覺自己處在自然之中,而非自然之上或之外時,才會和自然產生有機的聯繫。每當路過一隻小狗或小貓、一隻麻雀、一朵鮮花時,都能引起精神世界的改觀和愉悅。

“但遺憾的是,人類現在就像上了發條的機器,不停地運動、擴張,已不再用身體為尺度去探索生命的意義,也很少從自然的維度來照顧自己的身體。”

“我們明明看起來已經對一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了,卻為什麼在自身上顯得無知呢?”

1851年,美國白人與當地部落紅人發生殖民戰爭,舊石器時代道德秩序的最後發言人——西雅圖酋長教訓美國政府說:

你們的目的對我們而言是一個謎,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呢?當森林中所有秘密的角落都被人類侵入,所有果實纍纍的山丘都插滿了電線杆時,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灌木叢該長到哪兒呢?老鷹會去哪兒呢?……那將不再是生存而只是求生存。

餘世存提到,在現代化早期時,西方一些哲學家做過反思,比如馬克思、海德格爾、薩特等人提出我們不能走向一種簡單的生存狀態的觀點。簡單的生存是人性的一種自負狀態,大家都在刷存在感,卻和生活的關聯度不是很大,因為人們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生活。

具體到這次疫情,當所有人都宅在家裡,大家才意識到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搞不清楚,簡單的家務、做飯、穿衣都成了痛點。平時,人們慣於將管理自己這件事交給專家、醫生、商人、老師、政府,從個人到家庭都難以實現自治。

“我們明明看起來已經對一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了,卻為什麼在自身上顯得無知呢?這其中有一個非常大的張力,這個張力在古代農耕社會是很少見的。”

近年來,老年人群體中出現了自殺、殺人等匪夷所思的現象,這在傳統社會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傳統社會自治程度很高,村有村落化自治,家族有宗族自治,在一個小共同體內,每個人都能貢獻一點知識、信心,可以渡過很多危機。

“歷史仍在展開。”《君子居易以俟命》一文末,餘世存寫道:“在知識大規模下移的過程中,我國人從未有今天這樣龐大的知識群體,無論是高知群還是小平頭知識人,要在這些知識之間相處,推動自我和他人的生命完善……我們見證、參與大時間……”

從大的時間維度看,餘世存說自己對此並不憂心:“若是我們確實需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代價,才能認識到文化的多樣性和生命的豐富性,那也沒有辦法。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對自然的感覺、對世界的認知,才會接近正常。”

《新週刊》:疫情發展至今,你最關注的議題是什麼?

餘世存:我在《君子居易以俟命》一文中提到,這次疫情讓十幾億中國人當了“坐家”——坐在家中。但在有限的發聲方面,大家的聲音過於單一,思維層面和豐富性都不夠。

《新週刊》:在現有情況下,個體該怎樣記錄這次疫情?

餘世存:真實地記錄你的所見所聞就很好。清代思想家龔自珍有一個治學原則叫“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換句話說,你記錄或研究一個時代的治理情況、社會的運作機製,才是做學問的標準。

無論是知識精英還是普通人,把自己的人生經曆真實、誠實地寫下,就是一個大學問。

《新週刊》:你經曆過2003年的“非典”,在你看來,這次疫情和17年前“非典”時相比,大眾心理和思想有改變嗎?

餘世存:我的看法既有正面也有負面。

大眾的心理狀態總體還是不錯的,老百姓非常善良,相信和寄望於政府,同時也能自發、及時地展開自救和社會救援。我看到很多年輕人在一線當誌願者,這是值得欽佩的。

同時,我們現在接納死亡和對抗死亡的心理能力也更強了。這主要源於近些年的傳統文化熱,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等生命觀得到複蘇;此外,改革開放以來,敬畏生命的現代文明觀點得到了傳播,這對年輕人的影響都比較正面。

當然,這麼大一個事情,可以說很多人一生都是頭一次經曆,所以很多時候需要“安魂”。

《新週刊》:你在文章中寫過,“此疫之後我們會有一個長時間的隱痛”,怎麼理解這種隱痛?

餘世存:我覺得是作為一個現代人的一種羞恥吧。最重要的,還是要做一個對自己內心誠實的人,做一個有識的人。這裏的“識”不是指知識,而是指良知、良能。

《新週刊》 :人類歷史20萬年,是否正是因為要在自然中立足,害怕面對大自然的無力感,同時也被自然懲罰得多了,人類才崛起了征服欲?這是一個相互的關係?

餘世存:也不是,因為目前的人類文明只是西方文明在值班,這一文明的一大特點就是有向外不斷擴張、殖民的一面,當然,它也用機器的發展讓人類文明度過了物資短缺的時代。等過一段時間,給人類文明值班的不是以西方文明為主體的文明了,可能就會好一些。

《新週刊》:下一個來值班的文明會是怎樣的文明,這樣的文明現在存在嗎?

餘世存:也說不好,按照文明的特點來講,應該是阿拉伯文明,它本身也對西方社會構成了挑戰。這一個文明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它自身還未完成現代化,所以是很大的麻煩。

我們只能期待它早些完成世俗化或現代化,實現政教分離,擁有現代文明的憲法精神,這樣它內在合理、正向的一面才可能對人類文明作出更好的引導。比如提倡簡樸、節儉、節製,如果完成不了,那地球可能真的會面臨坍塌的命運,大家都得謀劃著去星際旅行或做星際移民了。

《新週刊》:近幾百年間,整個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關係發生過什麼重大變化?

餘世存:我覺得人類的觸角已經無孔不入,對自然也確實探索得差不多了,所以很多人也會厭倦為何還要在地球上待著。像SpaceX(太空探索技術公司)CEO埃隆·馬斯克他們都在往地球外探索了,而人自身內在的很多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新週刊》 :當重大變化已經發生,可換崗的文明還未成熟時,短期內人與自然間的陣痛會否無法彌合?

餘世存:也不是。中華文明也好,印度文明也罷,都有很多經驗,只是缺乏專門的人去整理這些材料並將其推廣。

從進步的尺度講,地球文明也在升維,人類文化不斷向上突破,並不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才是精神和思辨最牛的時候。也許我們現在最聰明的人都比不上亞里士多德、孔子,但我們也有自己的好東西,比如農民與土地之間的情感,比如我們要去思考什麼是社會正義。

老子說“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一個成年人服務社會、征服社會、搾取社會資源是有期限的,過了這個期限你必須退場,這才是正義。這一原則在今後的社會中應當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新週刊》:去年下半年至今,澳州山火、印度蝗災、新冠病毒等災難頻發,你覺得我們該如何反思人、自然、城市間的關係?

餘世存:我們反思沒有用,還是需要比如官、產、學層面的社會精英來反思,只有他們在生活、生產方式方面作出一定改進才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講,一旦10%的人有思想共識了,很快就會擴展到20%—30%,從而引導全民啟蒙,我們現在還處於一種矇昧的狀態。

近幾年,西方科學家總在說大自然、地球已經開啟了自保模式。地球的自保期其實就是人類的災難期,就是要人類住手的意思,現在沒有住手,就說明災難還遠遠不夠大。

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等到災難足夠大才幡然悔悟、懸崖勒馬?為什麼這些精英人士就不能早一點做出讓步?他們其實已經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卻放任不管。人類已經到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但個體和整體的文化生活方式都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新週刊》 :現在農村都在往城鎮化方向發展,城市擴張擠壓了自然的領土。我們當下應該如何衡量和直視“邊界”的問題?

餘世存:其實大家已經逐漸有了回歸田園的想法,每個人身上的泥土感、農民的身份也在複蘇,雖然現在的農家樂形式、去鄉下花錢體驗所謂純天然項目仍流於偽自然、偽田園的表面。

我寫《家世》一書時講過,每個人或每個家族都有士農工商的衝動。當我們成為知識人、商人,就想回歸田園,剛開始可能是假裝的愛好,只是田園生活的葉公好龍者。但等這個階段過去,我們喜歡從泥土裡長出的花,吃著自己種出的菜有幸福感時,才是由衷地愛上了自然,身上的農民精神、農民意識也隨之複蘇了。

《新週刊》:被祖先馴化的動植物我們可以無慮食用,未被馴化過的我們要敬而遠之,需要那麼涇渭分明嗎?

餘世存:我甚至認為對已經馴化的都未必要肆無忌憚地食用。人對自然產生邊界的敬畏感越早越好。

這次疫情中,我們也看到一些人對寵物貓狗有遺棄或殘殺現象。平時把它們當寵物,一旦出事了就將它們當負擔處理,這太糟糕了。

《新週刊》:國內經濟受此次疫情影響嚴重,有人提出疫情後需要大興土木,大範圍進行基建才可以促進恢復與發展,你怎麼看?

餘世存:它又會變成一個急功近利的過程,社會的發展也是這麼報復性的話,對個人的影響是很負面的,等於大家都以為發展的蛋糕在外面,都要跑去搶,我們反而又會失掉很多本真的純粹。

人類文明好像不知道退一步的好處,我和很多年輕朋友講過,你們前進路上有時可以退一步,才知道前進的價值和意義。社會病了,人生病了,首先需要回顧此前都幹了什麼。至少,疫情過後的這一兩年或最近幾年內,我們可以把目標放緩一些,走得更踏實。只有經曆回憶和反思,我們才知道真正有效、有意義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採訪 | 蔣苡芯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559期

原標題:《餘世存:人類要對自然的反噬抱有“羞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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