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媒體刊文回望1918大流感:發生了什麼,留下了什麼
2020年03月28日11:18

原標題:西班牙媒體刊文回望1918大流感:發生了什麼,留下了什麼

3月22日,西班牙主流媒體《先鋒報》(La Vanguardia)刊載評論文章《1918大流感給我們傳遞的訊息》(Coronavirus: mensajes de la gripe de 1918,菲利克斯·巴迪亞(FÈLIX BADIA),原文見https://www.lavanguardia.com/historiayvida/historia-contemporanea/20200322/474248839193/gripe-1918-coronavirus-pandemia.html)。文章回顧了1918年大流感前後發生的一些細節,介紹了在當時複雜曆史環境下人們應對疫情時所犯下的種種錯誤,分析了疫情對社會心理造成的巨大沖擊,對社會面貌造成的巨大而不可逆的改變,以及給大國地緣戰略留下的深刻烙印。本文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全球輿情與受眾研究基地溫大琳編譯,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1918年5月底,媒體開始報導一種類似於時稱流行性感冒(GRIPE)的疫病在馬德里的蔓延。大家對此都不以為然,而《先鋒報》和當時的其他媒體一樣也對此輕描淡寫:“所有觀察病例都向良性發展。這種流感就像早些時候媒體所提到的那樣,不過是一種輕微的流行病。”然而,接下來的12個月裡,這種被誤稱為“西班牙流感”的流行病最終奪去了25萬西班牙人的性命,而在全世界約有2000萬到5000萬人因此喪命。1918大流感,是截止當時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流行疫病之一。

這些數字“警示我們流行病會造成何種嚴重的後果,具有何等的破壞力”,巴塞羅那醫院流行病學負責人安東尼·特里亞(Antoni Trilla)在2008年發表在《臨床傳染病》(CID: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如是寫道。說到破壞力,不僅是因為疫病打亂了人們的正常生活,更是因為在疫病過後,政治、社會、經濟甚至戰爭等諸方面都發生改變、不複以往了。上世紀那場疫情中發生的某些現象,在如今的新冠疫情中又逐一重現。那麼,時隔百年之後,1918大流感究竟給我們傳遞了怎樣的信息?

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間,為隔離受感染者改造的倉庫。東方IC 資料

一、複雜局勢下犯下的錯誤

1918年人們作出的某些決策可能令今人瞠目結舌,而引起的爭論卻似曾相識。當局和民眾在疫情發生時並沒有很快予以重視。心理治療師路易斯·穆伊尼奧認為,這不應當視為過失,而是遵循了人類的心理機製。他說:“我們是突然進入、而不是逐步進入警戒狀態的。逐步進入警戒狀態是指先將威脅性最小化,直到發生某事件引起我們警覺為止。這是一種適應性機製。”

這一心理機製——似乎在最近幾週重現了——解釋了為什麼會有與今天類似的爭論,而最終結果也像現在一樣,爭論被事件淹沒了。比如,當年十月初《先鋒報》就報導分析了作出暫停教育機構活動的理由,以及在此之前為何未採取該措施的原因:“當衛生委員會決定巴塞羅那的大學和一些特殊學校不停課(……),其實當時人們的健康狀況與今天大不相同,當時掌握的數據並不支持採取如此極端的措施。不過,自那以後,情況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日常生活陷入癱瘓,學術活動被取消。弔詭的是,那些戲劇演出場所和電影院卻未被叫停。彌撒也照做不誤。那幾個月發生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巴里亞多利德(Valladolid)地方當局就拒絕官宣疫情,認為當地正值節日期間,宣佈疫情勢必對商業產生負面影響;薩莫拉(Zamora)是當時的疫情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之一,當地的一位主教卻引用中世紀的觀點說,疫病是對教眾犯下罪孽的懲罰。因而,他主持了一次盛大的彌撒,乞求神祇發威干預。結果毫無疑問,這加快了時疫的傳播。

到了1918年秋,發生了第二波疫情傳播,這次來勢更加兇猛致命。特里亞指出:“公共衛生當局發現鐵路交通系統在疫情傳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對火車運輸採取了控製措施。然而,人們並沒有考慮到軍營是傳染病的源頭之一,也未意識到讓感染病毒的軍人回家隔離、恢復健康的做法會產生災難性後果。

卡斯蒂利亞-拉曼恰大學的科學史教授瑪利亞·伊莎貝爾·波拉斯(María Isabel Porras)接受本報採訪時指出:“很難說是犯了什麼錯誤。當時那種局面非常複雜,很多時候醫療機構犯錯不是因為疏忽,而是不瞭解所面對的情況。那些捲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家的情況更為複雜,交戰雙方都實行了軍隊審查製度,普通民眾可能無法充分瞭解真實的情況。”

二、社會心理遭受巨大沖擊

正常生活被打破,疾病本身還有成千上萬人的死亡都會給人們造成巨大的衝擊,這一點在一些證詞和當時的報紙上能夠得到佐證。這種衝擊喚起了人們普遍的脆弱感,並且不斷加劇,因為1918大流感不是在兒童和老人,而是在年輕人當中蔓延肆虐。短時間內大批人染病去世,特別是在一些醫療服務匱乏的小鄉鎮。等到疫情過去,波拉斯說,“在西班牙的一些鄉鎮甚至達成了沉默協議。”

波拉斯特別指出,有一點大家可能耳熟能詳:“20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期,亦即發生大流感的前幾年,很多科學家自信地認為傳染病已經成為過去式,但很快他們被事實打臉。幾十年之後,當天花被消滅時,人們同樣產生了這樣的幻想,但愛滋病的出現再一次打碎了人們的迷夢。”一個已經打下工業化社會基礎的世界,一個認為科學技術無所不能的世界,被一個未知的微小病毒扇了一記耳光,曾經秉持的信念也遭到了質疑。

《蒼白的騎士》的作者勞拉·斯皮尼(Laura Spinney)也是名記者。她認為,情感上的影響是巨大的:“大流感結束後,抑鬱和疲勞感似乎席捲全球。今天,我們可以稱其為病毒後疲勞症或病毒後綜合症。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還不多,但似乎對生產力和經濟的複蘇產生了明顯的拖累。” 她說,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人們對戰爭產生的心理影響談論甚多,而對同時發生的悲劇——大流感卻言及頗少,而事實上,流感在更短的時間內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三、社會面貌發生深刻變化

大流感帶來的後果揭示了社會不平等問題(也是當今的難題)。在受到流行病侵襲的人群中,處於社會較低階層的人數更多:他們食物不足,生活條件差。波拉斯表示:“由於發生了流感疫情,所有國家都發生了社會危機。以西班牙為例,大批人無家可歸,使得一些部門意識到建立某種保障製度的必要性。”由於缺乏公共衛生系統,大多數位處內陸偏遠地帶的農村地區在面對疫病時顯得有心無力。而在大城市里的工人聚居地區,情況也難言樂觀。當時的報紙對富人們及時慷慨解囊,試圖緩解這種情況的義舉多有報導。

自1918年危機以來,西班牙出現了衛生系統改革的呼聲,要求衛生系統現代化,擴大覆蓋範圍。儘管當時關於建立社會保險的想法並未取得進展,但辯論已經展開,在各歐洲大國亦是如此。數年之後,特別是二戰以後,福利國家得以建立。歐洲國家意識到建立福利國家的必要性,與此同時,也同樣意識到了各國在公共衛生領域協同合作、應對全球性衛生威脅的必要性。因此,上世紀二十年代創建國際聯盟之時,便專設了應對流感的衛生部門。該機構可被視為當今世界衛生組織的前身。

一戰時,雖然西班牙始終保持中立,但其社會仍難免受其亂。作為正處於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國內工人們群情洶湧,受教育的人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發生了流感疫情危機,而國家應對不力,其製度遂遭到質疑。曆史學家Victoria·布萊希克(Victoria Blacik)評論稱:“流感疫情對複辟的波旁王朝形成了挑戰,皆因它曝光了政府運轉失靈的事實。”

布萊希克認為,政府部門的低效使得一大批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民眾——他們是民意的重要組成部分——傾向於改變現狀。在這種背景下,米格爾·布里莫·德·里維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於1923年開始其獨裁統治,並將“衛生保障”作為其政治理論的關鍵詞並非偶然。實際上,獨裁者在公共健康與衛生領域里確實推動了一些重要改革,但“該政權的衛生改革計劃中也包含了破壞議會製、打壓加泰羅尼亞語的地位和強製推行宗教和民族主義道德觀等等內容。”

四、地緣戰略留下時代烙印

很難將1918大流感和一戰結束前後發生的系列事件剝離開來看待。首先,大部分專家認為最初流感發生在協約國的軍營之中。不過,拋開其發源地不說,曆史學家們仍為大流感究竟在戰爭結束方面起到了何種作用而爭論不休。勞拉·斯皮尼指出:“儘管是少數派,一些專家認為,在協約國的圍困之下,同盟國的民眾身體更為虛弱,營養狀況更遭,因而他們——包括軍隊在內——受到流感疫情的影響就更為嚴重,這有可能加速了戰爭的結束。”

有一點是清楚的,流感疫情造成的影響在戰後初期表現得最為明顯。1919年上半年舉行的巴黎和會上,協約國就同盟國應承擔的戰爭賠償問題進行了談判,並最終簽署了《凡爾賽條約》。在此期間發生了第三波流感傳播,數名談判代表不幸中招。斯皮尼指出,受疫病影響最嚴重的是那些支持軟化對德立場的和會代表,這使得對德強硬派在談判桌上聲音更大了。

不幸染病的代表中就有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他是巴黎和會中的關鍵人物,堅持認為過度懲罰德國將適得其反。根據斯皮尼的說法,一些神經科專家將流感與遭受中風的可能性聯繫起來。根據現存的證詞,斯皮尼認為威爾遜的健康可能遭到流感和中風的雙重打擊,從而使他在談判桌上雄風大減。

不久後,威爾遜確實發生了一次嚴重中風。彼時,正值他全力推進美國加入國聯,需要在國會爭取支持。最終威爾遜並未如願以償。巴黎和會上要求嚴厲製裁德國的立場占了上風,緊接著德國經濟崩潰,此後數年德國民眾飽受屈辱。至於後來發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就婦孺皆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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