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領降薪裁員,藍領包機復工
2020年03月27日14:07

原標題:白領降薪裁員,藍領包機復工

本文授權轉載自公眾號:億歐網(ID:i-yiou);作者:小北 編輯:楊旭然

2020年2月16日,載有近300名貴州籍復工工人的定製專列到達杭州東站;

同一天,浙江省嘉善縣政府包機從四川廣元接工人返崗;

湖州市甚至設立不少於1億元的企業復工補助和獎金。

政府貼錢貼飛機,企業也急不可待。

富士康推出了最高7110的入職獎金,還特意聘請鍾南山院士擔任防疫復工總顧問;

聯想開出比以往高26%的時薪吸引工人入職;

OPPO向員工聚集的七個地市派出免費專車接員工回廠,立訊精密則開通了兩條免費的專列高鐵。

疫情中,當裁員、降薪成為職場白領必須面對的殘酷時,以江浙為代表的中國製造業,卻上演著一場包高鐵、包飛機接工人返崗,加薪、入職給獎勵的“搶藍大戰”。

即使在疫情發生之前,“搶人、高薪”早已成為製造業的常態。

2015年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河南在引進富士康後,曾因招工壓力召集全國人力資源企業集中談判;吳江、崑山、上海等地的大型製造企業,常年以每人3000-8000元的價格在市場上搶人;蘇州某大型外資企業,普工招聘一年的成本突破1億元。

媒體上,快遞小哥、外賣騎手月入過萬已不算新聞。據BOSS直聘與店長直聘聯合發佈的《2020春節後藍領復工進度觀察》數據,2020年春節後藍領平均招聘薪資達7108元。

而幾年前,藍領工人還是城市白領光鮮的對立面,所掛鉤的詞彙是弱勢群體、低薪與不體面。

是什麼導致了這種轉變?時代的洪流中,中國的藍領群體經曆了怎樣的沉浮?當下中國正在進行的智能製造和機器代人,又會將他們帶往何處?

誰的命運,不是時代的腳註。

送快遞的比收快遞的薪資高

藍領薪資上漲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藍領群體平均薪資提高。據BOSS直聘與店長直聘聯合發佈的《2020春節後藍領復工進度觀察》數據,2020年春節後藍領平均招聘薪資達7108元。

藍領調研諮詢平台藍領經創始人徐誌鋒曾在鄭州富士康工廠進行過調研,他表示,訂單忙季,40萬富士康工人平均薪資達到五六千。

廠區也迎來一年中最熱鬧的時候。“生活商圈跟城市相差無幾,商場、海底撈、優衣庫、無印良品等應有盡有,去海底撈吃飯,排隊要花三小時。”

忙季的鄭州富士康廠區(圖片由徐誌鋒提供)

忙季鄭州富士康廠區海底撈排號:前邊還有133桌(圖片由徐誌鋒提供)

二是藍領群體薪資上漲增速高。據58集團發佈的《2016-2017年度藍領招聘市場白皮書》,2016年藍領群體薪資較2015年增長12%,同一時間白領薪資僅上漲7%。

三是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新型服務業藍領薪資高於製造業和傳統服務業藍領,甚至超越普通白領。

徐誌鋒2019年雙十一期間為了調研,曾在上海做快遞員。他告訴億歐,能夠分管一片好區域的快遞員,一個月均能拿到一萬。在各大貼吧,也時常有快遞員、外賣員,貼出自己的薪資。

(百度貼吧中一名快遞員的薪資)

馬克思認為,工資的形成與決定受到供需與競爭的共同影響。藍領薪資上漲,也離不開這兩條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

供給端,自2005年開始,就有學者開始爭論中國是否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也有學者認為2009年、2020年是時間節點。拐點的具體時間尚無定論,但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卻是不爭的事實。

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發佈的《人口總量平穩增長人口素質顯著提升》,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在2012年達到峰值9.22億人後,增量由正轉負進入總量減少階段,到2018年已經連續六年減少。

另一方面,高校的擴招也極大地減少了勞動力供給。1999年的高校大擴招,中國普通高校招生人數比上一年陡增51.32萬人。1999年之前,高校擴招年均增長僅有8.5%左右,而1999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47.4%。直到2011年,中國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數增長率才開始趨於平緩。

為藍領群體提供公寓的安歆公寓CEO徐早霞認為,這使得很多按以前標準沒辦法上大學的人畢業後進到辦公室,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他們會被認為是白領,但其實他們從事的工作跟藍領一個性質。”

另外一個原因來自文化層面,中國缺乏一個崇尚技能、尊重技能的社會氛圍。恢復高考後,很多人通過上大學實現了階層躍遷,這使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文化氛圍更加濃鬱。

方有考上大學才算成功的觀點深入人心,而進入工廠成為工人則會成為社會地位低下的弱勢群體,這種觀念延續至今。

另外,新一代藍領工人成長於物質豐富、氛圍自由的時代,他們更加崇尚自由度更高、更體面的工作,而不願意進入工廠從事枯燥無味、簡單重複的流水線工作。

而新型服務業藍領薪資高則更多與需求和競爭有關。

從需求來看,幾十年來經過經濟和科技的高速發展,中國社會已經從商品短缺階段,過渡到如今的商品過剩階段,商品豐富且同質化嚴重,消費者對個性化的服務、體驗有更大的需求。

藍領招聘平台兼職貓CEO王銳旭從競爭規律的角度解釋了新型服務業藍領薪資高的原因。他認為,資本對網約車、外賣等賽道的關注、行業內玩家的激烈競爭,帶動了這一局部群體薪酬體系的升高。

因此他認為這種高漲不會持續,“從本質上來說,這些崗位並不具有不可替代性,薪酬由行業利潤和人崗比例決定,而行業利潤是由市場來決定的,等賽道成熟、競爭性變小,市場達到平衡狀態,薪資就會下降。”

關注藍領賽道的君灝資本投資總監程誌沅則認為,新型服務業藍領薪資高與新的薪酬模式也有關,“相比傳統製造業,新型服務業天然更利於個體發揮主觀能動性提升自己的收入,互聯網更加放大了這種效果,擴大了薪資的上限和下限,使他們可以自己通過延長工作時間或提高單位時間內的工作效率來獲得高薪。”

從低薪、社會地位低下的社會底層,到享受包機包高鐵,加薪給獎金,中國的藍領階層起起落落。但他們的沉浮不止如此。

在時代的大海中,他們如同一葉扁舟,隨波漂浮。

時代的一葉扁舟

藍領起源於上世紀50年代工業化進程中的美國,羅伯特•耐克在其《國家的作用》一書中,將參與不同勞動的人劃分為三類:

從事工廠產品生產的技術工人,從事種類繁多的服務業的勞動者,從事解決生產技術問題的勞動者。第三種勞動者工作時身穿西服、白襯衫,因此人們用白領一詞代之。第一種勞動者身穿藍色工作製服,被稱為“藍領”。

中國的藍領群體,隨著時代的波浪經曆了起起伏伏。

新中國的第一批藍領是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工人階級。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完成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經濟由全民所有製經濟和集體所有製經濟組成,社會階層也隨之發生巨變。

根據社會學家李毅的中國社會分層模型,1959-1979年間,中國的社會階層呈現出一個三個階級的結構:幹部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其中農民2.08億,工人4228萬,幹部1047萬。

這時候的工人階級涵蓋中國社會中具有城鎮戶口,通過勞動獲得工資收入的“職工”,主要包括國有、集體企業職工,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的職工。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他們終身就業,福利待遇極好,懷揣令人羨慕的鐵飯碗,享受各種類型的企業保障,是社會的上層階級。

(圖片來源於網絡)

改革開放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的產業結構不斷更新升級,第三產業逐漸從第一、第二產業中脫離出來。同時社會資源分配重組,中國的社會階層再一次發生深刻變遷。

在這一次階層分化中,藍領階層的概念逐漸從工人階級中脫離出來,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群體,並有了更廣泛的構成。

第三產業的服務人員,如餐廳服務員、月嫂、家政等成為藍領階層的一部分;同時大量農民進城務工,轉化為藍領階層的重要一極,甚至很長時間藍領都被“農民工”的概念代之。

藍領的社會地位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他們不再是社會地位崇高、就業穩定的上層階級,反而成為就業不穩定、工作環境惡劣、薪資低、生存艱難,被視為弱勢群體的社會下層。

(圖片來源於網絡)

2010年以後,隨著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新經濟模式的創新,藍領群體又出現了新的變化。

在群體結構上,O2O等新經濟模式創造了一批從事新型服務業的“新藍領”——指的是工作、生活在二線或以上城市的、為城市日常運轉貢獻力量的基層工作者,典型的如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按摩師、家政、美甲師、房產經紀人等。

新藍領職業的出現,引發了藍領群體的結構性流動。近年來,藍領群體從製造業流向服務業的趨勢明顯。

據美團點評研究院發佈的《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2015年美團外賣騎手人數僅為1.5萬人,到2018年第四季度,日均活躍騎手人數已接近60萬人。而這其中,三分之一的騎手之前的職業都是產業工人。

如今的新藍領已經成為城市運行必不可少的毛細血管,成為城市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時代的轉輪繼續向前,近年來,新一輪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和技術浪潮再次為中國藍領階層的生存與發展帶來挑戰和機遇。

智能製造2025近在眼前,機器人送餐、送快遞不只是Demo,“機器代人會造成工人失業”的言論甚囂塵上。

他們真的會被機器替代嗎?這葉扁舟將駛向何方?

機器人保住藍領飯碗

自《中國製造2025》發佈,我國的機器人市場開始蓬勃發展。

2017年我國總共銷售了13.8萬台工業機器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6月,我國機器人相關企業數量達到7544家。製造業大省浙江,每年都投入超過3000億元在機器人的採購上。

但機器代人並不會造成藍領失業,反而是保住和增加藍領飯碗的鑰匙。

藍領又分為普藍、深藍、銳藍。

普藍是指不具備技能,靠純體力勞動獲取收入,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力較低的藍領人群;深藍具備一定的技術能力,是藍領階層的中堅力量;銳藍是藍領階層中勞動技能最豐富的群體,收入上遠超普通白領,有向白領轉換的可能。

在中國,技能豐富的銳藍僅占4%,具備一定技術能力的深藍佔比20%,而普藍佔比高達76%。

在機器代人這一進程中,代替的正是沒有技能,從事低端、重復工作的普藍。而需要一技之長的深藍和銳藍,將因製造業的智能化轉型而需求激增,藍領整體將向技能型轉變。

由於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近年來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遷的趨勢明顯。以越南、印度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正在努力承接中國外溢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

這種產業轉移,也將造成藍領工人的失業,美國如今正是因為失業問題,開始倡導製造業回流。而科技的發展,正是阻止中國產業外溢,重蹈美國覆轍的鑰匙。

當機器人大規模應用的成本,在製造業大規模外遷之前達到低於人力成本的水平,產業外遷成功的可能就越小,反過來保住了製造業工人的飯碗。

事實上,目前中國的智能製造正在與時間賽跑,如果能趕在產業轉移前完成科技替代,那麼中國的藍領群體將再一次經曆結構性調整,每天重複機械性工作的普藍佔比將減少,被代替的工人轉向為更高素質的從業者,成為產品、工藝、IE、設備技術人員等。

另一方面,中國的技術進步也搶奪了很多國外中高端製造產業,創造了大量新的高端就業機會。

近幾年,中國新建了大量集成電路工廠、新能源汽車工廠電池工廠、顯示面板工廠,這些新的高端產業的特點是利潤更高。

手機組裝等低端產業中,目前工人的薪資普遍低,是因為行業利潤稀薄。利潤決定收入,這些高端產業位於行業上遊,特點正是利潤高,行業薪資也普遍優於原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當中國製造業完成智能製造的轉型升級,中國藍領也將再次完成群體的躍遷——

他們將從以往重複機械的單一勞動中解脫出來,轉型成為擁有一技之長的新新藍領,從機器的“奴隸”,到操控機器為人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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