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難見真情,“與子同袍”是人類可貴的情感
2020年03月27日07:47

原標題:疫難見真情,“與子同袍”是人類可貴的情感

  兩三千年前的詩歌,至今仍能引起人們強烈共鳴,在於其質純樸實的語言,激越昂揚的情感,洋溢著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

  2020年春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這首古老的詩句,成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最溫暖人心、最鼓舞鬥志的力量之一。一批來自日本的捐贈物資,寫著這樣的詩句鼓舞中國人民,伊朗外長也在推特上用這句詩聲援中國。更不必說各地救援物資、八方馳援人員奔赴湖北時,常以這樣的詩句相互激勵。

  這句今天讀來依然美好的詩句出自《詩經·秦風·無衣》,是我國最古老的民間歌謠之一。全詩是:“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今天看來,在三百多篇《詩經》中,這一首的字面意義相對容易理解,大概是說:誰說沒有衣裳穿?有我與你共戰袍。天子發兵去打仗,整理戈矛,拿起兵器,我們一同上戰場。然後重要的事情說三遍,重章疊句,酣暢淋漓。

  讀者不禁心生疑惑,這是要去打仗啊,是出征前的戰歌啊,卻為何要說“無衣”?為何要“與子同袍”,還要同穿內衣(澤)?

  按照《毛詩序》的解釋,《無衣》是一首諷諫用兵的詩:“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為《詩經》做註解的大儒毛亨、鄭玄、孔穎達們,對這一“刺用兵”的說法做了進一步的疏箋註解,使其成為正統和權威。

  《毛詩註疏》中是這麼解釋的:古時候朋友之間關係密切,就相互說,“我豈曰子無衣呼?我冀欲與子同袍”。以示雙方同甘共苦、患難與共的情意。君王與百姓的關係也是這樣,君王若能“與民同欲”,同心同德,百姓自然願為明君上戰場,“樂致其死”。而君王平時不與百姓“同欲”,臨戰時才話“與子同袍”,這不是“同欲”而是“同怨”,所以百姓就要詰責。

  有大儒蓋棺,這種諷刺、諷諫之說長期佔據主流。直到宋代,又出了一位大儒,看到了“刺”說的牽強,於是做出新解。這就是朱熹,他在《詩集傳》中,用曆史的觀念,分析了《無衣》產生的背景:“秦俗強悍,樂於戰鬥,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於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

  照朱熹看來,“秦人之俗,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詩中所寫,不是百姓的諷刺與詰問,恰是將士“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的豪情,是對秦人“強毅果敢”的褒揚。後人稱其為“美”說,並大有追捧者。清代吳闓生認為,朱熹之說勝於舊說,詩中所透露的豪氣,“英壯邁往,非唐人《出塞》諸詩所能及”。

  《詩經·國風》收錄的是各地民間歌謠。兩三千年前,每一個地方、每一“國”都有自己的民風民俗,所謂“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詩經》十五國風,反映出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比如孔子說“鄭聲淫”,就是“鄭風”的特色。“秦風”十首,地域色彩也很顯著。

  秦國的地盤,最早在今天甘肅南部至陝西中部一帶,從地緣上看,處在商周王朝與西戎之間。《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的祖先是顓頊帝的後代。大禹治水,伯益輔佐有功,受到舜帝的獎賞,又為舜帝馴養鳥獸,很有成效,於是有了封土,賜姓嬴氏。伯益的後人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分封土地,讓他成為附庸國,延續了嬴氏的祀統,號稱秦嬴。

  周厲王無道,西戎反王室。周宣王即位,命非子的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結果被西戎殺了。周宣王又召秦仲的五個兒子,再伐西戎,一舉擊破。於是將封地複予秦仲後人,封為西垂大夫。至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被西戎中的犬戎所殺,周平王被迫東遷洛陽,秦襄公率兵護送,平王封襄公為諸侯,並將被西戎侵奪的岐、豐之地,封於秦,讓他們去收複。

  從這一段久遠的曆史,可見秦是在與彪悍的西戎作持久的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秦人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慷慨矯健,反映在當地的民歌中,自有一種蒼涼豪邁的基調在其中。所以《漢書》中說:“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焉。”

  漢唐儒家疏注《無衣》,以為刺的是秦康公好戰。鄭玄箋曰,“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秦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而其在位十一年,與晉、楚之間戰事不斷,戰則藉口王命興師。所以,百姓詰責譏刺秦康公不能恤民饑寒,救其睏乏,“故假同袍以為辭耳”,而並非百姓真的指望國君與之共袍。

  這個邏輯顯然有些牽強,也不符合詩之語境。反複吟誦,詩中怎麼也不見詰責譏刺的語氣。倒是鏗鏘有力的語調,反複詠唱的節奏,自然而然顯露出一種慷慨激昂的氣勢。所以清代方玉潤《詩經原始》眉批:“起極矯健。”晚清陳繼揆《讀風臆補》:“開口便有吞吐六國之氣,其筆鋒淩厲,亦正如嶽將軍直搗黃龍。”

  “開口便有吞吐六國之氣”,當然是後人的附會。但是“同袍”“同澤”“同裳”所展現出來的那種同甘苦、共患難的深厚情誼,“同仇”“偕作”“偕行”所展現的那種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滿腔豪情,確實躍然紙上。

  古時候的衣物服飾是很複雜的,所以曆來各家對“同袍”“同澤”“同裳”的註解不盡相同。按照這首詩的語序,我傾向於這樣的解釋:“袍”是外衣、戰袍;“澤”是內衣、汗衣,長袍之內上身穿的貼身之衣;“裳”是褲子,古人講“上衣下裳”,裳是在長袍之內的下身衣物。

  從外到里,從上到下,即使是最私密的衣物,也可以與子共享,可見關係是何等密切。春秋早期的秦國,還是一個弱小的附庸國,地處周之西陲,頻遭西戎侵擾,可以想見百姓生活貧弱艱難,常有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之憾。一句“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自然充滿了激勵鼓動的力量。

  秦人受周王之封,為周之附庸,其攻伐西戎、征戰列國的戰事,自然以“王命”而動。所以“王於興師”,是他們普遍認同的共同使命。清末王先謙說:“西戎殺幽王,是於周室諸侯為不共戴天之仇,秦民敵王所愾,故曰‘同仇’也。”只是越往後,周王室越孱弱,“王命”漸漸不過是戰爭的藉口。

  於是我們可見一幅秦人軍民磨刀擦槍、舞戈揮戟、整裝列兵的激昂場景,在“與子同袍”的鼓動之下,軍士們“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的口號聲振林越。

  “與子同仇”的意思,有解釋為共同的敵人與仇恨,也有解釋為“同匹”,即共用戰馬的意思。從詩三章的遞進關係來看,我覺得應是前者。“同仇”意在激發起軍民同仇敵愾的情緒,“偕作”是一起操練,“偕行”則是一同出征,有了“同仇”,方有“偕作”“偕行”、共赴前線拚死殺敵的決心。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無衣》是秦王為楚人申包胥所作。《左傳》中記載,楚人伍子胥父兄為平王所殺,出逃吳國,相佐吳王攻楚,大破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國求援,秦哀公沒答應。申包胥靠著庭牆大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整整七天,秦哀公大為感動,“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從時間上看,申包胥乞秦師是魯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的事,正是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秦哀公賦《無衣》被孔子收入《詩經》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這種可能性有多大卻不好說。文史大家金性堯先生認為,此詩當是早期的秦國軍歌,意氣頗為激昂,秦哀公既然答應申包胥出師援楚,便以此詩來慰答包胥。我以為此說更為貼切。

  無論是哪代君王時期創作,也無論是為哪種目的出征,拋開曆史上附著在《詩經》上的教化意義,我們僅從詩之文本、文氣上去讀去悟,兩三千年前的詩歌,至今仍能引起人們強烈共鳴,在於其質純樸實的語言,激越昂揚的情感,洋溢著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

  面對共同的敵人,遭遇共同的危難,人們總是可以激發出激昂慷慨、同仇敵愾的鬥志。一種全新的病毒,一場威脅廣泛的疫情,這是人類共同的敵人。關鍵時刻,人類必須團結一致,全球同呼吸、共命運,展現共同的決心,才能戰勝共同的敵人。

  正如各國人民對中國疫情的關心關注,中國也高度關注關心全球疫情,用我們一手的抗疫經驗和大量的醫療物資,為世界人民抗擊疫情做出貢獻。在送往意大利的捐贈物資上,寫著:“我們是同海之浪,同樹之葉,同園之花。”

  古羅馬的哲言,與古老中國的詩句,蘊含著同樣的力量!(皮曙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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