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終於“醒了”,其抗疫後勁或能獨樹一幟
2020年03月27日13:28

  原標題:全球戰疫·觀察|德國終於“醒了”,其抗疫後勁或能獨樹一幟

  我生活在德國疫情最嚴重的北威州首府杜塞爾多夫,這座城市被冠以“魯爾區的寫字檯”,吸引大量日企、中企入駐,也順勢聚集著德國最大的亞裔社群。在新型冠狀病毒還未蔓延至德國之前,我就深刻感受著並行時空下亞洲社群和德國居民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而如今,我感到兩條生活軌跡終於相交了——在人類最基本的情緒恐懼面前,並沒有文化差異。

  心情翻轉似在一夜之間,行動未必能跟上

  截至3月18日,北威州平均每5315人中就有一人確診感染病毒。沒有球賽,沒有歌劇,沒有音樂會,沒有圖書館,沒有博物館,沒有健身房。有德國朋友現在才想起來購買口罩,打電話問詢三家藥店後一無所獲。一邊是過度反應,一邊是反應不足。這種後知後覺也許讓我的中國朋友們覺得很可愛,他們早在1月時就挨個藥店購買並囤積了充足口罩。

  德國在“夢遊”狀態下走入抗擊疫情的艱難戰鬥。3月1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宣佈史無前例的限製公民社會交往的舉措,包括限製國內外旅行,休閑娛樂場所被關閉,甚至生活必需品的週日銷售禁令也被取消。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終於宣佈,將新冠疫情風險等級提升至“高”。從心不在焉到驟然緊張,情緒的翻轉似乎在一夜之間。這對大多數德國人來說不僅是生活習慣的改變,而且也將是一場思維模式的遽變。

  社交媒體上大家開始倡導遵守政府居家規定的個人責任(Eigenverantwortung),這個詞登上推特熱搜。但是學校停課後,年輕人把隔離當作休假,拿著酒瓶和藍牙音箱在公園里開起“corona party”(冠狀派對)。最近天氣轉暖,我經過萊茵河邊時看到三五成群在河邊喝酒的青壯年以及帶孩子和寵物散步的人。

  《時代報》評論文章批評這種現象時發明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詞組——Gefährlicher Wohlstandstrotz。“Gefährlicher”是危險的,“Wohlstand”是生活富足,而“trotz”是像小孩子一樣的頑抗。《時代報》用這個新詞描繪那些人在疫情中優哉遊哉的任性而危險的行為。

  《時代報》還評論道,法國總統馬克龍說這是一場對病毒的戰爭,每天經曆轟炸和饑餓的敘利亞人肯定覺得這太小題大做了,但非如此“誇大其詞”不能喚醒已不習慣應對新冠疫情這類衝擊的社會。

  一場旅行與難以分享的“冷暖自知”經曆

  最初亞裔社區和德國居民對疫情的不同反應可以歸結為迥異的“生活經曆”,德語中對應的詞彙是Erlebnis,描述對經曆的主觀感受。而相對於可以分享給他人的經驗(Erfahrung),Erlebnis更難與外人道,特別是經過難以磨滅的群體經曆形成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後。

  我身邊的德國同齡人對17年前的非典普遍沒有印象,而我的記憶觸覺是全方位的,姥姥在家裡煮醋的濃烈酸味、媽媽強迫我喝的板藍根的味道、學校關閉後的欣喜和隨之而來的悵然若失,都牽引著我對疫情爆發後神經末端的緊張感和警惕性。

  但這種融入一代中國人生活的經曆,是不能靠跟歐洲人辯論“該不該戴口罩”這種表層話題來充分傳遞的。

  這種生活經曆的缺失,確實導致了德國在應對疫情蔓延關鍵時刻有一段決策懸空期,特別是在聯邦製權力下放的運行規則下。

  不僅各個州面面相覷,不同組織機構也都難以果斷地採取一致應急方案。

  以我所在的機構來說,在3月7日要求全員參與一個巴士環遊德國的學習旅程,機構已為此投入至少兩個月的前期籌備和大量資金預定食宿。那一週德國剛剛爆出北威州最西邊的縣城海因斯貝格(Heinsberg)發生社區感染,3月1日德國有140例確診病例。這立馬引起中國同事的警覺,他們寫信表達擔憂,要求活動延後或取消。

  但當時RKI將疫情對德國人的健康風險評估仍為低至中等水平,僅將中國、意大利、伊朗和韓國列為疫區,機構也機械地以旅行線路不經過疫區為由,決定繼續進行旅程,但將旅行改為可自願選擇是否參加。

  我對德國同事的一句話印象深刻:我們將抉擇權交給個人。於是,在德國社會信息並不完全充分且仍舊未達成普遍共識的情況下(比如那段時間RKI才宣佈新冠病毒比流感更危險),就取決於個人各自的生活經曆了,大部分中國同事取消了行程,而盯著青壯年死亡率數字低的外國同事,紛紛選擇繼續參與。

  3月7日出發之前,我已經陸續收到北威州活動展會講座的取消郵件,而在我們的巴士行程之中,取消的社會活動如倒下的多米諾骨牌般接踵而至。甚至我們11日訪問完魏瑪的布痕瓦爾德勞動集中營,前腳剛走,網站主頁上就掛出因疫情關閉的通知。更遺憾的是,本計劃於4月5日舉辦的布痕瓦爾德解放75週年追悼會也被取消,來自14個國家42名集中營倖存者不得不取消行程。

  這僅僅是德國社會文化交流窗口被迫關閉的小小一扇,對更多人意義非常的足球賽、音樂會、馬拉松等也陸續被取消,疫情終於衝擊到德國社會的“表面繁榮”。

  疫情中的衛生部長和病毒學家

  短短一週時間,病毒終於在3月10日“攻陷”全部16個聯邦州,確診病例數字驟然陡峭攀升。即便是在這樣火燒眉毛的節點,對教育和公共衛生領域擁有充分自決權的各州政府還顯得分外踟躕,不少地方決策者還堅持觀望軟拖的態度。有的州關閉了學校,有的州沒關。柏林市政府取消所有文化活動,唯獨允許一場足球賽照常舉辦,之後在輿論聲討下,才從無觀眾進行改為徹底取消。

  衛生部長施潘(Jens Spahn)不能下令全國範圍內取消大型活動,只能“建議”取消千人以上活動,但不少州和機構還在這個數字上耍小聰明,施潘在國家公共廣播電台上痛惜地表示,希望能看到“一種更統一的方式”。目前,應對冠狀病毒的決定要經過全德國大約400多個公關衛生部門。

  這種“更統一的方式”或許有望在本週成為現實,3月23日有消息稱,德國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員這周或將通過法律,在發生全國性危險傳染病時將賦予聯邦政府更多權力,以提高效率和應對能力。根據法律草案,聯邦衛生部未來將有權發佈跨境旅行規定,統籌調控藥品和防護物資供應。在人員短缺時,可以強行招募醫護人員投入抗疫行動中。但聯邦政府介入的前提條件是發生全國性疫情,即要麼世衛組織宣佈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且嚴重傳染性疾病威脅德國,或者不管世衛組織如何界定,此類疾病可能在多州蔓延。

  即使這項法律順利通過,聯邦製大大延緩了官方對疫情的應急處理反應也已是不爭的事實。

  社民黨(SPD)衛生政策協調員同時也是德國知名醫療專家的Karl Lauterbach,就在電視採訪中對德國目前的疫情政策提出批評,“我們現在經曆的是一次鳴槍警告,這表明,我們的聯邦體製在21世紀抗擊流行病的鬥爭中沒有發揮作用。”

  使這種局面雪上加霜的是,德國在疫情關鍵的爆發期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力,危機總理默克爾與國民的溝通顯然姍姍來遲。

  2月中旬基民盟(CDU)黨主席卡倫鮑爾(AKK)辭職後,黨內展開激烈的接班人角逐,特別是北威州州長拉舍特(Armin Laschet)和衛生部長施潘這對候選人搭檔,格外引人注目。但直到三月初,各位候選人的核心政治表態還是哈瑙恐襲和希臘邊境新的難民潮。另一位潛在接班人默茨(Friedrich Merz)被檢出罹患新冠肺炎,且病情有加重的趨勢。施潘初期對疫情的處理有刻意保持克製的痕跡,他在民眾中因疫情形成的威望還不如柏林夏里特(Charité)醫院病毒學研究所所長Christian Drosten。

  這位已經被很多中文媒體喚作“德國鍾南山”的年輕病毒學家,從3月開始每天連線接受北德意誌電台(NDR)採訪,他的播客(podcast)在德國形成現象級傳播,儘管他本人的觀點也一直在更新改變,但卻成為我身邊很多德國朋友漸漸意識到新冠病毒嚴重性的信息渠道。

  當政客還信誓旦旦地說德國做好了準備,Drosten 3月11日就在推特上轉發意大利醫生絕望地表示“海嘯淹沒了我們”的報導,並評論:“如果我們繼續認為‘德國能做得更好’而無所作為,我們的情況也將如此。”

  《時代報》18日的文章《這是我們的新總理嗎?》,配圖就是眼神堅毅的Drosten,指出危機時刻下科學指引政治的現象。

  被問及為何花這麼長時間才站出來時,默克爾堅稱她自1月以來一直在幕後監控這場危機。但默克爾幾週前的政治重心還放在土耳其放行新難民至希臘及利比亞危機。

  3月18日,默克爾罕見發表除新年致辭外的全國講話,至情至性:“局勢是嚴重的,要認真對待,這是德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也許默克爾凝聚德國甚至歐洲的政治遺產並沒有封箱,她解決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的工具箱將在這次更大的疫情危機前派上用場。

  需要持續留意的是,德國的政治體製與法國和美國有很大不同,雖一度後知後覺,但知恥近乎勇,在團結公民社會、動員醫療社會資源、疫苗研發以備戰備荒態勢上,將有更獨樹一幟的後勁表現。

  (作者現居德國,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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