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全球抗疫·洞勢｜可疑的“初級階段”：非洲疫情趨勢令人擔憂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原本少有確診病例的非洲也出現了暴發勢頭。

根據世衛組織3月25日的數據，非洲大陸54個國家中已經有40餘國有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確診數已超過2400例，其中有60多例死亡，南非、尼日利亞、盧旺達等多國已開啟“封國”模式。非洲脆弱的衛生系統能否獨自承受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考驗，引起專家擔憂。

“更多的時候大家都是被動應對的，尤其是對於貧窮國家，只有暴發了以後，西方國家才能看到情況嚴重。”清華大學公共衛生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世界衛生組織COVID-9全球研究路線圖社會科學工作組成員唐昆博士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時指出，“對於非洲來講，現在的衛生體系很大程度是依賴於西方的援助，他們自己的基本公共衛生系統和初級衛生體系非常薄弱。”

唐昆博士在清華大學公共衛生研究中心任教，目前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研究領域涵蓋全球衛生政策、衛生發展援助、區域衛生問題以及婦幼衛生等，在坦桑尼亞、剛果（金）、緬甸、馬來西亞、津巴布韋、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家開展全球衛生研究及實踐。

唐昆2月底曾前往南非、剛果（金）等非洲國家進行工作考察，經埃塞俄比亞轉機。由於轉機時人員雜亂，非洲的機場又沒有有效的防控措施，3月初返程後唐昆自己也開始出現咳嗽等症狀。懷疑自己被感染的同時，他也開始意識到非洲防疫工作的嚴峻性。

在採訪中，唐昆表示，目前歐美國家提出的“群體免疫”概念對於非洲來說會是災難性的，因為對於愛滋病、瘧疾、伊波拉等傳染病高發、仍依靠西方援助開展衛生項目的非洲國家來說，他們的政府缺乏嚴格的監測手段和強大的動員能力，而更關鍵的是他們的醫療體系完全無法應對一個新型傳染病的暴發。

“任何一個疾病最後可以看得到的，都跟貧窮有關。”唐昆在採訪中也強調了健康公平性的問題。由於非洲絕大多數人仍處於極端貧困，他們沒有任何獲得衛生服務和必需藥品的途徑。這種情況下，若新冠肺炎在非洲大規模暴發，死亡率會超過其他地區。

一個社區門診裡面的瘧疾診斷實驗室 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新冠肺炎會是對非洲衛生系統的巨大

挑戰

現在非洲有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400例了。現在非洲疫情的發展處於哪個階段？

唐昆：

很難說它現在處於哪個階段，因為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充分考慮非洲的國情，絕大多數國家的衛生體系非常薄弱。雖然現在報告了2000多病例，但我們無法確定背後有多少個病例沒被篩查出來。因為很多國家沒有能力做檢測。有一些（條件）稍微好一些的國家，比如說埃塞俄比亞、南非，它們的防控能力可能強一點：埃塞俄比亞是非洲疾控中心（CDC）的所在地，南非的經濟水平比較好。但是如果是像剛果（金）這樣極端貧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它們基本上沒有什麼防控能力。

所以說除了現在已報告的病例，有多少（病例）已經開始社區傳播，重症病例有多少，很難有一個準確的數字。由於衛生體系薄弱，很多非洲國家都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及時的傳染病報告系統。這就是為什麼很難評估它現在到底處於哪個階段，如果只從已有數字來看，可以認為它是在初級階段，但是真實的情況值得探討。我會傾向於認為形勢更嚴峻。

從非洲政府公佈的數據來看，現在的病例還是輸入性病例為主，主要是有歐洲旅行史的人帶來的。為什麼到實際上是這些有歐洲旅行史的人帶去的？

唐昆：

我覺得沒必要區分從哪個國家輸入的，因為傳染病就是傳染病。舉個例子，我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轉機，那裡的機場來往旅客非常密集、整個機場非常擁擠，各國的人都在那裡轉機，意大利人、韓國人、中國人、非洲人都很多。你很難說到底是哪國的乘客帶去的，因為那是整個非洲地區的交通樞紐。在這種環境下，誰都有可能被感染。我觀察到亞的斯亞貝巴機場對於傳染病防控還很不到位。他們可能對入境的旅客有測量體溫以及報告旅行史的一些措施，但是對大量的中轉旅客而言，在一個密閉的環境中沒有任何檢疫措施，我沒有看到任何體溫篩查。

目前非洲對於新冠肺炎防控存在什麼樣的困難？

唐昆：

我在剛果（金）的時候，參加了他們國家衛生部關於新冠肺炎防控的一個會議，該國衛生部長與各級傳染病相關部門的司長、主任，以及聯合國各個機構一起開的會。對於非洲這些國家來講，他們往往有一個近乎“完美”的計劃，有很強的國家衛生戰略，但是如果問他們這些戰略該怎麼執行，他們第一句話都是“我們需要援助國資助我們做這些事情”。所以這些行動都只存在於紙上，非洲國家並沒有辦法去真正執行，的確也是因為沒有資金。如果沒有捐助國投資他們的衛生體系，他們就無法採取實際的防控措施。即便他們想做點什麼，也會因為人力資源不夠、培訓不夠、設備物資不夠、甚至連醫院和病房都沒有，導致無法執行。

我到剛果（金）的時候，入境時需要填表，表裡面要寫旅行史。如果是從中國來的，特別是從武漢來的話，可能需要隔離14天，這些基本措施他們還是有的。但是如果真的有病例怎麼辦？你去他們的醫院就知道了，即便是一個地區的中心醫院，也不具備基本的隔離能力，沒有負壓傳染病房、沒有ICU（重症監護病房）、沒有呼吸機，甚至缺乏醫生的基本防護設備。即便有新冠肺炎的病人，也只能像普通病人一樣放在醫院里，救治能力非常有限。

一個可喜的地方是，我們去參觀了他們的伊波拉防控中心。伊波拉病毒暴發之後，世界衛生組織援助他們建了很多臨時的醫療帳篷。病人來了，從哪裡進來接診，從哪裡去住院，病人和醫生的活動區域隔離，這一套流程是全的，因為國際社會捐助了很多應對伊波拉病毒的設施。所以他們衛生部門的想法是，如果暴發新冠肺炎的話，就把病人放到應對伊波拉的醫療設施中去治療。但問題在於他們連基本的防護措施都沒有，沒有資金去購買物資。伊波拉暴發時中國和世界各國援助了很多物資和資金去做應急防疫，但是對於新冠肺炎來說，特別是全球經濟受到巨大沖擊的今天，很難說會不會有資金援助他們。

我們在剛果（金）參加衛生部長新冠肺炎特別會議的時候，他們的部長說，“當年非典（SARS）疫情就沒有傳到非洲，這個病可能和SARS差不多”。所以他們思想上可能是有倦怠的，並沒有那麼認真，覺得這種病可能天氣熱了就不會來了，在觀念上還沒有特別重視。

對於非洲人來講，其實這種疾病的危險很大。在廣大的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些國家，他們存在著營養不良的問題，有的國家30%的人患有愛滋病，在剛果（金）還有伊波拉疫情同時暴發，我去的時候還在暴發霍亂和瘧疾，有些地方還有麻疹……

當所有這些疾病都同時存在的時候，又來了新冠肺炎，這首先是對衛生體系的一個巨大沖擊。

另一方面，如果新冠病毒來了以後，這些已經有其他基礎疾病的人就會成為特別易感的人群。

比如一個本來就營養不良的婦女或兒童，如果感染了COVID-9該怎麼辦？現在我們的指南里還沒有任何關於如何救治這種病人的方案。還比如，如果這病人已經患有愛滋病，他又有了新冠病毒的協同感染(co-infection)，那該怎麼辦？這種病人的治療方案是什麼，現在都完全不清楚。

有一些防治伊波拉的醫護人員直接就被調去做新冠肺炎的防疫工作，以前非洲防治伊波拉的經驗是不是對現在有幫助？

唐昆：

我覺得肯定有幫助。因為對於這種傳染病，尤其是這種傳染性非常強的新發傳染病來說，防護措施和思路其實是一致的。就像我剛才說的防控伊波拉的臨時醫院，實際上內部的操作流程和我們在大型醫院中看到的防控措施，在思路上是基本一樣的。如果嚴格按照伊波拉的防控措施去做，對於新冠肺炎的防控也是有幫助的。

但是問題是他們的醫療人力資源非常有限，現在把防控伊波拉的醫護人員調過去做新冠肺炎的防控，那伊波拉怎麼辦？這就是“拆東牆補西牆”。剛果（金）可以說集中了各種傳染病，瘧疾、愛滋病、伊波拉、麻疹、霍亂……你能想像到的惡性傳染病這裏都有。這時候又來了一種新發傳染病，本來他們防控現有傳染病的醫療人員都不夠，可以想見對他們的衛生體系壓力有多大。

“群體免疫”對於非洲是災難性的

前幾天有報導寫了南非約翰內斯堡貧民窟里的人，他們基本上對新冠肺炎一無所知，沒有任何防護措施，但是對面富人區的人就做了很好的防護。在非洲，可能因為貧富差距，人們的防疫觀念也有差距，最後得病的群體也有差異。

唐昆：

對，沒錯。

任何一個疾病最後可以看得到的，都跟貧窮有關。這也是我們說的一個健康公平性的問題。在非洲40%以上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線以下（生活費用小於每天2美元），很多人沒有任何獲得衛生服務和必需藥品的途徑。

即便不說衛生服務，就連基本的生計都沒法保障。如果說某個國家90%的人根本都沒聽說過新冠肺炎，我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最近英國提出來了“群體免疫”的防疫策略。對於非洲來說，這種概念有沒有可能是一種付出代價相對較小的一種防疫思路？

唐昆：

沒有，我覺得這對於非洲來說是災難性的。“群體免疫”的防控策略可能適合英國，適合歐美，前提是他們有堅強的衛生體系和社會管理能力。但即便對於歐美國家，一旦感染人數暴發，超過他們衛生體系可以容納的閾值以後，衛生體系也會馬上癱瘓。所以他們一旦發現有這個苗頭，就會馬上改變策略，會採取嚴格的防控措施。比如英國現在就開始關閉學校、所有公共場所，他們不就已經開始做了嗎？

在政府有嚴格的監測能力、衛生體系還工作運行良好、政府有強大動員力的前提下，他們可以這麼做。

也就是不期待在人群中完全消滅病毒，而是保持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從而期待疫苗或者藥物研發可以跟上。即便沒有疫苗和特效藥物，這種措施也可以在一段時間以後逐步讓人群建立起來一定的免疫力。其實，歐美國家基本都是這種所謂群體免疫的思路。

但是這個在非洲行不通，因為非洲的衛生體系能力太差了。

對於非洲來講，現在的衛生體系很大程度是依賴於西方的援助。援助國往往幫助他們建一個母嬰診所，或者建一個愛滋病診所，這樣的援助模式就是我們所說的垂直項目（vertical programs）。但是垂直項目的目標就是只針對某一種特定疾病，並不能幫助這些國家加強他們自己的整體衛生系統（horizontal health system）的能力，也就是基本的衛生體系沒有建立起來。

這樣的話一種疾病暴發以後，國家就沒有一張基本的保護網——我們把這稱作是初級衛生保健體系（primary health system）。

如果這個“保護網”沒有建立起來，無論什麼疾病暴發都沒有能力去應對。

所以如果採取“群體免疫”的辦法，允許大多數人都感染，勢必造成新冠肺炎在非洲的暴發，然而重症患者得不到救治，可以預期死亡率一定會非常高。雖然可能不至於像伊波拉那種惡性傳染病一樣，但是（死亡率）肯定要高於其他地區，而且它的傳播會非常快，因為沒有辦法控製。

一家地區中心醫院婦幼診所正在做出生登記

“只有暴發了，才看到情況嚴重”

目前，國際組織或者說西方國家有沒有給非洲一些幫助應對新冠肺炎？

唐昆：

我在剛果（金）工作了大概10天左右，跟他們的衛生部還有世衛組織都有接觸，我覺得大家還處於觀望狀態。因為現在還是所謂的“初級階段”。其實，即便在中國疫情嚴重的時候，歐美國家不也是觀望嗎？

但是現在疫情已經在歐美有了這麼大範圍的暴發，我覺得這對非洲是一個很大的警醒。非洲應該至少現在就要開始重視了。世衛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還有其他主要的援助方在參加剛果（金）衛生部的新冠肺炎會議的時候，我覺得沒有太多的發言，也沒有人承諾提供援助來應對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

更多的時候大家都是被動應對（reactive），尤其是對於貧窮國家，只有暴發了以後，西方國家才能看到情況嚴重。但當形勢已經非常嚴重的時候，再採取措施往往已經來不及了。

如果自己的國家有資源有能力的話，自己就可以先把防控措施做起來。但是問題是這些都沒有，就只能靠別人的捐助，現在別人自己還顧不過來，那誰能來援助這些國家呢？

中國去年給剛果（金）捐助了一批價值100萬美元的防控伊波拉物資，大概有幾噸物資，包括口罩和防護設備。現在中國大使館、世衛組織正在積極行動，希望把這批物資調用到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工作當中，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舉措，能夠通過國際援助，幫他們在物資上解決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