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炳哲:為什麼東亞對疫情的控製比歐洲有效?
2020年03月25日12:52

原標題:韓炳哲:為什麼東亞對疫情的控製比歐洲有效?

本文是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談論這次疫情的最新文章,發表在write.as上。到目前為止,亞洲對新冠疫情的控製似乎比歐洲更有效和迅速,這是為什麼?韓炳哲首先討論了大規模數字監控的作用,這比歐洲關閉邊境的主權式措施更有效。東亞社會普遍缺少數據隱私的保護意識,網絡提供商採集人的日常生活、出行信息,攝像頭採集人的面部、體溫等生物信息,與政府共享,並通過應用軟件公開。採取國家性舉措向全民提供口罩也至關重要,而歐洲則對此不在意,再加上口罩的生產早已轉移至中國,此時就連醫生也難以獲得防護效果好的口罩。當人們不戴口罩地擠公交和地鐵,限製出行的措施就起不到效果。

韓炳哲同時指出,病毒的危險確實不容低估,但它引發的恐慌似乎誇張得不成比例,各國政府在防疫宣傳中用上了戰爭用語,敵人的概念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新自由主義為了加速資本的自由流動,已經廢除了冷戰時期無處不在的邊界和圍欄,當病毒闖入一個“在免疫上被全球資本主義嚴重削弱的社會”,就引起了強烈的恐慌和震驚。死亡把被數字化廢除的現實再次擺到人們面前,這對於一個重視生存勝過生活、情願用全部生命力量延續生命的“生存社會”來說,更是巨大的打擊。

資本主義不會因為病毒而自行瓦解,人們在保持隔離方面的團結,不同於夢想一個更和平的社會的那種團結。如果大數據監控因為這次疫情而在世界範圍內推廣,緊急狀態將成為常態,生存社會的不人道將被推向極端。我們必須用理性限製新自由主義的無限放任和它破壞性的流動性,才能挽救自己。

韓炳哲

新冠肺炎是一次系統測驗。亞洲對疫情的處理顯然比歐洲更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和新加坡只有少數幾例感染,台灣地區報告了108例,香港193例。另一方面,德國在短期內就已有14481例(截止至3月19日)。韓國和日本都已經渡過最艱難的時期,那怕是作為疫情發源地的中國,也在很大程度上控製了疫情。

台灣地區和韓國都沒有實施封城(Ausgangssperre),也沒有關閉商店和餐館。同時,許多亞洲人紛紛逃離歐洲,中國人和韓國人都想回國,因為覺得那邊更安全。航班價格成倍增長,目前去中國和韓國的機票已經很難買到了。

歐洲則步履蹣跚(straucheln),病例呈指數增長,似乎無法控製疫情。意大利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歲數大的病人被拔掉呼吸機,讓給更年輕的人。歐洲可見的管控措施都是空洞的姿態(leerer Aktionismus),關閉邊境只是主權的絕望表達。我們感覺穿越回了主權的時代,主權者決定進入緊急狀態,主權者關閉邊境。

然而這些做法只是無效的主權展示。歐盟內部緊密合作會比盲目關閉邊境更有幫助。歐盟禁止外國人入境也是個完全無意義的舉措,現在不會有人想去歐洲。更有意義的做法應該是禁止人員離開歐洲,以保護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歐洲是目前疫情的焦點地區。

對國家的信任

與歐洲相比,已證明能有效抗擊疫情的亞洲體系有什麼優勢呢?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台灣地區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條件(儒家思想)(編者按:在曆史上)已經是專製的。人們比歐洲人更順從、服從(folg- und gehorsamer),也更信任國家,其日常生活從根本上說組織得比歐洲更嚴格,不僅中國,韓國和日本也是這樣。最重要的是,亞洲人動用了大規模數字監控來對抗病毒,他們相信(vermuten)大數據在抗擊流行病方面有巨大潛力。

可以說,在亞洲不僅是病毒學家或流行病學家在抗擊病毒,信息科學家和大數據專家也尤為重要。歐洲尚未認識到這種範式轉變,數字監控的辯護者將宣稱大數據能拯救人命。

在亞洲幾乎沒有反數字監控的批判意識。即便是在日本、韓國,人們也很少談論數據保護,沒有人反對瘋狂的行政數據採集。中國已經有了一個社會信用評分系統,可以對公民進行全面評估,這在歐洲是不可想像的。

不受約束的數據交換

移動和網絡提供商與政府機構(Behörden)之間的數據交換,使社會監控在中國成為可能。

中國為數眾多的公共視頻攝像機,其中一些具有有效的面部識別技術,甚至可以記錄下臉上的痣。配備人工智能的公共視頻攝像機可以在公共場所、商店、街道、火車站和機場觀察和評估每個公民。

整個數字監控基礎設施現已證明其在控製流行病方面十分有效。當某人到達北京火車站,他會被測溫攝像頭自動識別,如果他的體溫太高,與他同在一輛火車車廂里的人會在手機上收到自動通知。監控系統知道誰坐在哪裡。

社交媒體上甚至有報導稱,無人機也被用來實施隔離,當有人偷偷打破隔離,一架無人機出現會並命令他們回家,也許它還能打印出一張罰單飄到那個人身上——誰知道呢。這在歐洲是一種反烏托邦情形……

不僅中國如此,韓國、新加坡和日本也缺乏反數字監控的批判意識。他們醉心於數字化。這種局面也有其文化背景,亞洲流行集體主義,沒有明顯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不同於利己主義,後者在亞洲當然也很猖獗。

在對抗病毒方面,大數據顯然比歐洲目前無意義的邊境關閉措施更有效。然而由於數據保護,歐洲不可能採取類似的行動。中國的移動和互聯網提供商會把客戶的敏感數據與健康管理部門共享。

數字調查組

國家知道我在哪裡、我遇見誰、我做什麼、我在找尋什麼、在想什麼、我吃什麼、買什麼、去了哪裡。將來等到有可能時,體溫、體重和血糖水平也將由國家控製。數字生物政治學和數字心理政治學將地活躍地管控(steuren)人類。

武漢成立了成千上萬的數字調查組,它們僅憑技術數據就能追蹤潛在的感染者。僅憑大數據分析,它們就能發現誰可能被感染,誰必須進一步觀察、誰必須隔離。未來在於數字化,在傳染病方面也是。從傳染病的角度,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定義主權。主權者是掌握數據(控製數據)的人。當歐洲宣佈緊急狀態、關閉邊境時,它憑藉的還是舊的主權模式。

不僅是中國大陸,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數字監控也為控製疫情發揮了全力(in vollen Zügen)。台灣地方當局同時向每個公民發送短信,以確定聯繫方式或通知人們受感染者去過的地方和建築。台灣地區很早就結合了不同數據,通過人們的出行來查找潛在的感染者。

在韓國,在一棟曾有被感染者去過的樓里吃飯的人,都會在新冠應用程序上收到警告,被感染者去過的每個地方都記錄在應用程序中。人們很少關注數據保護和私人領域。韓國的每棟建築、每間辦公室或商店都有監控攝像頭,想避開攝像頭的拍攝在公共場所走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通過移動數據和錄像資料,可以生成受感染者的軌跡的完整概況。每個受感染者的行蹤都被公佈了出來,就連秘密的愛也可能泄露給公眾。韓國衛生部有一個所謂的“追蹤器”,日夜查看錄製的視頻資料,以描繪受感染者的活動概況並檢測接觸者。

防護口罩也是亞洲和歐洲的一個顯著區別。在韓國幾乎所有人都戴著可以過濾病毒的特殊口罩出行。這不是普通的外科口罩,而是與被感染者接觸的醫生戴的特殊防護口罩。最近幾週,為公民提供口罩是韓國的首要課題。

工作場所的防護面具

藥店門前排起長隊。能多麼有效率地為全體民眾提供口罩,成為衡量政治家的標準。生產口罩的新機器很快就被造了出來。目前,口罩的供應似乎是成功的。有一個應用軟件能告訴人們出售口罩的最近的藥店。我認為,向全體民眾提供口罩的舉措在亞洲對於遏製這一傳染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韓國人甚至在工作時戴口罩,政治家也戴著口罩與公眾接觸。即使在新聞發佈會上,韓國總統也公開戴著口罩。在韓國不戴口罩的人會被責罵,而在德國人們卻聽說口罩沒什麼用——這是無稽之談。如果沒用為什麼醫生要戴口罩呢?

口罩必須經常更換,因為當它聚集的水分過多,就會失去過濾功能。但這時,韓國人發明了一種 “新冠口罩”,它帶有納米過濾器,甚至可以清洗,能在一個月內保護人們免遭病毒感染。在還沒有疫苗或治療方法之前,這其實是個相當好的解決方案(Heilmittel)。

而在德國,就連醫生也得飛往俄羅斯獲取口罩。馬克龍徵用了口罩,以分發給醫務人員,但他們收到的是沒有過濾的普通口罩,還被告知說這些口罩對防護新冠病毒就已經夠了,這完全是謊言。歐洲步履蹣跚。如果人們還在高峰時間擠地鐵和公交車,關閉商店和餐館又有什麼意義?

文化差異

我們該怎麼在地鐵和公交上保持距離?在超市這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口罩是可以拯救性命的。一個分為兩個階級的社會出現了:自己有車的人面臨的危險較小。哪怕被感染者可以戴上普通口罩,也能有效阻礙病毒的傳播。

德國幾乎沒有人戴口罩,個別戴口罩的都是亞洲人。在德國的韓國人抱怨說,如果他們戴口罩會顯得很奇怪。這裏顯然是另一種文化差異在起作用。德國盛行的個人主義與裸露的臉是聯繫在一起的。由於看了很多韓國的圖片,我已經太習慣戴口罩者的形象,以至於我的柏林們同胞裸露的臉看起來幾乎是淫穢的。我也應該有一個口罩,但在這裏我什麼也得不到。

過去,口罩的生產也與其他許多產品一樣,已經轉移到中國了,因此歐洲沒有口罩。亞洲國家試圖為全體人口提供口罩,當中國的口罩也開始稀缺時,他們就改造工廠來生產口罩。而歐洲,即使是醫務人員也得不到防護口罩。

只要人們繼續在沒有防護口罩的情況下擠公交和地鐵,封鎖令就沒有什麼邏輯可言。人們在高峰期的公交和地鐵上怎麼保持距離?這場傳染病的一個教訓應該是,要讓防護口罩、藥物等醫藥用品的生產重新回到歐洲。

恐慌的原因是什麼?

儘管新冠的危險確實不可低估,但這次疫情造成的恐慌是不成比例的。就連致死率更高的西班牙大流感也沒有對經濟造成如此毀滅性的影響。這究竟是為什麼?為什麼世界對一種病毒的反應恐慌得如此過分呢?

馬克龍甚至談到了戰爭,談到我們必須戰勝的無形敵人。我們面對的是敵人的回歸嗎?西班牙大流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爆發,那時每個人都被敵人包圍著,沒有人把這種傳染病與戰爭或敵人聯繫起來。而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中。

免疫組織化的社會(immunologically organized society)就像冷戰時期的那樣,是由邊界和圍欄形塑的,它們阻礙了商品和資本的加速流通。全球化廢除了(abbauen)所有這些免疫-門檻,以便為資本鋪平自由之路。如今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充滿了普遍的混亂和放縱,這也減少了(abbauen)外來者和敵人的消極性。

無限放任的社會

如今威脅我們的不是敵人的消極性,而是體現在過度表現(Überleistung)、過度生產和過度交流(Überkommikation)中的過剩的積極性。敵人的消極性不屬於我們這個無限放任的社會。他人的抑製讓位於抑鬱,外部剝削讓位於自我剝削和自我優化。在精英統治(Leistungsgesellschaft)下,人們主要是向自己發起戰爭。

現在,病毒突然闖入了一個在免疫上被全球資本主義嚴重削弱的社會。在徹底的驚慌中,免疫門檻被重建,邊界被封鎖。敵人回來了。我們不再與自己作戰,而是與看不見的外來敵人作戰。面對病毒的巨大恐慌是面對新敵人時的一種社會性,乃至全球性的免疫反應。這免疫反應如此嚴重,是因為我們已經在一個沒有敵人的積極性社會中生活了很久。如今這病毒被看作一種永久性的恐怖。

大恐慌還有另一個原因,這又與數字化有關。數字化廢除了(abbauen)現實,現實通過一種可能令人痛苦的抵抗被體驗。數字化以及整個“點讚”的文化,廢除了抵抗的消極性。充斥著假新聞和深度偽造的後事實(post-fact)時代,產生了對現實的無動於衷。這時真實的病毒——而不是計算機病毒——引發了震驚。現實,抵抗,以一種敵人病毒的形式再次出現。人們對病毒的嚴重、誇張的恐慌反應,可以追溯至這種現實震驚。

最重要的是,對病毒的恐慌反映了我們這個生存的社會(the society of survival),其中全部的生命力量都被用來延長生命。對美好生活的關注讓位於對生存的歇斯底裡。生存社會也對享受持敵意。健康代表了最高的價值。圍繞禁菸令的歇斯底裡歸根結底是對生存的歇斯底裡。

我們願意犧牲一切

對病毒的恐慌反應揭露了我們社會的基礎。病毒使死亡再次變得可見,我們本以為已經把它驅逐到了不可見處。面對迫在眉睫的死亡,我們心甘情願地犧牲一切讓生命有價值的東西。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們就發現自己陷入了求生的苦戰。

現在爆發的反病毒戰役是它的病毒性延續(Fortsetzung)。生存社會如今顯露了它不人道的特徵。他者,首先是一個潛在的病毒攜帶者,我們必須與之保持距離,它危及我的生存。對美好生活的關注必須被放到生存鬥爭的對立面。另一方面,傳染病之後的生活會變得比以前更一味關注生存,那麼我們自己也會變得像病毒,像一種只會增加,只會生存而不會生活的不死物(untoten Wesen)。

金融市場面對傳染病的恐慌反應,是它固有的恐慌的體現。全球經濟的極度扭曲使它非常脆弱。儘管近年來股市指數曲線不斷上升,各國央行冒險的貨幣政策也已經醞釀了一場被壓抑的、即將爆發的恐慌。

這次的病毒可能只是導致水溢出瓶子的最後一小滴。金融市場的恐慌並不表示對病毒的恐懼,而是它們對自己的恐懼。即使沒有病毒的,崩潰也可能發生。或許病毒只是更大規模崩潰的前兆。

齊澤克聲稱這次病毒會給資本主義帶來了致命打擊,並喚起了一種隱含的共產主義(引自一篇譯為“我們同處一條船上”的文章)。齊澤克錯了。這些都不會發生……數字監控現在將會被作為對抗疫情的成功模式宣傳。它將借此機會更加自豪地展示它的系統。

傳染病過後,資本主義將以更大的力量(Wucht)向前推進。遊客們將再次踐踏這個星球直至它死亡。病毒不能取代理性。此外,我們西方人也很可能還是會接受中國式的數字監控。

正如娜歐米·克萊恩(Naomi Klein)已經說過的,這次衝擊是一個新統治系統確立自身的有利時機。新自由主義的建立通常是在造成震驚的危機之前,韓國或希臘就是這樣。希望在這次病毒震驚後,歐洲不會產生數字監控國家。如果是那樣,緊急狀態(“例外”)將成為常態,正如吉奧喬·阿甘本所擔憂的,病毒將創造出伊斯蘭恐怖主義還沒能真正實現的東西。

病毒不會打敗資本主義,病毒革命不會發生。沒有能革命的病毒。病毒將我們隔離開,它不會產生強大的“共同性”( Wir-Gefühl)。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生存,讓人與人保持距離的團結一致不是使我們夢想另一個更和平、更公正的社會的團結一致。我們不能把革命讓給病毒。我們希望在病毒之後能有一場人道的革命。我們這些有理性的人類,必須重新考慮並從根本上遏製破壞性資本主義以及我們不受限製的破壞性流動性,以拯救氣候和我們美麗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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