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疫:幕布剛剛拉開
2020年03月25日17:56

  原標題:全球抗疫:幕布剛剛拉開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全球抗疫 惟有合作’

  在意大利剛剛“封國”的那段時間,喜愛歌舞的意大利人將他們平日裡的露天音樂會搬到陽台上舉行。鋼琴、小提琴、小號的演奏,混雜著鍋碗瓢盆的叮叮噹噹聲。而現在,浪漫的意大利人也停止了歌唱。居住在貝加莫的費德里卡(Federica)告訴本刊,和過去一個星期相比,“貝加莫安靜了下來,沒有人歌唱了。”

  取而代之的,是3月20日晚上8:45響起的教堂鍾聲。那一刻,小鎮上的人們都停止了自己的活動,為這次在疫情中離世的人們點上蠟燭,默默地哀悼。

  在尋常,按照意大利的傳統,逝者入殮以後,棺材停放在家中兩日,親朋好友相繼前往哀悼。而後,棺材會被送往教堂,舉行公開的葬禮,神父為其祈禱,小鎮上的鄰里前來追送。疫情爆發以後,新冠死者的遺體也有傳染風險,連家人也無法和他們見上最後一面。

  根據意大利《共和報》對倫巴第大區的殯葬業者的報導,往日,殯葬業者會為死者整理儀容、化好妝。但現在,他們被要求不得接觸遺體。這讓不少殯葬業者感到難過,在病毒面前,似乎人與人之間最後的連接都被切斷了。3月18日晚,70輛軍車開進貝加莫,帶走市內公墓和殯葬業再無力承擔後事的新冠死者遺體,帶他們去往他鄉安葬或火化。

3月17日,意大利防疫人員在比薩斜塔附近消毒。
3月17日,意大利防疫人員在比薩斜塔附近消毒。

  人類將要面臨傳染病大流行,這不是什麼新聞。比爾·蓋茨在2015年的一次演講被人們反複傳看:“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最擔心的災難是核戰。”“但今天,如果有任何會在接下來幾十年時間里殺死超過1000萬人的東西的話,最可能的不是戰爭,而是傳染性很強的病毒。”蓋茨篤定地說:“不是導彈,而是微生物。”

  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告訴本刊,蓋茨當年的那次演講以及此後多次發出的“預言”,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2014年伊波拉疫情的反思。“很難說當時人類‘戰勝’了伊波拉,只能說我們‘幸運’。伊波拉雖然致死率高,但它不像呼吸系統傳染病——只要病人呼吸或咳嗽就可能把疾病傳染給別人。而現在的新冠肺炎病毒不僅可以通過空氣傳播,更因為它是一種未知的新病毒,所以是真正可怕的疾病。而現在,它來了。”李一諾說。

  如今重看以免疫學聞名的澳州病毒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伯內特爵士(Sir McFarland Burnett)在1962年的結論:“二戰結束的時候,幾乎所有傳染病的實際問題都已經解決了”,難免惹人唏噓。20世紀醫學的重大突破給了人類自信,21世紀,才發現“潘多拉魔盒”一直敞開。既然早有預感,又為何如此措手不及?

人們在廟宇祈禱
人們在廟宇祈禱

  遲來的警報

  1月23日武漢“封城”,中國以行動向世界發出了明確信號——封鎖一座千萬人口的都市,這是現代防疫史上從未有過的舉措,歐洲對疫情信號明顯遲滯,已成公論。

  如果說大量信息中難免“噪聲”太多,單一國家為避免假警報頻繁拉響而按兵不動情有可原。誰又該承擔起識別關鍵威脅、並以權威聲音告知各國做出何種程度應對的職責?

  “WHO對本次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宣佈太遲了,這毫無疑問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決定和行動”,湯勝藍教授告訴本刊。湯勝藍曾在WHO總部工作並任WHO駐華代表處高級項目官員,參與執筆WHO對中國醫改的建議書,目前是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講席教授。此外對新冠肺炎是否“人傳人”以及對各國的旅行限製建議等問題上,今天回看,湯勝藍認為,科學證據之外的各種因素對WHO的早期建議影響較大。

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將新冠疫情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病”。
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將新冠疫情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病”。

  單個國家政府能否肩負起領導責任?美國正在遠離問題的答案。劉士永教授從曆史的角度說明,WHO的鼎盛時期恰與冷戰經驗重疊,今天WHO的境況不過是單極世界衰落的一個表徵,“WHO有影響的時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直到八十年代前期,背後有美國的全面支配。”如今,新的國際秩序尚在形成之中,《未來簡史》作者赫拉利將今天稱之為一個“領導者缺失的世界”。他寫道:“美國留下的空白尚未被任何人填補。恰好相反,仇外心理、孤立主義和不信任是現在大多數國際體系的特徵。”

  歐洲構建著自己的馬奇諾防線,病毒則從背後繞過。當2月14日,意大利一位與中國無直接聯繫的本土“1號病人”馬蒂亞(Mattia)先生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歐洲疫情蔓延也拉開序幕。

  迎戰未知

  從2月14日第一次就醫,直到20日才進行新冠病毒檢測,馬蒂亞一直被當做常規流感和肺炎治療,錯失寶貴時機。僅三次就醫過程,他直接感染了自己的多位親朋、造成嚴重院感,社區傳播大範圍擴散。事後,意大利總理孔特承認接收馬蒂亞的醫院早期工作出現失誤。

  《大流感》一書作者、對曆史上的傳染病有深入研究的約翰·巴里(John Barry)教授告訴本刊,疫情之所以首先在意大利而不是其他歐洲國家爆發,他認為偶然因素很大,如果馬蒂出現在其他歐洲國家,恐怕結果類似。

3月19日,意大利醫護人員正在搶救新冠肺炎患者。
3月19日,意大利醫護人員正在搶救新冠肺炎患者。

  孟喬來荷蘭前是廣州一知名三甲醫院的放射科醫生,目前在荷蘭萊頓大學醫學中心進修,攻讀放射科博士,這是荷蘭93所醫院中8家水平最高的大學醫學中心之一。她告訴本刊,2月27日放射科主任跟其他同行開會,把她叫過去瞭解情況,這才詳細瞭解到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很強。“我跟他們講科室要設置專用CT,只掃瞄新冠病人,還要分好汙染區、半汙染區、清潔區,他們之前都沒有這個概念。這幾位主任是很敬畏的,他們說中國有應對SARS的經驗,但荷蘭什麼相關經驗都沒有,所以要虛心學習。”

  與醫院應對方案逐步推進對應的,是各國的社會管控措施在矛盾中調整。意大利作家貝佩·塞韋爾尼尼(Beppe Severgnini)寫文章稱,如果用一個詞形容大多數意大利人初識新冠一個月的心情,不是恐懼、不是悲傷,而是:困惑。“家家戶戶的晚餐桌上的情緒和觀點搖擺著:我們究竟是對一個有點惱人的大號流感過度敏感了,還是在面對嚴重傳染病大流行,有足夠的理由去擔心?”

  約翰·巴里告訴本刊,新冠病毒之可怕並不在於其烈性,它給我們帶來的最大的麻煩恰恰在於:一個不過分高也不過分低的死亡率——既會造成麻煩又留下足夠猶豫空間;與已知疾病類似的症狀——讓人們誤認並混淆;高傳播性——利用為自己爭取到的寶貴時間擴散開來。

3 月13 日,土耳其伊斯坦堡的防疫人員在週五禮拜前為清真寺消毒。
3 月13 日,土耳其伊斯坦堡的防疫人員在週五禮拜前為清真寺消毒。

  醫學史專家、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劉士永認為,歐洲的醫療系統之所以出現了這樣的問題,與近幾十年間“重預防醫學,輕公共衛生”的趨勢有關。“上世紀80年代以後,預防醫學進步非常快,歐洲政府大量投資。但相比於傳統的公共衛生,預防醫學有效的前提是需要知道敵人是誰——我們從小接種的那麼多疫苗,這麼多藥物、病毒學研究,都是針對已知傳染病。而一旦遭遇未知疾病,預防醫學的遲緩性和風險性就非常高。公共衛生的一些基本手段,例如對水質、食品、衛生習慣等的管理和培養,則是沒有特定敵人的,這第一道防線不能丟。至於美國,更是預防醫學占有主要資源。”

  疫情發生後,美國的兩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與拜登發生了一場辯論。桑德斯批評美國的高度市場化的醫療體系,呼籲實施全民健保,拜登則表示,意大利就是最好的反例——免費醫療照樣崩潰。美國與意大利,分別是醫療資源較好的發達國家中市場化醫療與全民健保的典型代表,同時陷入困境,指示問題不在簡單的醫療資源“充沛”與否,或是運營方式,而是關乎整體醫療思路和體系建設。

  耶魯大學全球健康政策與經濟學助理教授、美國中國衛生政策與管理學會會長陳希告訴本刊,過去十年,各國的疾控和防疫投資不斷減少,美國尤其嚴重。至今年二月,美國為此付出代價,在新冠病毒檢測試紙的研發、生產和人員培訓等各環節捉襟見肘。陳希認為:“公共衛生是一個‘自己革自己命’的領域,做得越完善,各方越認為對其投入過多,繼而縮減經費。”

  科學能否拯救

  英國的“群體免疫”引發軒然大波,牛津大學流行病學家陳錚鳴教授告訴本刊,這次事件是一個“表達不當”造成的溝通事故。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倫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向BBC如此解釋英國抗疫思路的核心:“如果你一定要強行壓製(suppress),疫情會反彈——在錯誤的時間反彈。”背後的假設是,畢其功於一役地消滅病毒已經不可能,只能打持久戰。

  直到3月16日開始,約翰遜政府在隔離、檢測、停止商業活動等一系列方面宣佈收緊政策,到3月21日,英國政府宣佈關閉所有學校。人們在問:英國放棄了自己的“淡定”,或者終於“幡然醒悟”了嗎?

2月14日,乘坐地鐵通勤的倫敦民眾。
2月14日,乘坐地鐵通勤的倫敦民眾。

  陳錚鳴教授認為,英國政策不存在轉折的問題,前後是一致的,將約翰遜政府理解為“前鬆後緊”或是“妥協”屬於誤讀。“政策正是因為要依據科學結論做出,所以才在不同時間點根據情況不斷調整。持久戰需要考慮對民生的影響,一下弄得百業凋零也不行,會有次生災害,就像一個天秤的兩頭,需要不斷調找平衡點。例如關校問題,關早了怎麼辦——很多家長是醫務人員、應急工作人員,他們如果留在家裡照看孩子,同樣不利於應對疫情。組合拳怎麼打,太早、太猛,打錯了激起反彈,適得其反,這些在曆史上都有深刻的教訓。”

  萊頓大學醫學中心放射診斷學教授約翰尼斯·布洛姆(Johannes Bloem)也告訴本刊,如果將干預政策分為三類:不幹預、完全隔離、減少社會互動,那麼所有歐洲國家選擇的都是最後一種。他認為荷蘭採取策略實際上不晚,早於其他歐洲國家,但荷蘭也只是疫情傳播較意大利晚了18天,否則一系列措施無效的話,“荷蘭最終將陷入與意大利和西班牙相同的嚴重局面”。表面上看起來歐洲各國之間策略不同,陳錚鳴也認為沒有本質的差異,都是依據模型做推演、匹配醫療資源和防疫措施,只是現階段疫情爆發情況不同而已。

  “統計數字的使用,在二十世紀初變得更為重要。今天我們用圖表上的曲線來顯示疾病傳播的速度。統計數字的使用,與洲際通信、疾病的細菌理論一起,共同創造了我們對流行病的現代概念。”《流行病與現代世界》一書作者米切爾·哈蒙德(Mitchell Lewis Hammond)向本刊解釋。

3月21日,新加坡市一名通勤途中戴著口罩做防護的年輕女性。
3月21日,新加坡市一名通勤途中戴著口罩做防護的年輕女性。

  只不過,從來不存在著一個統一的“科學”——英國推出其策略後,英國免疫學會會長聯合多位知名學者質疑政府策略。英國的策略關鍵在於時機的細微調控,以取得收益平衡,但何為“好時機”?不同的數據模型有不同的結果。眼下,決策所仰賴的一些最基本的數據都還是不確定的,例如德國與意大利的死亡率相差達28倍,無論再怎樣考慮人口老齡化、醫療水平的不同,這其中也一定有數據統計方式差別和誤差的原因。

  檢測方面,因為各國重點檢測對象不同,相關數據也差別較大。一些更根本的數據還沒有,陳錚鳴舉例,英國正在嚐試將檢測範圍擴大至健康人群,因為只有把大量的感染後又自愈的人進入統計,才可能真正調查清楚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模式。

  至於科學真正的“解藥”——疫苗,據一般觀點,至少還要等到明年年中。

  風險社會

  《大流感》的作者約翰·巴里告訴本刊,如果以新冠病毒再寫一部類似的書,他覺得最重要的章節現在還沒發生——幕布剛剛拉開。“病毒很有可能正在發展中國家悄悄蔓延,它們會以自己的方式顯現。”約翰·巴里說。對於中國和其他亞洲的發達地區——除了日本,巴里對於日本的數據十分懷疑——現在只是“開始的結束”,西方還沒到這一步,但是真正的可能災難會發生在第三世界。現在統計上仍呈相對空白的非洲、東南亞、拉美,很可能因為檢測與統計的問題而被忽視。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全球化的不斷加深,便利之外,極大地增加了系統性風險。貝克認為,在前工業時代,災難被認為是同自然本身緊密相連的,所以,人類並不需要對災難負責。但是,現代社會的風險更多地同人類的決策相關。

3月17日,美國波士頓一居民到育兒所接孩子,由於疫情,育兒所的孩子越來越少,都被接回家照顧。
3月17日,美國波士頓一居民到育兒所接孩子,由於疫情,育兒所的孩子越來越少,都被接回家照顧。

  至於今天的疫情大爆發,陳希認為,“每一個政府都慢了半拍,每一個時間窗口內,都沒有解決問題。中國的預警首先失靈,但隨後採取了在人類衛生史上都堪稱非凡的舉措,留與世界機會,但世界未能抓住。美國在1月末停航中國,客觀而言很理性。但現在推算,美國的社區傳播始於2019年底,這種形勢下,停航後美國國內的隔離、檢測未能跟進。兩國停航之時,中國與其他各國交通依舊,美國也未有效應對旅客輸入,最終淪陷。”

  李一諾認為,本次疫情要求我們對公共衛生體系進行重新定位與思考。對於新發傳染病的防治,人們不應受限於在醫療系統內部分配有限資源的思維,而要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量。雖然平日也不打仗,但每個國家仍然要保有精兵強將,人們對此毋庸置疑。

  類似的,我們也要建設高效的疾病監測系統。更何況其價值不僅僅體現在重大疫情暴發期間,即便在日常公共衛生工作中,疾病監測系統也能發揮重大作用,並不會“浪費”。而做到這一點,就要求要預先投資——短期似乎看不到成效,但長遠來看卻有著極高的投資回報。此外,“病毒無國界,傳染病大流行面前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因此建立多邊的迅速有效的國際協作和反應機製也是至關重要”。

2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官員在華盛頓舉行關於新冠病毒的新聞發佈會。
2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官員在華盛頓舉行關於新冠病毒的新聞發佈會。

  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中,全球性危機的解決,只有全球合作才能解決。這次疫情中,拒絕協作的國家已經交了學費。陳希告訴本刊,檢測是美國命門,其決定疫情數據的準確性,之後所有的建模、分析、政策均以此為基礎。美國的重大失誤是——拒絕使用德國研製的成熟的檢測試紙,過於遵循本國標準,但自研的試紙直至今天仍有瑕疵,只能倉促投用,產量和分配始終短缺。

  哈蒙德教授說,曆史地看,也不必全然悲觀,“儘管大流行可能會帶來巨大的變化,但社會是有彈性的。危機之後,人們有能力恢復正常生活。例如,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爆發,伴隨其後的卻是‘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社會空前繁榮,文化充滿活力。”《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已經以本次新冠疫情作為新的曆史紀元分界點——曆史將會被分成新冠以前和新冠以後。

  本期封面專題中,我們採訪醫務工作者、公共衛生領域專家、國際組織成員和各國民眾,系統梳理了近期國際疫發展,試圖對近兩個月的全球曆史進行合理闡釋。我們具體分析了意大利、美國、新加坡三國的例子,同時從歐洲各國不同社會文化、科學上的“零號病人”概念和新冠病毒與1918大流感比較等方面進行了探討。《未來簡史》作者赫拉利和哲學家齊澤克,也向本刊獨家授權刊發他們關於本次新冠疫情的最新思考。

  (實習記者田鍾靈、孫一丹、印柏同對本文亦有貢獻。孟喬為化名)

  記者 | 劉周岩 郜超

  實習記者 | 張佳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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