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樹談馬來西亞華文文學
2020年03月22日10:28

原標題:黃錦樹談馬來西亞華文文學

黃錦樹,1967年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在獲得台灣清華大學文學博士後,長期任教於台灣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在其求學期間,黃錦樹便以“燒芭”之姿闖入馬華文壇,其後逐漸成為馬華文學最具生產力與批判能量的創作者、批評者與研究者。主要作品收入短篇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1994)、《烏暗暝》(1997)、《由島至島》(2001)、《土與火》(2005)、《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2013)、《猶見扶餘》(2014)、《魚》(2015)、《魚》(2016)、《民國的慢船》(2019)和散文集《焚燒》(2007)、《火笑了》(2015)、《時差的禮贈》(2019)等,另著有文學批評與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1998)、《謊言與真理的技藝》(2003)、《文與魂與體》(2006)、《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譜系》(2012)、《註釋南方》(2015)、《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2015)、《論嚐試文》(2016)、《幽靈的文字》(2019)等。

自2018年起,後浪陸續引入黃錦樹的《雨》和《烏暗暝》兩部作品,引起大陸讀者關注。應《上海書評》之邀,我於2020年2月間與黃錦樹先生做了一次訪談,內容不僅涉及他自己的創作和思考,也關注馬華文學的曆史與現狀,及其與“中國性”問題、與方言、與書寫文字的糾纏。

《雨》,黃錦樹著,後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272頁,38.00元

我想我們可以從“讀者反應”開始說起。我大概翻了翻大陸版的《雨》和《烏暗暝》出版後的評論,毫不意外地,在您作品所包含的各種元素中,首先被人所發現的,是由緻密而潮濕的膠林和雨水所構造出的南洋風景。這一風景也是認知馬華文學之獨異性的常見符碼。讀者對“異域奇觀”的矚目本身無可厚非(在華文文學的大陸接受史中,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時這樣一種視角也很容易落入某種去曆史化的東方主義(南方主義?)陷阱,並固化馬華文學的盆栽境遇。您在討論《猴杯》時,曾試圖凸顯婆羅洲雨林審美景觀的“背景”,尤其是華人在殖民史中所佔據的位置及其與原住民的關係。可否請您以《雨》和《烏暗暝》為限,談談您的雨林風景有哪些比較重要的“背景”?或者說,哪些背景負擔是必要的?

黃錦樹:

我後來也常想,我們讀那麼多外國翻譯小說,何嚐(或怎麼可能)去瞭解相關小說的背景?因此在前年的某次訪談中,針對大陸讀者的反應,我曾說,友善的誤解可能是美好的。審美體驗本來就和誤解脫離不了干係。就閱讀史而言,那是無可厚非的。因此,我所謂的“背景負擔”其實是針對專業讀者、研究者。東南亞史,殖民史,移民史,文學史,文化史,社會史,地理,植被,風土,政治,種族結構……

在否定的意義上,我不讚同寫作者為了擔心給非星馬地區讀者造成“背景負擔”而刻意降低“南洋色彩”,用大陸或台灣地區通行的標準語彙寫作。

在大陸的讀者反應中,有一部分可能特別有意思,那是來自僑鄉(福建、廣東)的,他們有祖輩下南洋,甚至還有親戚在南洋,或者有一段被遮蔽的家族南洋記憶。

“中國性”和離散經驗是另一個在討論馬華文學時繞不開的問題,牽涉到的論述也已經汗牛充棟。這裏我想從一個具體的例子開始提問。大約兩年前,您批評了史書美在討論(反)離散問題時的架空曆史的操作,指出她的論述輕易抹去了巫華關係中,離散華人所面對的單一民族國家對他們施加的身體和文化(語言)暴力。史氏的論述與新冷戰話語的合謀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一論述以“在地化”為目標,試圖將馬華文學縮減為單一民族國家之下的少數族裔文學。但在您看來,在地化的文化政治實踐(譬如南來文人棄絕中國經驗而投身“此時此地的現實”),在有國籍的馬華文學出現之後,就已經不再可能。我想問的是,無國籍的馬華文學,尤其是旅台馬華文學所面對的“中國性”問題,與台灣本土的(以及本土主義的) “中國性”問題之間構成什麼樣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前者是否有可能被後者所吸收、吞沒?除此以外,無國籍的馬華文學,在旅台馬華文學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樣態?

黃錦樹:

“馬華文學作為單一民族國家之下的少數族裔文學”那倒一直是如此的,自馬來西亞建國後,1970年代就定調了。依史氏的“反離散”論,在馬來西亞用中文寫作本身就是不正當的,依那樣的、和馬來西亞國家意識形態合謀的同化論邏輯,我們應該用馬來文寫作,華文文學根本就不應該存在。對我而言,那如同風涼話的論點是不能忍受的。

“在地化的文化政治實踐,在有國籍的馬華文學出現之後,就已經不再可能。”也是誤解。應該說,“在地化的文化政治實踐,在有國籍的馬華文學出現之後”反而成為常態,馬華革命文學就一直沿著那樣的道路走下去。即便政治意識沒那麼強的,土生土長的在地經驗也是“有國籍的馬華文學”寫作最原初的參照,因種族歧視滲入日常生活,很容易展現為所謂的“政治抵抗”。

“無國籍的馬華文學”可能只是我個人的玄想而已。“旅台馬華文學”的其他作者(我們總共也只有幾個人)對我的提議一向不置可否,說不定認為那是無聊的話題(“練肖話”),不過是我對自己的定位,“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在台灣的本土化浪潮興起之前,有的旅台的馬來西亞青年努力要成為“中國作家”,作品的“中國性”滿溢。1980年代末迄今,除非從特定的意識形態立場出發,作品里不容易找到“中國性”了。三十多年來,“旅台馬華文學”也都在努力“做自己”,“中國性”已然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烏暗暝》,黃錦樹著,後浪 |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480頁,59.00元

在您的小說中,文字本身的物質性在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論是作為情節設計的一部分還是作為插入的圖像,文字的直接顯現(甲骨殘片、漫漶的手稿)往往刺破了原有的書寫體系的運作,增加了小說敘事的不透明性。與此同時,書寫語言的現代變革也是您多篇論文的主題,各種中文書寫方案的出現,總是與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傳統發明(或故鬼重來)相聯繫。結合您的小說和研究,我想請教兩個問題,第一,您小說中的甲骨文常常被人們視為某種古老的“中國性”的符號,您是否認同這樣的說法?假如說對馬華文學而言,通行的書寫文字中存有您所說的“最低限度的中國性”,那麼甲骨文的中國性應當怎麼理解?第二,在您的小說里,甲骨的出現常常和身體糾纏在一起(自瀆、刺青,或至少是身體勞作),怎麼理解這兩者的關係?(另一個可能與書寫文字相關的問題是,在讀過簡體文本以後,您覺得繁簡轉換會對閱讀您的小說有什麼影響嗎?)

黃錦樹:

對我們而言,“中國性”像是個幽靈迴繞不去。我曾經面對兩種極端對立立場的人,他們對“中國性”竟然有著奇怪的“共識”:一旦用漢字寫作,就和“中國性”脫離不了干係。因此離心論者就主張,為了徹底告別中國性,應該用外語寫作。中國人(或華人)還沒有把語言視為公共財產的觀念,中國曆史上太喜歡用“漢化”來解釋非漢人的漢語寫作,所以越南、韓國在現代化過程中要把自身語言內的漢字都清除掉。用英語寫作就必然帶有“英國性”嗎?

我當年談“最低限度的中國性”是針對中華民國和東南亞各國肇建後華人移民的民族認同,問題最後可能還是會涉及我們是怎麼理解“中國性”的。老外著迷於甲骨文的更不知凡幾,而近代中國人,出於這樣和那樣的私人理由,有的著迷希臘(譬如周作人),著迷日本(族繁不及備載),著迷印度……甲骨文,除了是我的中國,還可以說是我的希臘吧,雖然我對中、希都不著迷。

甲骨文即便不是最早的漢字,也離起源最近。那古老的在場,也許見證了文字的終極神秘。“甲骨的出現常常和身體糾纏在一起”,也許是為了表達我的困惑?身體也很神秘啊。

書出版後,我其實很少看,繁體字最後一次細看經常是二校時。簡體版我相信出版社的編輯,所以即便出版後也沒看。雖然在書出版前他們會詳細告知,有哪些部分會做一些修改或更動,我都覺得無所謂,因為我認定的“正本”是台灣的繁體版。如果可以選擇(譬如在馬來西亞),我不會選擇簡體字。

您曾在不同地方提及方言和方言群認同的意義,有趣的是,在大陸文學場域中,似乎也有越來越多作家開始自覺地開掘方言寫作的空間。當然,對大陸文學和馬華文學來說,方言與國語具有完全不同的關係。您怎麼看對於馬華文學而言,尤其是對於旅台馬華文學而言,方言的運用所帶來的可能性和限度?

黃錦樹:

星馬華文文學方言運用得最頻繁應該是1930年代迄1960年代間的南來文人,部分原因可能是好奇,容易展現地方色彩,和中原的標準語產生區隔。但南方方言寫作有它先天的困難,先天的局限性,只能是輔助性的。同屬官話系統的北方方言大概就比較沒問題。在大陸應該是大有可為的。

旅台馬華作者和南來文人的旅程剛好方向相反,普遍上比較是脫卸方言土語,朝向文學的標準語(我嚐稱之為“從華文到中文”),從李永平到陳大為,莫不如此。

在所有馬華文學的研究者中,您可能是最為自覺地在建構(重建)馬華文學經典的人之一,那麼在您看來,在更年輕一代的馬華作者中,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作品?

黃錦樹:

大概就那幾個名字吧,黎紫書,賀淑芳,梁靖芬,龔萬輝,張柏榗,每位都至少出版過兩本小說。

您在《猶見扶餘》里講到《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被不禁而禁的故事,它現在“解禁”了嗎?您的小說集在有人出版以後,在馬來西亞讀者中的反響如何?

黃錦樹:

沒有反響,也賣得很差。馬共內部應該是很有意見的,但我只讀到一篇水平不高的評論。我原期待多收集些對我的討伐,好改編成一篇獨特的“馬共小說”。

我評估,在馬來西亞,一直以來,我的讀者頂多就一百多人吧。台灣地區可能有三五百人吧。

在您的馬共小說中,對於(前)馬共成員的寫作行為(回憶錄、日記、曆史/偽史、檔案文書……)本身的反複書寫佔據了很大的篇幅。他們總是以一種自我強迫的姿態將自身的曆史和肉身轉化為(常常是不可辨識的)文字符號。就馬共成員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他們深陷“曆史的無意義的時間賸餘”中,以身體/文字投入、填補那個無意義的黑洞的絕望努力。但有趣的是,您的馬共小說寫作也似乎呼應了您所書寫的這種不斷延長的強迫寫作。(您提到過自己幾度為這馬共小說收尾而不得的經曆。)我感覺有些時候,無國籍的馬共成了無國籍的馬華文學的一個隱喻或是容器。與此同時,就兩者的關係而言,借用劉淑貞的語彙來說,馬共似乎也以自身的曆史與倫理重量,錨定了您(在重寫馬華文學時)的中文現代主義議程,乃至部分清償了它的美學債務。您是否可以談談,對於您的寫作而言,馬共所具有的(劉淑貞意義上的)倫理的位置和意義?此外,您有沒有再次為馬共小說收尾的計劃?

黃錦樹:

確實,我的寫作也是源於絕望。也確實,“無國籍的馬共成了無國籍的馬華文學的一個隱喻或是容器”,但那可能是我對馬共和馬華文學最重要的貢獻。對它們而言,我的寫作像癌,腫瘤,或討厭的慢性病(我也讀到馬共陣營內能文之士對我的唾罵)。從2012迄今,我的“馬共寫作”本就是個沒有計劃的計劃,而且很可能一開始就在做“收尾的動作”,現在也還在繼續“收尾”(譬如我最近就卡在要不要讓它收尾在中文現代小說的開端,糞土版的《狂人日記》?)。馬共對我而言是文學的實驗場域,甚至可能讓我抵達寫作本身。對實存的馬共和馬華革命文學的信仰者而言,那是不可理解的,個人主義,小資情緒。

癌症和腫瘤的比喻極其精確,尤其是您的寫作始終有一種不斷自我增殖、衍生的趨向。不同時期的小說之間的互文關係,使得您的作品互相交錯成為一個網絡,具有一種奇特的整體的共時性,由此也幾乎很難以單篇為單位來理解。非常期待您的糞土版的《狂人日記》,也讓人馬上想到《祝福》里的那位糞翁。在您的作品中,魯迅算是一個出鏡率比較高的人物了(他也是“老現”們的重要參照),能不能借此機會談談魯迅?

黃錦樹:

作為小說家,魯迅的位置很獨特。我不只一次看到當代中國作家對他的輕蔑,好像人人都可以超越他(葉兆言:“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不高”),都寫得比他多,自認比他好,比他能寫得長。在當代中國,大概不容易找得到寫得比魯迅少的小說家了。但即便寫得再多再長,沒有一個的重要性可以相提並論。為什麼呢?他處在開端的位置,有一種或許可稱之為

開端的優勢

。他的作者功能與眾不同,他跨過的是從“沒有”到“有”的那個分界線。我們都安穩的在“有”這邊寫作,好像十分理所當然,有時大概也就忘卻了寫作本身涉及諸多倫理條件,技術還是其次。

論現代中國作家對東南亞華人的影響,沒有人能超過魯迅,尤其是整個左翼。因此,思考華人問題,不可能繞過魯迅。相較於失蹤於蘇門答臘的鬱達夫留給我們一個意義未明的“沒有”,被神化的魯迅自身的陰暗深刻,似乎更具思辨性、生產性,也是理解中文現代性的關鍵入口之一。

南洋左翼讀者長期以來只能讀《阿Q正傳》,但郭鬆棻顯然認為《孔乙己》更能概括當代知識分子的處境。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知識分子只能勉強位處於阿Q與孔乙己之間。不是嗎?

在您的馬共書寫中,對“假如馬共勝利以後會如何”的可能的曆史的描述,常常是以大陸為藍本展開的。在曆史的層面這當然沒有問題,但在文學上,在想像與技藝的層面,這樣的取向是否也可能是某種中原中心主義的投影?用您自己的話說,在想像“如果”時,“真實的曆史參照”是否有可能成為“烏有史的緊身內衣”,從而限縮了文學書寫的可能性?

黃錦樹:

文學想像也不能毫無依據,因為我的寫作動機之一是思考曆史的種種可能和不可能,即便是“如果……如果……”還是必須“有所本”。我的“烏有史”這隻想像的青蛙需要一個真實的池塘,我畢竟是在思考馬共的意義,它留給我們的遺產是什麼――包括可能發生而實際上沒有發生的。但真實曆史也僅僅是背景而已,那無關乎什麼“中原中心主義的投影”。

與您之前的作品類似,後設與互文依舊是您的馬共小說的常用策略——重寫現代中文小說(譬如《山路》)、徵用曆史/文學史人物與事件、裁剪拚貼當代作品(包括翻譯作品)中的文句(譬如陳寅恪、王小波、卡佛),這些做法使得您的小說同時成了關於現代華文小說本身的故事。也正是在後面這個方向上,您在《的外邊還有》里描述的“寫作機器”就變得很有趣,它似乎指向了一種文學寫作、文學陳規、乃至文學教養的內爆狀況,其中,被推到極限的互文性成為商品化文學的編碼方式。順著這裏引出的話頭,我想請教的是您對文學商品化的看法:在當代,如何在消費品之外,為寫作確立意義?

黃錦樹:

有的文學技巧好辨認,有的不好辨認。前者俄國形式主義者稱之為程序的裸露,是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慣用的伎倆(以上套用教科書的講法),像標籤一樣。“後設”、剪貼、重寫、偽造引文都屬前者。很不幸的,我有的作品會用前者,那因此常被注意到(尤其對寫論文的人而言),就好像我只(會)用那種技巧,而那些沒用上這些技巧的作品,就常常被忽略了。近年更有一種奇怪的論調,懷念純粹只是講故事的小說,但那也不過是小說的一種而已。寫作的人也不能只寫那種小說。簡單的,透明的,往往也是極其有限的。要多層次、複雜就得用上所有可能掌握的技巧。讀著世界文學長大的我們都知道,艾略特(T. S. Eliot)之後的英語現代詩、晚清同光體(一直到陳寅恪)都是文學用典之極致。嚴格來說,沒有互文的文學是不可想像的,寫作就是與那個世界無窮無盡的對話,六經注我。對專業讀者而言,這是另一種“背景負擔”。

其實我不太明白你說的“商品化文學的編碼方式”“成為文學文化市場上的高價商品的危險”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這問題從何而來。你是不是有個錯覺,認為我的小說賣得“嚇嚇叫”?“商品化文學的編碼方式”是不是說,那樣的寫作方式是為了更好的成為商品?其實從出版社的報表可以清楚看出,我的書出版後的一年內,頂多賣個三四百本,接下來每半年賣個幾十本,因此一版如果三千本,可以賣上十年還有剩。從我第一本書出版迄今二十多年,這種狀態沒多大改變。因此這五本小說我分散在五家出版社出版,以減輕出版社的風險。那是因為我“商品化文學的編碼方式”的成功還是失敗?

偶然“登陸成功”的《雨》作為《魚》的替換而得獎,在大陸賣了兩萬多本,數量上已超過我在台灣出版的所有小說之總和了。但以人口來算,台灣人口差不多是馬來西亞華裔人口四倍,大陸人口將近台灣六十倍,六十乘四百也差不多就是那個數字了;比率上也只比馬來西亞七百多萬華裔人口的一百多位讀者的基數略多一點。

我不知道這樣的無聊算術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在當代,如何在消費品之外,為寫作確立意義?”卡夫卡早就代我們回答了,請參考《饑餓藝術家》。或請讀一讀馬華現實主義作品,那是某種意義上的

饑餓文學

“商品化文學的編碼方式”指的其實就是您筆下那台“寫作機器”,尤其是各種“程式”的運作,其中可以見出互文性乃至各種文學技巧的空轉狀態。如果要舉例的話,或許類似乎您早年所批評的張大春的“文學特技”的表演。您曾指稱張大春“放棄了對象語言”,“否定了它的真理效度”。那麼您自己如何去把握、平衡“文學的實驗場域”和“對象語言的真理效度”之間的關係?

黃錦樹:

我不是很確定你所謂的“空轉”是什麼意思。天底下其實沒啥新鮮事,寫作的技巧也就是那些套路,其變化的數目,大概也就在孫悟空和豬八戒之間。

確實曾經有台灣的評論者用了“空轉”來談我小說的技術層面,但他是對整個馬共題材本身視而不見的情況下。題材一旦被抹除,形式當然就似乎在“空轉”了。我理解的“空轉”是純粹的文字遊戲,但我覺得我並不是。即便卡爾維諾那樣的排列組合,王小波的瘋狂蔓延、朱嶽那種怪怪的小說,也不能叫空轉,他們在思考小說自身的可能性。你舉的某君,(我討論的那些作品)是貌似以新穎的小說技藝探討嚴肅的議題,末了卻告訴你:“我是騙你的,事實上我甚麼都不相信。”我即便在最文字遊戲的時刻,也在思考馬華小說的可能性。“在馬共寫作中如何去把握、平衡‘文學的實驗場域’和‘對象語言的真理效度’之間的關係?”其實你前面的提問已部分地回答了這問題。馬共內部的人傾向認為,如果沒有像他們那樣經曆部隊生活,是沒有資格寫“馬共小說”的。但我從閱讀中發現,即便是馬共回憶錄,也充斥著縫隙。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的革命,都有不可說的部分,都會受到權力的抑製。文學的臆想,正是為了逼近被迫缺席或扭曲的“對象語言的真理效度”。

在您的馬共小說和馬華文學論述中,馬華的現實主義文學始終是一個或隱或顯的“對手”。那麼您怎麼看其他地方的華文左翼現實主義或是革命文學(比如魯迅、茅盾、胡風、路翎、呂赫若、陳映真、郭鬆棻之類)?

黃錦樹:

馬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我的“對手”啦,所以我在《馬華文學與中國性》中只用一篇論文就料理了它。沒有人會在比自己弱很多的“對手”身上花那麼多時間和精力。

除非不寫馬華文學論文,否則你碰到的材料九成都是“馬華現實主義”。我以最大的耐心去理解為什麼他們何以持續寫得不好——寫得不好還能持續寫下去——他們的持久戰,這和馬共問題有著同構性。他們都沒有論述的能力,只會重複教條、謾罵,及奇怪的,訴諸“道德”(因為他們認為我冒犯了“神聖性”)。

寫小說和散文詩的魯迅不是“左翼現實主義或革命文學”,對我而言他是個現代主義者。陳映真和郭鬆棻也是,從這三個現代主義者那裡我受惠甚多。“左翼現實主義或革命文學”的陳映真對我沒有意義。我對中國“左翼現實主義或革命文學”的論述沒興趣,我從西方馬克思主義那裡學到的更多;對“左翼現實主義或革命文學”的“史詩”(長篇小說)興趣不大,我同意一位小說家朋友的看法:現代中文文學最成功的“史詩”可能是金庸的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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