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清零”背後:驅趕ICU病房死神
2020年03月21日01:38

原標題:武漢“清零”背後:驅趕ICU病房死神

重症病人不能說話,醫患之間最多隻有眼神的交流。對比普通病房,重症病房的醫護工作十分“寂寞”。

女病人梅君一進ICU病房,朱桂軍注意到她的嘴唇、臉色甚至指甲因為缺氧已變成紫紺色,人已經昏迷。安放病人的同時,值班醫生已經給她戴上氧氣面罩幫助吸氧。

之前,普通病房的醫生就多次來電話催問有沒有床位。“她年輕啊。”朱桂軍解釋說。

接上儀器,屏幕上顯示血氧飽和度只有40%。“血壓50!”值班大夫盯著血壓計。

吸氧讓病人血氧飽和度慢慢上來了一些,等病人的生命體徵開始平穩後還需要盡快做氣管插管——朱桂軍把自己的想法同值班醫生交流了一下後吩咐值班醫生和護士各就各位。值班醫生先給病人注射肌鬆和升壓藥,護士推來呼吸機、準備好氣管插管設備。

用氧氣面罩吸氧,病人血氧飽和也能恢復到80%-90%,但只能持續半個小時左右,如果不插管血氧飽和還會掉下來——這在ICU病房雖是常識,但大家三四天前才剛剛從河北不同地區醫院彙聚到武漢,契合度還沒有那麼高,工作流程、工作習慣還在磨合之中。

氣管插管是針對極危重患者最重要的搶救方式——將特製的氣管通過口腔或鼻腔,置入氣管或支氣管內,能讓患者氣道通暢,對搶救患者生命、降低病死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此前病房醫生的電話推斷,這個女病人缺氧已持續數日,如果不馬上搶救,分分鍾有嚴重低氧血症導致死亡的可能。

略感欣慰的是,醫生做檢查時她會有下意識的反抗動作,說明尚沒有深度昏迷。

朱桂軍對這個病人印象深刻。“她大概40歲,父母因為新冠肺炎已去世,老公也被感染了。”3月19日,朱桂軍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回憶當時搶救情況,雖然已經時隔多日,依然痛惜不已:“包括醫院領導都來電話,問能不能盡快搶救。但ICU一直沒空床,進不來。”

朱桂軍是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重症醫學科病區主任。作為河北支援湖北首批抗疫醫療隊重症組組長,1月28日率隊接管武漢市第七醫院ICU病區,成為河北省首批援鄂的危重症患者救治醫療隊,這之中來自四院的有四個人。

插管風險

“這個病人的插管過程不是特別順利,因為她的氧合特別的低,這種情況下一插管的話,病人容易死亡。”朱桂軍回憶說,“插管之前還要給病人一定的藥物,不給的話,病人會抵抗,管子會插不進去。我們緊急配置升壓的藥物,同時會有人專門盯著監護儀,還要不斷的給病人測血壓,看著病人的血氧飽度,彙報給我們插管的醫生,因為他插管的時候看不到這些情況。插完管之後,因為機械通氣本身有低血壓作用,一接上呼吸機通氣,血壓會突然降下來。我們還要不斷調整用藥,包括病人用藥,輸什麼液,這邊還得維持病人的循環,所以這個過程其實蠻難的,當時搶救的過程也很緊張。”

等到插上管、上了呼吸機,從儀器上看她的血氧飽和度就開始一點點往上走,血壓也在慢慢的恢復正常。

朱桂軍一顆懸著的心放下了一半。這時,隔離衣防護服內已渾身濕透。

大約半小時後,血氧飽和度達到90左右。從病人的臉色也能看出來,缺氧的狀態慢慢有所緩解。

1月18日,武漢第七醫院被確定為發熱患者定點診療醫院,門診全部用於接診發熱患者,所有病床全部用於收治新型肺炎疑似病例及確診輕症病例,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定點託管。

1月22日開始收治患者,當天就湧入1300多位發熱病人求治,很快,普通病房和ICU已人滿為患。

新冠肺炎暴發前,七醫院的ICU很少收治危重患者,最多時候也只有2-3個病人,需要上呼吸機的患者很少。而等朱桂軍所在的河北醫療隊1月28日到時,病區已經一床難求。此時收治的大部分是高齡患者,他們被插著管或上呼吸機維持生命體徵。當時很多病人已有多臟器衰竭;有的出現腎功能不全,已經沒有尿液排出;還有患者心臟和凝血功能出了問題。血氧飽和度普遍偏低,通過插管、上呼吸機之後患者吸純氧,才將血氧飽和度維持在80%-90%左右。

當時的病區有幾台空氣消毒機,有負壓的電控插管防護裝置,在緊急情況,普通醫務人員可戴上插管,非緊急的情況下麻醉科醫生穿好防護服也可以插管。另外還有一些面屏,具備基礎的插管條件。

日常工作中,插管對ICU醫生來說是基本功,但在新冠肺炎救治中,卻是風險最大的搶救方式。

朱桂軍解釋,新冠肺炎是呼吸道傳染病,插管時患者氣道打開,即便使用了鎮靜藥物,患者呼吸還是會特別急促,管子進入後,會刺激患者的咽部,危重患者的病毒載量要比日常環境高很多倍,患者一旦咳嗽,飛沫傳出,醫務人員感染風險極大。醫生會根據患者情況,使用肌肉鬆弛藥物,但後者可能會影響患者的循環,所以在操作中,醫生要盯著患者的循環、血壓、呼吸等指標。同時,危重症患者血氧飽和度非常低,還需要快速插管成功,避免死亡風險。

在操作中,為避免感染,醫生穿上隔離衣、防護服後,會戴三層手套、眼罩和麵屏等防護工具,視線、手和動作的靈活性、“手感”等都會受到影響,增加插管的難度,增加醫務人員的體力消耗和操作壓力。

插管的具體時間要求,朱桂軍說一般是越快越好,如訓練有素的醫生三次或10分鍾插不上管,就屬於困難插管。此時醫生就得將氧氣面罩用呼吸機接上之後,扣到患者的口鼻,以維持患者的血氧飽和度。醫生還會尋找其他辦法,比如找氣管鏡或換直徑較細的導管再插,或繼續用肌鬆藥後重新插管。

新冠肺炎救治過程最大的難度也在防護工具的限製,操作極其困難。“平常做一個操作10分鍾,”朱桂軍說,“但此刻可能需要20分鍾甚至半個小時完成。”

改造病區

女病人梅君穩定後,值班醫生為她做全面檢查。看到彙總後的各項指標,朱桂軍發現情況不容樂觀,患者已經出現了腎衰和凝血功能障礙。

朱桂軍說,需要先把病人的凝血功能糾正到基本正常程度,但發現她的腎功能持續在惡化,“第一個腎功能的化驗肌酐就往上走了,這是看腎功能好不好的一個指標,叫血肌酐上升,後來越來越高,最高的時候,我記得她達到600。正常人應該是小於100以下。”

凝血功能跟感染、休克等多種因素有關係。糾正過程當中給了部分藥物,比如一些防止出血的藥物,同時針對血小板低,還要輸血,逐漸、逐漸地接近正常。

女病人梅君送來時,七院的ICU病房已增加到15張床位。

武漢市第七醫院位於武昌區中南二路。用“醫生圈里”的話說,是一家武漢市二級醫院裡面“設備最差、專業人員最少”的醫院,此前以治療慢性病或普通疾病為主,從未大規模收治過傳染病患者。

與中南醫院醫護人員交接進駐後,朱桂軍發現ICU存在一個很致命的問題。

按照傳染病醫院的要求,當時七醫院的科室、配套設施等都不全。“病房既不符合普通ICU的規劃和設計,更沒有三區兩通道的設計。”朱桂軍當時有點震驚,當時已開設的12張病床已經躺滿了病患,被分在2個單間和一個大房間里,床間距很小,不符合院感的要求。此時的救治設備緊缺,病房只有呼吸機和監護儀,有創血流動力學監測儀器和針對危重症患者搶救的血濾機和ECMO都沒有。兩間名義上為負壓的病房也不達標,“我們現在都是開著窗戶插管。”朱桂軍說。

在日常醫院的配置中,各大醫院對ICU病床的配置一般都不會很多,一家大型三甲醫院若有100張ICU病床數量,已是最高配置。

但當時的武漢市,危重患者數量急速攀升,ICU病床數量遠遠無法滿足實際需求。朱桂軍團隊只能一邊救治,一邊加緊改造病區,擴增病床。

在院感專家的協助下,團隊一起動手,對醫療垃圾和生活垃圾進行分類,然後調整通道,“保留部分通道,封掉部分通道,足足花了2天時間,對硬件進行整改。”朱桂軍說。此後的病區,三區兩通道基本成形,各類物資專區放置,治療室、病床的床間距調整完畢,他們還將一塊有窗戶的小區域改造,通過“拆東牆補西牆”的方式,將病床數量增至15張。

理順流程

梅君的治療過程給人的感覺格外漫長,看似平靜的表面下面是焦慮的等待。朱桂軍發現她的腎功能在持續惡化——如果腎功能受損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藥物已經不能予以解決,只能是用血濾機來進行腎臟的支援治療——而此時向防疫指揮部申請的血濾機尚在路上。

“一開始的流程相對混亂。”朱桂軍回憶道,“一方面要收治危重患者,另一方面還要熟悉醫院情況,理順工作流程。”醫療隊的醫護人員來自不同醫院,雖然級別差不多,但每個人治療有自己的特點。但重症救治,團隊的合力尤其重要。為此,朱桂軍帶領著大家根據國家的治療指南,緊急製定了簡單的病房有關操作流程,交接班、病情分析總表,病房記錄表、儀器使用、藥物應用等都統一規範,按照新建製的要求統一執行。

雪上加霜的是,七醫院已有醫務人員被感染,其中就包括ICU的負責人。“在臨去住院治療前,這位負責人跟我見了一面,簡單介紹了情況。”朱桂軍說。醫院還留了部分醫生協助他們熟悉情況,但後者有自身的工作,人每天都在更換,對接無法順暢,讓朱桂軍有點抓瞎。

疫情緊急,無論多難也硬著頭皮一步步走。

七院的病曆系統與此前團隊所用系統不一樣,在給病人開醫囑、做化驗時,必須快速熟悉病曆系統。最開始由於沒有工號,只能用本院醫生的工號進病曆系統,增加了溝通成本。

屋漏又逢連陰雨。恰逢當時醫院的系統在升級調整、洗片機器壞掉,最初的七天,朱桂軍根本看不到病人的影像學資料。等到系統好不容易弄好,電腦卻頻繁死機。“磨合過程很痛苦,有種使不出勁的感覺。”但此時情況緊急,醫療隊只能儘量克服困難:申請新的設備、學習醫院的病曆系統,熟悉治療流程。

排班也幾經波折。“重症患者行動不便、自身使用的醫療設備繁多,因此需多人同時配合,且在此過程中要消耗巨大的體力。”朱桂軍說,在日常情況下,國家要求的ICU病房的配置標準是一張床0.8個醫生、三個護士。但在疫情下,因為穿著防護服,體力消耗增大,應按照一張床2個醫生、6個護士配置,才是最佳醫療質量的配置方式。

按此測算,15張病床應該需要30位醫生,90位護士。但朱桂軍團隊只有12名醫生和48名護士。為解決這一矛盾,團隊實行兩班倒,分成白班與夜班,上夜班的醫護人員要從晚六點上到第二天早上八點,最初一次值班長達十幾個小時。比其他科室4-6小時一班的工作強度大很多,時刻挑戰醫護人員的體能和生理極限,堅持幾日後,他們調整了一下,但人力緊張的局面並未得到真正緩解,直到30多天后,河北的第5批和第7批醫療隊補充進來混合值班,團隊才有了稍長的換班時間。

為幫助接班醫生更及時準確的獲知患者的信息,朱桂軍發起接班表格製度,作為口頭交班的補充。“這個表上有病人一天基本的一些個生命體徵以及化驗情況,交班的時候我們就拿這個表接班,你不用再問一些具體的化驗數值,這上面都寫著。交班醫生只需要告訴你這個病人重點是在什麼地方,他的病情變化在什麼地方就可以了。這就省時間了。”朱桂軍說,“大概在兩個星期之後,工作流程開始順暢起來。”

直面死亡

女病人梅君最終沒有搶救過來。

2月21日,終於等到血液淨化設備,患者卻已高度水腫,是那種肉眼看上去都很明顯的水腫。

“因為她的尿少,每天還得給她維持生命的話,就得有一部分藥物要輸進去,你光輸進去她出不來,還沒有尿,這種情況下就是不斷的正平衡。液體正平衡,出入的量失衡,所以她已經高度水腫了。我們有了血濾機之後,第一個上的病人就是她,我們趕緊就給她在股靜脈大腿根這個地方,插入一根血濾的導管,然後連接上血濾機,就是把她的血引出來,經過血濾機的過濾,再把血輸回病人體內。”朱桂軍說,“同時我們靠這個機器每個小時給她往外拉水,根據情況大約是每小時100~200毫升的水,就相當於病人有100~200毫升的尿,這樣病人水腫確實能減輕,但是病人最終還是維持不住。因為太晚了,等待的時間太長了,儀器已經不能完全幫助她了。要是一開始的時候就有血濾機的話,她可能就會好一些。”

“這點確實是讓我心裡頭特別痛苦的一件事,”讓朱桂軍懊惱的是,“以前覺得自己的醫術挺牛的,但面對這種情況,挫敗感很強。”

朱桂軍團隊管理的15張ICU病床,死亡患者26名,平均病死率在50%左右。

總結死亡原因,朱桂軍發現,死亡患者大都是有基礎疾病的老年人,且老年男性居多。早期病亡率高於後期,主要是當時醫療資源緊張,患者無法得到及時和有效的呼吸支援。ICU的資源有限,普通病房中病情進展的危重症患者轉不進來,轉運設備不足,部分患者在轉運過程中去世。

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針對新冠肺炎的原發病缺乏有效的治療手段,病人的肺功能不斷在惡化,最終導致呼吸系統衰竭,“因缺氧導致多臟器功能衰竭是比較多的。”朱桂軍總結,另外現在的臟器支援手段是有限的,“這種嚴重缺氧病患的救治過程,需進一步摸索,比如新冠病毒藥物治療、機械通氣的設置、俯臥位通氣等問題。”

1月29日,朱桂軍團隊接管病區後第二日,就給一名患者實施了氣管插管術。“但很遺憾的是,患者來得太晚,血氧飽和度非常低,雖經積極搶救,患者還是最終去世。”朱桂軍無法忘記自己當日的感受:腰酸胳膊疼,從病房出來衣服能擰出水,特別是患者的離開,更讓他覺得無力,“此前多麼危重的患者都搶救過,成功的經驗很多很多,來之前也非常有信心,認為這麼多年的經驗足以應對。”朱桂軍坦言,第一次與新冠病毒交手的感受,他永遠無法忘懷。那時才意識到,自己早期的想法有些天真。

“為什麼硬是救不過來?其他臟器功能我都維持住了,為什麼就沒有一個藥物或手段能把患者肺部功能逆轉過來?”在朱桂軍看來,新冠肺炎部分患者病程長,像前面提到的女病人梅君從住院開始到死亡經曆的時間長達40餘天,團隊一直想盡辦法搶救患者,但原發病解決不了,最終患者遺憾去世,確是一件憾事。

作為重症醫學的醫生,朱桂軍有一個想法是無法撼動的:“有些疾病雖無法逆轉患者死亡,但會給我們總結救治經驗,下次面對同樣的患者,會有更好的治療。不能說患者一來你就覺得他不行,沒有經過努力搶救,或者缺乏搶救手段病人就走了,那這樣醫學永遠不會進步,重症醫學也不會發展。”

人力得到補充後,朱桂軍通過網課方式,先後給團隊講授了《新冠肺炎重症ARDS規範化機械通氣治療》、《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防控》、《俯臥位通氣循環效應》等課程。除自己團隊成員外,也有其他醫療隊重症科醫護人員線上旁聽,開始人數有一到兩百人,後來一次達到4000人。

“我主要是想把這次防控的經驗總結出來讓更多人知道,進一步解釋一些治療方法的原理。”朱桂軍說,後期還打算繼續開展一些課程,比如如何預防呼吸機相關性的肺損傷,血液淨化注意的事項等。

與時間賽跑

56歲的女性新冠肺炎患者胡姨剛進ICU時特別不配合。

“她剛開始來的時候是能說話的,表現得極度焦慮,睡不著失眠。絕望失眠、焦慮的表現就是不配合醫務人員的治療。”朱桂軍回想當時的情景,“你給她抽血,她拒絕,你給她吸氧,她拒絕。也不怎麼吃飯,給她喂飯也不吃。”

在ICU病房呆得久了,見慣了生死。但看到不願配合的病人朱桂軍還是禁不住搖頭歎息。

朱桂軍說,“作為醫生,我們的體會很明顯,病人要想死,他自己沒有生存慾望,你治療過程當中效果特別差。病人如果有信心,之後隨著你治療,他才能更快的去康複。”

朱桂軍看過她的病例:既往病史中有一個右肺癌,很多年前做過手術。也可能正是這個陰影讓她對恢復幾乎不抱任何信心。

看監護儀,她的血氧飽和度越來越差,朱桂軍決定,趕快插管。

值班醫生按照她的情況配備了鎮靜等藥品,插管後給她進行了肺保護性通氣、俯臥位通氣,然後維持循環以及其他臟器的功能。

病人插管後讓此前略顯喧鬧的ICU病房安靜下來。

“2月20號後,病死率明顯下降。”朱桂軍說,“救治力量和病床增補後,更多危重症患者儘早被發現,轉移到ICU病房,而這些ICU患者大都是單純的呼吸功能障礙,其他臟器功能尚可,自然病死率大幅下降。”

不過最關鍵的還是新冠肺炎的原發病控製,“原發病控製不住的情況下,完全靠病人的抵抗力去抵抗這種疾病,在一些老年人身上是做不到的。”

在救治能力十分有限,完全無法平均照顧到所有患者的危急情況下,醫生一般會將病人分為三類,一類病人是怎麼治估計他都好不了的。這種情況下,醫生依然盡力,但從心理上放在這種病人身上的精力就少了。第二類是經過積極努力有希望的。病人的的臟器功能雖然有損傷,但是經過搶救治療還有希望。第三類就是臟器功能比較好的,只是一個單純新冠肺炎這樣的病人,那麼最後一類肯定是重點需要維持救治的病人。

此後的日子,他們加速研究更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案和救治方法,與時間賽跑。

在朱桂軍看來,診斷標準中,其實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之間的界限相對模糊,沒有明顯的時間概念。尤其在醫療資源不夠的情況下,很多重症就拖成了危重症。其實可以不用再區分重症型和危重症型,統稱為重症型,“這樣有助於儘早篩選部分重症患者接受ICU治療,以降低病亡率。”

“現在轉到中南醫院的有4個人,其中還有一位工程師。轉到普通病區的有4個。病房裡還有一位氣管切開的患者,已不需用呼吸機,還有一位患者計劃脫離呼吸機。” 講到這裏,朱桂軍神色放鬆下來。

不過,不同的重症治療組的病亡率略有不同。“因為有的團隊是一家醫院內部整合力量,整建製接管,配合更高效。”朱桂軍說,各醫療隊的資源包括設備、人員力量有差別。而新冠肺炎導致的肺內源性ARDS,當原發病不能糾正的情況下,救治力量只能通過臟器功能進行支援,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與病毒鬥爭,而患者的免疫力也有差異化。

寂寞的救治

胡姨的表情告訴朱桂軍她輕鬆了很多,病情在緩解。

“我們把鎮靜藥停了之後,她醒過來的那種表情你永遠忘不了。因為有氣管插管,她說不了話,但是她表情就告訴我,痛苦程度應該比較小了。”這讓朱桂軍特別欣慰,“她那種眼神和剛來時不一樣了,焦慮跟不焦慮的眼神是能看出來的。包括你握了她的手讓她配合下;要是不配合的話,手一摸她就抓你撓你、撥拉你。但是這時候你跟她握手,問她什麼問題,她能點頭能搖頭,能通過簡單的這種手勢,能明白你的意思。”

病人有信心,恢復起來就明顯加快了許多。

“大約過了10天左右,病人逐漸好轉,我們就考慮給她拔了氣管插管。”朱桂軍說,“她的情況穩定之後,我們把鎮靜藥停了。這個時候病人微笑的話你就更加有信心了。”

拔了管之後,朱桂軍和值班醫護人員在工作間隙有意識地找她聊聊天,她能吃飯了,護士就想辦法到普通病房拿些不同的飯菜給她吃。

重症病人不能說話,醫患之間最多隻有眼神的交流。對比普通病房,重症病房的醫護工作十分“寂寞”。

將病人身體側到一邊,醫護人員圍護在病人四周,小心翼翼地保護著病人身上包括氣管插管、胃管、尿管、中心靜脈導管在內的各種管道。與此同時,還需要給病人容易受壓的部位貼上防護用具,再把病人翻過來,整個過程下來,病人一趴就是20多個小時。這是重症醫學科病房裡最常見的一幕——給病人做俯臥位通氣,但對於醫護人員來說這項任務並不輕鬆。一個患者往往需要五六個醫護人員一起上,對醫務人員體力是個很大的考驗。

而在重症病房裡,幾乎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對護士來說,除了觀察病情,及時給藥,留取化驗,上血液淨化,下鼻腸管等之外,喂飯什麼的都是小事,患者的大小便都是護士親自處理。

“在普通病房裡,病人與醫護人員握著手、寫表揚信,感謝醫生,會給醫務人員很大的鼓勵,”朱桂軍“羨慕”的說,抗疫至今,這種場面他們根本見不到,“但我們看到病人拔了管,或者意識清楚,能對我們笑,這是最大的心理安慰。因為這個時候,說明病人有信心,也給了我們信心,這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和支援。”

克服焦慮

胡姨這個病人能脫離危險慢慢好轉,讓ICU的醫生頗感“意外”。

“我都沒想到能救過來。這個人我印象太深刻。因為她太焦慮了,她焦慮那種程度,她自己睡不著覺,然後不斷的去說‘自己不行了’這種比較絕望的一種語言。”朱桂軍分析,她之所以能好轉,是因為後期患者已逐漸減少,醫護人員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照顧她,更主要的也是醫護人員之間工作的契合度已經很高,而醫院的設施設備也配備得比較齊全。

但病人的情緒並不穩定。能看出來,她的焦慮沒有完全消失,還是有焦慮和絕望的表現,比如發一些小脾氣、有時候沒理由地拒絕一些東西,有時吃飯吃不了多少,慢慢又表現出那種睡眠不好,晚上睡不著覺。

朱桂軍看在眼裡,連忙請醫療隊心理醫師為她做心理疏導,並且開出一些輔助藥物。

“然後我們在工作的間隙也跟她聊,說‘你的病情已經好轉’。醫生和護士輪班不斷地去開導她。”

雙管齊下,病人身體和心理明顯得到改善。朱桂軍考慮在ICU病房觀察一兩天就可以轉回普通病房。

沒想到,就在準備轉病房時,門診一下收治了多位發熱病人,病房沒床位了。病人只好留在ICU觀察。

這其實有很大隱患,尤其對一個曾經很焦慮的病人。“病人在ICU病房當中,她周邊的病人都很重, ICU病房儀器的報警聲音也是非常‘刺耳’的,一會就響,如果旁邊有一個非常重的病人在搶救的話,這個病人就會比較恐懼,甚至把原先的冠心病、心臟病或者心絞痛都能嚇出來,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一個事情。”朱桂軍說。

好在四天一直比較平穩。四天后病人順利轉到普通病房。

隨著援助時間的延長,在30天左右的時候,朱桂軍所在的救援隊隊員們的情緒階段性低點悄悄地到來了。“不是說沒有信心、喪失鬥志,而是出現了疲勞感,”朱桂軍介紹道,“於是,我們發起每日一歌的活動。在每天坐通勤車的時候開始大合唱,前幾天一直在唱《我和我的祖國》《我們走在大路上》《社會主義好》《黃河大合唱》,3月5日學習雷鋒紀念日唱《學習雷鋒好榜樣》。”為了鼓勵大家的士氣,朱桂軍甚至在工作的間隙給大家跳起了“小天鵝”舞蹈,隊員說他是“被醫學耽誤的歌唱家和舞蹈家”,其實他自己知道,他哪裡會什麼唱歌跳舞,就是為了緩解大家的疲勞和緊張而已。如今,這支隊伍已經養成了每日一歌的習慣。安全地帶領團隊走到最後,在適當的時候為團隊解壓,這也是朱桂軍的任務。

3月14日,武漢市新增確診病例降為4人,累計出院患者37632例。就在這一天,武漢市第七醫院最後一批新冠肺炎患者治癒出院,同時,ICU病房中最後三名重症患者被轉到武漢市肺科醫院。

“要提高治癒率、降低病亡率,最好的辦法是一切儘早。”朱桂軍總結47天的救治經驗,從ICU方面來看,包括儘早擴充重症醫學科病房,對患者實施氣管插管,有創機械通氣,儘早進行臟器功能支援,包括應對炎症風暴,儘早採用血液淨化、血液灌流和恢復期的血漿輸注等。對有希望的病人,儘早開展ECMO(體外膜肺氧合)治療,縮短無創通氣的時間。而在救治力量上,也要儘早磨合好組合起來的團隊,形成合力,配備足夠的人員和設備去展開救治。

“當前還不能說完全控製住疫情。”朱桂軍坦言,人類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還有很多未知領域,都給未來增添了不確定性。

3月18日,武漢實現首次新增確診病例和新增疑似病例雙“清零”。

(文中梅君、胡姨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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