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薇婭:你是我很陌生的物種
2020年03月21日17:17

原標題:許知遠×薇婭:你是我很陌生的物種

“火箭、遊艇是什麼啊?”

當許知遠第一次走進薇婭的直播間,這位訪談過無數名人的《十三邀》主持人竟然顯得有點羞澀。聚光燈從斜後方打下,他從襯衫上解開的第一顆扣子,到腳上的人字拖,都顯得不合時宜。

3月18日,在《十三邀》第四季中,許知遠和被稱為“淘寶第一主播”的薇婭展開對談,在此之前的3月9日,他聯合5家獨立書店創始人在薇婭的直播間里賣盲袋,掀起一場“保衛獨立書店”的輿論熱議。

許知遠坦言,薇婭對他是一個“陌生物種”,他從未在淘寶上買過東西,也從未看過直播。直播間里,有女生向他表白:“許老師我愛你”,他卻說:“這樣說話太沒文化了,能不能書麵點。”於是,評論齊刷刷地改成了“今晚月色真美”。

95分鍾的直播,超過14萬人觀看,盲袋共售出7000多份,籌集70萬元——許知遠的驚訝,也是時代碰撞的最好註腳。

似曾相識的“陌生物種”

作為《十三邀》的主持人,許知遠留下的是個性分明的側寫:白襯衫加牛仔褲,不加修飾的外表,興之所至的提問,面對俞飛鴻,他被整個互聯網世界攻擊“油膩”;遇到馬東,他直接被反擊“想多了”,整期節目都瀰漫著尷尬的氛圍。

他被抨擊過“落伍、迂腐”“才華配不上自戀”,被批評無休止的自我表達和偏見。喜歡他的人從蓬鬆的髮型愛到人字拖,不愛他的人說“觀點多聽幾遍就感覺到知識系統在腹瀉”。就算《十三邀》的大多數節目頗受好評,尤其對談許倬雲、唐諾、白先勇幾期,也化解不了四面八方、鋪天蓋地的口誅筆伐。

他也是公開的技術懷疑論者,被馬東說是“古代人”,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沉迷娛樂,忘記了對文化的追求。2015年他才開始使用智能手機,2017年才學會發微信紅包,直到今天,他沒有在淘寶買過東西,更不會看直播。

“古代人”許知遠和“被時代選中的女人”薇婭的碰撞,卻出人意料地順暢。整期節目里,許知遠放下了一貫的偏見,甚至顯得有些敬畏,畢竟他面對的是一個超越原有認知的世界。我們能從節目中辨認他熟悉的邏輯,幾次,他試著從直播背後探索中國人的消費和心理習慣,沒說幾句就被薇婭連珠炮般的語速打斷,只是這次,許知遠不再有反駁的慾望,規矩又聽話地上了一堂淘寶直播的科普課。

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鏡頭是,《十三邀》中,許知遠參觀了薇婭位於杭州阿里園區內的公司總部大樓,也是薇婭“直播商業王國”的總部。公司共有10層,員工500多人,10層中有一層,是專門用來放優質供應商品的倉庫,衣服、化妝品、零食、包袋,各類商品琳瑯滿目,全是薇婭在線上賣過的東西,不像公司,像是巨型超市。

看到這一切,許知遠發出羨慕的驚呼:“真大啊!”

看似打破次元壁的對話,其實有內在的聯繫。年少成名的許知遠,大學畢業後就出了書,一個月的工資相當於母親一年的收入;網絡泡沫破滅後,他為若干雜誌寫專欄,二十幾歲就成了雜誌主筆。年輕時他是時代的寵兒,也是身騎白馬,手舞長矛,衝向風車的堂吉訶德。

他喜歡李敖,瞭解尼采的呐喊,王爾德的追求,柏格森的哲學造詣,弗洛伊德對潛意識的研究;他談論福柯、馬爾庫塞,批判對工業社會對人的摧殘,對於曆史也是信手拈來。他是精神激盪的80年代孕育的佼佼者,而薇婭代表的是以電商和互聯網帶來的新紅利。從這個角度而言,兩人在“陌生”之餘,還有一些惺惺相惜。

也正因此,許知遠對薇婭的感慨,有過來人的語重心長:“你是一個幸運的人。”許知遠說,“你的喜好和這個時代的潮流是吻合的,大部分吻合潮流的人會因為潮流搖擺,而你有自己的定力。”

這是否因為薇婭的成功,也讓他想到當年的自己?

知識分子被迫轉移

在“單讀”微信公眾號刊登的一篇採訪中,許知遠曾坦言,自己身上有很多享樂主義的東西,過不了苦行僧的生活。他害怕魯迅,喜歡鬱達夫,因為自己“不夠勇敢也不決絕”,很難為理想獻身。

相比許知遠,薇婭受到的爭議更甚。

直播在國內興起時,大多以“秀場”形式出現,許多主播以低俗形式吸引觀眾的注意。2016年,淘寶上線直播功能,短短三年內,“帶貨”模式顛覆直播行業,也塑造了薇婭、李佳琦等一系列時代的明星。

平台成就了他們的事業,也帶來輿論場里的莫衷一是。“有人說直播很低端,直播就是電視購物;有人說直播就是騙子,坑蒙拐騙誰買;有人說這就是網紅的東西,誰買網紅東西。我也收到一些娛樂綜藝節目的邀請,我越來越想知道我們到底是誰。”在接受許知遠採訪時,薇婭說。

在《十三邀》節目的尾聲,慢慢睡去的薇婭。

去年的“雙十一”中,薇婭達成27億的成交量。許知遠坦言自己對這個成績很好奇——《十三邀》對薇婭的邀請,未必是來自主流的接納,更多是好奇心和對自我的焦慮,在俯視中,又不無羨慕的成分。

“薇婭是一個嶄新且熟悉的世界,是當代的肥皂劇。知識的邏輯系統正在改變,可能聽不懂5G是什麼,在書齋無法想像出來。”在提到薇婭的直播間時,許知遠這樣說。“知識分子在被迫轉移,不存在低頭。”

對於直播、流量、精神文化的探討,其實是個偽命題,正如寫作一樣,直播是一種新型表達方式,無關流量,亦無關“知識分子的墮落”。它受到的爭議,或許正如印刷時代的傳真機、傳真時代的電視一樣,是舊有媒介體系對新媒介的抗爭。堅持所謂的傲慢,不願意走出書齋認識現實世界,不承認直播的存在,不分析現象本源的原因,只是沉淪、埋怨、反抗現實的不公、時代的墮落,才是身為知識分子的可恥。

抗拒直播的原因,恐怕不是“知識分子”之爭,而是走出去和留下來之爭:走出去,在直播和流量的世界里,冰冷的數據並不關心知識的多少,“知識分子”下場直播,帶貨能力恐怕遠不如李佳琦和薇婭;留下來,受眾卻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往潮水湧動的方向消散。

即便如此,還是要走出去,像許知遠一樣,邁出勇敢的第一步,哪怕是被迫轉移:只有走出去,新的生態和規則才能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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