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轉機後開始隔離生活,我從倫敦“逃”回昆明
2020年03月20日18:32

原標題:兩次轉機後開始隔離生活,我從倫敦“逃”回昆明

作者:lemeng

去年英碩畢業,留英工作半年,本打算項目結束回國發展,因疫情提前回國。

3月17日,經曆了21個小時戴著口罩的空中飛行、兩次轉機以及數十個小時的等待,我終於輾轉從倫敦“逃”回國內,住進了昆明的一家小酒店,開始為期14天的隔離生活。

英國疫情概覽:

2020年初,當國內疫情大規模蔓延的時候,英國風平浪靜。

2020年1月31日,英國兩例確診。新冠狀病毒在英國突然有了存在感。

2月10日,英國境內共8例確診。周圍人開始討論買口罩。

2月15日,9例確診病例8例治癒出院。大家似乎鬆了一口氣,記得當時還有人發朋友圈說“大英帝國不是說說而已”。

3月5日,首例在英感染的新冠狀死亡病例,確診人數90。

3月18日,英國累計確診2626例,死亡71例。

疫情剛開始在倫敦出現的時候,對於防禦病毒,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戴口罩。我以為這是常識。

但在大多數英國人眼裡,戴口罩等於有病,沒有生病戴口罩更是匪夷所思。一些當地媒體大肆鼓吹口罩無用論,甚至說不利於患者康複。也有媒體把中國人喜歡戴口罩解釋為隔絕空氣汙染,評價說這種行為增添社會恐慌又沒有太大實際作用。

比較糟糕的是,隨著疫情逐漸嚴重,我身邊一些國人開始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中國同事大白天在倫敦市中心被打,新加坡籍校友在牛津街被打,中國女生戴口罩被當街潑冷水,超市里也有一群青少年朝著自己喊病毒......在相當一部分人眼裡,這場“瘟疫”就是一場因為中國人野蠻的食物偏好和堪憂的衛生習慣造成的災難。

因此對於我來說,家和公司成了最安全的避風港。雖然也並沒有那麼安全。

同事幾乎每天都會討論新冠病毒,問我家裡情況怎麼樣,離武漢遠不遠...辦公室內時常有人咳嗽發燒,但他們依舊不會戴口罩。閑聊的時候他們說因為年輕能自愈,所以不擔心自己會被傳染,唯一擔心只是怕傳染給家裡老人。

一個星期的思想鬥爭之後,我終於決定回國。

3月14日,去機場頭一天晚上。在經曆一個下午的翻箱倒櫃之後,我把帶不走的行李從倫敦塔橋搬到朋友宿舍。地鐵上還是只有我一個人戴口罩。我躲在車廂最靠邊的位置,小心地看著上上下下的人,警覺地聽著陳舊的地鐵發出尖銳的聲響。諷刺的是,怕被暴力歧視的擔心更甚於被感染。

3月15日:倫敦-香港

開啟十幾個小時的“修仙”模式

第二天下午1:30出發去機場。因為在車上帶著口罩,Uber小哥一直跟我強調他專門查了數據,每年全世界因為流感死亡的人數比新冠狀多,不知道我們在擔心什麼。我說今年才過去三個半月,每個國家因為對策不同所以死亡率也不一樣,現在說最終死亡人數還太早了一點;但是新冠狀的感染率肯定比流感高,所以小心點總是好的。

他說只要勤洗手不要接觸口鼻,離患者遠一點很難被傳染,就算被傳染了年輕人抵抗力強也沒什麼事。但就算自愈率有百分之八十,我也不想體驗那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性......後來我們又聊到了封城對經濟的影響,雖然他覺得封城沒必要,但認為生命比什麼都重要的我,很慶幸中國政府的決策和不惜一切代價的努力。

抵達航站樓:

希思羅T3航站樓比以往冷清很多,往來的亞洲面孔占大多數,而且都帶了口罩,一顆懸著的心有了些許慰藉——終於不會因為戴口罩而在人群中顯得尤為突兀。

希思羅現場工作人員沒有人戴口罩,也沒有其他的防護措施,於是很快拿到登機牌,託運完行李排隊安檢。

安檢的隊伍里聚集了各個國家的人,除了戴口罩的亞洲人,零星幾個歐洲面孔和印度小哥也戴起了口罩,還看見了一個人帶著彩色防毒面具,讓人忍俊不禁,好像反應過度有了最高標準。

安檢並沒有測體溫,很快通過之後直接到了候機廳。遠遠看見祖國同胞們陸陸續續開始了“戰前準備”,放眼望去全是各式口罩,手套,護目鏡,防護服(或者雨衣)...

進入機艙:

已經入座的乘客紛紛淘出了消毒紙巾給座位進行二次消毒,連外國人也都帶上了口罩。還有人用消毒棉簽試圖把酒精送到濕巾難以觸及的狹小角落。即使戴著口罩也能隱約捕捉到空氣中的酒精味。我把手湊到鄰座的小Y的口罩前讓她感受一下這迷人的酒精味,她笑著說這是“the smell of safety”(有安全感的味道), 可不是,這刺鼻的安全感。

上機前被千叮嚀萬囑咐不要摘口罩,我相信機上很多人也有這樣的打算,於是開始了長達十幾個小時的滴水不進模式。空姐也習慣了在提供餐食的時候很多人說不需要,詢問速度特別快,得到否定答案之後便不會再次確認。

飛機上偶爾傳來噴嚏和咳嗽的聲音,我毛骨悚然。於是更加頻繁的腦補空氣中肆意流動的病毒正在伺機尋找缺乏防護的人。每次身體給大腦發出缺水缺食的信號時,意念都會強製駁回。

在飛機上很難睡著,於是看完了《三體·黑暗森林》的最後一章,恍惚中分不清現實和科幻。雖然病毒不是不可戰勝的三體,但是對於人類脆弱渺小的真切感受是一致的。

不睡不吃修仙了十幾個鍾頭後終於落地。目的地是上海,所以在香港不用出關檢查。轉乘的時候需要再安檢一次,有香港的工作人員拿著體溫槍測體溫,如果沒有發燒就可以進入候機廳了。

3月16日:香港—上海

三次檢測,六個小時後我拿到行李

去上海的航班旁邊坐了個南非白人,覺得悶得慌醫用口罩摘了又戴,戴了又摘——終於把線玩斷了。我送了他一個,結果這個五十多歲在中國待了好多年的外教悠悠的來了一句“don’t you think people are overreacting about this”(你不覺得大家對病毒反應過度了嗎),我又被迫開啟了保護我方防禦塔模式,跟他一再強調這不是普通流感,戴口罩既保護自己又保護別人。

他說他來上海是重新找工作,因為之前的學校因為疫情的緣故讓他做線上教學,他不願意,說自己沒辦法保證正常的線上教學工具,也因為年紀大了不想重新學習如何進行線上教學了,所以和老東家分道揚鑣。

他不是一個人,疫情衝擊了很多傳統行業,對於不再具備旺盛精力和學習里的人來說,這次疫情導致的直接失業以及行業轉型導致的更大規模的失業將會持續多久,他們又何去何從?

落地上海:

晚上6:50左右之後飛機落地。所有乘客原位等待海關檢疫人員檢查。

大約十分鍾左右,空姐開始按照姓氏字母表一個一個叫名字到機艙門口做體溫檢查。等了兩個小時之後外教大叔忍不住說“we are just suffering with our names”(我們現在就是因為名字遭罪), 我回“but luckily your surname does not start with Z”。(幸好你的姓不是Z開頭的)

說說笑笑半個小時之後終於聽到了我的名字,於是第一關檢查正式開始: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拿著體溫槍挨個檢測體溫,檢查護照和健康申報表。微信電子版的健康申報表暫時沒用,所以在飛機上要填好要紙質版的,申報表上機後會派發,落地前填好即可。飛機上是不會提供那麼多筆的,所以建議大家提前準備好,避免耽誤時間。

如果沒有任何發燒症狀就可以出機艙,我們跟著工作人員來到第二個檢測點。路上工作人員大喊大家不要走得太散排成一列,於是十秒鍾不到大家就乖乖列成了縱隊前行。覺得自己很像流水線上的產品,等待著被蓋章印戳“合格”或者“危險品”。

拿好紙質版的健康申報表(暫不上交),在掃二維碼填寫入境上海電子版健康申報表之後會有一個專門的監測點,工作人員會問幾個簡單的問題:

1.14天之內是否有意大利 韓國 伊朗 法國 西班牙 日本 德國 美國 英國 瑞士 荷蘭 比利時 瑞典 挪威(根據情況這些重災區國家的名單會更新)旅遊史/居住史?

2.是否和確診和疑似病例有接觸,社區是否有人被感染?

3.最近幾天的航班行程,航班號以及座位號?

4.入境目的地以及具體家庭住址?

檢疫小哥附加題:你從倫敦回來機票多少錢?怎麼剛才有個從倫敦回來的機票18萬?

問詢結束檢疫人員會根據個人情況以及紙質版的健康申報表填寫另一張表格,並且根據出發的地點給護照和表格貼上相應顏色的標籤,大家根據標籤分流進行下一輪的檢測。

第三個檢測點是中國邊境衛生檢疫,大家根據護照上的標籤顏色到不同的關口進行檢測,如果只貼了綠色標籤就可以直接走自助通道出關,其他顏色的需要繼續到人工窗口。

已經是晚上十一點鍾了,快被饑餓和睏倦擊垮的我倚著小行李箱的拉杆,絕望的看著前面蜿蜒曲折的大長隊,乾脆把背包丟在了地上,隊伍往前挪一點就踢一腳,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終於可以站在黃線外等待。

邊境檢疫工作人員的系列問題基本上和第二輪問詢問題大致相同,只要你會說中文,如實回答五分鍾之內基本可以出關。唯一不一樣的是附加一個人臉識別,需要摘下口罩,識別完工作人員問我要去哪裡,我正轉頭想回答的時候他很嚴肅的說:先帶上口罩再說話。

過了邊境衛生檢疫就可以去拿行李。此時已經晚上十二點半了。

因為訂了第二天一早的航班回昆明,就差幾個小時值機也懶得折騰去找住處,索性找了個椅子坐下。一群戴著口罩也遮不住滿臉疲態的人抱著手躺在機場的椅子上,幽暗的燈光下等候區就像醫院走廊。安靜的大廳時不時傳來低聲竊語,還有每隔三五分鍾一次振聾發聵的防疫廣播。

3月17日:上海—昆明

落地被隔離

早上六點左右,值機的人烏泱泱一片聚集在了J區。這趟航班我和另外八個境外回來的“難友”都被安排在了飛機的最後兩排,由工作人員指引最後登機。其實防控做的如此細節,坐在最後一排也安心。

因為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健康申報數據,所以登機前需要掃碼再填寫一份健康申報表。

困到無法思考的我徑直走到了最後一排,沾上椅子就睡死到了飛機降落。中途三個小時發生了什麼我一概不知。

落地之後,等到全部乘客都下飛機了,我們留在座位上等待,隨後檢疫人員把我們帶到了到達層的隔離區。

檢疫人員首先根據護照(或身份證)、機票核對個人信息,又讓每個人用水銀溫度計測量體溫。最後將體溫和個人信息發送給審核的工作人員,等待進一步的核查,確定是否需要集中隔離。

因為從境外返回的人員較多,工作人員人手不夠,但是小姐姐們還是一直保持著專業的態度和極大的耐心有條不紊的推進檢疫流程,並且盡快解決每個人的問題。

一個英國媽媽帶著兩個女兒也在隔離區等候,但是因為小女兒年紀太小了,測體溫的時候不小心把溫度計打碎了,工作人員立馬清理了現場,還溫柔的安撫著她們說沒事。

信息採集完畢已經過了飯點,一個從加拿大回來的男孩餓得受不了,工作人員馬上打了電話讓人買了零食,給在場所有的人送了一份,給我們墊墊肚子。

又在椅子上昏睡三個小時之後,我們接到了去指定賓館集中隔離14天的通知。我們跟著指引坐上了一輛空港快線,除了工作人員和同樣穿著防護服的司機,全程只有我們八個人。

到了賓館之後,工作人員拿著大型消毒噴壺把我們從上到下連帶行李進行了360度消毒,酒精味刺的讓人睜不開眼睛,酒精霧的朦朧中腦子裡浮現齣電影里囚犯入獄前的水槍和消毒粉洗禮,又一次提醒自己隔離期要正式開始了。

新一輪的“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的靈魂拷問之後,在前台辦理入住手續住交完房費就可以入住。隔離期間非工作人員不可以進房間,我也不能出房間。於是開始盤算著一會兒給爸媽發什麼“願望清單”以渡過漫長的禁閉期。

(正在隔離的我)

3月17日晚:隔離生活

萬萬沒想到回國見爸媽的第一眼是這樣的:

透過鐵窗聽著他們熟悉的聲音,我的心揪成了一團。心想以後可千萬別犯什麼事,這種近在咫尺遠在天邊的“探監”不要再有第二次了。

入境隔離需要自付房費,我被分到了一個三人間,每晚一百多。

門口的凳子是我和外部全部世界的全部交流——點的外賣或者爸媽帶的東西由工作人員送到門口的椅子上,然後他們會敲門說“你的東西放在凳子上了”,我再開門拿,順便感受一下外面自由的空氣。

每天兩次測體溫,上午九點一次,下午四點一次。

拖著行李忍饑挨餓輾轉兩三天還不能回家,不能見爸媽,以及突然改變的生活條件和作息,讓我的心理和生理上都有諸多不適應。但是非常時期,其實大多數和我一樣的歸國留學生都心懷感恩,不願再給祖國添亂。

微博上一些人說著讓人心寒的話,但是他們還記不記得有多少海外華人在疫情發生的第一時間就組織捐款、捐口罩、組織包機?

人類思維模式的非理性成分導致了一些認知靠聯想建構——當留學生和病毒,傲慢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整個群體也被迫和這些概念強行捆綁。然而每天上萬境外入境人員,被感染的和不配合的公主病畢竟是少數。

本是同根生,疫情已經肆虐,偏見和仇恨只會徒增添彼此的心理負擔。

今天是隔離的第三天,很奇怪的是,物理上的不自由竟然換來了心理的自由。很少有這樣一段沉默的時光,一個人的房間,自由安排的時間,沒有外界瑣事叨擾,甚至連三餐都不用操心。

發呆的空隙想了很多隔離期結束之後要吃的東西,要做的事,要見的人。

爸爸說等我隔離結束,春暖花開,可以帶著我去兜風了。

編輯:陳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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