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戰勝疫情需國家間通力合作
2020年03月20日15:39

原標題:鄭永年:戰勝疫情需國家間通力合作

參考消息網3月20日報導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17日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表示,新冠疫情凸顯全球面臨共同治理問題,要戰勝病毒的擴散,需國家間通力合作。文章摘編如下:

當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中國上上下下把病毒視為“敵人”,進行了一場“舉國體製式”的抗疫運動,隔離、封路、網格狀管理,在短短數天之內建立了兩山醫院,舉措前所未有。

現在,中國“舉國體製式”的抗疫終於見到了階段性的成效。在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中國新冠疫情基本被控製,各級政府在繼續關切病毒擴散的同時,把恢復經濟活動提到了最高的議程。

現在輪到那些受疫情影響的其他國家的政府和社會疲於應付。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凡是被疫情威脅到的社會,民眾不無抱怨政府,甚至產生相當規模的社會恐懼。

全球面臨共同治理問題

在全球範圍內,各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有哪些?

是否存在著一個有效政府和強有力的領導集團?在危急時刻,社會的信心變得極其重要。就這次新冠病毒來說,在很大程度上,由疫情所導致的社會恐慌要比疫情本身給社會秩序造成的壓力更大。社會恐慌不可避免,所有受疫情影響的國家都出現了搶購潮,只是程度不同罷了。一個有效政府和強有力領導層的存在,對減少甚至遏製社會恐慌至關重要,這不僅關乎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也關乎政府是否有能力動員資源來有效抗疫。

無論是日本、意大利,還是美國,社會最擔心的也是這一點。很多年來,二戰以來建立的西方民主製度和自由資本主義製度受到質疑和挑戰,民粹主義崛起,內部政治紛爭不斷,已經大大弱化政府的有效性。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有一個有效政府和強有力的領導集團來應付疫情,是各國精英和民眾最為擔心的。

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製度矛盾如何解決。在意大利,中央政府先是突然宣佈封鎖部分地區,後又宣佈全國封鎖,但地方並沒有準備好,顯得手腳忙亂,不知道如何執行中央的政策。日本安倍政府修法,賦予首相頒布國家緊急狀態的權力,一旦首相具有這種權力,日本地方自治就要受到很大的影響,首相擴權的舉動因此引出了地方和社會的質疑。所有這一切使得所有這些國家的中央和地方關係出現了亂象。

專業人員應受尊重信任

專業機構是否有足夠的權威和權力?在疫情方面,這裏的專業機構主要指疫控專家和醫生等。在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知識的權力是不言而喻的,無論是對病毒本身和傳染性的判斷,還是如何有效地遏製病毒,幾乎所有環節都涉及非常專門的知識,這些知識是其他群體(包括政治人物)所不具備的。正因如此,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擁有很高的社會信任度,社會對他們的信任要遠遠高於對政治人物的信任。新冠疫情發生和傳播以來,這個群體在各方面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然而,專業人員和政治人物之間對事物的考量往往不相同。

當英國當局宣佈不是每天更新疫情數據,而是一週更新一次的時候,社會就嘩然了。儘管專業機構和政治機構都可以找到有利於自己的理由,但這無疑損害了專業機構和人員的權威和權力。

全社會抗“疫”方能成功

社會力量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疫情的擴散使得病毒獲得了“全社會性”,全政府的抗疫已經遠遠不夠,只有全社會的抗疫才會取得成功。

一個社會所持有的價值觀,影響社會是否配合。在亞洲,社會成員往往抱著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們很容易在安全和自由之間作一選擇,即選擇安全而非自由。對他們來說,道理很簡單,沒有安全,哪來的自由?但在西方民主國家,要人們在自由和安全之間作出選擇,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人們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現實情況是,這兩者並不總是可以同時獲得的。

一些社會文化因素也妨礙一些國家的有效抗疫。例如不同文化對戴口罩就有不同的理解。在亞洲(尤其在日本),戴口罩往往是表示對人家的尊敬,讓人家放心;但在西方,戴口罩的人往往被視為病人,所以經常受到人們歧視。

社會積極的參與方面在中國已經表達出來。而西方到現在為止,還沒看到社會如何組織起來對抗疫情。這或許和西方人把疾病視為私人事務有關。在很多國家,人們所看到的大多是社會的恐慌狀態。

冠病疫情已經迅速擴散到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儘管各國都面臨所有這些問題,但因為各國的政治製度、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等的不同,人們並沒有一個統一有效的抗疫模式可以模仿和參照。如果用眼下流行的網絡用語來說,就是人家的作業自己沒辦法抄。因此,儘管中國的方法在中國有效,新加坡的方法在新加坡有效,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照抄照搬中國的模式,照抄照搬新加坡的模式。最終,各國都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社會的有效模式。

不管人們喜歡與否,疫情是人類全球化的一部分。這也決定了沒有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可以獨善其身;要戰勝病毒的擴散,就需要國家間的通力合作,而非互相嘲笑,妖魔化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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