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電商時代女性創富和家庭決策變革
2020年03月20日10:33

原標題:中國家庭︱電商時代女性創富和家庭決策變革

過去十年,互聯網經濟給予從業者彈性的工作方式,但也模糊了工作與休息的邊界,令工作強度無形增加。對於那些搭上電商經濟的快車,在較短時間內創業成功、實現經濟自由的創業女性,她們經濟收入的提高,能否將她們從工作與家庭衝突中解放出來?

我們長期跟蹤了生活在廣州的15名創業女性,她們的年齡在26-49歲,經營的行業涉及醫藥、服裝、珠寶、藝術品、化妝品、日常生活用品、餐飲、快捷酒店、保險、教育、諮詢、新媒體內容提供等。以下的故事是從浩瀚的訪談資料中抽取的“特別的”故事,希望可以折射出一幅時代的新圖景。

“稀里糊塗就賺了錢,賺了錢反而有更大的危機感”

借助淘寶電商發財的代表是Miu Miu和貓爺。Miu Miu上大專時就北京路夜市擺地攤。後來還在北京路租了一個檔口賣衣服。契機出現在2008年。Miu Miu從同行口裡聽說了“淘寶店舖”後決定也嚐試,但是她不懂網店設計,就喊上了在深圳做文員、愛拍照愛上網的閨蜜貓爺一起創業。

2014年是生意的頂峰期,“每天就是嘩嘩嘩數錢”。線上線下才十幾個人的規模,一年的營業額卻超過5000萬,毛利潤達1000萬。

自從2014年後,儘管做了各種努力和嚐試,但奇蹟沒能再現。2019年,她們基本放棄了“奇蹟再現”的掙紮,更加註重公司的優化管理,以及她們個人與家庭關係的調整。

她們的“暴富”經曆代表了電商時代“風口”所寓意的機會產出。 “風口”之前,她們已經有本行業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又被她們精心地移植到電商平台,辛苦勞作、不眠不休、幾乎24小時在線,才有了“暴富”,可以說是先發優勢帶來的超額利潤,是平台經濟的紅利。她們覺得驚喜又意外,自己“很幸運”,並不像男性創業成功會刻意強調自己的“眼光”和“奮鬥”。

“生孩子,是一個分水嶺”

在我們長期跟蹤的15人裡面有11位女性都做了母親。生育成為家庭關係的一道分水嶺。生育孩子以前,“兩個人做什麼都很自由,像談戀愛時一樣”;生育孩子以後,“事業-家庭兩邊被擠壓”。雖然有孩子的家庭都僱傭了全職保姆,有的還有祖輩幫忙照看。但和孩子的情感交流,以及對親子關係和孩童發育有明顯促進作用的事務,比如親子活動、課外班、外出旅遊等,這些是“高質量”的家庭工作,還是需要她們。

有了兩個孩子以後,MiuMiu發現丈夫總想讓她花費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總覺得她做的還不夠多。但是MiuMiu已將工作做了很大的調整,有了孩子後,MiuMiu的時間變得碎片化了,這令她非常痛苦煎熬。他們不斷地爭吵,誰也不肯讓步。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年多。後來MiuMiu積極參加各種聚會,上心理輔導班,去國外遊學,又和其他幾位研究參加者一起搞了好幾次親子海外遊。丈夫逐漸改變了態度,夫妻關係得以緩和。2019年底,MiuMiu說不再想離婚的事了,雖然日子沒有激情但還是有一種“安全感”,可以過得下去。

陽子被公推為“最勁女人”,她是15個人裡面唯一生了3個孩子的,孩子的年齡在3歲至6歲之間,這還不算“最勁”。她最讓人佩服的地方是她一手打造了一個罕見的龐大的家庭:除了她和丈夫、孩子這個核心家庭,孩子的爺爺奶奶、姥爺姥姥也都和他們住在一起,除此之外,家裡還住著3個保姆,一名廚師,一個司機。更厲害的是,家裡這麼多人,吃穿用都由陽子負責採買,同時,她還經營著自己的快捷酒店。在酒店裝修的那半年里,她是工地上唯一的女性,每天工作超過10個小時,即便如此也沒妨礙她照顧家庭。

陽子掌控這個大家庭的訣竅主要有三:第一,她是做房地產出身,早早在廣州郊區買了一棟五層的樓。這樣的居住條件,1000多平方米的單體獨棟電梯樓,聽起來不具有可效仿性,好像印證人們常說的那句話,“有錢就不是問題”。實際上,其他女性里也有人有實力買這樣遠郊、開發時間比較早的別墅型住宅的,但是她們都覺得自己駕馭不了這樣一個大家庭,即便分層居住還是會有很多麻煩,這就是她們佩服陽子的地方。

陽子是做財務出身的,牢牢控製家庭經濟大權,包括丈夫的股票、薪水和分紅,同時,仍有精力負責整個家庭的日常消費採購——全部採用網購的形式;陽子在家裡設置了很多切實可行的規矩,成為絕對的一家之主,不管老人、配偶、家庭服務人員、包括孩子,都清楚這些規矩,絕不踰越。

“不花他的錢,我還不能說了算”

貝貝想賣掉眼下所住的單元樓,在新興的市中心購買江邊豪宅,以匹配自己飆升的經濟能力與生活方式規劃,但是她遇到了丈夫強烈的反對。貝貝自從創立了自己的微商品牌以來,收入就超過了丈夫,家裡一切開銷都由貝貝負責,不再用丈夫的錢。

2018年,貝貝的團隊骨幹擴大到近百人,收入飆升至將近丈夫的10倍。家裡可以實現消費升級的地方就只剩下房子。貝貝想要賣掉現在住的這套房子,買一套市價約兩千萬的豪宅。但這就要丈夫也拿出他這些年的積蓄,兩個人一起還貸款。沒想到,丈夫堅決不同意,兩個人爆發了自談戀愛以來最大的爭執,她甚至想到了離婚。

艾姐遇到的家庭矛盾聽起來就比較“日常”。做教育產業的艾姐離過兩次婚,現任丈夫是“配合型的”,做的一手好菜。他們各自的孩子分別上了中學、大學,“翅膀硬了”。艾姐希望和丈夫“過歲月靜好的日子”,但是前一段時間丈夫把公公婆婆接到家中小住,按照慣例是住三個月就回老家,誰知公婆說老家拆遷就不回去了,意思是要在艾姐的大宅里養老。艾姐就讓公婆搬出大宅去跟艾姐自己的父母住,藉口是老人生活習慣相仿,住在一起熱鬧。公婆不情願搬出去,丈夫的態度曖昧,只有艾姐非常堅決。四個老人才住了三天都受不了彼此,公婆就買了機票飛回老家搞拆遷去了。

誰知道回去沒有幾個月,公公突然去世。丈夫藉口陪老母親,一直住在老家不回廣州。艾姐總是感覺老人突然去世和“投奔兒子未遂”這件事可能有點關係,愧疚感讓艾姐難以承受,便轉嫁到丈夫頭上,覺得“是他不出頭,讓我做惡人。”我們最近一次和艾姐通電話是半個月以前,丈夫還沒有回來,她的情緒十分低落。

工作、家庭、自我——人生如何排序

儘管女企業家們極強調自己對家庭的依戀,但她們同時抗拒犧牲精神。她們在30歲左右成為了母親,完成了社會認為的育齡女性該做的任務,但拒絕成為孩子的附庸,並堅持將母親和孩子都作為獨立個體看待,既不因為家庭捨棄工作,也不會要求孩子成為某種特定模樣以作為回報,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人生選擇。

她們對於伴侶的要求也有了不一樣的定義。如果說育兒是她們推脫不了的責任,至少她們可以卸下“家庭照顧者”和“家庭情感工作者”的責任,而期待伴侶可以替代這些角色,不要成為那個需要被照顧的人。

她們都把家庭和親密關係當成自己的的情感支持來源,尤其是工作充滿利益衝突時,“家”就是她尋求溫暖和安慰的地方。但如果伴侶不認可她的事業,接納和理解她的高成就,無法體諒她的辛勞,就會導致爭吵和情感破裂。本次研究中幾乎所有的女性都找了經濟成就不如自己的伴侶,所謂的“女高男低”,顛覆了傳統的“男強女弱”定義。這對於雙方都是一個挑戰。如果伴侶還固守“我是一家之主”、“我是話事人”這樣傳統的性別角色,同時又不能提供家庭照顧和情緒價值,也會激發矛盾、破壞關係。

提供情緒價值不一定要求男性情商很好,有時候,只要稍微顛覆一下性別傳統,表現出“以妻子的成就為榮”,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很多女性認為,自己在工作上已經殫精竭慮了,就不能再被要求做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妻子/母親。如果必須選一樣,她們寧願單身帶著孩子生活,情感上的需求用自我寵溺和自我成長來滿足……她們不惜時間和金錢參加各種心靈工作坊,學費可達數千至數萬元。她們和上幾代人不同的地方在於,行駛自己對金錢的支配權,進行顏值、個人形象和個人身份的經營,讓自己“放鬆”、“成長”。她們需要的不僅是商業上的專家指導,還需要人際關係專家、心靈成長專家、情緒療愈專家,是一種更加“助長性的”而“非指導性”的關係,以滿足她們日益增長的高階需求,應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

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男主外、女主內”曆史的社會環境中,創業女性的生活故事有著更多的掙紮。她們沒有現成的教科書和榜樣進行效仿,基本上都是自己苦苦摸索。她們感受著性別期待造成的壓迫感與撕裂感,也在努力做出回應。即便如此,女性創業創富的熱情持續高漲,她們利用可獲得的各種資源:家庭背景、教育、工作經驗、社會網絡、機會、已獲得的地位、資本等,迎難而上,爭取合法性,不斷因應調整,致力於把控事業、家庭和自我。她們的經曆不僅是“事業成功”的雞湯,更是帶有反思性和革命性。

(作者裴諭新系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本文改編自裴諭新、陳思媚發表於《婦女研究論叢》2019年第12期,題為“電商時代女性創業的性別化曆程與家庭決策變革個案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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