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遺囑信託判案:1400萬緣何縮水至400萬
2020年03月19日01:06

原標題:首例遺囑信託判案:1400萬緣何縮水至400萬

而“李達家族基金會”為何會被法院判定為遺囑信託呢?這亦是本案爭議的焦點。

李達是在去世前的第10天,寫下了這份親筆遺囑,對其名下財產進行了詳細的劃分和處置。

一個二婚家庭,男主離世前已經立有遺囑,但為何依然引發了家族成員對千萬遺產長達四年的繼承拉鋸戰?

一份安排了近1400萬財產成立基金會的遺囑,最後被法院判定為遺囑信託,但為何裝入其中的遺產只剩下了400多萬?

這個被業內稱之為國內首例遺囑信託的判例,留給世人太多前車之鑒。

1400萬財產只剩400萬

從牽涉遺囑信託的事主家庭與婚姻背景,得追溯至1980年。那時,李達(化名)與前妻結婚,於1983年生下大女兒。婚姻期間出軌與黎嫻琦(化名)於2006年9月生下二女兒。2012年在前妻與其打離婚官司期間,又與黎嫻琦生下一女,但該女於2015年死亡。2013年,李達經法院判決與前妻離婚,7個月後與黎嫻琦結婚。

再婚後的李達於2015年8月11日因病在上海瑞金醫院過世,留下了其在世65年積累的千萬財產與一份親筆遺囑。

此後,他的大女兒和他的現任妻子黎嫻琦、二女兒開啟了長達近4年的遺產繼承爭奪拉鋸戰。其間,大女兒將黎嫻琦和二女兒告上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判決下來雙方均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據李達在遺囑中稱,其名下有各類有價證券約1000萬元,上海市金家巷、青浦練塘前進街兩套房產,海南省海口市一套房產,總價值約1400萬元。

然而事與願違,李達遺囑中的1400萬遺產,法律上認定的名下財產範圍,也就是可供其支配的遺產範圍。

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都認定,被繼承人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去世的,其名下財產,除有相反證據證明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推定為夫妻共同財產,在一方死亡時予以分割。

此外,遺囑中提及的上海市金家巷房屋和青浦練塘房屋,均系公有住房,法院認定不屬於李達的遺產,該案中不予處理。

李達去世後,其跟前妻打離婚官司的需要支付的債務未清,被法院扣劃了109.91萬元,由於是婚前債務,法院在劃分時判定,該部分扣劃不得佔用夫妻共同財產,只能從李達個人遺產中扣除。

在最終的遺產總值判定上,李達名下1400萬財產要扣去上海兩套房的價值,扣去夫妻共同財產的一半,扣去婚前債務,法院統計出,其遺產經折價後總值為4150421.28元及4438美元,折合人民幣約418萬元。

而黎嫻琦名下的財產則由45.09萬元變為了約430.12萬元。

上述418萬元的遺產中還包含了未寫入遺囑的部分遺產,亦被按照法定繼承予以分割。最終法院判定,被裝入遺囑信託,也就是李達遺囑中所稱的“李達家族基金會”中的財產約為400萬元,與李達生前遺囑里設定的1400萬元相去甚遠。

李達的大女兒在二審上訴書中主張,李達與黎嫻琦再婚後兩年不到即因病去世,再婚後李達並無大額收入,故如此短的婚姻關係存續時間內李達與黎嫻琦不可能積累一審判決認定的700多萬元夫妻共同財產。

二審法院駁回了上訴主張,並表示認同一審法院判決,判定依據亦是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一方名下的財產,除有相反證據證明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推定為夫妻共同財產。

盈科家族信託中心主任兼首席律師李魏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相對於生前信託,遺囑信託不確定性與風險更大,因為遺囑本身就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實踐中有大量遺囑會被認定無效或者在繼承人中間發生糾紛。

而“李達家族基金會”為何會被法院判定為遺囑信託呢?這亦是本案爭議的焦點。

一份沒有“信託”的遺囑信託

李達是在去世前的第10天,寫下了這份親筆遺囑,對其名下財產進行了詳細的劃分和處置。

首先,要求在上海再購買三房兩廳房產一套,該房購買價約650萬左右,只傳承給下一代,永久不得出售,現有三套房產可出售,出售的所得併入“李達家族基金會”,不出售則收租金。

之後,其名下賸餘350萬資金及房產出售款項(約400萬)和650萬房屋和其他資產約1400萬,成立“李達家族基金會”;黎嫻琦和二女兒每月可領取生活費一萬元整(現房租金5000元,再領現金5000元),所有的醫療費全部報銷,買房之前的房租全額領取;二女兒國內學費全報;每年黎嫻琦和李達的三兄妹各從基金領取管理費一萬元;妻兒、三兄妹醫療費自費部分報銷一半(住院大病)。

並指定,財產的管理由黎嫻琦及李達的三兄妹共同負責。新購650萬房產黎嫻琦、大女兒、二女兒均有權居住,但不居住者,不能向居住者收取租金。

如上述可知,李達最終能放進遺囑中支配的遺產只剩下了400萬元,那這會影響該遺囑的效力麼?

黎嫻琦和二女兒在二審上訴書中指出,一審判決對遺囑的理解及處理背離被繼承人的本意。李達在遺囑中想要成立的是一個基金會,但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基金會不但是非營利機構,且只能是以社會公益目的方能設立,故李達的意願無法實現。一審判決將遺囑作為信託的理解背離了李達在遺囑中的真實意願。

而一審法院判定時認為,從遺囑的內容來看,李達表達的意思是不對遺產進行分割,而是要將遺產作為一個整體,通過一個第三方進行管理,這個第三方李達命名為“李達家族基金會”,組成人員為黎嫻琦和李達的三兄妹,管理方式為共同負責管理。李達還指定了部分財產的用途,指定了受益人,明確了管理人的報酬,並進一步在購買房屋一事上闡明其目的,即“只傳承給下一代,永久不得出售”,也就是要求實現所有權和收益權的分離。上述李達的意思表示,符合信託的法律特徵,應當識別為李達希望通過遺囑的方式設立信託,實現家族財富的傳承。

根據《信託法》的規定,信託目的必須合法。李達的信託目的在於根據其意誌管理遺產並讓指定的受益人獲得收益,符合法律規定。根據法律規定,信託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包括遺囑等。李達立有自書遺囑,符合書面形式的要求。根據法律規定,信託文件還應當載明信託目的、委託人及受託人姓名、受益人範圍、信託財產範圍、受益人取得信託利益的形式和方法。李達所立自書遺囑明確其信託目的為管理遺產,委託人為李達,受託人為黎嫻琦和李達的三兄妹,受益人為黎嫻琦、二女兒、大女兒,信託財產為其遺囑中所列舉的財產,受益人以居住、報銷和定期領取生活費等方式取得信託利益。因此,李達的遺囑符合信託法的規定,為有效信託文件。

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上述認定表示支援,認為一審法院的觀點符合法律對無相對人意思表示行為解釋的規範要求。儘管涉案遺囑中部分文字表述不盡嚴謹與規範,但一審法院通過對涉案遺囑通篇內容的把握與解釋,將立遺囑人在遺囑中的財產安排定性為信託,符合該遺囑的整體意思與實質內容。故對黎嫻琦和二女兒的主張不予採納。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趙廉慧對此發文稱,只要一個法律行為具備了信託生效的全部要件,不管相關法律文件是否採用了“信託”的名稱,甚至採用了錯誤的名稱,法院都可以根據促進法律行為生效的原則去辨識出立遺囑人的真實意圖。

“把將來的財產自由地規劃出同時或者異時的、分層的受益權,並且能夠得到財產管理專家的幫助,這是設定信託的最基本的理由。”趙廉慧表示,目前關於遺囑信託法製中所存在的重要法律政策和法律製度問題,以及繼承法和信託法如何銜接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等,尚未得到我國理論界的足夠重視。

該案以司法判決的方式確立了自然人可以成為民事信託受託人,在全國可查的判決中是首例,亦被業內稱之為國內首例遺囑信託可查案。

李魏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信託分為民事信託與營業信託。營業信託要有牌照才能經營,民事信託不是以營利為目的,普通自然人與法人都可以擔任受託人。

“民事信託和營業信託並未有嚴格區分和標準,關鍵看受託人的定位,是否以該信託作為業務進行經營。”金融信託專家蔡概還亦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如此解釋道。

蔡概還表示,目前國內的遺囑信託基本上沒有得到開展,主要是國人習慣於通過遺囑的方式直接把財產傳承給下一代。未來,隨著對遺囑信託的瞭解,以及如果會和遺產稅掛鉤的話,遺囑信託將在國內有較大發展空間。

中國信託業協會在《中國信託業發展報告(2018-2019)》中提出,家族財富管理與傳承工具主要包括遺囑、保險、基金會和家族信託。在四種家族傳承工具中,遺囑最為常見,但其傳承功能有諸多不足,包括可能但稅收成本及缺乏稅務隔離功能等。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華遺囑庫已經登記保管了15.72萬份遺囑,地方公證處亦不計其數。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