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街頭看到手牽手跳舞的人們,彷彿一場末日狂歡
2020年03月19日18:32

原標題:我在柏林街頭看到手牽手跳舞的人們,彷彿一場末日狂歡

以下是李靖雯的自述。

3月2日,柏林電影節結束的第一天,柏林有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就位於我居住的Mitte區。聽說後自然一陣驚慌。這時候看到有公眾號寫:柏林淪陷。

“淪陷”這個詞用得人毛骨悚然。

一連幾天泡在影院里,遠離24小時更新的疫情消息,本來算久違地透了口氣,而新冠肺炎在歐洲的傳播之迅速,讓我再次被這種焦慮攫住了。

據我觀察,德國的形勢的確不容樂觀,由於疫情通報是實時的,所以確診病例的數字經常是在一餐飯的期間就增長了幾十或幾百例。截止3月18日晚上8時,德國已有12327例確診,大都集中在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拜仁州(Bayern)、以及巴登符登堡州(Baden-Württemberg),死亡28例。我在的城市柏林確診519例,多數患者居家隔離。

△ 歐洲確診病例超過9萬,德國累計確診數繼意大利和西班牙排列第三。數據來源:Berliner Morgenpost(柏林晨報)

這種速度並不陌生。從第一次在中文媒體上看到關於“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到今天這種疾病蔓延至全球,至我所在的城市和社區,也不過百日。

我不能說是災難的親曆者,只是在遠遠地看著它們發生。我總和朋友說,這好像一場放錯了的電影。曾幾何時,這種齊澤克式的災難觀賞視角和事不關己的感歎讓我感到非常羞愧。

然而幾週後,我便身在疫區:超市里的廁紙和意麵醬空了;朋友圈總是有人準備著回國;學校所有的考試和論文延至夏季;每週光顧的酒館和影院關閉;歐盟宣佈關閉邊境;默克爾發表講話,稱此為“二戰以來最大的挑戰”……

隨著疫情的發展,柏林所有電影院以及其他非必要商店已經關閉,每家電影院都在原先放新片名字的位置寫著“保重(Bleibt gesund)”。記得《鼠疫》里寫過:什麼時候算是恢復了正常?也許是影院有新片放映的時候吧。

根據最新的規定,咖啡廳或餐廳只能營業至18:00,並且加強消毒工作。這是我家樓下咖啡館推出的“新冠時期的打招呼方式”,其中給出了“比心”、“屁屁碰屁屁”等令人迷惑的建議。

在這見證著很多歷史性時刻的時候,預料中的恐懼沒有發生,更多的是恍惚和麻木。儘管預感到可能會言之無物,我也很想做一些記錄,以此來為這場瘟疫的群體記憶做一個無用的註腳。

△ 打工的中餐館的廚房

來到柏林已經半年有餘,我在這裏唸書之餘,還一直在一家中餐館打工。

在這裏,我負責製作飲料,清洗杯子和點餐。我喜歡這份工作,我可以邊擦杯子,邊觀察客人,這些時間像是一種區別於日常生活的懸置態。

2020年1月底起,這種狀態被打斷了,因為疫情幾乎成了我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們閑暇時談論的唯一話題。同事們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還有來自兩個女孩,分別來自中國香港和印尼。

在夜裡,我們讀著同樣的華文媒體消息,共享著幾乎同步的情緒,第二天來到餐館,我們互相分享它們。從悲痛到憤怒,再到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爭論,舊日的臆測和謠傳總是很快翻新,往往討論都是以一聲毫無意義的歎息結束。

每一個被疫情波及到的事件在此時都成了離奇的要聞:有人回國的班機被取消,和航空公司交涉無果,返鄉愿望落空;有人不久前回國,返回德國之後自覺足不出戶隔離兩個星期,只能叫外賣度日;香港的女孩擔憂家人的健康,最先開始了在藥房和建材商場採購大量口罩的行動,並四處詢問寄回國內的途徑。

但除此之外,我們好像沒有受到什麼稱得上具體可見的威脅,而更多的是作為旁觀者對一個驟然反常的世界的應激反應。而餐館老闆則不同,他的擔憂更為具體,更為實在。

2月份起,世界各地排華現象以一個看不見的病毒為名再次抬頭,我們也間或聽說一些關於在德華人遇襲以及中餐館倒閉等等真假不明的消息。這對他來說,都是一個個曖昧卻危急的警示。

我們店裡大概有六成是德國客人,中國以及韓國客人也很多。通常情況下,從中午到下午三點,再有下午五點到晚上九點,店裡都坐滿了客人,幾乎沒有一個空位置。有客人來到笑著抱怨說這裏好像一個車站,而不是餐廳。

可以預料得到,自從新冠肺炎在中國盛行的消息流傳之後,生意一度蕭條。但是很奇怪,消失的大多是中國客人,我記得有一天甚至連一個東亞面孔的客人都沒有出現。

相反,德國客人似乎並不被這件事影響而過度緊張,他們仍然照常光顧。有一對經常帶著小狗來吃宵夜的老夫妻,每次來都會點百合花茶和小份啤酒,他們會問候我在中國的家人如何。

然而,餐館客人的減少,即使對於柏林最受歡迎的餐館之一,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再者,被層出不窮的疫情消息轟炸的我們,人人自危,如同驚弓之鳥,也擔憂會有國內來德的感染者不知情地來店裡用餐。

那段時間,老闆無奈之下做出了歇業一星期的決定。門口貼出通知,藉口說餐廳在整修,向顧客表示歉意。當然,新冠肺炎的事是不能提的,畢竟關於疾病的任何詞語,向來會讓人產生恐怖的聯想。

這次歇業似乎並不必要,期間德國並沒有什麼壞兆頭。一週後重新開工,我們照常上班,人流量也回到了平常的狀態,門庭若市。我想,也許是人們都習慣了那種焦慮,也許是人們已經忘記了那些恐怖,總之是好事。

那之後不久,三月初,新冠肺炎在意大利爆發。也不過兩三天的時間,歐洲成為疫區,德國的意大利輸入型病例也在以極高的速率增長,各州陸續被首例病例點亮。

此時,無論在哪一家藥房都已經買不到普通醫用口罩了。在亞馬遜上,口罩的價格也至少翻了四五倍。記得在國內疫情的起始階段,也就是1月初,我未雨綢繆去藥房買口罩時,價格還僅僅是每隻40歐分的平常價格。

在柏林尚未有病例的時候,中餐館的一位客人不知道從哪裡獲得了口罩的貨源,老闆和我們員工都各自向他購買了一些口罩,以防疫病在德國爆發。我買了50只,花了25歐元。

在柏林的病例數增加至6例的時候,老闆突然給我發信息,委婉地問我假如餐廳再歇業,無法打工,經濟上會不會有困難。我說沒有困難。我理解老闆的擔憂。在德國發生的這一切,對於剛剛在網絡上目睹過一場類似災難的在德華人,是極為恐怖的。

第二天,老闆決定自主歇業,這是柏林第一家因為疫情歇業的餐廳。在餐館電話的語音留言上,用中英德三語對顧客坦言:“由於新冠疫情已經蔓延到柏林,很遺憾通知大家,我們已經自主歇業了,至於何時營業會另行通知。對此帶來的不便,我們深表歉意。”

歇業幾天后,餐廳收到一則老顧客的掛念:“您不打算重新開張了嗎?老年人和慢性疾病患者是最為危險的。但是這些人並非您的主要顧客。我們能在您歇業時間支援您嗎?有捐贈賬戶嗎?我們每天都想念您的餐館,祝您一切都好。”

的確,這樣的歇業對於餐飲業來說損失巨大。在關門的前一天,老闆把廚房倉庫囤下的幾十斤蔬菜都免費派發給了店裡的員工,避免腐爛。當我問他為何仍然堅持這樣做,他向我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德國崇拜個人主義,又是個聯邦製國家,他們不提倡別人戴口罩,但不戴口罩怎麼去對抗潛伏期無症狀的,卻也有可能傳給其他人的患者。” 他說,“拿生命為代價去講究自由和尊嚴,但是很多人是會因此而死的呀。個人的東西在疫病面前可以先放放的。”

老闆做了決定:再開業時全體員工無論如何都要戴口罩。有員工回應說,那我們一定會上新聞了。這並不誇張,要知道在這裏,戴口罩是一件多麼需要勇氣的事。

△ 3月8日,柏林地鐵

不同於中國這場如此成功的社會動員運動,幾天之內讓幾乎全體中國人自願戴起了口罩,德國直到現在仍然堅持“口罩無用論”,即使根據“德國鍾南山”病毒學家Christian Drosten的悲觀預測,全德70%的人都將感染新冠病毒。

在德國主流媒體新聞的科普文章里,對於是否應該戴口罩的回答如下:“不需要戴口罩,大多數人戴口罩無法提供任何防護。簡單的紙質口罩幾分鍾後會受潮,效果不佳。除了口鼻,病毒也可能通過眼睛進入人體。然而FFP1, FFP2, FFP3這樣的專業呼吸口罩的確能夠提供防護,但是它們戴起來往往讓人感到不適,因為日常生活中不需要佩戴。”

對於如何具體防止被感染,官方給出的幾個建議僅僅是:與他人保持一米左右的安全距離;打招呼不握手,不擁抱;避免人群聚集;勤洗手,不要亂摸臉;打噴嚏和咳嗽遠離他人。

這種截然不同的防疫方式,讓在德國生活和工作的華人感到不可思議。採訪到一個在柏林生活十多年的女士,她坦言,“他們不允許你戴口罩,不是不允許,而是你如果戴口罩,他們會覺得很奇怪。這樣下去,沒有任何防護,一旦爆發後果不堪設想。”

的確,在我採訪過程當中,很多華人都表示了相似困惑。疫病襲來,戴口罩什麼時候成了一個需要討論的事情了?在中國,除了年輕人全力以赴勸長輩戴口罩之外,提醒人們戴口罩的雷人標語和口號處處可見,“省小錢不戴口罩,花大錢臥床治病”、“口罩還是呼吸機,您老看著二選一”等等。還記得社交網絡上,對於一位女士堅持不戴口罩坐地鐵的視頻,評論里都是一邊倒的責備聲音。

然而,在疫情形勢嚴峻的德國,高峰時期柏林地鐵上擁擠程度不遜色於北上廣,卻一個戴口罩的人都沒有,也出現了因為有華人帶了口罩在路上走,被無緣無故騷擾和嘲笑的情況。

3月8日,我在柏林街頭採訪當地人的過程中,詢問了一些德國人對於戴口罩防疫的看法。有一個年老的德國男士略帶嘲諷意味地表示,戴口罩的人看起來“lustig(很逗!)”,他認為那太誇張了,疫情遠遠沒到那個地步。

情理之外,意料之中,接受採訪的大部分德國人都與這種意見一致:無畏無懼,樂觀防疫。

有一位青年旅舍管理者耐心地說服我,為什麼戴口罩並不必要。除了新聞上關於戴口罩無用的說辭之外,他還強調說,“因為在中國有大得驚人的人口密度,有好幾億人口,而對我們德國來說,情況根本是兩樣。我們這裏有更少的人口密度,所以也有更小的感染風險。”

採訪中,一位化學家將人們對於疫情的反應稱之為“恐慌潮(panic wave)”,他說他會盡力不被捲入其中。他認為人們高估了新冠肺炎的嚴重性,“如果你把它(新冠病毒)和年度流感比較,可能在德國就有2萬五千人左右因為流感被感染。但沒人會討論這個流感。因為它只是平常事而已。”

這位化學家的朋友來自中國香港,他也認為該病致死率並不高,所以並沒有必要擔憂。另外,他也將東西方對於戴口罩態度的差別歸因於習慣和文化差異,“在亞洲,人們習慣戴口罩,可能因為空氣汙染或是普通流感防護。然而在德國人們並不怎麼戴口罩,如果你戴了可能會很奇怪。”

3月6日,一位新冠肺炎確診病人曾經去過一家夜店Trompete的消息在柏林新聞媒體B.Z爆出,衛生部正在緊急尋找當晚去過那家夜店的其他接觸者:“如果您在2020年2月29日星期六去過‘Trompete’夜店,請待在家裡不要外出。”

然而,就在此條消息發佈的當晚,我來到東柏林的夜店聚集處華莎街(Warschauer Straße)附近,發現在夜店門口排隊等待蹦迪的人仍然存在。

也看到有很多人在奧伯鮑姆橋上圍在一起,伴著流浪藝人的演唱一起手牽手跳舞。我走進一家電影主題的夜店,在舞曲的鼓點帶動下,人們毫無顧忌地跳舞,相互間距離幾乎為零,一如往常。

這種荒誕的場景,配合柏林的深夜濃霧,頗有些末日狂歡的氣氛。想來,避免人群聚集的最大阻礙就是柏林人對於蹦迪的熱愛吧。據報導,柏林確診病例中有42個人都是蹦迪的時候感染的,所幸柏林所有的酒館和夜店目前已經強製關閉,不過線上狂歡仍在繼續。

我沒有對病毒免疫,但是對於這種羞辱意味的遭遇已經免疫了。我通常不會感到憤怒,只是會覺得很可笑。我相信這不僅僅是人們所說的“種族歧視”的問題,它還關乎很多很多誤解以及由此延伸的無法填補的裂痕。

這段時間以來,我的身份一度成了個大問題。

我住在亞曆山大廣場附近,那是東柏林的中心,也是著名的酒鬼集散地,因此我只要出門心裡都惴惴不安,生怕被極端右翼分子襲擊或者遇到其他危險事件。

因為身份帶來的危險,在我的生活里第一次變得那麼具體。我相信這種不安不只是存在於我一個人身上。幾乎每一個華人,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在分享這樣的不安。

隨著疫情發展,在德國的華人微信群也掀起了許多關於疫情的討論。有人尋找購買口罩的途徑,有人毫不避諱地抱怨和諷刺抗疫舉措,甚至有人借此災難向人們傳教。

這段時間以來,我很少參與關於疫情的討論,不是因為我不關注,而是我總有種感覺,人們談起它,彷彿在談論一個遙遠國度的奇觀。只不過,我們剛好來自那個國度,並且這個異托邦式的荒謬景象如今已經來到了世界的每一處。

而面對這些荒謬,當我想寫下一些東西的時候,才發現我對這一切實在知之甚少。不必說那些嚴謹的數據和事實,即使是門檻最低的個人經驗部分,我也常常感到無法訴說。

因為我實在對這一切感到困惑,困惑到有些疲意,我主動隔離語句,因為描述一個我並不明白的事讓我感到很不安。我也曾經問過一些年長的人,是否只是我閱曆有限,才會覺得對這世界如此困惑。

得到的答案是,人人都對此困惑。

在我的記憶里,還從來沒有過如此廣泛的對疾病的討論。在異國,被疫情影響最大的是我的睡眠。不知道多少個深夜,祖國僅僅存在於手機屏幕投下的小小一片光亮里,我深陷在潮水般的新聞裡面,彷彿親臨其境,不能安睡。與病毒不同,恐懼與絕望情緒的傳染往往與距離無關。一種末世氛圍之下,抒情尤其不合時宜。

也正因為此,這次具有強烈隱喻意味的事件對人類來說,應該是一次頗為奏效的現實教學。

這個時刻,如果不甘心只是用自己樸素的認識去妄做判斷,便可以循著疑惑讀些書,嚐試去瞭解這些荒謬背後的結構性原因和淵源;如果不願被捲入情緒化的漩渦,那就學著多渠道獲取實用信息,以此評估環境和安排決策,儘量減少被感染的概率。

想起奧地利女詩人英格堡·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的一首應景的詩《被緩期的時間(Die gestundete Zeit)》,她在第一句就寫道:更艱難的日子尚未到來。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而人最重要的是懷有希望。

本篇為地球青年圖鑒“身在疫國人”第6期德國篇,後續將帶來更多“海外疫國”的報導,請持續關注。

除特殊標註,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作者 | 李靖雯

編輯 | 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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