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生》:他們不是神,只是最想讓你好好活下去的人
2020年03月15日11:04

原標題:《中國醫生》:他們不是神,只是最想讓你好好活下去的人

中國醫生,是勇士,也是普通人。

他們也是普通人,會受製於醫療的局限性和生命的規律。他們也會害怕,怕束手無策,怕辜負病人。他們在絕望中爭取希望,在成就感與挫敗感的自我交戰中學會冷靜。“行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但無論怎樣,治癒病人,是他們唯一的職業信念。

深夜12點,朱良付終於走下手術台,但等待他的還有16台造影手術。

身為醫生,朱良付常囑咐病人“正常作息”,但他自己卻沒法做到。

作為河南省人民醫院腦卒中綠色通道的發起者、組長,朱良付須24小時待命。

人到中年,他也會擔心,“工作量大、作息不規律,自己哪天會突然死掉”;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死,“家庭責任沒盡到,醫療責任也沒盡到。國家花了25年,才培養出我這樣一個主任醫師,如果我死了,就是浪費資源”。

朱良付醫生每天寫日記,反思自己,他更像是一個入世的行者。

和朱良付一樣幾乎全年無休的,還有南京鼓樓醫院心胸外科主任王東進。

對於這位“心臟上的拆彈專家”,一台5個小時的手術是家常便飯,有時他從早上8點進手術室,一直站到淩晨1點,共17個小時。

王東進說,“心臟外科(醫生)得是身體最好的人,身體不好、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

話雖如此,但長時間站立讓他的頸椎病以及小腿靜脈曲張越發嚴重,手術前,他必須穿上彈力襪,有時還得戴上頸托。

王東進忙於手術時,和他同院的急診科主任王軍也在馬不停蹄地工作。

急診科是突發情況的集中地,生與死、是與非、進與退,在這裏交織。而急診科主任是這些矛盾的漩渦中心。

王東進醫生在繁重的工作中難得休息。

一天,一位從兩米高處摔落的97歲老人被送到急診科,來的時候已經沒了心跳,加之年邁、體質較差,王軍判定搶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他依舊要求醫護人員繼續進行胸部按壓,而自己則不停和家屬解釋病情。“有時我們明知道不可能,但目前這種醫患關係,還是要做出一些努力,家屬心裡也有些安慰。”王軍說。

朱良付、王東進、王軍,他們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都被紀錄片《中國醫生》的鏡頭跟蹤、捕捉。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時,1月27日,《中國醫生》低調上線。該片聚焦國內6家大型三甲醫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南京鼓樓醫院、西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醫院、中國科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河南省人民醫院)來自急診科、腫瘤科、麻醉科、婦產科、手術室、ICU等幾十位醫生,用克製、冷靜、理性的鏡頭展示了他們在救死扶傷道路上的悲歡離合。

《中國醫生》,又名《醫心》。

刻意渲染患者的悲慘,

某種程度只是在消費苦難

《中國醫生》從策劃、拍攝到完成,曆經兩年時間。總導演張建珍看了成片不下20遍,每次看都會被打動,“這種感動源自醫生真實的話語和行為”。

而這些言行,如果沒有攝像機,往往會被我們忽略。因為它們既不波瀾壯闊,也不懸念迭起,反而太過細碎尋常。

就像有“江淮名醫”之稱的中國科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耳鼻喉科主任醫師孫敬武,他會用半個小時和小病患的母親一點點解釋何為人工耳蝸植入。

而當這場繁複精微的手術順利結束,這位被拍攝團隊稱作“老黃牛”的醫生馬上投入下一場手術,水都沒顧上喝一口。

就像南京鼓樓醫院重症醫學科主治醫師虞竹溪,她天性樂天開朗。因為生產導致肝臟破裂、一直戴著呼吸機的產婦沙媛最喜歡用寫字的方式和虞竹溪交流,一遝A4紙被她寫得密密麻麻。

在沙媛心裡,虞醫生就是她的小太陽。當沙媛終於摘掉呼吸機,她對丈夫說的第一句話是:“跟虞醫生說,謝謝她!”

虞醫生一直支援著患者渡過難關。

還有浙江省人民醫院感染病科主任醫師潘紅英,守護肝癌病人辛月芳整整10年。

10年間,潘紅英工作調動到哪兒,辛月芳就跟到哪兒。辛月芳一次次發病,潘紅英一次次把她從死神那裡拉回來,並且想盡辦法為她開療效好又能報銷的藥,為她的病情殫精竭慮。

也許,這種種細碎與尋常背後,正是讓人動容的醫者仁心。

而拍攝醫生,是張建珍的一個心結。

2008年,由於父母先後被診斷為腫瘤晚期,張建珍幾乎一整年都待在北大醫院。

每天早晨,她都盼著8點的查房,“那是漫長的等待,因為你沒有任何解決辦法,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醫生。看到他們,你在心理上會得到某種慰藉”。

父母的患病、離世,讓張建珍真切感受到醫生與病人的關係是彼此依靠。2014年,她製作了一檔醫療題材真人秀節目《因為是醫生》,母親當年的一位住院醫師就出現在節目中。

十多年來,張建珍一直想呈現醫患之間的“溫情與良善”,這也是《中國醫生》的基調。

“我們想讓大家多維度瞭解醫生,至少知道他們不是我們在門診接觸時那短短幾分鍾的樣子,知道他們背後的職業追求,知道他們給病人醫病時的心理狀態,知道他們始終會將救治病人作為職業的最高目標……”張建珍覺得,瞭解之後才能理解,有了理解才能建立信任。

但《中國醫生》不會刻意讚美。張建珍記得,那條“護士懷孕9個月,仍在抗疫一線”的報導讓不少朋友圈中的醫生憤慨不已,“這種報導既不講科學,也不講人性”。

《中國醫生》對於總導演來說,是意義非凡的作品。/ @張建珍BNU

《中國醫生》不讚美、歌頌,也不會刻意渲染衝突。“畢竟衝突是少數的,而且各種關於傷醫事件的報導已經夠多了。大家在互聯網上義憤填膺,可是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非但沒解決,還讓有些人以為只要自己不爽,就可以在醫院發泄,這對緩解本就脆弱的醫患關係毫無益處。”

張建珍還有一重身份——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多年的學術經驗讓她發現,大概十年前,媒體在報導醫療糾紛時,往往帶有強烈立場,“認為患者相對醫生是弱者,因而刻意渲染患者的悲慘,勾起大眾對弱者的同情”。

但張建珍覺得,一些既沒有搞清事實又無法提出解決之道的報導,某種程度上只是在消費苦難。

理解對生命的抉擇,

是醫生成長的第一步

張建珍和團隊不想消費苦難,他們追求的是用真實的鏡頭語言記錄一個個有溫度、有感情、有矛盾、有希望的醫患故事。

《中國醫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互聯網治理與建設性新聞研究”的成果之一。在所長唐緒軍看來,建設性新聞的特點就是積極與參與。

“所謂‘積極’,是給人向上向善的信念和力量,即便是揭露問題,出發點也是為瞭解決問題;所謂‘參與’, 指媒體和記者不再置身事外,而是作為社會成員之一,介入社會問題的解決過程。”唐緒軍覺得,這一理念體現在《中國醫生》上,“就是真實地還原了醫生到底是怎樣的人”。

2017年8月,張建珍帶領拍攝團隊到6家醫院調研。“原計劃每家醫院拍攝三四名醫生,但我們希望院方可以至少推薦30名醫生,也就是拍攝數量的10倍。”

調研階段,團隊走訪了近200名醫生。幾乎每一位醫生,張建珍都會進行面對面的深入交流。

用最普通的方式,記錄下他們最不平凡的生活。

她會問醫生三個問題:“為什麼選擇做醫生?有沒有後悔?會不會讓子女做醫生?”張建珍覺得,這三個問題,可以讓她和團隊快速瞭解醫生的內心,“確實有人不想讓子女做醫生。因為那是一個沒有私人時間、私人生活的職業,工作環境又不安全”。

但張建珍發現,仍有不少醫生,特別是優秀醫生,“覺得做醫生非常有成就感”。

雖然得到的答案不盡相同,但拍攝團隊沒有刻意迴避任何想法,“我們就是想呈現一個群體的不同面向”。基於這種思路,《中國醫生》選擇了不同年資、不同科室、不同崗位的醫生作為個案。

分集導演張征負責南京鼓樓醫院的具體拍攝。最初他鎖定王東進等國內外知名專家,隨著接觸加深,張征不免琢磨:這些業界大咖究竟是怎樣一步步成長起來的?

這時,他遇到了燒傷整形科住院醫生徐曄。

徐曄正在和病人家屬溝通病情。

那時的徐曄剛剛工作不久。張征與他第一次見面時,徐曄面露疲憊,他說自己的科室正在合力搶救一位被工廠鋼水點燃、燒傷面積95%以上的重度燒傷患者,這也是他從醫以來參與搶救的第一位重度燒傷患者。因經濟原因,家屬想放棄。

通過和徐曄的交談,張征感到他內心的掙紮和矛盾。“他在從醫之前學到的是如何用醫術救人,但人世間是複雜的,醫生的職業要求和人心的複雜撕扯著這個年輕醫生。”張征當即決定,把處在矛盾漩渦中的徐曄作為拍攝對象。

最終,徐曄沒能留住這位病人。由於家屬選擇放棄治療,病人在出院後不久離世。

《中國醫生》中記錄的,是徐曄和另一位重度燒傷患者老劉的故事。59歲的老劉因煤氣爆燃,全身燒傷面積同樣高達95%。

每天,徐曄要給老劉進行一次長達兩小時的“酷刑”——換藥,他要把老劉的傷口打開,上藥,再包好。

他用言語安撫老劉,就像安撫一個孩子,因為他知道,整個過程無比痛苦,接近“不可忍受”。

世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老劉沒有醫保,將近百萬元的治療費用,老劉的兒子說,“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最終,老劉的兒子還是放棄了,老劉被強行出院。

站在空蕩蕩的病床前,徐曄沉默良久,他想起燒傷科前輩說的一句話——“有可能醫術都還沒有碰到瓶頸的時候,就已經遇到人心的瓶頸了。”

但徐曄也會反問自己,什麼才算“把病人治好”,“是通過治療讓病人可以出院,但日後生活質量大幅度下降,同時也給家庭帶來沉重的負擔;還是應該尊重患者家屬的選擇,因為他們也是這場災難中的受害者”。

在張建珍看來,每個醫生都會經曆徐曄這樣的“成長困惑”,而年輕醫生正是在邁過一道道心理關卡後才逐步成熟。

“就像那些大醫身上都有非常從容的氣質,因為他們早已看淡人間浮沉。學會理解並接受病人和家屬對生命的抉擇,是作為醫生成長的第一步。”

徐曄有時覺得,醫生不是冷酷,而是錘煉之後變得冷靜。

而這種似乎不近人情的冷靜,或許也是醫生最大的溫情。“在醫院這個最接近生與死的地方,他們必須理智地分析每一個生命的可能。這樣我們才不會困於起死回生的幻想,才能給予生命最大的尊重。”張建珍說。

“救人救國救世,醫病醫身醫心。”

在針對疾病的戰役中,

醫患雙方共同的敵人,是疾病本身

接受生命的易逝,也是醫生成長道路上必須跨越的鴻溝。

張征記得,鼓樓醫院最年輕的副主任醫師魏嘉和他講,前輩告訴她不要和病人成為朋友,尤其是她所在的腫瘤科,“因為你無法承受朋友在你手上離去”。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內科主任孫自敏就體會過這樣的切膚之痛——24年前,她沒能從死神手中救下自己的同窗好友。

然而,讓孫自敏痛苦的不止於此,她和拍攝團隊提到:“1990年,我們做了全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顧性分析,發現所有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人就剩一個。最後那個病人也不在了,全軍覆沒。也就是說我們這麼多醫生工作了15年,等於白幹了,沒讓一個病人活下來。”

“她一度覺得自己這個血液科醫生幹不下去了。”張建珍記得,孫自敏和她講,自己晚上睡覺,夢裡病人都會死死拉著她的手。

“這個職業很特殊,每個醫生都曾因病患的死亡經曆過良心拷問。對這個職業而言,巨大的成就感與挫敗感永遠並存。”在張建珍看來,那種挫敗感一方面源於醫學的局限,一方面源於人人都可能出現的抉擇失誤,“但這種失誤的代價太大,很可能是生死一線”。

然而悲傷與自我懷疑並沒有讓孫自敏一蹶不振。2000年,孫自敏成功完成了國內第一例臍帶血移植手術,此後,她帶領團隊給了一個又一個病患生的希望。

有時候支撐醫生堅持下去的,就是成就感。

《中國醫生》記錄了孫自敏和病患溝通的一個場景。在給一名10歲的血液病患者進行治療前,孫自敏這樣說:“我們醫護人員和家屬、病人三方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目的是一樣的,只是分工不同。就像我們打突圍戰,能不能衝出去,你(患者)是戰士,我們是製定方案的人,你爸爸媽媽是準備糧草彈藥的人,最後成功肯定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但關鍵的人是你。”

孫自敏的這段話,說出了很多醫生的心聲:在針對疾病的戰役中,醫患雙方共同的敵人,是疾病本身。

然而,現實生活中朱良付遇到的卻是要把他“撕成碎片”的病人。

說這話的老人,認為朱良付把自己的丈夫醫死了,然而她一邊罵人一邊說:“我最近血壓高了,你給我看看。”朱良付明白,老人其實明白他是個好醫生。“但這並不耽誤她投訴我。”

大概正是因為醫患關繫緊張,所以片中才有這麼一幕:一次急救手術前,朱良付先用手機錄下與患者家屬的對話,確保他們知道手術可能存在的風險。

“醫生不是萬能的上帝,但人文是有溫度的。”

在張建珍看來,醫患衝突的發生,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普通人對醫生有過高期望,“這種期望甚至超過醫學所能達到的,大家不願認可醫學的局限性,當過高的期望落空,就會產生矛盾”。

另外,中國醫生就診壓力大,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我們中國人看病還有一個觀念——只有大醫院的醫生才是醫生”,這導致大醫院醫生接診人數過多。

就像片中出現的鼓樓醫院骨科主任邱勇,一次門診同時開6個診室,每個診室由醫學生或助理先期瞭解病人的基本情況,邱勇本人則在6個診室巡迴問診。

張建珍記得,拍攝時有病人直接甩出一句“掛了兩個月號,看了30秒”。“但他(邱勇)只有用這種方式才能快速解決問題,才能給更多人看病。”

董長憲醫生談到患者時落淚。

也許有些矛盾不能在短期內解決,但光芒萬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能遮蔽醫生本身的生存困境,相對事蹟歌頌以及傷醫事件發生時那些稍縱即逝的痛惜情緒,醫生們更需要切實可行的保護措施。

張建珍覺得,各個醫院都應當加強安保力量,保護醫護安全。“尤其是兒科、急診科,這些醫患矛盾最突出的地方。”

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拍攝時,團隊發現院內有200多名保安,“他們會配帶裝備在醫院巡邏,每個病區護士台下都有一鍵報警按紐。這對於傷醫者會形成一種震懾”。

“你有沒有把病人當成你自己的親爹,這才是衡量的標準”

攝製團隊有時也會和醫生們聊到醫患話題。“他們其實最希望的,是病人能更信任自己。”在張建珍看來,某種程度上,正是病患的信任,讓醫生義無反顧、甘願冒險。

“對於一個生命的救治,在沒有最好的辦法的情況下,就需要放手一搏。有些抉擇背後存在極大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醫生怎麼選擇?如果病患和醫生關係敵對,醫生往往不敢冒險。萬一結果不好,他會面臨投訴等問題。”

攝製團隊跟拍的華西醫院尹萬紅醫生,由於拍攝素材不充分,沒有出現在剪輯好的成片中。

張建珍本打算讓團隊去補拍一些細節,但尹萬紅回了一條微信:“你們已經做得很好了。為醫生發聲就行,最終受益的是患者。我個人無所謂。”

尹萬紅是華西醫院第一批馳援武漢的醫務工作者。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尹萬紅和片中出現的多名醫生一樣,第一時間奔赴武漢。“你只要深入瞭解這些人,看到他們所有的付出與追求,他們對人對事的衡量標準與態度,你一定會心生敬佩。”張建珍說。

分集導演柳亞就被朱良付感動了,“很難看到這樣坦誠、真摯的人”。朱良付告訴柳亞:“不是別人說你是好醫生你就是好醫生,好醫生只有自己知道。”“你有沒有把病人當成你自己的親爹,這才是衡量的標準。”“你幹好你自己的工作,這就是修行。”

“這一番話,讓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位醫生,更是一個入世的行者。他每天寫日記,反思自己,對自己極為嚴苛,對職業充滿敬畏。”柳亞說。

如今,張建珍回憶起來,唸唸不忘的也是每個醫生身上的個人魅力:有人永葆赤子之心;有人有大醫精誠的氣度;有人醫術高超卻鋒芒不露,信奉“重劍無鋒”……“是他們讓我們看到現實生活中,有這樣一批深具精神力量且有超越性情懷的人。”

在手術台上,醫生就是戰士。

《中國醫生》播出後,張建珍收到老同學的一條微信,他說從片子裡瞭解到醫生的偉大,他甚至覺得正是因為有這樣偉大的人存在,國家和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他還說,他這個普遍意義上的社會成功人士,看過片子後,要進行自我反思。

張建珍覺得,如果大家都能像那位老同學那樣,在超越個人成功或個人利益層面考慮自己能為別人做些什麼,“也許是這部片子想達到的更高價值”。

張建珍聽過一個故事:英國打算像中國一樣要求醫生加班,接收更多病人,結果造成了全體醫生罷工。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醫生一定程度上將自我犧牲內化為自己的東西。所以,當我們仔細看片中的這些醫生,會發現他們真的當得起片名中‘中國’二字。”

張建珍很喜歡一名網友對《中國醫生》的評價:“我們對醫生職業的尊重,並非在於醫生是沒有道德缺陷的天使,而在於他們代表了人類用知識和科學去對抗自身的無常與脆弱的希望之光。”

✎作者 | 羅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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