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文談隋唐考古與古代墓葬研究
2020年03月15日10:16

原標題:沈睿文談隋唐考古與古代墓葬研究

沈睿文,曆史學博士,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漢唐考古的教學與科研,主要涉及喪葬製度與習俗、宗教、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古城邑考古等研究領域。著有《唐陵的佈局:空間與秩序》(2009年)、《安祿山服散考》(2015、2016年)、《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隋唐五代》(2015年)、《中古中國祆教信仰與喪葬》(2019年),以及《都蘭吐蕃墓》(2005年,合著)等。

多年來,沈睿文教授一直從事中古中國墓葬考古和喪葬文化的研究,始終強調經典文獻對考古學研究的意義,試圖對中古中國喪葬禮俗做出一個總體認識。考古學者一直提倡“透物見人”,對此沈睿文教授坦言,追尋物質背後的人,需把製度的運行,跟具體的人、事聯繫起來。具體到墓葬研究中,就是要把墓主及墓葬的營建者置於當時的政治生態中考量。只有豐富的心靈和內心世界,才有可能去感受曆史事件中人物的情感,進而深入理解曆史事件及其在曆史進程中的位置。

身為一位考古學,特別是隋唐考古學的研究者,您最初是以考察唐代帝陵入手的,所以首先想請您談談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因緣和收穫。

沈睿文:

關於三國至隋唐考古的基礎知識,我最初受教於蘇哲、齊東方兩位教授的本科課堂,後來又跟隨齊老師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

齊老師當時向我建議了兩個碩士學位論文選題:一是唐代帝陵,一是考古學理論。很顯然,這兩個題目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在當時,除了幾篇考古調查簡報之外,對唐代帝陵尚談不上有什麼系統研究。而關於長安、洛陽地區隋唐墓葬的分期研究則已有了紮實的考古學論文。齊老師強調,就當時的情形,要對唐陵的研究有所推進需要倚重曆史文獻。而研究考古學理論的提議則反映了他對考古學科現狀的思考。

這兩個選題對我影響至深。唐陵不僅成為我碩士學位論文,而且成為我碩士畢業後十年內學術摸索的主要實驗場。考古學理論儘管沒有成為我研究的話題,但是避免思維的模式化與單一化卻成為我自覺不自覺的一種自我訓練。尤其是今日,互聯網、特別是大數據的出現使得檢索、分析材料的範圍更為廣闊,不僅研究者思維的深度和廣度益發重要,而且對研究者思維的精微與縝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確定唐陵為碩士學位論文選題之後,我便著手收集、熟悉唐陵的考古資料與論文,並開始較為系統地梳理曆史文獻。1998年暑期,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今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所長鞏啟明先生的幫助下,我又針對性地對唐陵進行了實地踏查,現場核對資料,檢驗判斷。

研究唐陵,我是將唐陵佈局跟帝國的統治秩序相聯繫,以政治史、製度史為背景,在動態過程中對唐陵製度進行整體性研究,並將它置於漢唐宋王朝中進行長時段考察與檢驗,其實質是緊扣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文化傳統之一脈相承。我以為漢魏至趙宋帝陵製度延續性和多樣性的統一體現著共同的政治倫理,是傳統社會共同的曆史文化精神影響的產物。其實,其他製度又何嚐不是如此。這是傳統社會禮治文化的固有特性。

唐帝陵,作為唐墓等級中最高的一個層級,有四類。即,追改墳墓為“陵”、即位皇帝陵、以及生前沒有即位,但死後有皇帝稱號且稱為“陵”的;此外,還有“號墓為陵”。其中追改墳墓為“陵”包括唐建國初年追改祖先四世的墳墓和楊氏順陵。除“號墓為陵”並非“陵”之外,其他三類唐陵的建製都是唐王朝作為一個整體統一規劃的。因此,若在研究中綜合上述陵墓加以考慮,便不難發現初唐追改的四世祖的陵墓是同一種建製,而即位皇帝陵則與之不同,呈現出與前者趨同的趨勢。這表明初唐帝陵是以追改的四世祖的陵墓為第一等級,而即位皇帝陵的建製在獻陵、昭陵則處於一個動態的摸索過程,偃師李弘恭陵以四世祖的陵墓建製為基準而增減為高宗時期帝陵的“天子之禮”。後來在此基礎上增益而成的乾陵,便成為唐帝陵建製的基本模式。楊氏順陵地面建製的變化同步反映了這個過程。

陵區的選擇和陵址的分佈是帝陵研究的重要問題,帝陵陵址布列原則跟王朝的政治文化取向密切相關。當然,這兩個問題我也迴避不了。關於陵址的分佈,學者首先考慮到的是昭穆與否的問題。關於昭穆製度,多年來對昭穆製度、以及宗廟與陵地昭穆禮異同的誤解,導致在這個問題上無法形成一個正確的認識,其解釋的內在邏輯甚而是相互矛盾、相互牴牾的。為了檢驗自己的結論,我又把它置於漢、宋代進行觀察,發現其內核在漢宋之間一仍其是。如何於看似無疑處起疑,又如何將常識性的知識問題化。我以為這是我研究這個課題的最大收穫。

碩士畢業後,考慮到唐陵資料是我最為熟稔,且有所心得,於是,我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玩味這些資料,想在寫作中能綜合當時所學、所思,摸索一種更適合自己的語言。現在回想起來,這十年的沉思對我來說很值得。

您在研究唐代帝陵和貴族官僚墓葬的相關問題時,注意到了時段的上溯下延,就您看來,隋唐的喪葬文化,有什麼比較突出的特點?在具體研究中您覺得哪些因素值得尤其注意?

沈睿文:

中國考古學關於墓葬的斷代考古或專題研究,主要集中在分區分期,分別或綜合墓葬形態、規模,壁畫以及隨葬器物等方面來構建其等級製度。唐代墓葬考古也不例外。只不過,相比較而言,唐墓的等級製度更為清晰,也更為整齊。這是唐帝國的社會特性決定的。

中古墓葬分區分期的基本框架,前輩學者早已構建。在新出了大批考古資料之後,這個框架雖試圖被重構,但經受了檢驗,證明是立得住的,如今它早已成為考古學科的基礎知識。因此,現在如果再重複撰寫相同主題的論文,學術意義顯然不大。這是目前曆史時期考古學論文選題的一個困局,恐怕也是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共同面對的一個問題吧?

墓葬研究,首先關乎“禮”,要特別注意“禮”的傳統的延續和斷裂。中古時期墓葬中的重要現象皆非一蹴而就,都有其來源可溯,亦有去蹤可追,這是古代社會一脈相承的政治文化傳統所決定的。把個案研究的結論置於長時段中檢驗,是防止結論出現偏差的重要方法。但是,學科日益專門化、專題化,現在的研究者多是守著“自留地”深耕熟耨,無暇旁顧其外。但是,內與外的彼此聯繫和呼應,互有啟發之功,可以避免、糾正認識問題的片面和偏執。不過,研究者自然還要多一份對這內外關聯、轉化的敏銳。實際上,這講的是學術研究中“狐狸”與“刺蝟”的關係。

如何利用已有結論進一步開展研究,是擺在考古學者面前的挑戰。已有研究是探討等級形態在時間、空間上的嬗變。今後可以考慮在長時段視野之下,進行個案(微觀)考古學研究,開展深度考察,從而更好地解析、重構長時段的形成。通過個案研究的積累,使得共性的內容更豐厚,脈絡更清晰。

關於墓葬等級製度,其形成過程以及具體的施行情況,將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比如,如何解釋同一墓葬在規模、隨葬品、壁畫等方面呈現出不同政治等級指向的現象。即如何看待墓葬自身的矛盾之處?太原金勝村唐墓就是這樣一批墓葬,其墓葬規模在四米見方以下,應為五品以下官員墓葬,這也得到其中五號墓所出墓誌的證明。但是,這批墓葬的隨葬品、壁畫內容中卻可見駝馬/犢車出行或木明器等喪葬元素,這是唐朝三品以上官員才能使用的。這個矛盾的統一體是如何形成的?唐代康文通、赫連山、赫連簡等墓葬也是如此。事實上,中古時期此類墓葬並不在少數。

關於墓葬區域性特點,即區域性研究成果的運用至少可以注意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墓葬區域性的政治指代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如,河北山東地區以圓形墓構建起一套墓葬等級,此與兩京地區以方形墓葬構建起來的墓葬等級製度迥異,是上述地區人群與兩京地區不同政治文化的反映。又如,唐墓屏風畫高士(孝子)與烈女(仕女)內容的分野,與墓主性別、身份等級及政治指向的關係,等等。

其二,墓葬區域性的異地出現跟移民的關聯,亦即因為人口移動,造成墓葬形製、葬俗或(隨葬)器物異地出現的現象。這是中古中國墓葬的一個典型現象。此類唐墓,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河北雞澤縣北關發現的五座唐墓(編號BM1-5)。這五座唐墓皆為弧方形單室磚室結構,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為二點五米左右見方,墓道多豎穴土坑式;甬道為磚券結構。這批墓葬採用無棺葬,即不見棺槨等葬具。發掘者認為北關墓群五座墓葬所在墓地為武周時期的郭進、郭行家族墓地。根據郭進(BM1)、郭行(BM4)墓誌所載,知郭家祖籍太原,因第十三代祖凱公任縣侯,子孫因官而成為廣平縣(即今雞澤縣)人。郭氏家族自到廣平縣以來,世代為官,家族興旺,僅曾祖郭曹之後,祖孫四代曆齊、隋、唐、週四朝而不絕於仕。郭家祖籍太原,應是該墓地葬製與葬俗呈現出跟太原地區唐墓相同的原因,也是郭氏家族的地域認同和族群記憶使然。又如,四川成都後蜀孟知祥和陵為左中右三室並列的圓形磚室墓,這並非巴蜀地區的地方性實踐。前中後三室是中古中國帝陵的規製,和陵是將前中後三室的樣式轉換成左中右並列的形式,亦是帝陵的規製。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今河北邢台西南)人。和陵採用圓形的墓葬建製正是孟知祥的籍貫使然。同樣地,鄴都高唐人(今山東高唐)的馮暉,在顯德五年(958)修建於陝西彬縣的陵寢中也採用了非當地傳統的仿木構磚室墓。

當然,墓葬區域性特點出現他地的原因還存在另一種情況,即跟墓主人的政治取向有關。此如,隋廢太子楊勇及其女豐寧公主楊靜徽便以墓葬形製及隨葬品來彰顯其政治取向。

陝西潼關稅村壁畫墓為長斜坡墓道、多天井、帶壁龕的單室磚墓。墓室平面呈“甲”字形,坐北朝南,由墓道、六個過洞、六個天井、四個壁龕、磚券甬道、墓室構成,墓葬水平全長六十三點八米。墓室平面近圓形,南北長五點七二、東西寬五點九四米,為圓形單室墓,墓頂為雙層磚券穹窿頂。地面發現有石柱方座。該墓是目前發現的最大的一座隋墓,發掘者判斷墓主身份不低於太子級別。在土洞墓傳統的關中地區,該墓建製的諸多元素體現出北齊的墓葬製度。在山東地區,圓形墓成為北朝第一門閥崔氏的喪葬符號在前,成為該地區墓葬文化的典型代表於後,採取該墓葬形製成為墓主取法北齊典章製度的集中表現。此外,該墓石棺圖像以及隨葬品也是北齊樣式。這顯然跟隋文帝關中本位的政策取向相悖。綜合這些因素,該墓只能是廢太子楊勇的陵寢。取法山東、北齊,正是楊勇被廢的根本原因。

北齊的墓葬形製以及隨葬品樣式同樣在豐寧公主楊靜徽的墓葬中得以體現,顯示了楊勇一族對北齊一朝禮法的秉持。葬於大業年間的豐寧公主墓葬也採用單室磚墓的墓葬形製,同樣使用北齊風格的隨葬品,一如其父楊勇的政治取向。這兩座墓葬都葬於土洞墓傳統的關中地區,幸賴隋煬帝治國方略向山東以及江南的轉移而得以該樣式下葬。廢太子勇及其女兒的墓葬情況恰是墓葬建製代表墓主政治取向的絕佳案例。借此視角,我們或可重新審視那些與地域傳統不同的墓葬建製的政治意義。

就此而言,對歸納總結的考古現象進行曆史闡釋是擺在考古學者面前的另一個任務。需闡釋現象的原因和機製。因為只有闡釋清楚、透徹了,歸納總結出來的現象也才真正站得住。比如,對隋唐墓葬、隋唐墓葬壁畫的分期結論不下十種,但是它們之間的差別實際上並不大。那麼,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況?又該如何判斷哪個分期方案更準確,更合理?這就要求對此做進一步的曆史闡釋。當然,對考古現象的解釋,我們之前也一直在做,但滯於簡單化、斷面化,甚而只是把相關文獻記載跟考古現象簡單堆砌、粘在一起,生搬硬套,以簡單、單一的處理方式對待古代社會;而非對考古資料和曆史文獻一視同仁、毫無偏袒,在具體曆史情境中,分析文獻記載的形成及文獻所載的時效性和實效性,進而更為準確地把握考古資料的曆史內涵。

您參與過不少中古時代相關考古項目的發掘和整理工作,比如何家村金銀器窖藏、都蘭吐蕃墓等,近年又在東北草原和東南沿海地區負責一些考古項目,這些工作對您的研究和思考有什麼影響?

沈睿文:

二十多年前,一位年長的朋友曾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們又沒‘富’過,又沒‘貴’過,不知道貴族是怎樣生活的,怎麼研究?讀著你們的論文就想笑。”時到今日,言猶在耳。有知識沒常識,學術研究不能犯生活常識的錯誤。因此,要想方設法通過不同方式深入到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中去,盡力瞭解、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以求更好地把握研究。否則,很容易成為紙上談兵、隔靴搔癢,甚至是不得要領的自以為是。

不盲從,不重複。給自己以改變,給來者以啟示,而非只是論文數量的簡單累計,將學術研究淪為一種極為機械的流水線作業。研究方向和思想方法的轉變需要眼光和悟性。當然,學術機緣也很重要。工作以後,我很幸運先後參加過一些中古時期考古項目的發掘或資料整理工作,雖然為數不多,但於我而言卻極為重要。這些工作不僅使我對具體材料有更直觀的瞭解,更重要的是讓我得以及時踐行一些思考。都蘭熱水血渭草場的考古發掘,讓我在閱讀、理解西藏及其與中原、中亞的關係多了一份天然的親近感。參與何家村窖藏的整理工作,提醒我從器物的組合、功能及其埋藏形式考慮窖藏的性質,這成為此後我觀察考古資料的基本出發點;同時,多年來對中醫典籍的閱讀也因此派上了用場。雖早已面目全非,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去西安必到“村”里穿越時空神遊冥思。對呼倫貝爾大草原持續多年的深入考察,讓我對草原文化的特殊性有了更深刻的體察,我還因此結交了不少草原上的朋友,感受著他們的喜怒哀樂。這讓我在把握相關考古資料時,多了一層不同的感觸。這是教科書上學不到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常識。我在這方面能有點兒體會,便受益於此。

您提到有多年中醫典籍的閱讀經曆,我也注意到,您在理解和解釋考古材料的意義時,特別注意宗教的因素,比如關於天王俑和毗沙門信仰的關係、何家村出土物和道教煉丹術之間的關係等,能談談您在這方面的體會麼?

沈睿文:

每次與新朋友見面,被問最多的一句話便是:“你們幹考古的,都應該會看風水吧?”然後,接下來,照例是一陣尷尬的沉默。但這其實說明,包括堪輿在內的葬俗應該成為墓葬考古研究的一項內容。

等級製度是墓葬研究的重要成果,屬於政治權力等秩的領域。這是此前墓葬研究的重點內容,可以說已經相當成熟了。通過墓葬資料來研究喪葬習俗,相對而言是一個新話題。顯然,宗教因素與地域信仰因素、以及堪輿術是觀察喪葬習俗的重要切入點,也可扭轉考古學跟社會史、思想史相脫節的研究狀況。

在我看來,這個話題在今天要比等級製度的研究更重要。考古學者最有責任、也最有條件去探討上述因素是如何交織在墓葬之中,如何對傳統社會產生影響的。渴望探知世界的玄奧應該是每個人的本能。不同的宗教思想、陰陽五行學說對中古中國有著深刻的影響。因為喜好中醫,愛屋及烏,涉獵了這方面的相關知識。猶記老家中山路小攤,戴著墨鏡、身懷“絕學”的“先生”講述軼事掌故,獨好逡巡於此。讀碩士期間,齊老師特地從台灣為我買來影印出版的北宋地理官書《地理新書》,自此我也正式開始了對它的整理和研究。有了這些知識,理解中古墓葬資料就多了一個維度。有了這個維度,自然而然也就關注起喪葬習俗與思想觀念。從這個視角可以重新審視中古中國的墓葬,此前許多未能辨明甚或未能發現的問題因此可以清晰。曆史時期考古學在這方面的研究濫觴於宿白《白沙宋墓》(1957年)和徐蘋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製度——讀劄記》(1963年),時隔半個多世紀,現在有一些考古學者也開始關注這方面的研究了。但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接下來自然想到您近些年關於祆教和入華粟特人葬俗的研究,自1999年山西虞弘墓發現以來,國內又陸續發現了多座粟特人的相關墓葬,加上國內外收藏機構的藏品,這批形製近似、圖像互有關聯的墓葬受到廣泛關注,您也在持續考察和討論這批考古材料,您是怎麼看待這些發現的?

沈睿文:

自虞弘、安伽等粟特裔貴族墓葬發現以來,曾一度引起國內外學界粟特研究的熱潮。2006年8月,我發表了相關的第一篇文章,這就是對安伽墓埋葬形式的討論。當時,學界關於這批墓葬的研究可以說已經“門前冷落車馬稀”了。“我寫的文字無論如何不好,總是我真正心裡想說的話。我決不為追逐時代潮流,迎合世人口味,而歪曲了我創作的良心。我有我的主見,我有我的驕傲。”多年來,蘇雪林的這段話一直是我的自我要求。學術研究不能趨俗獵奇。我關注這批墓葬是因為計劃對中古中國的喪葬習俗有個總體研究。在這個研究計劃里,是無法避開這批粟特裔貴族或胡族貴族墓葬的。我必須先對這批墓葬給出自己的解答,才能更好地處理總體的喪葬形式。當時根據對中古中國墓葬的理解,我認為這批胡裔貴族墓葬還有比較大的研究空間。處理這批資料時,可以明顯感覺到有些學者時有意氣,這會影響他的學術判斷和寫作。國外學者在把握外來文化因素方面有著天生的優勢,但是,其論文有時也會缺失基本的論證環節,過於想當然。同時,因為對中古中國考古資料普遍缺乏一個應有的基本的總體認識,在他們的論文中常有我們覺得不應該出現的失誤。不過他們多能根據自己對材料的新認識修訂自己此前的判斷。即敢於以今日之“是”面對自己昨日之“非”。更重要的是,他們彼此共同營造了良好的學術討論和學術批評的氛圍。這些確實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對於這批資料,國內考古學者發言的並不多,屈指可數。但在我著手開展研究時,也基本都不發聲了。總之,這些學者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必須向他們致敬。

並非只要在研究中使用了考古資料,就是“××考古”。那麼,如何才是考古的研究?具體到這批胡裔貴族墓葬材料,首要便是用南北朝隋唐考古學已經建立起來的一套製度、知識來考量它。南北朝隋唐考古學的製度、知識是通過對已有考古資料的系統研究而建構起來的。這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已經成為學科基礎知識的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就會忽視、甚而對研究對像在時空中的分佈與嬗變(即分區分期)茫然不清。在此基礎上的研究不僅易於誇大其詞,也缺乏一定的系統性。

因此,還是需要把這批胡裔貴族墓葬資料還原到中古中國的墓葬系統之中,辨析它們跟其他墓葬的異同。我認為這是考察這批胡裔貴族墓葬的一個應然的出發點。另一個考察的出發點則是瑣羅亞斯德教(祆教)教義和內亞習俗。將二者交織於中古中國的政治文化之下,這批墓葬的意義才能呈現出來。

這批墓葬資料彼此之間有關聯,表明它們的年代及文化指向也互有關聯,它們之間存在邏輯關係。因此,對其中任一資料做出的學術判斷,應該放在這些互有關聯的資料中再次檢驗,而不是在某一資料上做這般解釋,可在相關聯的其他資料卻做另一種解釋,過於率性隨意。換言之,必須運用內證的方法檢驗所得結論,而所得結論必須是經得起關聯資料的反複驗證。

通過這些視角,我重新考察了這批胡裔墓葬,得出了跟既有觀點不同的一些看法,也試圖對中古中國祆教徒的信仰與喪葬進行構建。這可集中見於拙著《中古中國祆教信仰與喪葬》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0月)

的《導論》部分,此不贅言。希望能得到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教。

您的研究注重對器物、圖像和文獻等各類材料的綜合分析,在一些個案研究實例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比如您對章懷太子墓、阿史那忠墓等的再考察,將分析重點放在墓主、墓葬(或喪禮)的參與者身上,和過去以形製和出土品的分型分式、歸納總結研究有所不同,請您談談這些個案整體研究的心得和難點何在?

沈睿文: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研究墓葬形製、器物、圖像或某個題材等是考古學研究的主要內容。考古學在構建上述內容的分區、分期時,這是必經之路。但是,如果要進而研究整座墓葬,那便不難發現將上述元素單獨剝離出來是有風險的。墓葬中的同一題材可以在不同載體上出現。比如,唐墓所見十二生肖的題材,既可以壁畫的形式出現,也可以墓誌或石槨線刻的形式出現,也可以陶俑、石俑的形式出現。同時,既可以出現在墓室中,也可以出現在墓園兆溝裡。由此可見,墓葬中不同載體的隨葬品之間是交融、互動的關係。這裡面較為典型的情況是墓葬壁畫與隨葬品之間的互動。因此,對墓葬不宜對單個題材進行抽離式研究,而是要考察哪些元素是同一組合、其擺放位置如何?置於哪個系統之中,這個組合、系統在墓葬體系中充當何角色?其功能為何?進而以此研究“禮”與“俗”。唐高宗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675年11月18日)阿史那忠與已先行下葬多年的夫人定襄縣主合葬時,便須重點處理“禮”與“俗”的關係。我通過對定襄縣主與阿史那忠合葬墓的研究,有兩個收穫。第一,對這座墓葬、乃至所有夫妻合葬墓的準確命名原則有了辨正,即夫妻合葬墓應該是以政治身份高的一方來命名,而非清一色地以男性死者為名。後者是因男尊女卑的觀念形成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或潛意識。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可以重新考察中古中國的夫妻合葬墓,比如,通過墓葬中夫妻對坐圖像尊卑位置的性別安排可判斷該合墓葬以孰為尊。山西太原隋虞弘墓很可能便是這樣的墓例,在其石槨(石堂)雕繪的夫婦對坐圖像中,虞弘夫人便處於尊位。第二,對唐代夫妻合葬的禮儀與儀軌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它讓我們得以勾勒出夫妻合葬時“以卑動尊”所必需的儀軌。

跟其他斷代考古一樣,隋唐墓葬考古的基礎研究是在分區、分期研究之上的等級製度研究,雖然它以階段性變化的形式呈現出等級製度,但這是以對大多數情況的歸納,掩蓋了製度的具體運行及過程。“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多年來,考古學者一直在講“透物見人”,即考古學研究的是物質背後的人。要研究喪葬製度的具體運行,便需跟具體的人、事聯繫起來。把墓主及墓葬的營建者置於具體的政治生態中考量,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墓葬為何要修建成這樣?近年來對唐代毀墓現象的研究便是典型的案例。“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用生命體驗去感受其中的“人”性,進而理解考古現象之所以“然”。而只有豐富的心靈和內心世界,才有可能去感受曆史事件中人物的情感,進而深入地理解曆史事件及其在曆史進程中的位置。中古時期的墓葬因為有墓誌,對墓主及其政治生平能有個大概瞭解。如果這座墓葬的建製與墓主身份有差互,而墓主又見載於文獻典籍,這樣就可以考慮是否選擇它,結合墓主及營建者的政治生態,跟政治史、製度史、社會史相聯繫,進行同情之理解,理性之分析。我對唐章懷太子李賢墓葬建製的理解就是對此認識深化的過程。因其建製的特殊蘊含,李賢墓壁畫的若干元素曾一度沉澱為李唐親王墓葬壁畫的底色。其結論或可商,於我卻有完全不同的切身體驗,也成為此後研究的一個基本視角。實際上,這也是研究製度的具體運行與形成過程。當然,其前提同樣是必須對已有的考古學研究成果成竹在胸。

如上所言,墓葬諸元素在不同載體之間是交融的,所以要進行全面綜合的研究。不同學者對同一事物認識的角度不一定相同,得出的判斷、結論也未必一致,何況學者之間的知識結構還有差別。因此某種意義上來說,學術研究都是盲人摸象。所以,我們要將研究對象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在這個研究範式里,研究對象作為知識是一個整體,是特定時空下,與行為主體(人)相關的產物,需要從不同角度來闡發它的不同面向、維度,從而展示出它作為知識的整體,即恢復到它的整體性知識。說到底,這要求研究者還原問題於原本完整的知識結構中進行探討,諸端並舉,盡力縮小、甚至彌合現有學科分野所致之知識割裂與遮蔽,儘可能多層面、多立面地闡釋、呈現研究對象,從而使得論證與立論益加細密、整體。整體的分析、社會的整合,必須動用研究者的曆史感和想像力。而這要求具備足夠的史學意識。這也說明今後由不同學科方向、專業背景的學者組成學術團隊的研究方式會越來越重要。

最後再請教一個稍微寬泛的問題,在您看來,隋唐考古研究的主體性和特點何在?和隋唐史研究應該形成怎樣的關係?

沈睿文:

面對這個問題,一些考古學者往往會說,我們不僅發掘了王侯將相的考古資料,還發掘了普羅大眾的考古資料。我們可以通過考古資料研究普羅大眾,這是曆史學無法做到的。這多少反映了部分考古學家不甘考古成為曆史學附庸的心聲。但是,正如徐蘋芳所言,“目前考古發現的遺蹟、遺物所反映的曆史文化,大部分是曆史上統治者的文化,這是曆史事實”

(《考古》2000年第七期)

。時至今日,中國考古學對普通民眾的研究還遠不足以形成風氣,更多的還是關注王侯將相的考古資料。當然,中國考古學早已經遠遠超出“證經補史”的範疇了。

一切研究都是曆史的。1984年,夏鼐發表了“什麼是考古學”一文。他指出,曆史時期考古和傳統文獻史學(文中稱之為“狹義曆史學”)是曆史科學(文中稱之為“廣義曆史學”)的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猶如車子的兩輪,飛鳥的兩翼,不可偏廢”

(《考古》1984年第十期)

。通過有規劃、系統地考古調查和發掘,繼續提供更多的曆史時期的物質遺存,包括遺蹟和遺物的信息;同時,進一步提升考古作業的科學性,更充分地利用科技手段,提升考古資料信息提取和記錄的科學性和系統性、以及數字化和公開化,準確把握這種“科學性”的局限,積極拓展考古學的研究領域,為今後的可持續研究奠定更加堅實可靠的基礎。這是曆史時期考古學的一項主要工作內容和任務。但是,中國考古學有曆史學取向,隋唐考古也不例外。當然,隋唐史研究也應該充分瞭解和正確運用考古學的成果。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隋唐史學者日漸重視考古資料。現在曆史時期考古學的研究除了有規劃地縱深推進常規工作之外,我以為至少還可以關注以下兩方面。

其一,從考古資料出發,回應傳統文獻史學提出的重大學術問題。比如,在唐宋變革(轉型)期,唐、宋的考古學面貌有何不同?這個不同又是如何發生的?其二,從考古資料出發,提出自己的學術問題,獨立探討重大學術問題,從考古學文化自身的發展變化探討古代社會。比如,我們常說的“斷代考古”的說法就不是很準確。因為從考古資料來看,新王朝的建立往往並非新的考古學文化的開始。又如,曆代王朝是如何通過物質遺存構建其政權合法性;墓葬神煞(明器神煞)在中古中國喪葬體系中的作用與轉變為何,它是如何體現中古中國的精神世界的?又如,如何通過手工業遺存探討其工藝、技術傳播以及具體的生產、組織和貿易等經濟形式;等等。希望曆史時期考古學能深化這兩方面的探討,立足考古資料,理解其背後的“人性”,嚐試用曆史學的分析、敘述方式闡釋考古資料,將它納入曆史敘事之中,而非單一化、模式化的處理。當然,除了接受紮實的考古學訓練,考古學者還應提高史學意識和理論素養,如此才有可能將考古資料勾聯、綴合成宏大的曆史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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