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 | 困學苦讀記
2020年03月13日10:37

原標題:榮新江 | 困學苦讀記

“困學苦讀”引子

聰明的讀者一看,就知道我這個題目襲用自馬克垚先生的大著《困學苦思集》,的確如此。馬先生一向是樂天派,但從這個書名可以看出,馬先生對待學問,是處於逆境而後生的那種,這是他那個年代做世界曆史研究的真實寫照。這部《苦思集》小十六開,525頁,都四十餘萬言,收入馬先生有關西歐封建社會、古代社會比較研究、世界史體系探索三個方面的代表作,列為“北京社科名家文庫”,可謂名實相副。該書2016年9月由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10月即蒙先生惠賜一部,其中有些文章,如曾收入所編《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

(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

的篇章,曾經拜讀。但大多數有關世界曆史的文章,還得慢慢領會。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孽之際,我也響應鍾南山醫生的呼籲,不出門,窩在房間里讀書。可是,這時節,讀什麼書呢?

按照做學問的理路,本來應當讀的一些書在研究室里,像有關絲綢之路、敦煌吐魯番文書的,都不在手邊,也不敢到學校去拿。1月23日就曾上演驚險一刻:中午從藍旗營騎車進北大東門,保安剛剛接到命令,給每個入校的人測量體溫。據說我是第一個被檢查者,我下自行車積極配合,支持學校工作。結果一測頭部,38.8°!立刻被五個保安圍住,到一邊用體溫計檢查,五分鍾之後,結果出來:36.2°,不知是因為騎車頭上發熱,還是溫度計的問題,差點被移送發熱門診。虛驚一場,吸取教訓,還是找找手邊可以拿得到的書來讀吧。

西南聯大的教授是在博戲,還是讀書

在這個陰沉苦難的冬日裡讀書,還是要找點輕鬆的讀物,我想日記、書信之類的,多學人掌故,看起來不累,又於學術史或有收穫,所以是首選的讀物。最先想到的是北大前輩鄭毅生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中華書局2018年版)

,看看日本侵華的災難日子裡,流離到西南地區的北大學人,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當我讀到1938年2月9日的《日記》:“自國難日急,學者好讀遺民詩文,餘則主讀中興名臣集,以為遺民詩文固可以激勵正氣,而中興名臣之所作,於激勵正氣外,兼可以振發信心。當千鈞一髮之際,不有匡濟之術,烏可以複興哉?”能感受到毅生先生的正氣所在。現在的疫情期間也是同樣,網絡上充斥著許多悲哀的聲音,而我更希望讀的是那些“振發信心”的文字。

《日記》內容頗雜,有事必記,讀者閱讀,興趣點也不一樣,有人留意到其中有關打撲克,搓麻將,猜詩謎,玩博戲的記錄,似乎表明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在流離失所中,仍能泰然自若。然而事實上,作為一個學人,鄭天挺先生的學行,主要還是讀書和教書,而當時學者們集中居住,便於相互切磋學問,這些在《日記》中比比皆是。《日記》1938年6月8日記:“上午讀《唐書》。下午授課一小時,述唐代對外族用兵之先後及唐代外族勢力之消長。”此時正是同在昆明的陳寅恪思考《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時,其下篇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兩者之相互切磋及影響,可見一斑。此時鄭天挺關注西南民族史地,寫成《發羌釋》一文,後更名“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送陳寅恪求正,“寅恪又為訂正梵文對音及佛經名稱多處”,又記“陳寅恪送還文稿,為正對音一二事,並雲敦煌寫本字書以特番對Bod”

(《日記》1938年6月30日,7月6日)

,可見學術交流之深入。寅恪先生此處提到的敦煌寫本,實即P.2762(P.t.1263)背藏漢對照詞表,“特番”原作“特蕃”。鄭天挺文最後發表在1939年出版的《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後收入作者《探微集》

(中華書局1980年版)

1939年以後,鄭天挺先生又開始講授明清史,《日記》中有大量閱讀明清史料的記錄,實即讀書劄記。如7月2日記其讀江標《鹹同以來中俄交涉記》,有三頁之多,還特別提到騰固從江小鶼處攜來之本的佳處,是書眉所引《西域釋地》《新疆識略》《北江集》及沈子培之考證。其讀書之廣,非我能力可以俱述,只略提一二。如1940年7月8日始,“讀《崇正集》,覺明(向達)自法國移錄者也”;13日,“讀《熙朝崇正集》向覺明抄本”;8月31日,“讀覺明自巴黎所抄《熙朝定案》”,前後亦有考證文字。1941年1月11日,“讀覺明抄本天主教文件,大都錄自巴黎圖書館及羅馬教廷圖書館者,迄夜半讀竟,並摘要錄之。”《崇正集》是明萬曆、崇禎年間有關天主教、欽天監的奏疏和碑文,《定案》則是清康熙朝的同類文獻,原藏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和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是國內難得見到的書籍,今有韓琦先生整理本:《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

(中華書局2016年版)

,可以參看。可見,雖然困難時期書籍有缺,但鄭天挺先生仍然不停地閱讀,想辦法找書來讀。

為學術前途苦思冥想

不過,鄭天挺不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也不是一位普通的教師。1933年他就擔任北京大學秘書長,並在中文系任教。1937年“七七事變”後南下,經長沙到昆明,在西南聯大曆史系講授隋唐五代史。1939年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任副主任。1940年2月開始,任西南聯大總務長,直到1945年8月複員回到北平,仍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翻看《日記》,越到後面,事務性的記錄越多,學術性的內容越少。此書雖然有助於瞭解北大學人如何艱難度過抗戰的苦難日子,但學術本身越來越淡,往後閱讀,也不免有點失望。

我平日關注敦煌學史事文字,本來覺得毅生先生與向達先生同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一段時間里朝夕相處,有關記錄或許較多,但《日記》上下兩冊翻檢一過,沒有太多有關向達的學術性材料,多為事務性的記錄。其中有關敦煌學的最重要文字,還是鄭天挺先生自己在《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序》中引過的那段文字,即1943年1月17日《日記》:“錫予(湯用彤)來,示以覺明(向達)敦煌來書,隨與之長談〔北大〕文科研究所發展事。餘意,語言調查可在雲南,若曆史考證,此後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廣佈、未研究之文獻甚多。且其地為國際學術界所注意,關涉甚多,影響甚大。此後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發展,舍此莫由。今覺明開拓於前,吾輩正宜追蹤邁進。”

(載《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與中華本差一字)

此後1943年10月11日《日記》有:“作書致覺明,勸其仍赴西北考察,並表示所得古物北大不爭取,但保留研究權。”這是關於向達第二次參加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合作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之前的信,這話背後蘊藏著一些北大與合作方的關係問題,可惜止此一條,沒有更多的信息。

《傅斯年遺劄》的遺憾

與鄭天挺同樣在大後方忙碌的人,還有傅斯年。傅斯年出身北大,後留學英、德,回國後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1928年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出任所長。翌年史語所遷往北平,傅斯年又兼任北京大學教授。後(1934年10月)史語所遷往南京,1936年春也隨之移居南京。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隨史語所遷往長沙,1938年轉到昆明,繼續主持史語所所務。1939年北大恢復文科研究所,兼任所長,與鄭天挺等朝夕相處。1940年冬隨史語所遷至四川南溪李莊,一度兼任中研院總幹事。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史語所返回南京,傅斯年一度代理北大校長,直到1946年9月胡適從美國回來接任。這位腳踩中研院和北大兩隻船的人,無疑是民國學術界一顆耀眼的明星。

那麼,傅斯年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情形如何,就是我在看了《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之後非常想知道的。傅斯年沒有日記出版,王汎森寫過他的傳記——《傅斯年:中國近代曆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三聯書店2012年版)

,但對於這段時間的記錄比較簡略。2002年9月,我受邀在台灣史語所講學,為了調查向達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和“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事蹟,花了足有十天的時間,抄錄下來史語所所藏向達致傅斯年的所有信件,當時也曾找尋傅斯年致向達的信件,但從電腦給的索引上看,傅斯年的信件數量巨大,無從下手,只好作罷。2010年3月,我編輯出版了《向達先生敦煌遺墨》

(中華書局)

,收錄了所有能夠見到的向達在敦煌考察期間所寫的書信,但向達與傅斯年之間的聯繫,有去無回,許多事情還不是很清楚。

到了2011年10月,中研院史語所出版了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三位先生合編的《傅斯年遺劄》,上中下三卷,總計1908頁,作為民國學術史料,可謂宏富。如果加上吾友歐陽哲生教授所編《傅斯年文集》第7卷《書信》

(中華書局2017年10月版)

,目前能夠看到的傅氏信劄,大概就是這些了。翻檢抗戰八年期間傅斯年的書信,有關論學的相對較少,主要都是處理各種事務,收信人上至蔣委員長,下至找工作的年輕人,各色各樣,但主要還是在學術的圈子裡,其中與史語所和北大相關的信函最多。

《遺劄》和《文集》幾乎囊括了現藏中研院史語所、南京中國第二檔案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以及零散發表的傅斯年信劄,但讓人有些失望的是,傅斯年沒有給西北考察中的向達寫很多信,只有《遺劄》所收1944年7月11日的一封電報,12日的一封書信的抄件而已,難道是所有寄出去的信都沒有留底,這不符合傅斯年處理公文的習慣。

傅斯年雖然沒有給向達寫多少信,但有關三方合作的“西北史地考察團”和“西北科學考察團”,《遺劄》中保留了一些珍貴的材料,如1942年4月15日傅斯年、李濟致葉企孫、辛樹幟信,有“西北史地考察團談話會紀錄”; 1943年1月15日致朱家驊信,附有“根據向覺明先西北初步調查報告草擬本院西北工作站計劃”;9月1日致蔣委員長信,彙報史語所包括西北史地考察團等項事務進展;等等,不一一列舉,將來有空,當專門討論。

傅斯年炮轟的,都是些什麼人

不過通過《遺劄》,我們還是可以對某些事情有比較全面的瞭解,如關於張大千毀壞敦煌壁畫一事,早在向達告狀之前,1941年12月傅斯年、李濟就給剛剛從西北考察回來的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寫信,據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與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位的來信所指出的:“張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跡,故先繪最上一層,繪後將其剝去,然後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冀得各代之畫法”,傅、李二位提議:“甚望其立即停止進行,俟研究妥善保存上層辦法,有剝下後不致毀傷之把握時,方可以逐層為之”,“敬祈卓裁,能即電張大千先生,停止逐層剝取之計”

(第二卷1190-1192

頁)。此信石沉大海,在此後長達近一年的時間里,傅斯年沒有得到任何回音。直到1942年12月5日,在接到向達有關張大千破壞壁畫的來信及所附《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後,傅斯年再次聯合李濟,給于右任院長寫信,舉出張大千命人“破三日之功,剝去外層”的實據,建議於院長“電張先生,於其剝離壁畫,任意勾勒……加以勸止”,寫的十分客氣,並附上馮漢驥、鄭德坤的來函和向達的文章。據《遺劄》,馮、鄭二位來函的油印本存史語所,檔號III:808,我第一次見到,十分珍貴。而向達文章,“傅斯年檔案”中未見,實則當年的油印本現存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歐陽哲生錄入《傅斯年全集》第6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其實在當時的學人眼中,于右任和張大千是一夥的。1943年1月19日湯用彤致在美國的胡適信中就說:“近來國人頗言開發西北,敦煌藝術遂常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機關之一,以於髯(于右任)為護持,張大千為主幹,西北古蹟之能否長存,恐為一疑問。”

(《胡適往來書信集》中,中華書局1979年版)

其背後的潛台詞,也是西北古蹟遭到人為破壞。所以這次傅斯年果斷行動,在給于右任寫信的同一日(1942年12月5日),又寫了一封致新聞界及藝術界的公函,把油印的向達上引文分寄出去,希望“貴報分日節出篇幅,為揭載全文”。結果就是我們看到的重慶《大公報》1942年12月27、28、30日連載的文章。傅斯年將作者化名方回,並加了按語。有關張大千與向達的學案,詳見拙文《驚沙撼大漠——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收入拙著《辨偽與存真——敦煌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油印本與《大公報》刊本合校而成的向達文,也收入拙編《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遺劄》即據此過錄,此不贅述。

期盼觀展

《傅斯年遺劄》中,還有一批有關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獲居延漢簡出版的信劄,如其1940年8月25日致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信所附致袁複禮函,火氣很旺,但屬於一家之言。傅斯年有超強的史語所本位意識,這必然有得有失。有關居延漢簡出版問題,牽扯更廣,頗值得玩味。致袁複禮信中有言:“兄能將兄之材料一百三十五箱早日出版,豈不大妙?”(1111頁)其譏諷之意,毫無掩飾。這裏所說的一百三十五箱材料,鬥轉星移,現在大部分由袁複禮家屬捐獻新疆師範大學黃文弼中心,其中一些精彩圖片,由朱玉麒教授選編,正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主辦的“袁複禮舊藏西北科考團攝影·新疆”專題展中亮相,我期待著疫情早點過去,到靜園的二院去看那些珍貴的圖片。

(2020年3月1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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